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 二、政府的手有多硬?
国家打开了粮仓
粮价暴涨,引起了全国性的恐慌。受市民抢购和一些粮食贩子趁机囤积的影响,许多地方销尽库存,开始出现脱销。
谁都明白,粮食脱销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什么都可以脱销,惟独粮食不行。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迅速部署,打开国家粮仓,立即抛售250万吨专项储备粮,3.2万吨商品储备油。
1994年1月,国家直接安排140个火车专列,首批运送了70万吨粮食。陕西、山东、安徽、北京等许多省市也都陆续抛售地方储备粮。
稳定粮食价格就是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各省市的头头们坐不住了。
江西省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粮食价格迅速攀升,萍乡市、鹰潭市、九江市等地粮食供应吃紧。为此,江西省从主产区迅速调运了15万吨大米供应赣州、萍乡市等非粮食主产区。南昌市以每日投入30万公斤新晚米供应市民。省长出面告诉江西人民,1993年江西粮食可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现有的仓库装得满满的,库存原粮700万吨,可供应全省人民吃30个月,以此打消人民的顾虑。
安徽省从1993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后,粮食市场一直风平浪静。10月份,由于外省缺粮地区到安徽大批购粮使粮食价格看涨,全省城市普遍上涨30%,引起城乡居民的关注。12月6日安徽省一位副省长在电话会上向全省宣布:近日内将向市场抛售1.2亿公斤的粮食并控制粮价,保护群众利益。12月20日,全省粮食市场价格趋降。
南京市拿出1000万公斤的粮食和250万公斤的食油,供应市场。常州市对粮油市场实行最高限价,同时市粮食局发拨给每个粮店1万公斤大米,1440公斤食油,以保障市场供应。
一时间,在全国的铁路上,我们看到一列列粮食专列呼啸而去,在主要的公路上,一排排粮食车队飞驰而来——幸好,我们仓里有谷,我们手里有粮!
城市居民又捧起了购粮本
1992年11月1日,中国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维持了40年的统购统销历史宣告结束。
象征城市居民“特权的购粮本”,一夜之间便成了废物,被大多数人扔进了垃圾桶。
粮食市场依然风平浪静,因为大多数人对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放开,似乎是早有心理准备——什么都放开了,粮食还能例外?
偏偏什么都能放,惟有粮食却不能随便放。仅仅是几个月之后,粮价骤然上涨,并且愈涨愈快,涨得老百姓心慌,涨得政府措手不及。
当然,这不单纯是粮食经营放开的过错,但我们对市场了解不够,准备不充分,却要负一定的责任。
面对暴涨的粮价,国家大量抛售粮食,并实行最高限价,虽平稳了市场,但大多数城市居民心里仍不踏实:这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市民们突然想起了那本废止了的粮本。解放后几十年坎坎坷坷,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什么困难没有遇到过?但我们感到踏实,因为我们有一本粮本。不用担心粮食短缺,也无需考虑粮食的价格。
粮本伴随中国人平平安安度过了几十年,现在刚丢掉,就出了问题,粮本可否再度出山呢?
1993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首先报道:《湖南新晃:众盼粮本出山》。新晃侗族自治县于1992年5月完全放开粮食,当时价格为每公斤1.10元。意料之中的混乱和惶恐并未如约而至,甩掉粮本的居民与甩掉包袱的政府一同吁了一口长长的气——粮市无战事。可谁能料到,沉寂一年多后,粮价波动了,并且一涨不回头。人们慌了:还是粮本好。
长沙有位市民也坦然地说:“粮本子好哇,有了它,心里踏实”。
全国各地都有恢复粮本的要求,尤其是一般市民,呼声最高。作为政府部门,恢复粮本对于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也有一定好处。双方的共同心愿,使刚废止不到一年的粮本,又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湖南省的城镇居民又捧上了粮本。幸好,才废止一年,粮食部门轻车熟路,很快摸清了人口底子,逐一核发了粮册。每个城镇居民凭粮本每个月可购买10公斤大米,价格限定,早籼标一米为每公斤1.56元,晚籼标一米为1.96元,比市场价分别低0.6至0.7元。
江西省重新启用粮本后,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大米12.5公斤,其价格是早籼米每公斤1.4元、晚籼米1.6元。
到1994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恢复了计划供应制度,城镇居民又捧起了购粮本,又开始每月拿个米袋到国有粮店去买分配的大米了。
平心而论,靠国家补贴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在目前这种财政状况下,我们又不能不如此。在各地恢复粮本的情况下,基本上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市场。
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对于粮价暴涨风潮,中国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措施,一是抛售专项储备粮保证市场供应;二是实行最高限价,抑制粮价暴涨;三是恢复计划供应制度,对城镇居民实行定量定价供应。
措施是得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人们担心的是:按住的皮球会不会反弹?
北京粮价已趋于平稳,但它是由政府制定限价,600多人日夜巡查监督强制压下的。
广东粮价有所回落,但它是大量抛售专储粮才控制的。
湖南粮价基本稳定,但它是以重新恢复计划供应为基础的。
那么,中国的粮价还会不会反弹呢?
我们认为,关键是看粮食供求关系和流通政策。如果我们继续忽视粮食生产,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使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量,加上国家不能有效的掌握粮源,控制粮食流通,粮价继续上涨,则并非不可能。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抑制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中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的粮源。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基于以上因素,国务委员陈俊生宣布,国家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粮食市场波动。他强调,我国目前的国家专项储备粮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储备也有一定的数量,目前粮食库存充裕。国家完全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粮食市场大的波动。
但是,粮价问题,仍将是中国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提高粮食价格,保证粮食效益;一方面,广大城市居民又迫切希望稳定粮食市场,控制粮食价格。
“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为难了中国政府: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左不是,右为难!
中国的粮价长期处于一种较低水平,并且与粮食的商品价值明显不符,这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极大的打击。这次的粮价上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一种长久压抑后的反弹性质。但是,粮价暴涨却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不仅使城镇居民难以承受,而且粮价上涨,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上涨,最终又将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利益。粮食涨价的好处,将被通货膨胀所抵消。
因此,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指出,汲取粮价猛涨的教训,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粮食机制,核心是要有合理的粮食价格。这个价格应当是既能够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广大城市居民又可以承受的价格。
一场粮食涨价风波平息了,但我们为此付出了一笔沉重的学费。但愿我们能从中学到一点什么,领悟到一点什么。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中国人不能不关心粮食,不能不敏感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