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怕了的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选择粮食作为果腹之物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之前，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就开始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就在这一片片黄土地上，播种收获，繁衍生息。

中国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

中国绝大部分耕地种植粮食。

——上下5000年，悠悠一件事：民以食为天！

中国5000年的东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农耕文明，而中国5000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饥饿与反饥饿的历史。

翻开史书，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世纪，我们都能看到一页页令人触目惊心的饥荒记载，看到一段段饥民为蚁、饿殍遍野的惨像描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他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沉重。他在位时，租税超过古代20倍，农民被迫把收获的2/3交出去。以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广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逃荒的饥民。到秦二世胡亥即位，饥民数百万，许多地方的树皮都被剥下吃光了。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至全国数百万饥民无以为食，甚至达到“人相食”的悲惨地步。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政权极端腐败，地主官僚疯狂兼并农民土地，以至9/10的农民沦为无地的佃户，加上陕西北部连年大旱，尤其是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吃完蓬草、树皮之后，又吃“青草石”，常常腹胀而死，到处是饿殍遍野的惨像。1640年，河南饥民甚至“以人相食”，饿殍载道，无人收敛。

查查我们的家史，大概只有少数人的先辈没有拄过讨米棍，也只有少数人的家里没有饿死的祖先。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在粮食生产方面，数千年来都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和人均占有的粮食，早在唐朝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唐朝，中国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即劳均产粮2262公斤，人均占有粮食628公斤，这不仅在当时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还超过我们现在的水平(1997年，我国劳均产粮116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98.5公斤)。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大部分耕地掌握在地主官僚手里，导致粮食的分配与占有严重不公。据统计，占总人口仅10%的人因无地少地而长期处在饥饿与半饥饿状态。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根本无以为食。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未能摆脱饥饿，摆脱贫困，也就使中国一直未能较好地解决吃饭问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虽然为填饱肚子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绐终未能走出饥饿的阴影。

粮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每当灾荒纷至，粮食短缺，便出现饥民造反，导致封建王朝的更迭。“无米则乱”，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晴雨表。从西周后期发生的“国人暴动”，到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后来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直至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不是因饥荒而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饥饿磨难的民族。他们以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他们把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饿怕了的中国人，期望有一个吃饱饭的年代，这不是什么过高的奢望，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多灾多难的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惊讶地发现，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竟是一个“饥荒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几乎每页都可以找到“天灾”、“饥荒”的字眼。

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地主官僚的压迫，使中华民族民不聊生，绝大多数的人受到饥饿的威胁，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助纣为虐，雪上加霜，把中华民族推到了死亡线上。

大自然分配给中国人的“舱位”，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舱位”，旱、涝、震、疫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不断，不是南涝就是北旱，不是东震就是西疫，这使中国的粮食生产难以稳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难以平衡。因而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

中国有“灾荒之国”之称。从公元前18世纪到现在的近4000年里，凡是有记载的年代，都会和“灾荒”联系在一起，都会有“饥殍遍野，人饥相食”的描述。有人统计，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各种灾害近5500次，平均每半年多即罹灾一次。

从地理上说，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和太平洋西岸，直接受到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和最大的海洋的影响，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在这种气候下，每年9～10月至次年的3～4月，干冷的冬季风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到我国，造成全国冬季寒冷干燥，很易发生冰雪冻害；而夏季从4～9月受海洋上吹来的暖温气流影响，全国普遍高温多雨，容易发生洪涝、台风、干热风等灾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春秋两季为冬夏风的交替时期，天气多变，各种灾害都有可能发生。

就区域而言，中国的黄土高原与黄河、淮河、海河地区易发生旱灾；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松花江流域和辽河中下游等地易发生洪涝灾害；台风主要袭击东南沿海和华东沿海，而干热风则时常给华北平原造成危害；中国西部地区还经常受到冰雹的袭击，而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则是世界上地震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各种自然灾害中，尤以水旱灾为常见。竺可桢先生在《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介绍，自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国发生旱灾1013次，水灾658次。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36年，中国共发生大的水灾1037次，平均也是两年即有一次。

另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考证分析，在过去2200多年间，我国共发生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并且常常是旱涝异地同时出现。愈到后来，灾害次数愈多，时间间隔愈短。例如平均每年遇灾次数，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

粮食生产受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无论旱、涝、震、疫，都直接影响着收成的好坏。《管子·度地》指出，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因素主要是“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

在封建统治的社会里，国家缺乏充足的粮食贮备，因此无法对全国的粮食生产进行调配，而由于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官僚手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出现大面积的饥荒，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无粮食贮备，遂全部沦为饥民。据史书记载，中国无论什么地方发生灾害，便立即有十万数十万人成为饥民，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田间、路上，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灾民，荒郊、野外，到处都有无人收敛的饿殍。1628年，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饥民们吃蓬草，啃树皮，最后发展到“人相食”的悲惨境地。

1812年，中国北部大旱，南方洪涝，全国发生饥荒，数十万人靠吃树皮、草根维生度日，饿死者“不计其数”。清光绪三年到五年，即公元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大旱三年，仅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几近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0。

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中华民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鲧禹治水开始，中国便有意识有组织地治理江河，改造自然。

在鲧禹时代，“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农作物和住所都遭到了水淹，食不果腹，住不安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鲧挺身而出，“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英勇牺牲。禹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与洪水搏斗，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就。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几千年来，虽然封建统治者也搞过一些水利建设，而由于自身的腐朽没落，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基本上未有起到抵御自然灾害的作用。

解放后，我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虽然灾害仍然频繁发生，但有效地减轻了灾害发生，尤其是加强了全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解放50年，中国并未因灾发生一次大的饥荒。

但是，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压力。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谈到，中国是一个灾多、灾重的国家，仅一般年份农作物成灾面积近3亿亩，因灾少收粮食近200亿公斤。

有资料表明，1951年以来，我国几乎没有一年不旱，没有一年不涝，没有一年不灾。1951年旱；1952年仍旱，淮河、汉水涝；1953年旱，华北华南涝，北方冬麦区冻害严重；1954年，百年不遇的长江大水，大灾，重涝；1955年旱，低温，冻害；1956年旱，南方寒露风危害重；1959年旱重，冰雹灾重，珠江流域和华北北部洪涝严重；1960年旱重，东部沿海台风、洪涝成灾；1961年旱；1962年大面积春夏连旱，多雨多涝；1963年旱，华北平原重涝；1964年涝灾较重；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华南淮河流域大旱；1967年华北旱，海河大水成灾；1968年黄淮旱，江南涝；1969年长江洪涝，西北重旱；1970年江南连阴天；1971年伏旱严重；1972年北方出现30年来最严重的大旱；1973年旱重；1974年旱，黄淮洪涝重；1975年旱，河南大水，重涝，南方冻害；1976年低温，倒春寒，唐山大地震；1977年旱、涝、严寒、霜雪冻害重；1978年旱；1979年旱；1980年华北重旱，长江下游重涝……至于近10年来的灾害我们自然更是记忆尤深，如1988年的洪涝灾害；1989年的地震、水灾、大旱、冰雹；1994年全国从南到北洪水泛滥；1996年全国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尤其让我们至今还心悸不已的是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生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4亿多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多亿元。

中国灾多、灾重，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这使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又多了一大障碍。

蒋介石下了一着错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显然，这有失偏颇，但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的腐败，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谁不重视吃饭问题，谁就可能垮台，这是中国的历史数十次证明了的事实。

将人民的吃饭问题“置之度外”，这是蒋介石下的一着错棋。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决定了他们不重视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关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反，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权，大肆掠夺土地，横征暴敛，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到了饥饿的炼狱里。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解体，地主、官僚开始兼并、掠夺土地。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据资料分析，1934年，全国耕地面积14亿亩，其中68%的耕种被只占农村人口的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而构成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他们所有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更趋严重，国民党政府甚至实行军事性的掠夺和兼并。他们一方面利用“屯垦”、“合营”的名义，公开侵夺和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明令“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期间残酷掠夺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

土地被侵占、掠夺后，90%以上的农民只能靠租佃土地为生，而地主、官僚趁势疯狂剥削佃农，大部分地区的地租达到80%，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还分不到20%的收成，这在正常年景已经难以糊口，遇上灾荒，则根本就无以为食。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还要承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抗战前，平均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加税在内，约合大米1.5～2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大肆强征强敛，每亩增至大米6斗以上，江苏省竟有增至9.5斗的。

官僚、地主的高额地租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中国的粮食生产急剧衰落，亿万人民沦于死亡线上痛苦挣扎。193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尚有15000万吨，到1949年，居然减少到11318万吨，减产24.5%。平均亩产仅85.5公斤，仅只有唐朝的一半。

中华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年代，数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到处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据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公报》记载：1929年至1930年，陕西发生大旱，国民党政府无人救灾，以至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灾，灾民1亿人；1933年，黄河决口，灾民364万人；1936年，四川省有饥民10余万人吃树皮。另据有关调查报告，1935年，1001个县中，农民流离死亡者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另有报道称，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灾，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像：“……当时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饿殍尸数具，无人收敛，被野狗争食……”估计河南一省饿死了数百万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饥饿为导火线，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为求生存而激起的“抢米”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镇。1949年5月6日，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数十座大小城镇发生了“抢米”风潮，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发展到直接同国民党政府搏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中国共产党则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对此尤为重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生产。1937年，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就是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的租额，按抗战前的标准减低25%；减息，就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减租减息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较好的发展。

1940年以后，为了击退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克服根据地粮食供应不足的困难，毛泽东发起大生产运动，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粮食生产。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建成全国闻名的“陕北江南”。1944年，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公粮1万石。

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有效地克服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困难，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产细米6000石。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地区甚至达到耕种一年，就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相比之下，蒋介石不仅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也是糟糕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