1928年初，23岁的谭政被组织上选派去前委担任秘书工作。

当谭政迎着初升的太阳，赶到前委所在地砻市时，伏案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正在边抽烟，边休息。

“报告！”

“请进！”毛泽东忙打开房门，“是谭政同志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

“是！毛委员。”谭政当时率领一支工作队刚从遂川草林圩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回来。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

谭政愣了！虽然他听岳父说过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又怎么知道他们的翁婿关系呢？况且他还改了名。

毛泽东对满脸狐疑的谭政解释说：“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铭吗？这我已经了解到了。去年我到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时，在湘乡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说得真痛快！他当时就对我提起过，说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出去革命了。这不，连女婿谭世铭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谭政原名确叫谭世铭，大革命时，他到了汉口，在妻兄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改名谭政。

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特务营担任文书、书记。后随部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军官队。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大井集训时，由廖春芳和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打茶陵时，调任一团宣传队队长。

“毛委员，我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呢？”谭政问道。

“在哪里？”毛泽东哈哈一笑：“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

谭政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的住处，只见简陋的房间中，最显眼的是那张堆满了书的桌子，砚台上搁着毛笔，一盏油灯旁放着几页刚刚写好的文稿。

毛泽东见谭政满脸狐疑，就对他说：“你把行李搬过来，就住在外间屋。我现在很需要你来帮忙，你看——”毛泽东指了指桌上那些刚刚写好的文稿，“这些文稿，还没抄写呢，你来了，就先做这件事。”

就这样，谭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前委机关很简单，前委的工作却很繁忙，谭政后来回忆道：我在前委当过秘书，不要想象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字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后，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没有什么文字圈阅那一套，简单极了。写字就是用铅笔，毛笔也很少，只有毛泽东同志有毛笔。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原来前委机关成为特委机关，仍然没有几个办事员，谭政也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作为秘书，谭政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文字工作，其中就有《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重要文稿的誊正复写。

谭政清清楚楚记得：“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砻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个地方起草的。当时我是秘书，是叫我誊正复写的……我还记得清楚《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是我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是在砻市发出的。中央派来一名交通员，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冈山来，住在砻市。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谭政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部队在酃县中村时，有一天，三十一团报告，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吕赤，请示如何处置。

谭政闻知一惊。他是从三十一团调出来的，吕赤和陈伯钧他都熟识。他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陈伯钧当时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他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支坏了的小手枪，这在当时枪支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比较珍贵。他七弄八弄，竟然把枪修好了。他为此兴奋不已。

这时恰巧教导队队长吕赤等几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从房内跑出，口里叫着：“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怎么竟触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了，吕赤中弹倒地身亡。

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这事非同小可，尽管是无意中枪走火的失误，可毕竟是打死了一位军官呀！当时部队对于枪走火之类的事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红军纪律严明，会不会从严惩处呢？谭政为陈伯钧捏了一把汗。

果然，士兵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枪走火虽属意外，但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必须严厉惩罚；甚至有人提出要枪毙陈伯钧。

当时，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对违反军纪的事，要交由士兵委员会决定，轻则批评，严重的就要打手板。可枪走火打死人，却是未曾遇到过，他们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问题提交到了毛泽东那里定夺。

毛泽东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不是有意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哪不是少了两个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士兵委员会觉得有道理，讨论同意不枪毙陈伯钧。不过，手板还是要打。

最后，陈伯钧受到打50手板的处罚。

谭政目睹了陈伯钧枪走火事件处理的全过程，他开始时悬着一颗心，担心陈伯钧会被枪毙。

因为红军本来人员就不多，像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干部更为珍贵，如果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判了死刑，实在是可惜，也不利于革命事业。幸亏毛泽东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巧妙地从轻发落，救了陈伯钧一命。

谭政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法，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谭政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之后，毛泽东曾派他到三十一团检查整顿部队纪律。

这是在部队打下永新城之后的事。当时驻扎在永新城的是红三十一团，它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第一团，按说其基础是不错的。但是，要建设一支完全与旧军队不同的新型军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在部队准备撤出永新城时，一些人故态复萌，旧军队的旧习气又冒了出来，特别是少数旧军官出身的干部，有逛窑子、斗纸牌的；有搜俘虏腰包发洋财的。

这些干部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部队的纪律，于是，有的战士对商业者“一律没收”，商店里的东西乱抓乱拿，小商小贩的挑子也不放过，甚至连理发挑子也滴溜当啷地挑出了城！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将谭政派往三十一团，专门对撤出永新后的部队纪律败坏、违反城市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等情况进行检查，为的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谭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对三十一团在永新违反政策、纪律的情况，以及部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整顿，并给前委写了专题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这样的话，并向红军部队重申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谭政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不久，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毛泽东派谭政去接替何挺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和谭政谈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做好政治工作的方法。末了，毛泽东似是玩笑、似是鼓励地对他说道：“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

这时，谭政年仅23岁。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之后，谭政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而且大部分从事的是军队的政治工作。

红军时期，他任过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过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过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他任过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55年，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