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国情

中国有12亿多人口，却只有19.2亿亩耕地，人平仅1.55亩。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情，也是中国的吃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的原因。

人类消费的大部分物质和95%以上的蛋白质取自土地，其中80%以上的热量和75%以上的蛋白质来自耕地提供的粮食。根据热量计算，一个人仅维持生命，每年需要125公斤粮食；如果要保持一定的体力，并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每年必需消费230公斤粮食；如果要保持充足的体力和充分的营养状态，每年必需消费粮食300公斤；而如果要保持较好的体力和较充分的营养状态，则每年必需消费粮食400公斤。

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党和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重视与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中国的粮食消费已超过维持充足体力和充分营养状态的水平，接近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个人的粮食消费包括直接和间接两部分。直接消费是人们直接消耗粮食，包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米饭、馒头、窝头等主食(即口粮)；点心、豆制品、米粉等副食品(即食品工业用粮)；以及饮料酒用粮。间接消费则主要是饲养家畜、家禽消耗的粮食，人们虽未直接消耗粮食，但却是将粮食以饲料的形式转化为动物的肉(譬如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等)后食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间接消费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

一个国家的粮食消费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状况，二是人们收入状况，均呈正比关系。我们这里有一组1986年的人均粮食消费的构成情况：一是口粮大约273公斤；二是食品工业用粮大约11.2公斤；三是饮料酒用粮大约10.1公斤；四是饲料用粮大约69.8公斤，以上四项相加，便是一个中国人一年需要的粮食，大约354公斤。如果加上工业用粮和种籽粮，则一共是391公斤。

1997年尚未见精确的分类统计。据专家分析，1997年的粮食消费，除口粮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外，其他几项均有增加，突出的是饲料用粮明显增加，因为我们对猪肉等动物肉的消耗大幅度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7年我国人均占有肉类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按此推算，1997年，我国人均消耗粮食约388.3公斤，全国的粮食总消费量是48000万吨。

从上一章节我们知道，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49250万吨，与消费量大致适应，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并略有节余。

48000万吨，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一座多么巍峨的粮山！它占了全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5。如此巨大的消费量，是许多国家无法想象的。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它一年的总产量也不过30000万多吨，法国则只有5000万吨，日本、西德、英国都只有几百万吨。中国在粮食问题方面的压力与风险由此可见。

难怪许多国家惊奇：中国居然养活了12亿人，居然满足了48000万吨的粮食消费需求。

坎坷50年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5亿多人民欢欣鼓舞，从此扬眉吐气。

但是，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深知，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最棘手的便是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11318万吨，比1936年下降了12%，虽然人均有209公斤，但事实上，由于耕地的70%掌握在少数(约10%)的地主、富农手里，因此，粮食的占有与消费极不平衡，占总数90%的贫农、雇农和城市广大工人、市民陷入贫困状态，食不果腹，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以至当时饥民遍地，饿殍载道。不少西方人士为此断言：新中国将由于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对于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此，他不仅把“以粮为纲”写进农业发展的总政策，而且还具体制定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粮食生产“八字方针”。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魄和胸怀，带领全国亿万人民兴水利，造梯田，垦荒地，改造山河，“深挖洞，广积粮”……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领袖，他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其中有许多曲折，有许多坎坷，但从此以后，除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过一次粮食危机外，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饥荒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至少有饭吃了。

从粮食的人均占有情况看，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936年的水平，达到16392万吨，人均占有粮食27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66公斤。

这是一次最大的飞跃，是从饥荒向温饱的一次大的跨越。

遗憾的是，信奉“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共和国领袖却忽略了人口发展的副作用。以至以后20多年，虽然我国的粮食总产、单产年年增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1965年为268公斤，1978年为316公斤。29年中，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107公斤，平均每年仅3.9公斤。

1979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这一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42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26公斤。以后几年有所回落，1984年再创高峰，全国粮食总产突破40000万砘，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2公斤，创解放以来的最高记录。

以后的10年，粮食总产、单产仍然不断提高，但增长的部分全部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以至1997年我国粮食总产以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时，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仍只有398.5公斤，与1994年相比仅增加了6.5公斤。

49年时间，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耗尽了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虽然粮食总产增长了近4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长了1.8倍，仅只恢复性地达到清代的水平。据统计，战国末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60公斤，唐朝达到628公斤，宋朝579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叶314公斤。当然，在封建统治社会里，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粮食消费。因为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使大量的耕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相应的绝大部分粮食也被控制在他们手里，因此，农民、市民、工人真正的粮食占有量少得可怜，基本处于饥饿状态。这便是诗人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粮食的占有与消费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基本平衡。换句话说，目前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实际上也是“人人占有”；人均消费基本上也是“人人消费”。这就是我国为什么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但却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实质原因。

虽然如此，我国目前粮食占有量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近50年里，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仅在1996年刚刚突破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而这是一个国家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线。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超过1000公斤，达到“过剩”的状态。像美国，早在80年代末期就达到1500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亚是1838公斤。

人均粮食占有量决定了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

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国的农业生产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战乱频仍，受到严重的摧残，相应的粮食消费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市民处于饥饿与半饥饿状态。解放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同时加强了粮食市场管理，打击不法粮商囤粮投机的行为，才基本上缓解了建国之初的饥饿危机。1952年，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渐增加到197.6公斤。

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增长了45.2%，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42.8%，农民收入增加了27.9%。我国人民的粮食、牛羊肉、食油、糖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消费量增长很快。到1957年，我国人民的粮食消费量增加到203公斤，猪肉增加到5.08公斤，牛羊肉达到1.11公斤。这意味着，解放8年后，中国人民终于从饥寒交迫中踏上了温饱之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满足。“吃得饱了，穿得暖了，生活安定了，心里踏实了。”正是这一时期人民消费水平和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从1949年到1957年，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在第一个8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于1957年达到高峰的话，从第二个8年开始，这一发展势头却连年受挫，急剧下降，至60年代初跌入低谷。国家统计局曾以可比价格对建国以来的居民消费水平作出统计，如果将1952年消费水平指数定为100，则1957年已上升到122.9%，而到1961年又下降到99.4%，尚不及1952年的水平。与1957年比较，粮食消费减少8.4%，食用植物油消费减少47.8%，猪肉消费减少80.6%。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我们以前已有过详细论述，那就是天灾加人祸。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与“浮夸风”，加上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粮食生产尤其急剧萎缩。刚刚走向温饱的中国人又一次沦入了饥饿的魔爪，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饥荒。

1961年后，党和政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健康发展的道路，1965年再次达到高峰。消费水平指数由1961年的99.4上升到132.7，超过1957年的水平。不过，由于消费水平指数的统计涉及面较宽，所以，从人们感受比较直接的“吃”的消费看，我国1965年的人均消费与1957年相比，提高并不多，有些方面还有所下降。突出的是粮食，反而由203公斤下降到了183公斤，另外，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有下降，惟有猪肉略有上升。

1966年后，中国又陷入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政治上的疯狂，加上人口盲目发展(10年时间增加了2亿人口，相当于一个日本和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到1976年，我国的年人均消费量，粮食为190公斤，与1965年相比，11年时间仅增长了7公斤，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公斤。平均每人每月15.8公斤，这就是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每月分配14.5公斤大米还很难到位，必须用一些红薯之类的东西抵充的原因。猪肉由1965年的6.29公斤增加到7.38公斤，11年时间仅增加了1.09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其他如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当时有一个荒唐透顶的观点，认为讲究吃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越穷越革命”，“补丁越多，思想越好”，以至大部分人是饿着肚子闹革命，人们的生活消费被压抑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许多地方没有摆脱饥饿和贫困。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10年动乱终于结束，但当时由于在思想路线上仍然延续“左”的那一套，在经济领域也继续执行过去那种压抑消费的方针，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水平仍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水平才迅速大幅度提高。

1979年起，我国人均粮食消费开始明显增长，这一年达到207公斤，1988年达到249公斤，10年时间里增加了42公斤，平均每年增加4.2公斤，而从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里，却只增加了7公斤。人均猪肉消费达到9.66公斤，1988年增加到14.91公斤，10年增加5.25公斤，平均每年增加0.5公斤，而“文革”10年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普遍增加。

又经过10年，到1997年，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无论是粮食还肉类，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97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8公斤，肉类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我国粮、棉、油、糖的消费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0.62倍、1.1倍、3.1倍和2.9倍，猪牛羊肉和奶类产品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4.6倍和6.1倍。

粮食消费水平的发展变化受多种社会因素制约，而最主要的是国民收入总额与居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总额高，增长速度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消费水平提高，反映在粮食消费上，就会从量上扩大，从质上提高。我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粮食消费水平与人口总量也有着明显的关系。粮食消费水平是由人均占有量或消费量来衡量的，因此，粮食消费水平与粮食总供给量成正比，与人口总量成反比。在粮食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越大，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少，反之，则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多，这说明人口总量对粮食消费水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979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了2.96倍，但由于同期人口增加了1.8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加了1.64倍。如果用1994年的数字与1949年的数字相比，人口总量对粮食人均占有量的影响更为明显。1994年同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增加了3.97倍，但由于人口增加了2.21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加了1.8倍。

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增长速度低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其原因就是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从我国与外国的对比中，我们也能证明这一点。199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5640万吨，但人均占有量仅为385公斤，而同期，美国粮食总产量为3亿多吨，人均占有量却超过1500公斤，按总量我国比美国高出1/3，占世界第一位，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美国的1/4。中国在1990年粮食总产量便达到4462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0.3公斤，此后虽然粮食总产量有所波动，不过总的趋势是增加的，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多数处于下降状态，最低年份仅374公斤。直到1995年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在粮食总产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才摆脱徘徊局面，再次站到390公斤的线上，到1997年，达到398.5公斤，距400公斤的目标仅一步之遥了。

因此，虽然中国的粮食总产稳居世界第一，单产水平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粮食产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5%，加拿大的19%，澳大利亚的17%，匈牙利的28%。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已基本保证我国成为温饱型的社会。近400公斤的人均粮食消费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整个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它虽然还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的1/3至1/2，但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坎坎坷坷50年，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摆脱了贫困，走向了温饱，并正在走向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