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来得越来越早了。还是五月份，整个城市就热得让人躁郁不安，空气中仿佛窜着无数条火龙，不留意之间，就窜进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咙、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热浪，还是户籍制度的制约，无论是好心人的担忧，还是歧视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在北京，他们无处不在：你去餐馆吃饭，你在发廊剪发，你去小摊购物，你在街头拦车，你途经建筑工地，你走过天桥地道，你都会遇到操各地口音的“乡下人”。

那天也很热。我走出酒店，阳光白花花的，扑面而来，照得我睁不开眼。待我双眼适应了强烈的光线，我才看清，酒店前的绿化带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顶着太阳，正在挖坑种树。

我走上前去，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自河南，都是一个村的。

“我今年23岁，来北京两年了，一直做绿化工。”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接过了我递的香烟，“我17岁就出外打工，一年一个地方，去过大连、上海、宁波、青岛。”

“为什么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好奇地问。

“农忙的时候，我就辞掉工作，赶回家帮助父母干活，农闲的时候，就投奔老乡，出外打工。老乡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呗。”他嘴叼着烟，双臂倚着铁锹，“离开青岛后，我回家结婚，结完婚，我就来到北京，两年一直没回去过。”

“两年没见过老婆？”

“没见过。不过，今年农忙时，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烟。

如果说人类从四处迁徙的采集-游猎生活方式转为村落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那么，由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变。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他的新书《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词有部分的误导性，并未全面地概括人类生活方式第二次巨变的性质，“自从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幅并不亚于其它经济部门，没有农业的大幅改善，现代经济增长便绝无可能。”

在这次巨变之前，人类大多数社会都有70%至80%的人口务农，而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现代化先行国家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以很小比例的农业劳动力养活绝大多数的非农人口。

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这种转变。19世纪末，英国农业人口下降到20%，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急剧下跌：20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2%，因为如今英国大约一半的粮食是从国际市场上买来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务农者也不过是全国人口的2.1%。原因很简单，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如果我们有自由的粮食市场，那么，今天的世界只需要2%的人口务农，所有人就会有饭吃。”

“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我采访时，也如此解释今天人类过半人口变成“城市动物”的原因。“中国也一样，人口增加到13亿，人均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耕地至少减了四分之一，耕地的农民大概减了一半，粮食却越来越多，粮价也降了一半。所以，如今中国人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

然而，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很难说，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在欣然地接受、或者热心地推动着城市化转型。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多次不无恐惧地抵制过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当那扇长期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之后，满清王朝某些守旧的官僚、某些迂腐的儒生曾经试图抵制过这种进程；在现代中国，尽管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又通过建立城乡隔离的严格户籍制度，通过缩短学制和废除高考，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运动，推行过带有某种“反城市化”倾向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晚年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

已经年过古稀的茅于轼，曾经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但他并不认同那种认为毛泽东发起知青下乡运动源于他骨子中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看法。他分析说：“毛泽东也是要搞工业化的，他倒不是一个农业至上论者，他也搞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这说明他也是想要工业化的。但是经济搞得那么糟，而工业化要市场、要资本，这一切都解决不了，城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在长大，没办法了，学生们留在城里头，会变成大祸害，因为学生的能量是很厉害的，所以毛泽东要把他们弄到农村里去。一举两得，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推向农村，另一方面避免了政治上的动乱。”

也许毛泽东的确“要搞工业化”，但他心目中的工业化道路，却注定是走不通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他这样自负的伟人，也无法摆脱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所有农业社会的论述，看上去就像是专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前的世界中，如果人们把80%的收入用于食物，那么，就会有80%的人口从事从事农业、渔业或狩猎。农业生产也要求人们居住在田野附近，所以，前工业化社会是农业社会，只有很小的城市人口……只要一个社会被‘马尔萨斯陷阱’所主宰，那么，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粮食生产。”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缘际会，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然而，中国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却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决策层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对于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介绍了曾被当局称为“盲流”的中国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一直说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没有超过小岗村农民。1978年就是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农民的饥饿问题就解决了。198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这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劳动力，而农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当时没办法，卖粮难，中央才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但是怎么进来，上面一直说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挡的意思。”

刘开明喝了一口水，接着说：“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然后一直到1988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制”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树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了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不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伙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