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韦文被带走调查后，曾写了一封信给家人及工作组办案人员，及其《 我的悔过书 》，洋洋万言，发人深思。

2000年12月30日，广东省纪委执法检查室主任黄育强将此信转给“807”工作组领导，黄育强在报告中写道：

丁韦文的《 我的悔过书 》及他写给家人、工作组的信，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人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心态”，很具教育价值。建议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如加一按语转县处以上领导干部一阅，以此为鉴，也许比开几次会进行教育还要管用。

请酌！

黄育强

2000年12月30日

吕华等工作组领导同志按照黄育强的建议，将丁韦文的《 我的悔过书 》上报给了国务院、中纪委领导同志。

现将此文录后示众。

我的悔过书

我深深地悔过，尽管我知道为时已晚。

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走到罪恶的深渊。我深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罪恶大到了法律不容宽恕的地步，再坦白也是死路一条。在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坦白以求得一死，一是狡赖以求侥幸。强烈的求生欲望曾驱使我想捞根救命稻草，想抱侥幸心理再下一次罪恶的赌注。但我还是坚决选择了前一条道路，因为第二条道路是一次胜率极低而赔率最高的赌注。胜了，可以求得生还，这对我来说是高于我自己的一切的机会。败了，却不但自己无法获生还，而且我的亲人要受祸灾，我的挚友要受连累，我的领导要受麻烦，专案组的同志要多花一些心血。我不愿意让我的亲人因窝赃、假证而犯共同犯之罪，我不愿让我的挚友为我犯窝赃洗钱之罪，我也不愿让关心我的、信任我的领导、同志们为我开脱说情而背上失察、失职之名。我曾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人，但我已成了一个坏党员、坏干部、坏人，就让我在人生的终点再做一次诚实的好人吧，我只是被停职，还没有完成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程序，就让我再履行一次党员、干部的责任吧！

普宁可谓人杰地灵，乘改革开放之春风，自80年代中期起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神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速度，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有时机就会全面暴露，酿成大乱。

自90年代开始，普宁的涉毒、涉枪等刑事案件，假冒伪劣、计划生育等问题就相继发生。1996年5月，我到普宁任职后，一开始，确是努力，拼命工作，做了一点点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由于我缺乏艰苦环境的磨练，一直在顺境中前进，由于后期缺乏应有的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工作中一受点挫折，就悲观、消极、被动，特别是己之不正，无法正人，无法统领全局，没有确实地负起一个市委主要领导应尽的职责，团结带领党政班子和全市干部群众调查研究，及时决策部署，认真抓好督促查办，努力开创普宁工作的新局面，而且纸上谈兵、形式主义、迎来送往、被动应付，甚至在生活上灯迷酒醉。当问题出现了，不了解、不深入、不部署，甚至放任自流，任其膨胀发展，致使普宁市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计生问题，特别是骗取出口退税等严重问题，各种矛盾集中暴露，使普宁、使国家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对此，我作为主持普宁市委三年十个月的全面工作的书记，应负重大的、主要的责任，应负失职之过、渎职之罪！

我走上犯罪道路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极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得到不断的、很好的改造，在走上了领导岗位以后，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和诱惑。在我的机能抵抗力较弱时，腐朽没落的东西趁虚而入，自己又没有适时调节，及时就医吃药，最终发展到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动物性齐备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生来就有各种生理上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需要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断地得到扩充。这种“原我”的需要是较难控制的，一旦意志力衰退时，便会呈恶性的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他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的群体，组成了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要遵守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如果超越了道德规范，就要受社会公众的谴责；如果违反了行为准则，就要受社会的处罚；而如果触犯了法律法规，则要受到国家的制裁。因而，人在此阶段是属于“自我”的阶段，他是一个社会的人，他为了不遭到谴责、不遭到处罚、不遭到制裁，一般来说，都会循规蹈矩的。而且，一些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还会时时处处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舍弃自己的幸福而换得大众的欢乐，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换得大众的安宁。这些人已可以说是达到了“超我”的阶段。尽管这些人比例不高，但不少党的优秀干部如孔繁森、焦裕禄、吴金印等，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但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往往此起彼落，凡社会控制力、制度规范力、道德约束力稍为不强、稍有漏洞时，或者当一个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够的时候，社会人 —— “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沦为自然人 —— “原我”。人的兽欲占了上风，这个人就变坏或沦为罪人！

孩提和青年时代的我，不断在“原我”中实现了“自我”，入党、参加工作后，我拼命地以英模人物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逐步迈向超越自我的阶段。可惜近年来，由于我个人在诱惑对象增多、诱惑力度增强的形势下，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增强自身的抵抗力。终于逐渐地从“自我”又回到了“原我”：利欲熏心、吃喝玩乐，已成了兽性十足的动物！

随着地位的上升，我不是把它看成是责任的加重，而更多的是把它看成是利禄的增加。我常常思想过把我的非法收入都退回、上缴，但我又总是无此勇气，存有侥幸。我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追求太高的享受，但又总是跟别的干部攀比。比如用车的问题，本人乘坐的是三菱牌V6吉普车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当看到别的同级领导甚至下级干部乘坐的是丰田牌V8 — 4700型吉普车时，只是慑于明文的规定、惧于明摆的违规而作罢，但心理总是不平衡。又比如我接待客人有一段时间在机关食堂用餐，也基本上喝普宁产的青稞酒，可当看到别的干部都上金叶酒店用餐、上高档洋酒时，自己就产生了心理上的新的不平衡，也跟着大家而后退。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主要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还肩负着带领大家前进的重任而决不可随大流、逐世俗。这样一来，不但成了尾巴，而且助长了坏的风气。

我喜欢表现自己，卡拉OK这种娱乐形式恰好应我而生。从在揭阳市委宣传部时，我便经常出入歌舞厅。我美其名曰：“检查了解社会文化市场情况。”而社会营业性的娱乐这东西是一种慢性的“鸦片”，它让你沾上后老觉得离不开它，对它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久而久之，我也沾上了“毒瘾”。刚到普宁后，我“戒”了些时间，但由于自身的缘故，在参加一些场合的活动，接受了部下的安排，在新的诱惑下，我又“复吸”这种“鸦片”，“毒瘾”发作的时间逐步缩短。又因为有了金钱的支持而最终干上了道德败坏之事。

普宁市经济活跃，社会复杂，管理难度很大。我一介书生，从校门到校门，进机关的时间不长，又长期搞理论宣传工作，没有或甚少接触过经济部门和企业，不懂得具体的经济运作，和行政运作，我更没有经历艰苦复杂环境的磨练，党性不强作风不纯。我又是单枪匹马没有带着任何干部到普宁，基层的情况、普宁的干部队伍和社会关系网十分错综复杂，加上班子的主要领导间又产生了严重的裂痕。但是，假如我自己能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及时决策、加强督察，还是能够发现和解决不少的问题的；假如我不随波逐流，不收受贿赂，能以自己之正，去正他人，也还是能够集合班子成员的正气和力量，去带领全市干部群众走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去维护普宁社会的稳定，去实现新的跨越的。可惜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从1997年中期以后工作消极、被动应付、忙于迎来送往，甚至迷于歌舞娱乐，把自己的精力相当多的部分浪费在应酬和自己的个人生活之中，再加上自己原本就政治洞察力不强、工作水平不高、工作魄力不大，使问题和矛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恶性膨胀，无法控制，最终就如火山爆发，全面暴露，使普宁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作为一名市委书记，对此起着主导的、关键的作用。对于普宁出现的问题，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有严重的失职之过和渎职之罪！

以前，我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思维活跃、聪明能干、能说会道、能文能武、晓通百科。而就是没有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只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我总觉得别的干部水平低，甚至连普通话都无法讲好，连文章也无法写好。当与其他班子成员有矛盾或在工作中有挫折时，总不能往自己个人身上找原因，而常常抱怨揭阳市委没有把普宁市班子配好。在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的同时，又不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基层情况不熟悉，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而且喜欢交友，吃喝玩乐，把大好时光白白浪费。到后阶段，只是照稿宣科，开会作报告讲话没有自己应有的思想、观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集于我的一身。这样一来，工作常被耽误，矛盾不断积聚。直到这次组织对我停职立案审查，我才有了一次冷静思考问题，反思自己的机会，我猛然发现自己竟是这么一个坏人、坏干部，不但长期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还长期迷惑了揭阳地区的干部和群众！

这几天来，我冷静分析、苦苦思索，我越往深处想，越往最坏的结果想，才越发现了许许多多我以前没有发现到认识到的缺点、毛病、颓废甚至罪恶的一面。就是小聪明害苦了自己！

成大器者，当主要领导干部者，不能只有小聪明，而首先应该具备的是坚强的纯洁的党性，然后才是广博的才干！

十多年来，我也曾努力拒贿，我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拒贿。

第一种方式是事后回赠。我试图把这些干部当做“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 但没有记下 ），但当你搬新居、娶亲、出游时，有了机会，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这一种方式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钱物。下级干部送你的钱，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受到上司的馈赠，他都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春节等节日“加倍偿还”。就是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总是得到了“差价”，又使自己的不义之财有了新的增加。此种方式后来我不敢用。

第二种方式是当场拒收。可是，这种方式也是收效甚微。每年春节中秋节，送礼的人往往集中在几天里。这几天上门的人络绎不绝，你前脚走，他后脚进。我不敢对绝大部分下属与附势趋炎、随波逐流的干部严厉训斥，只能同他们讲道理。但单独一人还可以做工作，但社会风气如此，一位还未走，另一位送礼的又上门来，相互间心照不宣又不愿让对方知道底细。在这几天里做工作的成功率确是微乎其微。可以说，送上门来的红包中能顶回去的，当场拒收的还占不到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是你推我搡，最后他们都是扔下就跑，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三种方式是事后退回。我事后见一些信封太厚、分量太多的，有时单独约见该位干部，同他好好谈，劝他收回，并表示不声张出去，给他面子。如1996年8月，我到香港拜访同乡会，在深圳歇脚时，有一个干部给了我5万港元，放在我司机处。我没收下，请司机收好，回普宁后，我专门约他谈了一场，也真的是退回去了。但到下一个节日，他又送上门来，还是推辞不掉。如1999年初，我在广州开会，一位干部送上两万元人民币我硬是把它退回，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收回。但是，几年来，先后能退回的也就是十多次，而且耗费精力甚大。尽管有时候退回了一些，但占收受总数的比例还是不高，收效甚微。

第四种方法是节后上缴。1995年（ 还是1996年？我记不准 ）春节，我还兼任揭阳市委宣传部长时，因为是常委，送礼的人多了，一下子使我招架不住。但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清醒，上缴的红包数占收受的总数比例还是较高的。1996年中秋，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大节日，1997年春节，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节后将一大部分红包上缴普宁市委办公室，有一次好像是十几万人民币和一点港币。但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我不应上缴这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 不是完全 ）廉洁都是这么的难。以后，我每年都上缴巨额红包款，4年间的8个大节日，我共9次上缴58万多元人民币、8万多港币和两三千元美金。尽管我一个人上缴的数额占全揭阳市每年由纪委统计的处级领导干部上缴红包款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同我自己收受的全部红包款相比，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比例逐年下降。因而，我个人的非法财产额便急剧上升。

我一个人难于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而深深苦恼过，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过日子。我也曾苦苦思索过，可就是自己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正确的出路。

由于我个人的意志薄弱，由于我追求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占上风，由于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抱怨情绪、攀比心理、侥幸思想，特别是我常常抱有贪婪无度的欲望，使我走上了这一条严重犯罪的道路。我是自己走上去的，我不怨天，不尤人，只恨我自己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在走错了第一步之后，思想上的防线全面崩溃，越发不可收拾，我是自己走上了这条罪恶之路的，但周边、社会的因素这些外因，也对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说，我自己走着，干部队伍中一些人把我推着，亲人们把我护着，社会上亲近的人把我哄着，使我朝着这腐化堕落之路一直走着，而且越走越远，最终滑入了不可挽救的万丈深渊！当然，不管周围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如果我能时刻牢记党的原则和宗旨，保持高度民主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党纪国法时时警醒和约束自己，不要惧怕别人对我的讽刺，不要害怕世俗的力量，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孤立，但我却站在党和人民一边，自己也就不会沦为今天这样一名罪人！

我自知罪孽深重，罪恶难恕。但我还是恳切请求组织考虑我在被调查期间的表现：主动积极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真诚、积极配合组织劝说家人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妥善的方式清理、追回、上缴全部赃款、赃物，避免给国家造成新的损失。如能给予考虑，给我今后在法办时予以减刑，我将感恩戴德，将会继续发挥我的作用，在狱中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丁韦文

2000年12月2日

丁韦文在悔过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一个官员从高处向下堕落时呈自由落体的状态，人的精神、意志、信念在高处，成为人生攀援的支点，一旦失去，人就会迅速跌落。

2001年8月，丁韦文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丁韦文的“搭档”赖辰俊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2000年12月，赖辰俊被带到了东山，对赖辰俊的专案调查随即展开。工作组专门就赖辰俊等党政领导涉案问题向国务院进行了汇报。国务院领导指示，为了把骗税案件查清查透，工作组主要调查涉税案件，由涉税案件带出的其他经济犯罪等腐败案件，交广东省有关部门处理。

法院审理后判定，赖辰俊因受贿价值300万元的别墅，违规动用住房基金导致1758万元无法追回，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