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荒困扰中国

到200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要稳定在50000吨以上。达到这一目标，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原农业部部长刘江认为：“是水”。

这又是一个受到我们忽视的因素：水，怎么会成为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呢？

看完这一节，你就会知道，水资源的不足与水灾的频发，是怎样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粮食发展的。

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就没有人类，没有一切生物，有如茫茫宇宙中的其他星球。

地球之所以是一个有生命的星体，就在于它有水。在宇宙中，地球实际上是一个“水球”，因为地球表面70.8%的面积被水覆盖着。

不过，地球表面虽然70%以上的是水，但全球淡水资源只占总储水量的2.53%，大约3.5亿立方米，而这些淡水中，绝大部分又是很难为人类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冰冻地带的冰。人类真正可利用的河湖和地下水，只占全球淡水资源的0.34%，大约105万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同石油一样，水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多用一点，它就要少一点，你现在多用一点，就可能将来会少一点。据科学家测算，全世界的淡水使用目前每年为4.13万亿立方米，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估计到2000年将增加到7万亿立方米。显然，这与105万亿立方米的总淡水储备量，是多么地令人紧张。

因此，早在1977年3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继石油危机之后，人类将面临水的危机。

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感到了水资源缺乏的危机。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新公布的报告表明，目前全世界已有占人口40%的80多个国家面临水资源缺乏的危机。

这其中便有中国！

中国有20条1000公里以上的江河，有2600多个湖泊，有数万座水库，水资源总量达2.8亿立方米，仅次于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印尼，居世界第6位。但我们有12亿多人口，按人均计算，人均占有量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9位，不足人均世界水平1.2万立方米的1/4。有的地方人均占有量更低，像北京的人均占有量，就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左右。

造物主在水资源分配上对中国不公正，老天爷则在降水方面对中国不“友好”。全世界年均降水深度为800毫米，而且降水均匀。而中国年降水深度仅630毫米，并且大都集中在汛期4个月，不仅不能拦蓄利用，反而成为洪水四处泛滥。以至经常发生南方暴雨连连，洪水泛滥，十年有九年闹水灾；北方则滴雨不下，干旱严重，十年则有九年是旱年，其中四五年是大旱年。

因此，中国被列为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1979年，中国有154个城市缺水，到现在，全国600多个城市，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

除城市缺水外，农业缺水更加严重。据估计，我国农业用水每年缺水量达300亿立方米，为农业需求量的30%，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亿亩农田受旱。我们的耕地每亩平均分摊灌溉用水1700立方米，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300立方米。到2000年，我国缺水量将达1000亿立方米。全国7亿亩水浇地中，有40%的得不到中度灌溉。因为干旱，全国平均每年有3亿亩粮田受灾，年平均少收粮食189亿公斤，相当于两个山西省的粮食产量。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的1/26，比严重干旱的阿拉伯半岛还低。

据农业专家介绍，我国80%的粮食、90%的棉花、95%的蔬菜生产靠农业灌溉。然而，我国恰恰又是一个水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即使这有限的水资源，其分布也非常不理想，与我国的耕地和人口分布状况极不协调。长江以北耕地占全国的64%，而地上水资源仅占17%；其中粮食增产潜力最大的黄淮海地区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42%，而地上水资源不到全国的6%。

由于水资源的严重不足，使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据对解放后46年的灾情统计，在我国自然灾害中，旱灾对我国农业产量影响量大。进入90年代，每年受旱面积4亿亩左右，比50年代增加一倍以上，成灾面积增加3倍。仅1990～1994年的干旱就使我国粮食生产减少了350多万吨。

一方面我国的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非常有限的水资源还在受到严重的污染，水质在不断地恶化。据对全国53000公里河段的调查，因污染而不能用于灌溉的河水约占25.3%，符合饮用水和渔业用水标准的只占14.1%。

毫无疑问，水资源的短缺，将成为阻碍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一大因素。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做好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水资源的短缺而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影响到我们饿肚子的现象就有可能随时发生。

1998年6月3日，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院士公布了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国水问题的出路》。这份报告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水问题将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

在此一个月前，一直对中国的粮食问题表示关注的莱斯特·R·布朗先生也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散发了他们在《世界观察》上发表的报告《中国水短缺会动摇世界粮食安全》。这篇报告的第一句话是：“中国农业的水源出乎意料地锐减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撇开布朗那耸人听闻的“威胁论”，我们发现这两个报告都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中国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作用。中科院报告指出，我国目前7亿亩有效灌溉面积中，约有1亿亩因灌溉水源不足，影响粮食生产至少300～400公斤，到21世纪中叶，要满足16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保障灌溉用水量。布朗则指出，中国70%的粮食供给来自灌溉农业，但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的灌溉水量将日益减少：一是大量的地表水从河流和水库转供给城市；二是地下水超采；三是高速化导致的水污染。

那么，面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中国人难道只能束手待毙？其实不然。虽然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的水资源缺乏的矛盾将更进一步的加剧，但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高度重视水问题，认真研究水问题，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水不仅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障碍因素，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之一。

中科院的院士们认为，解决中国的水危机，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开源，二是节流。而最首要的与最根本的是节流。徐冠华院士认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惟一出路就是在农业、工业、矿业、城市和生活等各方面全方位节约利用水资源，发挥有限水资源的最大效益和潜力，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减少用水量。”

中科院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美国水资源利用过程，从80年代开始总用水量及人均用水量均呈逐年减少趋势。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日本，工业用水于70年代末，农业用水于80年代初，分别达到零增长和负增长。这些国际实验，可为我国所借鉴。从全国用水现状来看，节水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在农业方面，只要将传统的大水漫灌改为小畦或畦分段灌溉，仅此一项措施就可节省水量20～25%。工业节水的潜力更大，现在我国许多工业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耗水量大，如果普遍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每年就可节约用水150亿立方米左右。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也相当严重，如采取节水措施，可节水1/3到1/2。

徐冠华院士说：“作为缓解缺水矛盾的措施，节约用水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应当把节水型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把节水作为一项国策。”

布朗则建议：“要解决水问题，中国必须全面调整它的农业、能源和工业结构，实现水的高效利用，同时减少对水的污染。”他还建议中国通过种植低耗水作物，节约农业用水。

除了节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管水。中国已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水资源的法律法规，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付诸实施，依法管水。

管水，首先就是要防治水污染，要按照“水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谁污染，谁治理，新开工厂不同步完成污水处理设施不得投产，对污染大户，要坚决责令停产治理。其次是要合理开发和使用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蓄泄兼筹、防治污染、集中管理的制度，合理开发，恰当调配，有偿使用。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要像保护耕地一样地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因为这同样是我们的命根子。

流失的不只是水

大江东去，万古不息。

如果问江河里流的是什么，3岁的小孩也知道是水。

其实，标准的答案应该是：一部分是水，一部分是土。

这便是另一个令我们伤脑筋的事：水土流失。

中国整个地形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525米，重力梯度大，本身就是水土流失的态势。加上大量的经济林木和植被横遭砍伐，使中国的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据专家测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中，水土流失的面积达5亿亩，涉及到1000多个县。其中水土流失最严重、面积最大的是黄土高原区，其次是南方丘陵区，华北土石山区，东北黑土区。

我国每年流入江河的地表土和泥沙总量达1050亿吨，其中表土5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耕地从表层刮去几厘米厚的肥沃土壤；流失的氮、磷、钾肥约4000多万吨，相当于100个年产40万吨的化肥厂产量的总和。由于水土流失，山地丘陵耕地被冲毁，川道良田遭淘涮，大量土层变薄，土地板结，土壤胶体被破坏，土地肥力下降。

由于我们对植被的破坏，全国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江河流域都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至纵观中国的江河，不仅黄河黄水滔天，长江也浑黄不清，珠江流洪水，黑龙江流黑水，中国的沃土有机肥土正加速流失。

珠江上游地带，多年乱砍滥伐，连碗口粗的树木已成为稀品，以至河流泥沙俱下，水库淤积严重，珠江已变成名符其实的“朱(铁红色)江”。

长江带入东海的泥沙每年达5亿吨，输沙量已达黄河的1/3。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三大河的输沙总量。

黄河输沙量每年高达16亿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总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的90%。

很多学者称水土流失为“动脉出血”。而中国目前是全身出血：南方在流，北方也在流。

据科学家估算：一万吨的沃土只能在1英亩土地上覆盖7英寸厚。大自然要使一英亩土地上面覆盖上一英寸的沃土，需要200年到1000年的时间。

这是一项多么艰苦卓绝的工程！

然而，水土的流失并没有因为自然培育的艰辛而停止，土地的流血仍在继续。而继续流血的土地必将更加虚弱、苍白和衰老。

水土流失首先带来的是土壤有机质迅速递减，流失严重的耕地沙石裸露，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严重的则会颗粒不收。

土质下降又直接影响了生物总量大幅度降低，造成粮食、饲料、燃料、肥料等严重缺乏。生物总量的下降又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为了糊口，又不断在乱垦、乱伐，结果又引起更大的水土流失，更大的生物总量下降，更大的生活困难，更大的生态环境破坏，从而又是一次新的水土流失的开始……

洪水泛滥：怪天怪地也要怪我们自己

和水土流失最直接的则是令我们心惊胆颤、寝食难安的洪涝灾害。

1998年，将一段痛苦的记忆永远留在了中国人脑海里。这一年的夏天，中国遭受了一次举世罕见的洪水浩劫，虽然经过上千万党政军民的奋勇搏斗，仍然损失惨重。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2.4亿多人程度不同的遭灾，1700多万间房屋倒塌与损坏，2150多万公顷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以上。

损失最严重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年流向大海的水量约有1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流入量的1/3以上，养育了中国1/3以上的人口，被称为中国人的母亲河。而同时，这也是一条令几亿中国人心惊胆颤的害河，每年夏秋季节，便洪水泛滥，危害生灵。

现在，长江干流的水灾正趋于频繁与加重。据统计，唐代的长江水灾是18年一次，宋元代是6年一次，明清是4年一次，而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间，江汉平原就有16年遭受洪灾。本世纪内，长江发生的特大洪灾就有十多次。著名的有：1905年长江大水，灾害发生在四川境内，“漂没商民之财蓄物不可胜计”；1919年岷江洪水，乐山全城被淹，夹江城中水高5～6尺，死于水灾十之八九；1926年7月，湖南发洪水，40余县遭灾，长沙、湘潭等地尽成泽国，堤垸溃决无数，方圆数百里一片汪洋，满目浮尸；1931年全江型大水，淹没农田5600多万亩，灾民2800万人，死亡14.5万人，整个汉口、半个武昌及一部分汉阳统统浸在水中自数尺至丈余，最深处达二十七八尺。1935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7月开始，长江和黄河大水同时爆发，共淹农田1606万亩，灾民2440余万，死亡近20万人。1949年6月，长江中下游洪涝，仅湖南一省死5.7万人；1954年7月，长江遇上百年罕见的特大型洪水，受灾总面积5400万亩，灾民1888万，京广线100天不能正常通车，仅疫情就夺走了3万条性命；1969年7月，长江中下游洪水，湖北、安徽灾情严重，83个县市受灾，死亡1603人；1981年7月，四川洪水，全省138个县市受灾，57座县城被淹，死1358人。

关注天气的中国人会发现，每年冬季前后，北风不断，控制北方且侵袭南方，带来的是晴冷和干燥；而夏季前后，南风不断，笼罩南国又时常挺进北方，带来的是湿润和降雨。所以中国大部分地方一年的降水集中在夏季前后的几个月，北方几乎年年都有春旱问题，从春末到深秋，中国自南往北顺次经受多雨天气的考验，因此可以说，我国全局性的风调雨顺天气几乎是不存在的，每年或多或少都有程度不同的水旱灾害。据统计，在各种农业季节性灾害中，旱涝灾害约占全部受灾面积的83%。

中国的地形也加剧了季风气候带来的水旱灾害。稍有地理常识者皆知，中国西高东低呈梯级分布，大江河多在西部高原生成东流入海。一旦发生大范围降雨，上中游高处的雨水迅速向下游压来，而下游多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平原。平原地区水流较缓，易涝难排，这就造成了一次次较大水灾。

但是，中国的水灾频繁，也不能全怪老天爷与大自然，因为除了天降暴雨外，还与江河湖泊自然生态功能衰退息息相关。长江中下游曾集中着我国最大的淡水湖群。这些美丽的湖泊，容纳百川，调节洪峰，与长江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水土流失与围湖造田使这些湖泊首当其冲，日益萎缩。曾经星棋布如散珠碎玉的长江中下游湖群，纷纷失去了它们那迷人的光泽，接连从华夏大地上消失。

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50年代还有22000多平方公里，到80年代就只剩下12000平方公里，减少了45.5%。号称“横亘八百里”的洞庭湖，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它吞吐长江，横揽湘资沅澧诸水，宛如一个天然大水库，起着重要的蓄洪作用，不仅维系着湖区几千万人口的安危，而且滋润了万顷良田。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洞庭湖像一个过度疲倦日益劳损的巨人，其面容已日见枯槁。1825年，洞庭湖面积达6270平方公里，后来被沙洲隔成东、西、南洞庭湖，大量围垦使面积大为缩小，如今仅剩下不足3000平方公里，湖泊容积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178亿立方米，40年间减少近一半。天然湖泊的生态功能在于调蓄洪水，削减江河洪峰。湖泊面积缩小，必将引起湖泊水位抬高和出湖流量增加，这势必加大对水库、堤坝和分滞洪区等其他防洪设施的压力。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建国初期有湖1066个，到现在仅剩下309个，致使调节蓄水功能大为降低，洪水一来，几乎直接进入干流，大面积遭灾就难于避免了。

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导致泥沙淤积，是湖泊面积减少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仅以长江为例，在这100年里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了，从而造成了长江流域两个致命问题：一是因暴雨而酿成洪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洪灾发生时的抗洪减灾能力大大降低。

据1957年调查统计，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20.2%，但仅仅30年之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却猛增了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了流域总面积的41%。

长江上游是我国仅次于东北的第二大林区，而只砍不栽，却使森林面积锐减。多年以来，四川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仅为11：1，四川全省在元朝森林覆盖率还高达50%以上，至解放初尚有20%，但到80年代初只有12%。云南、安徽和江苏也无一例外地在30年间使森林覆盖率减少了一半，湖北和湖南的水土流失面积则分别占到了全省总面积的30%和28%，江西省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还是全省面积的4%，到了80年代，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3%。12世纪时，湖南森林覆盖率约为70%，1967年就只有34%了。

据科学家试验，一棵25年生天然树木每小时可吸收150毫米降水，22年生人工水源林每小时可吸收300毫米水。而裸露地每小时吸收仅5毫米。林地的降水有65%为林冠截留或蒸发，35%变为地下水，在裸露地面，则约有55%的降水变为地表水流失，40%暂时保留或蒸发，仅有5%渗入土壤。林地涵养水源的能力比裸露地高7倍。据专家测算，一片10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滥砍乱伐，致使草稀树疏，降低了暴雨后蓄水于山的能力，加剧了洪峰来势，增加了灾害频率，同时也加重了水土流失，致使江河淤塞，河床抬高，许多地方河床已高于农田，泄洪功能衰退，湖滨积水成灾。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56万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总量高达22.4亿吨。洞庭湖30多年来泥沙淤积总量达40亿立方米，湖底河床平均淤高了1米，最大局部淤高竟达12米。

面对洪水的肆虐，我们还能一味地责怪老天爷吗？

如果我们还不汲取教训，继续滥砍滥伐，也许下一轮的洪水将更大，下一次的损失将更多。为了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家园，为了我们有一块平静的土地，我们必须善待自然。

建造中华民族的“诺亚方舟”

《圣经·创世纪》有这样一段故事，诺亚按照上帝旨意，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用歌裴木造了一只方舟……天上下起了滂沱大雨，洪水淹没了整个大地，只有诺亚的方舟载着他的一家老小和动物，漂浮在无垠无际的水面上……面对滚滚的洪水，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诺亚方舟在哪里？

中国自古就有治水的传统，治水成了历代安邦治国的大事。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把大江大河的治理列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体系。

从50年代起，我国以防洪为重点，对大江大河普遍编制了流域规划，使防洪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40多年来，由于兴建了大批的水利工程，对各级河道的洪水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可以说，我们的防洪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包括诸多措施在内的防洪体系，这个体系保护着5亿人口，3000多万顷耕地和占全国2/3的工农业产值，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体系，改革开放才得以顺利进行，国民经济才得以飞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举全国之力，全面治理黄河，基本上控制了黄河水患，使这条危害几亿人民的害河变成养育中原人民的益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近50年与前50年相比，中国的抗灾能力已有了惊人的提高。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水，所有的大城市都一时成为泽国，1935年长江再次发生大水，武汉二度被淹，而今年武汉面临比1935年还高的洪水位，却安然无恙。1938年，黄河决口，89万人丧生，1958年黄河水虽大，黄河大堤岿然不动，而且以后40年也岁岁安澜。1931年淮河大水死亡7.5万人，1991年淮河发大水，死亡人数减少到千人左右。

1998年的长江洪水和1931年、1954年一样，都是全流域的大洪水，但损失却比1931年和1954年小得多。1931年干堤决口300多处，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受灾；1954年干堤决口60多处，分流洪水1023亿立方米，江汉平原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被淹，1998年长江干堤只有九江大堤一处决口，而且几天之内堵口成功，沿江城市和交通干线没有受淹。长江流域1931年洪灾中死亡14.5万人，1954年3.3万人，1998年仅1320人。

不过，我国大江大河防洪除涝标准并不高，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标准约10～20年一遇，太湖防洪标准不过20年一遇，除珠江流域北江大堤外，大都在50年一遇标准以下，许多城市的防洪能力不高，有的不设防，以至我们每年都要一再强调防大汛抗大灾。

现在，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一场大兴水利的群众运动开始铺开。目前，一批防洪水利工程正在积极建设或准备之中。如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之后，可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现在的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治淮工程全部建成后，淮河中下游的防洪标准将提高到40年一遇，重要堤段达到100年一遇；治理太湖的10项骨干工程建成后，防洪标准可达到50年一遇……最令人鼓舞的是，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流域将大大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率与损失程度。

与此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减少水土流失，已成为防治洪涝灾害的一个中心内容。现在，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已全面启动。最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明确指示：长江中上游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许多水库都变成了沙库。因此，一棵树也不要再砍了。根据朱总理的指示，从1998年9月1日起，四川全面封山，不准再砍伐长江流域一棵树木。在禁伐的同时，大力植树造林。长江上中游待绿化面积有60万平方公里，国家将投资150亿元，用一定的时间，使其全部绿化，以此可增加保蓄水量数百至上千亿立方米。它似乎没有眼前的功利，却是恢复长江良性循环系统的限定因子。只有当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涵养水源5000亿立方米，才能使整个长江山清水秀，水量丰稳。

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对森林的破坏——认识——再破坏——再认识的演变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一例外。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是伴随着森林的消失而衰败的。500年前哥伦布登上加勒比岛北部的海地时，曾称赞：“这儿是人间最美的地方。”然而经过数百年的殖民统治，98%的森林荡然无存，昔日人间天堂变成了一片荒漠。韩国历史上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屡遭战乱，特别是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森林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汉江流域的洪涝灾害。1973年以来，韩国连续实施两个“治山绿化”十年计划，成效显著。1988年又开始推行以提高森林质量与环境效益为重点的“山林资源化计划”。日本在长期治山治水的实践中，留下了“不会治山者则不能治国”的名言。

法国、德国在18世纪上半叶，毁林现象十分严重，往往是洪水过后又遭干旱。在经历水旱灾害之后，开始重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现在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下降。

据近几年国内外学者运用现代价值理论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估的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的生态价值相当于其经济价值的10～20倍。目前中国森林的年水源涵养量为3470亿吨，相当于全国现有水库总容量(4600亿吨)的75%。这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受洪水的侵扰，保证我们的良田不受水旱的肆虐，保护森林资源是关键之举。

国务院已下达森林禁伐令，从现在起，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恢复生态植被，减少水土流失。

国家林业局已决定，停止审批综合开发使用林地的规划，废止有关森林复合经营及熟化造林地的文件。

为了我们的家园不受洪水肆虐，为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不受洪水侵犯，大兴水利建设，加强生态保护，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让我们用双手给自己及其后代造一只安全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