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之后，在懋功地区小住几日，上上下下了解一些情况以后，返回茂县四方面军总部。途经理县下东门，见到徐向前。

徐向前关心地问起两河口会议的情况，张国焘懒洋洋地不愿多谈，显得颇为疲惫的样子。只是简单地说：

“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非常关心目前的战略方针，问道：

“下一步，部队向哪个方向打？”

“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再图发展。依我之见，还是先取川西南为好。否则，粮食、给养都成问题。”

徐向前说：

“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过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听了徐向前的意见，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方针，他对徐向前说：

“你将我的这个意见草拟一份给中央。明天你亲到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

徐向前按张国焘的意见办了。谁知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四方面军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徐向前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到茂县，反复琢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要员们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深感个人如果一再坚持南进的方针，恐不被中央所接受。特别是在下东门听了徐向前一番分析北进与南进的利弊之后，认为当前北进较之南进为好。到底向北还是向南，真颇费推敲，弄得他心神不定。想来想去他握起电话无可奈何地给徐向前说：

“向前，还是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你不去懋功了。”

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小有反复后，还是勉强接受了。

两军会师以来，中央的一些同志在与张国焘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张国焘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对中央生出些意见来，两军的指战员之间，甚至产生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为了加强团结，改善关系，中央决定派出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罗迈、刘伯承、周兴、金维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以示关怀。

且说在1933年8月就遭到张国焘监禁的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听到中央慰问团来到杂谷脑的消息，激动万分。当晚，推开桌上一叠正在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稿子，在一盏昏暗的马灯下，颤抖着手，立刻给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述说着自己的经历与对党的一片赤诚。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于湖南资兴，1922年毕业于郴州第七联合中学，一度到军阀沈鸿英部队当参谋。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经过半年严格的入伍生训练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6年黄埔军校毕业，投入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参与建立政治机关，发展中共组织。北伐中进驻武汉后，曾中生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以极大的热忱在报上发表宣传北伐胜利、报道工农运动的文章。1927年9月，他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4月，党派他到南京工作，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积极整顿南京党组织，制定在敌人统治中心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同年10月，调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队从西、南、北三面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进攻，曾中生领导红军英勇抗击，组织军民与敌人周旋。此时，由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十五军从鄂东南经皖西、豫南转到黄麻地区。全军千余支枪，平均每支枪仅三发子弹，战士们大部分没有御冬的棉衣，又匮乏粮食，很多时候填不饱肚子，条件险恶。围绕十五军的行动方针，地方和军队之间又发生分歧。地方同志主张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军队同志则主张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另谋发展。曾中生主张赶快整顿部队，集中兵力突破敌人包围，与红一军会合。红十五军根据曾中生意见，整顿三日，统一了认识。曾中生又两次与十五军领导研究突围方案，并布置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配合部队行动。1932年1月初，红十五军东袭麻城福田河成功，消灭数百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胜利转到了外线。

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曾中生任政委。他与红四军领导一起，及时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正确分析形势，决定红军转入反攻，以主力突击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以部分红军结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敌人孤立的据点。在此作战方针指导下，红四军主力首次有组织地“围点打援”，围攻磨角楼；首次采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攻克新集城；又以“飘忽战略”出击平汉线，袭占李家寨、柳林河站，尔后选择冒进之敌，大胆迂回包围穿插猛进，在双桥镇取得首次歼敌一个整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巨大胜利。

双桥镇胜利后，曾中生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总结了各方面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为培养红军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紧接着红四军又成立工农红军人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长。1932年春夏之交，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领导鄂豫皖军民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多万，红军发展到近2万人。

张国焘自派到鄂豫皖后，以王明路线的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对反对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曾中生排挤打击。曾中生虽身受其害，仍和军长徐向前一起，通力合作，从实际出发，率部南下作战，1个月内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张国焘不放松对功勋卓著的曾中生的迫害，接着降曾中生任独立一师师长。此期，曾中生身患肺病，病痛与政治打击双双折磨着他，但他并不因此而颓丧，以病弱之躯，整训部队，使独立一师在四次反“围剿”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向西转移，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在陕南城固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和旷继勋、余笃山一起，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和军阀式的领导作风，又一次冒犯了张国焘，又为自己种下了一颗“受罪”的种子。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此时并未马上报复和收拾曾中生，表面装着“欢迎”曾中生等人提出的意见，实际是在窥测时机，准备报复，到时一起算帐。

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重用”，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他感到部队发展得快，新战士的大量拥入，为指导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干部的指挥组织能力，于是便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认真总结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军事著作。

曾中生何曾想到（应该说在意料之中），就在他对党对红军一片赤胆忠心，孜孜不倦地正在写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时候，张国焘下了毒手，突然将他逮捕，罪名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并施以严刑拷打，长期关押。

曾中生就这样被人看管着“带罪”上了征途。他的冤屈向谁申诉？沉冤何时昭雪？张国焘一手遮天，曾中生向何人告状？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动会师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悄悄地流下了高兴而难过的眼泪，当即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他的悲惨遭遇，并告之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希望中央明镜高悬，认真查处他的“问题”，明辨是非，洗雪他的“罪愆”。但曾中生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信，一经落到张国焘手里，不但被扣了下来，反而又成了他新的“罪行”，又种下了一颗被进一步陷害的罪恶的种子。

信发出后，曾中生在那间又窄又暗的牢房里，成天倚窗而望，希望中央派人来接他出去，进一步清理他的案子。但每天得到的总是失望与悲叹！他哪里知道，他的那封涌动着字字血、声声泪的书信，早已在张国焘那里灰飞烟灭了。

现在，又听说中央派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总部来啦，曾中生在狱中是怎样的狂喜，于是不得不赶快推开呕心沥血之写作，迅速给中央写信，并要求见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一面。

曾中生又一次给中央的信，同样被张国焘扣下，同样遭到灰飞烟灭的命运。张国焘并嘱咐黄超等人说，中央慰问团的人来了，要特别注意看管好曾中生，不让与中央派来的人有一丁点接触。

张国焘为了表示拥护中央，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他指示四方面军总部欢迎的场面要十分热闹。于是王稼祥、李富春等在一阵口号声、欢呼声中，喜笑颜开地步入欢迎会场。

台上台下自然十分亲热，场面颇为热烈。

中央慰问团的同志，除向四方面军指战员表示真诚的亲切慰问外，还传达了两河口会议精神，解释会师后的一、四方面军为什么要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的道理。

连续不断的握手、问好、欢呼、讲话之后，热闹的场面归于冷静，张国焘在欢迎会结束后同李富春说：

“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不等李富春回答，张国焘接着又成竹在胸地说：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依我之见，朱德仍为总司令，另可委任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这样便集中了两军中的主要军事人才，有利于今后合作。”

李富春一听，张国焘这话中有话。他琢磨着，从会师之日起，张国焘一直闹“统一指挥的问题没有解决”，他通过发电报，以及找中央的人反映，或由四方面军的头面人物建议等方式，欲将自己捧上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李富春记起了有这样一件事，是朱德告诉他的：陈昌浩曾致电朱德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中央慰问团临行前，毛泽东也曾对李富春讲过一段话：张国焘是爱争权的，要注意。中央已经作了研究，为了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也为了今后两军的更好合作，同时考虑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影响，洛甫提出主动让出总书记一职，但毛泽东虑及张国焘是不喜欢没有军权的党内第一把交椅这个角色的，朱德说那么就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吧，把自己的职务交给他。毛泽东不同意，说军委主席不能让他当。周恩来则表示愿意让出总政委，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张国焘可能愿任此职，但须慎重研究，下一步开会再定。中央慰问团到了杂谷脑，如果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就说中央已经有新考虑，不要让他失望。

李富春记起毛泽东的交代。果然欢迎会后张国焘便迫不及待地提起这个极为关心的问题。他推荐这个那个出来的后面隐藏着他的一个庞大的影子。他和陈昌浩向中央相互荐举，实际是在演一折蹩脚的双簧。

李富春平静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你所关心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我所知，中央正在考虑，相信不日即可解决。”

张国焘听李富春这么一说，稍稍感到放心。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勉强接受北上的方针以后，总参谋长刘伯承受军委委托，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为此，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

岷江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岷江衣岸钳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并隔阻许绍宗部队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以便我两岸主力顺利的进到松潘及其东北地带，以突击胡敌之背。懋功支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红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并隐蔽红军企图，在夹金山、巴郎山、懋功、祟化地区活动。

左、中、右三路大军由岷江两岸进攻松燔，尤以左路及中路为中心。左路军由16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杨尚昆。该军第一步应于7月中旬集中箭步塘。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一步应于7月10日前集中于上壤口。左、中两路军的主要任务是从松潘以北之两路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并坚决消灭之，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从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军由11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8个团经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3个团经松坪沟、红土坡、小娃沟向松潘前进。左、中路军的向北迂回和右路军的由南进攻，将对胡敌形成夹击之势。如胡敌坚守城堡，不利攻击，红军则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里程，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战。为了达到战役目的，“计划”还要求尚在岷江东岸的属于左、中、右三路军的部队务必在7月3日以前，渡过岷江并按期赶到第一步集中点。

另外，“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理番、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暂以卓克基为总后方，杂谷脑为临时后方，留养不能行动之伤病员。凡笨重不急用的器械、资材应留后方，体弱的女同志留在后方工作。并要求留在这一地区的警各部队，应采取游击战争方式，掩护后方并扩大自己，并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将这一地区造成苏区。

左路军在林彪、彭德怀率领下，由懋功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马河坝等地，到达黑水（芦花）。左路军中的三军团，进到黑水寺时，彭德怀接到军委命令，要他率三军团一部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迎接徐向前率领的部队渡黑水河。

彭德怀得悉徐向前部正向黑水河边的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来接应。这时维谷渡口的索桥已遭敌人破坏，两军只能隔河相望。这一带水流湍急，滩多浪涌，水声很大，隔河两岸说话根本听不清楚。徐向前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德怀，于是迅速抬手致意。对方也频频挥手。徐向前赶快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蹲在岸边一棵树下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然后将纸页捆在石头上，扔过河去。彭德怀拾起对岸扔过来的石头，十分高兴，于是两岸的人立即相互喊话，招手致意。

第二天清晨，徐向前急匆匆喜切切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吊桥的竹筐里用力滑过去，与彭德怀相会。两位将领在沙场上纵横驰骋，神交已久，但从未晤面，在中国西部边陲的黑河边，这时才第一次相会。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双方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徐向前与彭德怀见面后，当即商量架桥事宜，让两支部队尽快会合。徐向前刚与彭德怀分手，黄超又匆匆赶来，他的特务员走在后面，手提几斤牛肉干和一袋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黄超一见彭德怀就亲热地说：

“彭军团长，张主席听说前线给养艰难，派我特来慰劳。”

彭德怀心想，这是干吗？张国焘还挺关心人哩！于是笑着说：

“张主席也真想得周到。”

黄超进而说：

“张主席很知道你，很赏识你，说你能打仗。”

彭德怀不以为然地说：

“我主要是胆子大，不怕死。”

黄超接着马上问道：

“听说会理会议毛主席冒火啦。”

彭德怀心里暗暗一惊，揣度着黄超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谁告诉他的？他看了一眼黄超说：

“你问这个干吗？”

黄超尴尬地回答道：

“随便聊聊，没有什么，只不过听说你在会理会上挨了批评，替你抱屈。”

彭德怀一笑：

“啊！承你关心，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那时仗没打好，大家非常疲劳，有点情绪。”

黄超进一步问道：

“听说毛主席批评林军团长更厉害，洛甫总书记也被点了名？”

彭德怀更纳闷了。心想这些一定是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向一方面军的人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的，他特别留心党内的这些纷争干啥？现在又进一步派黄超前来打探。张国焘既然关心这些事，干脆趁机说个清楚，不让有些事以讹传讹，不利团结。于是他在屋子里踱了一会，思忖了一会对黄超说：

“会理会议，毛主席的批评有点过火。林彪是应该批评的，那时提出改换领导不对嘛！其实，林彪给中央写信，建议我当前敌指挥，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并无反对他的意见。林彪也无把他拉下马的意思，是要他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主持军中大计方针，前线指挥要我们这些干将去作。”

黄超不满地说：

“毛主席的疑心也太重，生怕别人又来夺他的权。”

彭德怀连忙解释说：

“可不能那么说，那时大家的心情都有些不好，有些烦闷，毛主席也着急啊.生怕党内又出现分裂，闹不团结。毛主席虽然批评得重了一点，这叫矫枉过正嘛。”

黄超替彭德怀抱不平：

“你应该在会上声明一下。”

彭德怀摇摇头说：

“说它做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让历史来证明我彭德怀的为人，事久自然明嘛。”

黄超又对彭德怀说：

“现在两军会师了，应该在川康一带好好休整，西征以来，大家都很疲乏，但中央坚持北进，北进的阻力大哇。”

彭德怀回答说：

“对此，中央作了慎重考虑，北进才有出路，川康一带，不宜部队生存，又无回旋余地，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

黄超接过彭德怀的话说：

“说实在的，北进，我们也没意见，我们并不反对北进，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三国时，孔明不是说过，欲北伐必先南征嘛。”

“那是诸葛孔明为了巩固蜀国后方的计划，我们并无南下川康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因此，南征没有必要。”

“大军北上，会遇到马家骑兵，我们没有和骑兵作战的经验，难以制胜。”

“现在说起这些，还为时尚早，到时可能就有办法了，不必害怕。”

黄超想说想问的，彭德怀都一一给予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满意。

最后黄超神秘兮兮地对彭德怀说：

“老彭，张主席说，你的部队从江西出来，打得很苦，损失很重，准备给你3个师，听你指挥。”

彭德怀一听张国焘以个人名义拨给他3个师的部队，由他指挥，他警惕了。心想，红军又不是哪个人的军队，可以不经研究，凭个人的意愿随便调动。只有军阀才是这样。张国焘把我老彭看成什么人啦，把我当军阀！我老彭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啦！于是嘿嘿笑了一阵，大声对黄超说：

“啊！张主席真瞧得起我彭德怀呀，我可没有本事，指挥那么多部队，现在的几个团，都指挥不好呀。”

彭德怀为了表示感谢张国焘对他的“关怀”，当天下午，留张国焘的“特使”黄超在三军团司令部晚餐，还特意叫炊事员多加了两个菜。

晚上，彭德怀的心情有些不平静，加上喝了两盅烧酒，更是思绪难平。想到两军会师前，都极盼会师，力量大了，好开展新的斗争。但一旦会师，又为了战略方针，意见不一，矛盾纷争，时有所闻。今天张国焘派黄超来，又是送礼，又是拨兵，又是打探，情况复杂呀。两军会师后，他已经听到下面讲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比如因一方面军的帽子小于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有的战士就讥讽说一方面军是“小脑袋”呀，说一方面军打了败仗呀；而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则认为，既然四方面军说我们是“小脑袋”，那么四方面军则是“大脑袋”呀，说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呀，瞧不起一方面军呀，甚至还有说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呀等等。说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和一方面军，多是从张国焘那里流露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听到一些张国焘不满意中央的话，不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的言论。今天黄超来意非善，特别是问起会理会议，更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张国焘这么“器重”我老彭，要拨三个师给我，哎！居心叵测呀！黄超送点吃的东西来，倒没什么，送二、三百银洋来，是什么意思？是想收买我老彭不成！看来，还得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谨防上当！他深深感到，目前军内的情况相当复杂，他不安起来，这一夜竟没睡好。

三军团屯驻黑水的第二天，张国焘在镇子里见到杨尚昆，高兴地说：

“哟！‘表弟’，你现在投笔从戎了啊——哈哈！”

张国焘戏称杨尚昆为“表弟”，这里有一段简单的故事。

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认识了张国焘。张国焘那时是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的代表。1931年，他俩先后回国，杨尚昆在上海临时中央任宣传部长，张国焘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们以表哥表弟关系作掩护相往来，过从甚密，因此感情也不错。故张国焘心目中的“表弟”，还是四年前的印象——一个握笔杆作宣传工作的文化人。

杨尚昆莞尔一笑：

“‘表哥’你混得不错嘛，拿起枪杆子，成了一路‘诸侯’了啊。”说完打起一串哈哈。

张国焘拍了拍杨尚昆的肩胛：

“老弟，我请你吃饭，走，到我那里去坐坐。”

杨尚昆欢喜地说：

“好！老兄有请，我也就不客气了，到府上拜望拜望。”

杨尚昆与张国焘并肩而行，来到黑水镇头的一个大院，杨尚昆瞧了瞧院房宽大的门楣，对张国焘说：

“你老兄住的这间房子好大，想必是个大财主的，比在上海那阵住的亭子间阔气多啦。”

“上海滩十里洋场，有钱也不敢住大房子，何况那时囊中羞涩，只好挤亭子间。”

几年不见面了，黄浦江畔一别，东奔西走，走南闯北，各自为自己的理想在不同的地方作明的或暗的抗争，今天竟在中国西南的小镇晤面，老朋友自然高兴。由于张国焘的条件好，当然要请“表弟”吃饭了。

他们就这样随便地叙谈着，戎马倥偬，不期而遇，话自然很多。但无非是别后各自的行止，时事的沧桑，岁月的忧患，还有他们所经历过的或听到过的许多稀奇古怪的轶闻趣事，但更多的却是患难相逢中的友情。

一会儿，特务员端来饭菜，杨尚昆一见，直咽口水，因为好久以来，都没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炒牛羊肉，炒青菜，猪肉汤，稀饭馍馍。但七、八个月来，杨尚昆哪里见过这些东西？成天与粗食为伍，肠子早已锈迹斑斑。苦的时候，有几棵野菜一口炒面，就算不错啦。但眼下张国焘的生活，过得真不错哩，难怪养得一肥二胖，不像一个生逢乱世的红军将领，倒像一个财主。不像一方面军的领导人，一个个饱经沧桑，面黄肌瘦。

进餐的时候，杨尚昆嚼着白面馍馍欢喜地说：

“在莫斯科，我们中大的学生只能吃黑面包干，你这个中央代表，可能吃的是这种白面馍馍。”

张国焘笑了笑：

“苏联经济恢复时期，他们的生活也苦，你讲的那种黑面包干倒没吃过。”

席间，张国焘向这个老朋友、小老弟问起一方面军的情况，杨尚昆将所知道的有保留地告诉了张国焘。因为杨尚昆对张国焘毕竟有一些了解，彭德怀昨天又对杨尚昆讲了黄超来亦赠送东西的事，以致杨尚昆不免多了一份戒心。

张国焘从杨尚昆这里得不到什么更多新的消息，也就没有再问什么，只顾热情地招呼杨尚昆多吃点东西。既然见到了多久不见的老熟人，杨尚昆也非常高兴，礼貌地应付了一下张国焘的盛情。

张国焘在两军会师以后，一有机会，就广交一方面军中的“朋友”，特别是对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的首领，更是青睐，优礼有加。又是送东西，又是请吃饭，热情备至。

张国焘听杨尚昆说洛甫住在离黑水不远的一个小村，他送走杨尚昆后，决定到洛甫那儿去，因为他有好些问题思想不通，想与中央的总负责人交换意见，看能否说通洛甫，改变中央北上的方针。

张国焘迈进洛甫的小屋便开门见山地说：

“洛甫兄，我今天是来请教一些问题，望不吝赐教。”

洛甫放下手中正在阅览的军事详报，笑盈盈地招呼张国焘坐下，并说：

“国焘同志，不必客气，有事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切磋。”

张国焘坐下后说：

“那天，我们在抚边谈到，凯丰写的文章批评我，不应该背着中央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其实，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倒值得考虑。根据四方面军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的口号并没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难道说苏维埃政策就一定正确？而西北联邦政府就是一定不正确？”

不等洛甫回答，张国焘接着又说：

“苏维埃和红军之所以遭受挫折，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我看这是由于我们把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非议，不可怀疑。于是，大家坚持北进，退到岷江以西，目标是到毛儿盖那里去集结，下一步又该怎么办？为什么不能在川北和茂县地区打击川军，向川康一带发展呢？”

洛甫摇摇头，温和地苦笑了一下。心想，张国焘想的与中央的方针总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甚至怀疑起中央的政治路线来了。对于政治路线这个问题，洛甫认为比较复杂，一时也难以讲清楚。有些问题，目前他也还没有弄通。但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中央必须保持一致。如果否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家就会无所适从。况且遵义会议以来，虽然部队仍不免有一些损失，一路减员，但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天险，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毕竟按预定的计划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后，是他一人的成绩，相反洛甫认为是中央政治局的诸同志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出谋划策的结果。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的力尤大。一想起这些，他非常反感张国焘所提的所谓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的说法。他沉住气平心静气地对张国焘说：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主要考虑的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崇毛泽东主持其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张国焘本来对遵义会议就有些反感，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还值得考虑。当他听到洛甫提起这次会议，便立即攻击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周恩来与陈云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包括你洛甫兄在内。”

洛甫谦和地点点头。

张国焘继续说：

“既然是如此，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同我都没参加，这样的会议有效吗？”

洛甫当即解释道：

“战争环境，形势紧急，不可能都通知来，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了，会议应该有效。虽然朱德等同志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那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增选的，不是个人指定的，应该说是合法的。”

张国焘进而诡辩说：

“这不是中央全会，可以增选政治局常委吗？”

显而易见，张国焘指的是毛泽东。

洛甫回答说：

“遵义会议，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就可增选毛泽东进常委。因为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毛泽东能应付当时极为困难的局面。遵义会议上，还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取消了候补两个字。如果照国焘兄的说法，那次会议，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也不合法了。”

张国焘似通非通地瞧了瞧洛甫，摇摇头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你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据我所知，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并没解决。目前，中央只注意军事行动，闭口不谈政治问题，这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说，这是极为忧虑的事。如果政治路线不解决好，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到惨败，不易翻身。搞不好还会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一方面军之所以弄到这个下场，目前我们大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药方呢？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有什么可指斥的呢？”

张国焘越说越来劲，看来，这席话是早有所准备的，有“感”而发，是他思考很久郁结于胸的一些重大问题，就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宣泄。他认为在中共中央的要人中，洛甫对人平和、宽厚，又有理论水平，也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张国焘相信他改变中共政策的主张，“拯救”中共与红军的谋略，能够得到党中央采纳。因为张国焘以为，这时只有他看清楚了党中央“存在的问题”，他必须起来“挽救”处于危难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

洛甫没有立即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在作深深的思考。他在琢磨张国焘这些话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张国焘看洛甫不说话，以为自己讲的一套，一定说服了洛甫，于是乘兴继续讲下去：

“中央为什么一定要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我看实际执行的都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唱反调。是啊！中共有的人历来认为，张国焘是机会主义！红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甚么西北联邦政府，甚么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讲越有些气了，脸上多余的肌肉抽动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本来洛甫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张国焘讲的这些，完全可以给予反驳回去。但考虑到张国焘当前的固执，加之虑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要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么一些重大问题，他把很多话咽下去了，心想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比较成熟的洛甫，此时只得沉住气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如你所讲，中央的政治路线如确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现在提起这些，党内容易发生纠纷。现在，我们面前困难重重，大敌当前，还是不要提出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为好。”

张国焘看出洛甫对目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不感兴趣，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唉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