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装进几十个人的大货梯像一只生病的巨兽，喘息着爬上了六楼，沉重的大门不情愿地打开之后，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这个充满学术气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它的‘邻居’有不少是工人的集体宿舍，窗外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它的负责人刘开明很满意……”

这是中国《经济观察报》三年前一篇报道的开场白。三年过去了，你仍然可以用这段话来描述刘开明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环境。

不过，我去刘开明的办公室时，并没有乘坐那只病兽般的大货梯。我不知道这栋旧厂房一般的破楼中还有电梯，我是自己“喘息着爬上了六楼”的。

刘开明刚刚送走了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在我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位客人。知道我从英国来，他特别关照，“见缝插针”，把我“插”到了他原来排得满满的会客日程之中。

如果说北京学者温铁军与我聊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时，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怀疑，那么，谈起同样的话题时，刘开明的口气却要乐观得多。

刘开明认为，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农业人口的空间。“农民进城比在家务农好，视野开阔了，对整个社会进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

但如果你认为刘开明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困境视而不见，那你就错了。刘开明写过一本书：《边缘人》，就曾细致、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种无奈的“边缘人”状态；他所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更是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支持和培训的非赢利机构。

刘开明认为，导致中国城市化程度滞后、导致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谈到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户籍制度，他的口气非常坚决：“必须取消。如果不取消，负作用会不断加大，最后有可能会毁灭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这是刘开明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但上海学者彭希哲却认为，中国不应匆忙地取消户籍制度。

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办公室里，该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觉得，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观点初听上去，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彭教授并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惊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两栖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挂上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问，“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彭希哲承认，在中国特色的“血汗工资制度”下，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也承认，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城市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但他认为，如果从整个中国反贫困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极大的帮助，“你想，这部分人本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一千块钱，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一千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

当然，彭教授也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它的负面后果，但他强调，如果中国要改革户籍制度，就应该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说剥离原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那些权利、福利、待遇，而把户籍制度真正回归成为人口管理的一个工具。”

另一位上海学者曹锦清也认为，中国目前尚不能匆忙取消颇受世人诟病的两大制度：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教授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在他看来，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城市里的低工资，就是因为他们还在农村老家拥有一块儿城市工人所没有的承包土地。

曹教授一边说，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那么便宜？正确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家里承包了土地，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资必定要上涨，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这里，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资，第二，可以维持社会安全。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心里琢磨：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三农”问题调查名著《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也在为农民工的低工资辩护？

曹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这个疑虑：“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他又续上一根烟，“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制度性安排。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大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呼吁彻底取消，曹锦清也承认，这两大制度的确带来了许多弊病和问题，但他更强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正面效应：“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也没有拥挤到爆炸的程度，而且农村经济也在缓慢地、但持续地发展，大量的打工者的汇款也流到了农村去，维持了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者章铮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也间接地证明了“农村老家有一块地”的重要性。这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论文《民工流动和乡村中年失业》中指出，所谓的“民工荒”，其实确切的说法是“青年民工荒”，因为那些雇佣农民工的非国有企业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乡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余劳动力，而当现在在城市务工的青年民工进入中年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将失业，因而不得不回乡。

按照曹锦清的说法，由于中国的城市政府绝对没有相应的财力为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此时便突显农民所承包的那块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针对刘开明等学者“让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呼吁，曹锦清的回应是：“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锦清并不怕被人误解为“不平等的辩护士”，其观点非常鲜明：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他反对匆忙取消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但刘开明认为，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网络。

“废除户籍制度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给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盖的社会福利。”刘开明说。

刘开明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超过正面效应，而其中最为负面的后果是，那些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其社会地位和心理预期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不断下滑的：“农民工应该都是中国农村的精英，其中60%没有任何农业工作经验，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他们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应该是很快地正规就业，非常好地努力向上发展，但目前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让他们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厉害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他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是走到哪里去？制造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上升，他们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后作小生意，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开小饭铺、小*，又把竞争价格压低了，又赚不到钱，越走越低。我们在河南做调查，很多农村里年轻人都在制造业中出卖体力，中年人在城市里拾垃圾，年纪大的，如果家里盖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还没有娶上媳妇，就出去乞讨。这是非常悲哀的。”

刘开明虽然自己是文学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强调，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是从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通过考大学考进城市来的，他家中也有人是农民工，在城市出卖体力。据《经济观察报》的那篇报道称，刘开明之所以选择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这栋老旧的厂房，作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除了租金便宜之外，还有一个用意：“他想让他的30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工人——当中去。”

当我结束采访、向他告辞时，刘开明提醒我：“我们这个楼是有电梯的。”

于是，他把我送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缓地升上来，等着它很不情愿地打开沉重大门，等着我遁入这部气喘吁吁的“大货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