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周良柏——时为第十集团军八十六军七十九师战士

余羡贞——时为第三战区第六重伤医院护士

谭昆山——时为七十三军作战参谋

李维英——时为八路军一二〇师独一旅二团文化教员

李玉茂——时为八路军冀中军区一二一师连长

刘　御——时为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所长

编导手记

老人孙英杰回忆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那里全是一片一片的尸体，黄色衣服的日本人，灰色衣服的自己同胞，满眼望去，看不到头。那时天很热，部队怕尸体腐烂会带来瘟疫，于是调来大量的消毒药水，在战场消毒。

《天使》讲的就是战地医生的故事。这里的天使，不禁让人联想起《黄河绝恋》里面那个从女大学生转变为八路军护士的安琪。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动荡的国土早已放不下书桌，无数青年学子为保家卫国，都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对于女学生来说，从事医护工作则是常见的选择之一。

1939年，一个刚刚毕业的小护士被分到了第三战区的重伤医院，后来，她回忆说，那里每天都有锯手锯脚的，她很害怕。但是没过多久，小护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她主动接近伤员，给他们唱歌，还替他们给家里写家信，伤员们都盼着重返战场，但可惜，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再回战场了。

小护士回忆说，医院的山背后，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墓地。

医生与伤患之间的故事是最能打动人的，尤其是在战场上。有个担架兵回忆说，忻口会战，他在前线抬担架，看见营长负了重伤，就过去抬，营长说别管我，还有比我伤更重的，他又去抬伤更重的，结果伤员说，别管我，还有比我伤更重的。如是几次，担架兵的眼里已经全是泪水。

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最难的是找不到全面的抗战时期战地医疗的资料：照片，影像，还有数据。我们除了那些援华的外国医生，找不到自己同胞，那些中国战地医生的名字。

他们是战场上的天使，但有太多太多人没有留下名字，等到我们想起他们的时候，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是我心中的遗憾，也增加了做片子的难度。松山战役的时候，日军的记录里记得很明白，哪怕是一个兽医，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我们却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

后来，组里买了大量的图书，其中有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军医手册》，书很小，很旧，里面已经痕迹斑驳，翻着这本书，心里突然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不知道当年看着这本《军医手册》的医生是否从战场活着回来，他后来过得怎么样？

1940年2月17日这一天，时为第十集团军八十六军七十九师战士周良柏经过了一场枪林弹雨的战斗。从那一天起，他永远失去了一只胳膊。

当时两方面的火力都对准了一座桥，单单是双方面火力相对已经僵持不下，必须要人冲上去了，步枪已经不大起作用了，都是机枪扫射，一场枪林弹雨开始了。冲上石桥的周良柏被日军子弹击中，倒在了石桥上。对受伤时的情形，周良柏记得清清楚楚：“受伤的时候，开始自己不知道，就是麻了一下子。”转头去看自己的伤口，发现子弹并没有打穿自己的胳膊，因为根本找不到出口。他心想，遭了，子弹在里面没有出来！“血一涌，心里面讲不出的难过，究竟怎么难过，我现在也交代不清楚，就是感觉很难过，把袖子抓住，手一松……全身都是血。”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中，战友把周良柏拖下了战场，送往医疗队。当时，担架已经没有了，医疗队的人找到一个藤椅，用梯子扎起来，就做成了担架。那时候，每一团只有一个医疗队。医生用橡皮管子把周良柏受伤的胳膊扎住了。止住血以后，因为他伤势严重，医疗队为他做简单的处理后，就将他送往野战医院了。周良柏说，师里有个野战医院，因为没有房子，就是随便走到哪里就临时搭起来的，所以叫“野战医院”，其实就相当于收容所罢了。

由于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大量伤员，被送到野战医院的周良柏来不及被救治，就又被送往宜阳的后方医院。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的神经，使他每天都要和疼痛做着激烈的斗争。一个星期后，他被送到了宜阳，但已经错失了最佳治疗时间。周良柏说：“在那个时候，重伤就是死亡，轻伤也变成重伤，我这个伤是不轻不重的伤。到底关节和血管都被打断了，但生命还是保留下来了。”

抗战期间，有很多像周良柏一样的战士，他们冲上战场受了伤，却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再也无法返回战场。那时，由于战线过长，中国军队的药品以及后勤补给严重缺乏。而现代战争中，正面战场作战拼的不仅是战争意志和武器装备，更是后勤与医护。

周良柏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身上全是虱子，衣服换下来了没办法洗，就把脏衣服放在一边，换上别的衣服，等到换上去的衣服又脏了，就又把脱掉的脏衣服换上来，轮流穿着脏衣服。战士们穿着脏衣服冲上了战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能再回来。非战斗性减员成了抗战期间各部队医疗人员面对的最大问题。

余慕贞当时是第三战区重伤医院的一名护士，她记得每到一个医院，都会看见山上有好多坟墓，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在战争中死掉的伤病员。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好多人她都不认识，但是遇到知道名字和家乡的，她都会给死伤人员的家属写信。

琴声与伤员

1943年，七十三军作战参谋谭昆山被送到了后方的伤兵医院。在常德保卫战中，一块弹片插进了他头顶右后方的位置，伤口感染了，高烧四十多摄氏度，情况已经非常危险。

脓血淤积在谭昆山的伤口里，负责看护谭昆山的看护长见状，做出了一个令谭昆山意想不到的举动：

看护长拿来一个大号漱口杯，竟然开始用嘴直接对着谭昆山的伤口，一口一口地吸里面的脓！吸一口、吐出去，然后猛喝一口水漱口，又接着吸吐、漱，这套动作，她反反复复地做……直到伤口中的脓血彻底清理干净。看护长当日的惊人之举，让谭昆山的伤势很奇迹般地得以控制。

谭昆山老人回忆起这件事，眼里闪着泪光，说：“我看了心里好难过，我亲人都没有那样对过我。”在谭昆山看来，这位看护长已是他最亲的亲人，而这件事，也让这个叫戴新华的看护长，成了他心里永远的感动！

谭昆山后来知道戴新华看护长对哪个伤兵都很好，伤兵都亲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会把伤员们带到湖边，然后吹起口琴给他们听。静静的湖面，悠扬的琴声，那颗被战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静下来。

谭昆山伤愈后，还经常会想起那位看护长，他总想回去看看她。过端午节的时候，谭昆山腌了盐蛋，又拿了粽子，要去感谢看护长和护士们。然而，谭昆山没有找到那位看护长，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伤的护士。“一到那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几个看护长和护士都是很悲哀的样子。”谭昆山说。几个护士告诉他，戴姐被炸死了。这个消息，对谭昆山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原来，有一次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所有伤员被疏散到山里，但是还有六七个脚伤了，走不动。面对这种情况，戴新华毅然决定坚守下来，陪着那些不能离开的伤员们。结果，日军的一个炸弹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看护长没能逃出……

年轻的看护长在日军的轰炸中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听到这个消息的谭昆山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为大姐竖了一块碑，然后带着满腔的悲愤返回了战场。

戴新华只是抗战八年中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天使为了挽救伤员而去世。稍微值得庆幸的是，从谭昆山的口中，我们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华。

根据抗战时期《保盟通讯》所做的一项调查，按当时中国一线部队人数计算，至少应配备30000名合格的医生，然而实际情况是，只有医生6000名。治疗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因为几乎无药可给伤员。在中国西北地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治，陕甘宁边区的医生，4人合用一副听诊器，3支针管要给60位病员打针，外科手术用的橡皮手套，破了补，补了破。

李维英当时是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一名文化教员，他清楚地知道抗战时期的医疗条件有多差。“虽然是野战医院，但是没有女护士，都是男护士，就连男护士也不多；医生更不多，伤员太多，顾不过来。总之，就是缺医少药。”当时八路军的医疗水平相对更加落后，许多伤员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养病。

1939年3月，伤员李维英被两个老乡抬着送往野战医院，由于路途太远，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户老乡家里。进屋以后，担架被放在了一个柜子上，李维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里黑黢黢的，只点了一盏小油灯照亮。他恍恍惚惚地听抬担架的老百姓讲：“看样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气了。”送不到了，怎么办呢？这时，就听见一个老太太说：“这么年轻的孩子，爹娘现在在哪儿？真可怜！不能看他死，怎么着我们也要救一救啊！没有药又没有医生，我们这地方又穷，要不我们试试给他灌点姜汤吧。”听到这些，李维英心头很暖，但又很酸，失去了知觉……

天亮时，李维英又醒了过来，他发现老大娘还守在自己身边，一夜没睡。老大娘见李维英醒了过来，连忙把自己仅存的一点小米熬成汤，喂给他喝。李维英有了点精力，老乡们连忙把他送往野战医院，乡亲们就这样为他赢得了抢救的时间！

但是，他伤得不轻，重病要靠护理。野战医院把他寄存在另一户老大娘家里，让老乡帮忙护理。李维英说：“没有她护理我就没命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失血太多，重病的李维英几乎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怎么吃饭，怎么大小便，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维英就这样在老大娘的照料下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慢慢挺过来了，可以坐到炕上了。医生来家里检查，说他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因为野战医院条件太差，所以建议再恢复几天，最好是送到延安。“临走的时候真是掉了眼泪了，”李维英说，“这个姓刘的大娘，还有喂我姜汤的那个，两个大娘救了我一命。”

李维英被送去延安治疗。后来他总想回去看看那两位老大娘，却一直没有机会，这件事情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那时，许多战士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些朴实的老乡在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战士们心中的天使。

驼背的医生

1938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始向中国战场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在近4年的时间里约给前线送去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吨。各国援华医疗队，也纷纷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1938年3月，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来到延安。随后，白求恩奔赴前线，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李玉茂老人曾经亲眼见过白求恩，他说：“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好像发灰，身材细高细高的，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背有点驼。”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因为脑血栓对于过往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的李玉茂，对于见到白求恩时的情景却依然无法忘记。

1939年4月22日，日军吉田大队八百余人由河间县城进犯城北三十里铺，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判断，该日军可能在周边据点日伪军的配合下对齐会地区进行“扫荡”，于是集中兵力，准备围歼进犯日军。23日晨，日军由三十里铺东进，在炮火掩护下，向齐会村发起进攻，将第七一六团第三营包围于村内。

李玉茂记得，那天敌人围攻得最厉害，打得最凶就是原六团三营。三营营长王祥发率领400人迎战日军800人的大队，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日军前来。在几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后，敌人随即焚烧房屋，向齐会村以及北面的大朱村施放毒气弹，师长贺龙以及大部分战士中毒，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白求恩大夫被火速请到了冀中为贺老总和战士们排除毒气。

此时，白求恩的战地手术室就设在离主战场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庙里，在教会战士使用口罩蘸湿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办法后，他继续在破庙里为伤员救治。后来，这个破庙改成的急救所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日军随即准备对那里发动进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长劝白求恩赶快转移，因为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可是，白求恩却说：“这么多伤员不怕死，我们怕死吗？”

白求恩不愿意就这样离开阵地，他同意将伤员转移，然后跟随战士前往阵地，在那里救治伤员。往往是有伤员来了，白求恩利落地把手一洗，手套一戴，马上就趴在担架上做手术。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手术台，就是在伤员被抬来的担架上做手术。

战况紧急，白求恩看着那些等待救治的伤员，心里非常着急。李玉茂说：“有时候那些医护人员递钳子递慢了，白求恩就发脾气。”

大部分的战士没有和白求恩说过话，他们对白求恩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微笑。战士们知道，自己受伤时会有白求恩大夫给自己治疗，他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冲上战场，这是一名战士对一名战地医生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此时，负责伏击日军援兵的八路军游击队分别击退敌人，而一二零师主力部队也完成了对齐会村吉田大队的包围，随即总包围战打响了！齐会战斗一共激战三昼夜，八路军共击毙日伪军七百余人，日军吉田大队长率领残部八十余人仓皇逃脱。李玉茂和战友来不及庆祝，就随部队离开，准备接着打日军。而白求恩也收起医疗用具，带领阵地医疗队赶回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没有车子，都是用牲口来代步的。李玉茂说当时白求恩的药品用一头骡子来驮，工具用另一头骡子来驮，白求恩自己骑着一头骡子。“只有三头骡子招呼他。”李玉茂开玩笑地说。

没有临别的拥抱，也没有感谢的话语，战士们就这样默默地望着这个只接触了三天的白求恩大夫远去。

1939年10月，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正准备回一次国的白求恩听到消息后主动留了下来，赶往前线。他在一天的时间里就为13位重伤员做了手术。当他为一位头部严重感染的伤员实施排脓手术时，本已受伤的手指又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医务人员说：“白大夫，把这个指头去掉吧。”白求恩说：“外科医生把指头去掉怎么工作？”

就为了能继续给战士们做手术，白求恩任由病毒慢慢侵入他全身的血液。不愿离开手术台的白求恩身体越来越虚弱。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给中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感动与鼓舞，还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日军及狂热的日本民众：缺乏国际主义精神的狭隘民族心理，正是他们酿下这一滔天大罪的根源。

1939年秋季的一天，李玉茂听说冀中的人员和晋察冀的人员给白求恩开追悼会。听到消息的李玉茂哭得很伤心。

直到今天，李玉茂老人依然无法忘记这个只见过几面的外国大夫，而灰蓝色的眼睛、细高的身材以及微微的驼背，也成了白求恩留在他心中永恒的形象。

我们采访到了杰弗·里豪，他是白求恩大夫的侄孙，他说他小的时候，祖母总会跟他和弟弟妹妹们提到白求恩医生，告诉他们关于白求恩的事。但是，在加拿大没有人真正谈论他、提及他，他被遗忘了。

杰弗说：“我为他的生平和成就，还有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能够被人们所熟知，到现在仍然被传颂而骄傲。我想延续白求恩医生的精神，我很高兴有幸做这件事情，我还想让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记住这位伟大的人，事实上，我想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记住他。”

是的，全世界人民都会记得，这个蓝眼睛高个子的加拿大医生，也会记得那些在战争中为伤员们辛苦奔波的医护人员。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的故事也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我们心中的天使。

抗战胜利的勋章，永远有他们的血和汗。

阳光，天使

在抗战期间，像白求恩一样的医疗队员还有很多。当死亡逼近的一刹那，他们在想些什么呢？

“心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非常非常平静，知道子弹一来就一下子打死了，死以前的平静还是很幸福的。”时任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所长的刘御说。

1941年，日军调集五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刘御所在的部队被困在了一道山洼里。敌人把整个山区都包围了，只剩下一道叫做五通沟的口子，然而，却在五通沟上一边架一挺机枪。被包围的人想从五通沟里突围出去，敌人就用机枪一个劲地射，当时冲在突围队伍里的刘御记得五通沟的水都被染成红色的了。

刘御和一个叫小寇的看护员一起使劲儿往前跑，跑着跑着小寇一下子趴下了，大喊：“哎哟妈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负伤了。”听到小寇负伤了，刘御很紧张：“你快爬过来，爬过来我看看。”刘御用大石坎挡住子弹，让小寇爬过来，刘御一看，心里一下子放松了。“只是棉袄被炸飞了，棉花都露在外头，好在并没有负伤。”看到小寇没有负伤，便放心地让小寇赶紧跑。

小寇的虚惊一场是幸运的，但在那次扫荡中，却有很多人身负重伤。突围出去的刘御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带领伤员撤进大山里。他们在梯田间挖出一个个地窖，将伤员安置在里面，然后还照样给它垒起来。医生换药的时候，怕脚印被鬼子发现，就拿树枝一面走一面扫，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地窖和伤员。

与刘御同组有一个医生叫王军，他的一个病人叫辛瑞。王军看见重伤的辛瑞太辛苦了，又见外面太阳很好，就把辛瑞抬了出来，想让她晒晒太阳。

就在这时，收到情报说消息树倒了。

那时候山头上都会有棵消息树，有的儿童站岗，有的大人站岗，日军一出动，消息树就会倒。

日军来了，大家都赶紧喊辛瑞，让她快点儿进来。被太阳晒得舒舒服服的辛瑞以为大家在骗她，说：“我在外头挺舒服，我想躺一会儿。”大家告诉她鬼子真的来了，让她不要吭声，结果她还疼得哼哼开了。这时，日军正好从她附近经过，听到哼哼声，顺着声音找来。

辛瑞牺牲了。

日军知道山洞里肯定有人，于是想使诈，他们大叫：“穿蓝衣服的出来，我看见你了，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为了保护山洞里的其他人，护士长挺身而出。鬼子问她：“里头还有人吗？”她说：“没有人了，就我自己。”

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幸好，日军信以为真了。大家眼含泪水，望着被押走的护士长，那件蓝色的衣服，逐渐消失在视线里。

抗战八年，有太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一切，只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这些留下姓名和没有留下姓名的天使，永远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