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命之泉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而农耕文明是东方文明的基础，以粮为本，则是农耕文明的核心。

据历史学家考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粮食作物的国家。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范围内，曾普遍发现过稻谷、稻壳、稻杆、稻叶。这说明早在7000年以前，我国长江流域就大面积种植水稻。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过炭化的粟(谷)粒。这说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粟(谷)。

在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高梁种粒和黍穗、黍壳，这说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高粱与黍。

在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中，发现过很多小麦种粒，这说明早在2000～3000年以前，我们就种植了小麦。

在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中，发现过荞麦粒。这说明早在1700多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养麦。

历史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利用脚下的土地，种植人类最基本的食物——粮食。也许当时这是一种不自觉进行的尝试，但因此却使人类出现一次大的升华。人类开始从狩猎、游牧和采摘野果的时代跨向了以种植粮食为生的世纪。以定居为主的农业逐渐代替了牧业，大片的森林和牧场被垦殖为农田。“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被“风吹稻菽千层浪”的景观所替代。

夏朝大禹治水之后创水利、画九州、定土赋、定农时，奠定了中国的传统农业。而粮食的大面积种植，则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农耕文明。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开始出现了铁制农具和牛耕，这比西欧至少早了1000多年。在谷物加工方面，中国最早使用杵臼。春秋时就有了石圆磨，汉代出现了脚踏的杵臼，造出了风扇车，比西欧早了17个世纪。中国古代的粮食种植与加工技术，曾在数千年内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贞观政要》为此概括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

值得炫耀的历史

中国的粮食生产，有着值得我们炫耀的光辉历史。

以粮为本的思想，使中国除少数游牧部落和渔民外，大部分人以种植粮食为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就一方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充农田；一方面采用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量。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农作物品种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粮食产量长期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据有人推算，各代社会安定时期的丰收年份，中等土地的平均亩产，战国初期为108公斤；秦汉为132公斤；唐朝为167公斤；明朝为173公斤；清中叶为183.5公斤，均为当时世界最高产量。

在公元元年前后，西欧农业的收获量，一般只有播种量的4～6倍；而中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已超过播种量的10倍以上。欧洲大陆在整个中世纪，农业收获几乎都维持在播种量的10倍和10多倍的水平上；而在17世纪明代的中国太湖地区的产量已达到播种量的30倍。据明末清初的记载，浙江的桐乡丰收年亩产稻谷337公斤，平均亩产258.4公斤。有的地区如浙江的吴兴，亩产稻谷高达449.4～611.8公斤，当时的嘉兴地区亩产稻谷已过千市斤。中国的农业老了吗？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数千年来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从近代尤其是18世纪以来，中国的近代农业却一步一步衰落下来。请看吴慧先生对我国历代粮食生产状况的比较：从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从唐朝以来，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粮和每个劳动力生产的原粮都逐渐下降，至清朝中叶，人均占有的原粮仅314公斤，低于战国末期的460.5公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的原粮仅1131公斤，也低于农业始发之初的战国时期的1659公斤。进入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农业经济陷入崩溃境地。1931年，我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降到135.5公斤，1947年降到90.3公斤，1949年仅85.5公斤，只有唐朝的一半；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的粮食，到1949年仅有700公斤，不仅只有唐朝的1/3，就是与战国时期相比，也还不到1/2。

中国的农业衰老了吗？我们不能不为之颤栗！

剔除内乱外扰的因素，人口与土地，构成了左右中国粮食生产的翘翘板。从战国末期到清朝中叶，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了8倍，但人口却增加了18倍，虽然我们的粮食单产也提高了1.8倍，但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人口急速增长带来对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因此，从唐朝以来，我国人均占有的粮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到近代，跌入了最低点。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的18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也才达到1亿。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但从此后人口即开始了迅速倍增。到1762年，全国人口达到2亿，27年后的1790年达到3亿。1834年达到4亿，到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

在战国末期，中国拥有耕地面积0.9亿亩，比起现在的19.2亿亩虽然几乎只有一个零头，但当时只有0.2亿人口，粮食生产虽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人均粮食面积较多，人均占有的粮食仍达到460.5公斤，不但高于清代，而且还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一阵脸上发烧。

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开始不断地开垦荒地，扩充粮田。首先是黄河流域，当时也是森林密布、草原茂盛的牧场，但很快就被逐渐开垦为耕地。汉代时司马迁将自碣石(即今河北省的昌黎)至龙门(今山西省河津禹门口)划为农牧界限，其北为牧区，其南为农区。很快的时间，农区突破农牧界限向北推移。到唐代推移至阴山以北，而至清代，更是长驱直入，除边远一些山区，林地草坡全部开垦为耕地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大量南迁，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没有经过多长的时间，我国广大南方地区也几乎是人口爆满，相应的便是大量的垦荒造田。为了种田糊口，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大量开荒造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到西汉时期增加到295.7亿公斤，唐代中晚期达到332.35亿公斤，宋代602.5亿公斤，明代726.5亿公斤，清朝中叶1134.05亿公斤。

但是，耕地的扩大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使中国的粮食占有水平进入近代便开始徘徊、甚至下滑。虽然粮食总产、单产均呈增长趋势，但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数量都逐渐下降。以至到清朝以后，中国人均占有原粮与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水平均不及我国战国末年，那刀耕火种的落后年代。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耕地资源却相当有限。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一片片的黄土地上刨食活命，一代一代的垦荒植粮几乎把能够开垦成耕地的全部开垦了，包括森林，包括牧场，包括湖洲。战国末期，我们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而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口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还在增长，但我国的耕地却无法再长了。解放后，我们虽然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两倍多。古人曾经靠不断开垦粮田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现在的中国人，又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