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意两国军队相持期间，意大利官员和埃及驻罗马大使叶海亚·里法特取得联系，告诉他们意大利要逮捕那4名劫持者并对他们进行起诉，那2名巴解组织代表也必须下飞机去做口供。

埃及政府对此的回复是，同意将4名劫持者移交意大利司法部门。但对巴解组织的2名使者的处理又是另一回事。埃及声称巴勒斯坦人受到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他们并不愿被带到斯戈尼拉，而且他们也不想下飞机。事实上，埃及政府是在说，这架飞机本身是执行官方特殊使命的，根据国际法应当享受外交豁免权。只要这2个巴勒斯坦人仍然在飞机上，他们就是在埃及的领土上，埃及政府宣布“如果有必要”，他们准备“用武力来保护这架飞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最后，在10月11日（星期五）上午9时许，里法特大使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外交通牒，说埃及政府要求明确埃及航空公司客机及其机上成员的合法地位，并要求允许该机带着机上剩余的乘客立即离开斯戈尼拉。

当天上午10时左右，一架棕色小型公务喷气式飞机降落在跑道的另一头，停靠在埃航737客机旁边。2名衣着考究的中年男子走下飞机，向737客机走去。一个人自称来自罗马，代表意大利政府。另一个也许是一名阿拉伯人，一直没有讲话。在那位意大利三星中将核实了他们的证件后（他告诉我他俩都是从意大利来的），我们同意让他们登机和那2名巴勒斯坦人（还没有人承认他们实际上就是阿巴斯和哈桑）谈话，他们在那里待了将近1个小时，然后乘自己的飞机离开了。

我实际上并不相信他们编的故事。他们的行为使我怀疑他们是想把阿布·阿巴斯和哈桑偷偷带出斯戈尼拉，或者带出意大利。这将进一步证实我从那位意大利三星中将不时的清楚暗示中得到的信息：意大利政府试图找到一个简单的、各方都不受伤害的办法来摆脱他们现在的两难境地。

我给海军中将莫罗打电话，表明了我的担心，并问他是否能在附近找到一架海军小型T-39公务喷气式飞机派给我，这样，如果我的担心是正确的，我就可以跟踪他们。

我已经从我最棒的人中选了4个人作为我的“追击小队”——迪克中校、约翰尼少校、一级军士长里克和我最好的通讯卫星无线电报务员——大约下午2时，2名海军上尉来了，说他们就在斯戈尼拉的VR24中队，已经接到了任务。他们就是我的飞行员，现在来报到待命。

“你们的飞机呢？”

“在机库，长官，”他们回答道。“就在滑道的另一头。”

我把这2名飞行员纳入我的4人追击小组。“我要你们做的是，随时准备起飞，”我告诉他们6个人。“但不要让别人看见。我要你们坐在里面等候我的命令。如果他们试图用飞机把阿巴斯偷偷带出去，你们就立即起飞，跟在他们的尾翼下方。他们到哪里，你们就跟到哪里。你们的任务不是把阿巴斯再抓回来，而只是向我汇报。我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同时，我心里还在反复思索，如何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使意大利人承担让恐怖分子受审的责任，这样这些恐怖分子就无法逃脱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是向那位意大利三星中将摊牌的时候了。我建议我们应当让一些美国人质从开罗飞过来了（他们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里）。一旦他们到了，我们将在任何一个有权限的法官监视下安排疑犯辨认，让人质来指认恐怖分子。

“这样可以，”他告诉我。“也许这是一个好主意。”

“那你能与当地的地区检察官联系，在今晚把这个定下来吗？”我问道。“我会设法搞一架飞机把人质运过来。”

大约1个小时后，他告诉我地区检察官已经同意了我的提议，但需要提前2小时通知他，以便在法官的监督下安排疑犯辨认。

于是我给海军中将莫罗打电话，安排了一架C-141把美国人质送到斯戈尼拉。我还向他指出，在具有终审权的法官面前由人质指认恐怖分子的重要性。

“那是一个好主意，”他说道。“我先去办，然后给你回音。”

就在黄昏前，那架公务喷气式飞机又回来了，滑行到跑道的另一头，转了个圈，停了下来，但是没有熄火，着陆灯也没有关。我在下飞机前遇到的那两个人，此刻又向737客机走去，要求登机。他们在飞机上待了半个小时，然后又飞走了。

这一切加深了我的怀疑。有人想把阿布·阿巴斯和他的同伴送出这个国家。

天黑后不久，意大利基地指挥官、埃及大使和埃及客机的机组成员出现在737飞机上。20分钟后，来了一辆载有埃及777卫队的有篷卡车。大约晚上9时30分，737飞机的引擎发动了。同时，意大利人开始移动卡车和建筑装备来封堵主跑道的入口。惟一没有被堵上的就是737要用的那条跑道。

我打电话给海军T-39，告诉他们“做好准备，737已经发动。可能很快就要冲向跑道”。

T-39此刻也开始起飞加速。由于到主跑道的路都堵上了，它只能沿与主跑道平行的滑道起飞；这2架飞机在空中朝着相反的方向呼啸而过，意大利官员驾驶的飞机在下，T-39在其上。

飞机升空后，T-39来了一个急右转弯，按照我的指示进入客机的机尾位置。

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派出4架喷气式截击机，试图赶走T-39，把737护送到目的地。在截击机飞行员和T-39机组成员之间进行了一些措辞激烈的对话，但是没有起作用。T-39继续执行其任务。

埃航737客机飞抵弗加莫机场。这是罗马的主要国际机场莱昂纳多·达芬奇机场附近的一个备用机场。

当T-39要求降落未获批准后，T-39的飞行员谎称出现技术故障，并跟在埃及737客机后面降落。埃及737客机滑行到离贵宾休息室不远的地方，T-39就停在它旁边。阿布·阿巴斯和他的同伴下了飞机，走进休息室。大约1小时后，他们穿着意大利空军军官的飞行服走了出来，登上一架已在那里等候的南斯拉夫民用客机。这架推迟起飞的班机是飞往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

与此同时，拉布大使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了逮捕阿巴斯并将其引渡的要求。克拉克西仍然故意拖延。他说这一要求“在司法部长看来，是不符合意大利法律所规定的实际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拘留阿巴斯的法律基础，因为此刻他正在一架别国的飞机上，享受治外法权”。

在那架飞机起飞前往贝尔格莱德后不久，拉布大使到了意大利总理的官邸齐吉宫，对其放走阿巴斯表示抗议。离开时，拉布告诉记者：“我对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很不高兴。”

美国国务院立即准备向南斯拉夫方面提出引渡要求；这一要求实际上在阿巴斯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前就已经发出。但这注定是没有用的，因为南斯拉夫和巴解组织有外交关系，而阿巴斯作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享有外交豁免权。2天后，阿巴斯继续飞往南也门的亚丁，从那儿去了巴格达。

10月11日晚上11时左右，一架从开罗飞来的C-141降落了，机上有12名美国人质。我们把其中5人带到市里的拘留所，其中有玛丽莲·克林霍弗夫人；其余的人仍留在贵宾休息室。在拘留所里，地区检察官进行了一场非常专业的疑犯辨认（里面有法官，还有那位意大利三星中将）。这5位美国人没有片刻的犹豫，非常肯定的指认出那4名曾经劫船的恐怖分子。

轮到玛丽莲·克林霍弗走近看马吉德·阿尔-穆尔基的时候，她朝他脸上啐了一口，转过身来。“把你的枪给我，”她用冷静而愤怒的声音对我说。“我要亲手毙了他。”

“我了解你的感受，”我对她说。“我也想这么做。但是你要知道，这样只会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这件事最好还是让意大利法庭去妥善处理吧。”

她看着我说道：“这让我很伤心，不过我想你是对的。请转达我对你的部队全体人员的谢意，谢谢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将近午夜时分，我把这些人质带回到等候在那里已经发动的C-141飞机。

此时，那些和我一起留下的人也开始登机，准备出发……只是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意大利人用建筑机械设备把飞机挡住了。

我走到那架即将把人质送回去的飞机前和他们道别，这时候，那位中将来了。

我对他的合作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依我看来，我们一起使这个复杂的局面产生了尽可能好的结果。

“很快，人质将飞回美国。我打算在他们之后30秒起飞，”我告诉他。

这时候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已经作出决定，你们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我们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带没带干净的内衣和剃须刀之类的东西？”我问道。

“没有。怎么了？”

“那我希望你现在穿的是干净内衣，因为如果你不把挡在飞机前面的东西搬开，你就准备免费乘飞机到美国去一趟——陪我一起去。”

他看了看我，然后笑着说：“祝你好运，我的朋友。”

几分钟后，按照他的命令，挡在飞机跑道上的建筑设备被移开。我们跟在载有人质的C-141后面起飞了。

那是新的一天，1985年10月12日（星期六）。

对于我们特种部队的所有人，还有那些海军方面的参与者（海军少将戴夫·杰里迈亚、他的参谋人员以及“萨拉托加”号航母上的所有舰员）来说，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干得非常漂亮，具有极高的熟练技能和专业水平。我们成功地处理了一个非常复杂、风险巨大的事件。

我们飞回波普空军基地的时候，我的副官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显示的日期虽然才是10月12日，但是那一年我们花在旅途上的时间已经达到154天，到过15个不同的国家，飞行了197000英里。其中有些任务完成得很好，有些则不是很顺利；但所有这些任务都让我学到了反恐作战的经验，并且使我们与我们的盟友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后来我得知意大利和埃及都签发了对我的逮捕令，我感到很有意思。不过在此后的2年里，我因执行任务又去过这2个国家，通常穿一身普通的飞行夹克，从未受到任何人的询问或阻挡。

实际上，“阿希尔劳罗”号事件过后的41天，我们又回到了斯戈尼拉去处理一架被劫持飞往马耳他的埃及客机。

在那次任务中，我一直和罗伯特·韦甘德少将保持无线电联系，他驻防在埃及，在一架埃及的C-130上陪着埃及777部队飞往马耳他，执行营救埃及客机上被劫持人质的行动。鲍勃告诉我，埃及人请求我们帮助他们夺回那架客机。

正当我们准备出动直升机去帮助埃及人的时候，比尔·斯皮尔曼海军上校过来说：“你的朋友在下面机场的贵宾休息室想见你。”

“什么朋友？”我问道。

“你的意大利朋友。”

“比尔，我可没时间和他们玩啊，”我告诉他说。“我们有一起劫机事件要处理，埃及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你一定得见他们，”他坚持道。

我们你来我往地说了几分钟，最后我只好同意和他一起去，但是只见10分钟。

由于我不太确定他们此时的状况，所以决定带2名特种部队警卫和我一起去。

我走进贵宾休息室，四五个意大利高级官员（尽管不是我那位三星中将朋友）顿时站起来说：“欢迎回来！我们早就知道你要来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的飞机使用了和上次一样的呼号，”他们笑着说道。

我的担心原来是多余了。这次聚会非常开心。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意大利人说：“我们认为那艘船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那些政客们把事情搞砸了。”

不幸的是，当我们把黑鹰直升机准备好，2名最好的突击队员就要动身飞往马耳他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已经无法帮助埃及人了。

我们后来得知，马耳他机场指挥塔台的一名利比亚雇员说服了马耳他人，让他们规定援助人员必须乘坐意大利的直升机。他知道要得到罗马方面的许可要花相当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埃及人已经先动手了。在行动过程中，他们用了过多的炸药，致使60名乘客丧生，使之成为到当时为止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劫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