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左、中两路军应分别由阿坝、壤口经草地绕攻松潘。当时红军粮食无着，长途转战又未得到很好休整，要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而又缺乏后勤补给的水草地，没有相当的时间准备，势不可能。由卓克基向西北到阿坝，再横过草地东向松潘，路遥数千里，且有泥泞沼泽为阻，即使给养有保障也需时近月才能到达。左、中两路军若按此方案于7月初经草地绕向松潘，将自伤其力而又给敌以从容防堵之利，更无迅速机动灭敌可言。因此军委在发布此计划不久，即迅速修正了计划中左、中两路军的部署，指挥北上部队经黑水直趋毛儿盖。

7月初，一军团和三十军奉命由康猫寺等地出发，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经马河坝、寡古、生长寨、羊茸、昌德等地，翻昌德梁子，再经上、中、下之打古，翻拖罗岗，到达沙窝。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7月9日，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与驻守该地的胡宗南一部展开战斗。

毛儿盖位于松潘之西，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出甘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一营，在此筑碉设防。红军与敌接火，不久即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该地。续向松潘前进。一军团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之廖昂补充旅一部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修碉堡筑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不得不撤回卡龙。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发起猛烈进攻，给胡部的丁德隆独立旅以打击，将战场推进至离松潘二、三十里的牦牛沟。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及两个营长。从7月中旬到下旬，在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隔。胡宗南也急得把指挥部迁到城南山上，还出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

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少阵地得而复失。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敌形成对峙。至此，松潘战役实际上停止执行。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份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由于准备不足，十万大军行动，粮秣得不到很好保障，加之胡宗南大部云集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红军的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

其间，张国焘又频催中央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无非是争个人的权力，使得中央难以统一指挥红军，延捱了四方面军的行动。而张国焘西进川康的心又不死，时时有所闪露，造成他在不得已而北进的行动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这样也使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很好执行。

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而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增补张同焘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军委又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应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前毛泽东对李富春所讲的话。中央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取消一、四方面军番号，将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中央又根据徐向前与陈昌浩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3个团编入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三十军二七零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调整。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争个人权力，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一路吵吵嚷嚷，或派人游说，或致电中央，或在会上公开提出，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中央为红军的命运而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计，作了必要的妥协。大公无私、相忍为党的周恩来作出了必要的“牺牲”，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职务，以“委曲求全”，以满足张国焘的欲望。洛甫亦主动提出过让出党中央的第一把交椅，让张国焘来坐，因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不喜欢这个没有兵权的空中楼阁而未能实现。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他太熟悉张国焘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打交道，而张国焘个人所写的历史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洛甫的“禅让”，虽然没有兑现，但他的心地，他的人品，他的风格，比起张国焘来，始终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央面对恶山凶水，内忧外患，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张国焘不得不作必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又在芦花会议上，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共中央的种种让步、苦心孤诣，使得张国焘自认为他在懋功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会师后的两支兄弟部队，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了，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了。

但历史并不如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如预言家美好的预言！多灾多难的中国革命，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多灾多难的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无情的历史，最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让步以嘲弄。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洛甫、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刊物时，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讨论。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作出的决定。洛甫系于两次与张国焘交谈的感受，深感张国焘总怀疑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是那么的迟疑不决，总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下放。西进川康，针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洛甫认为，北上与南下，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很多干部对此一定缺乏认识，思想可能模糊不清，搞不好，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对，是党中央“故意”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特别是松潘战役又没打好，上上下下有一些烦闷，是否会因此怀疑起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洛甫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的行军中，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他不无优虑。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行军有暇，他写下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洛甫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洛甫的文章说：

“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

陈昌浩的话，骂的够粗俗够难听的了。陈昌浩是湖北人，他有一个习惯，说话一急了，就爱骂“狗卵子”。

洛甫的文章，一讨论就吵翻了，好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陈昌浩为什么对洛甫的文章这么反感？气这么大？讲起话来似乎比张国焘更少讲策略，简直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真枪真刀地干了。

凯丰当即出来制止：

“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凯丰的文章《列宁论联邦》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不消说是洛甫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曾经剪烛西窗，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斥不服气，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可以说是张国焘的代言人。洛甫的文章并没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于是这时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洛甫说话了。

洛甫耐着性子说：

“凯丰同志讲得好，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骂人于解决问题无补。”

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洛甫的话说：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

陈昌浩余怒未息地说：

“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

杨尚昆在一旁解释说：

“洛甫同志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其他恶意。”

陈昌浩争辩道：

“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

凯丰给陈昌浩顶了回去：

“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的矛盾。”

洛甫看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思想工作，于是退让一步说：

“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既然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

善良、诚挚、谦和、宽厚，颇有涵养的洛甫，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坚持发表他的文章。

洛甫的文章，就因陈昌浩的坚决反对而束之高阁。因为没有刊登出来，也就无法为世人所知。但从题目可以论断，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北上与南下之争的第一篇与张国焘论战的著述，应该说是中共党史上第一篇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南下路线的文章。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战乱兵燹，湮没了它的存在，让后人无法读到它的全文。

讨论会后，杨尚昆不服气，约着洛甫一道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杨尚昆与洛甫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当即指着洛甫说：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洛甫不服气地说：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仍然笑着说：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听得进去吗？他们现在是人多枪多，财大气粗。陈昌浩为什么动口就骂人，还不是仗着张国焘的势力。”

杨尚昆说：

“他们坚持南下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

“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

通达事理的毛泽东，看问题的确又比书生型的洛甫高了一筹。

洛甫写文章谈北上与南下斗争一事，不消说很快传到张国焘耳里。张国焘由于组织问题的解决而少了一点浮躁，多了一点平和的心海，又激起了一层层波浪。

张国焘综合会师以来的所见所闻，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意志得不到伸展，甚至觉得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一个多月来，他认为中共中央的要员们的“表演”够精彩的了。他总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才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两河口会议上，博古讽刺他的西进川康方针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头”，曾经使得他大动肝火。心想你这个中共中央的“小伙子”，也敢大言不惭地说风凉话，出言不逊，对我张国焘讥讽打击；凯丰又在《红星报》上写文章批判西北联邦政府，说是反对列宁主义；今天洛甫又粉墨登场，紧锣密鼓著文说我西进川康是犯了路线错误，真是罪该万死。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不像留俄派一样拿着教条主义的鞭子抽打我，但同他讨论问题时，总坚持自己的主张，说东道西，保留自己的意见，难于改变他的主意。他往往不出面，摇着鹅毛扇在幕后掌握中共的活动，按他的意志办事。所有这些，凡此种种，无非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联合洛甫、秦邦宪、凯丰等留俄学生，一致对付我张国焘的表现。既然，中共中央的要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我张国焘也不能保持沉默，姓张的在中共的舞台几经摔打，什么没有尝试过，连斯大林的味道，也领教过了。难道我张国焘是砧俎上的鱼肉，可以任人宰割！我这个中共的元老有责任出来“纠正”这些要员们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今天，我既然在军内负有要职，又是六大选出来的老牌政治局委员，就要为解决党的“错误”披荆斩棘，迎着艰难奋然而前行。

张国焘与中共的裂痕正在剧烈地扩展。

张国焘个人的野心在不断膨胀。

红军对敌斗争的松潘战役计划又没有付诸实施，敌情正向着对红军不利的方面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与红军正面临着历史险恶的考验。

7月上旬，蒋介石在成都连续对薛岳部队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六师、九十九师、二九五旅等连以上军官作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的训话，大谈“剿赤壮举”，以励将士效命。同时，召集师部以上头目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川西北地区的红军动向，作出了两种估计：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古道再出文县、武都，以会合在陕甘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会上，蒋介石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吴奇伟纵队则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络。三路军胡宗南部第二纵队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蒋介石妄图以此来堵住红军可能突围的两条路线。

蒋介石的部队，正在频频地调动。此时薛部欧震师周化南旅已先后到达江油；吴奇伟纵队一部进至平武阔达一带，接替胡宗南部在平武的防务，胡宗南则集中主力在松潘一线，并派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三营驻守上包座；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驻防阿西茸，李家钰部进占威州；王缵绪部进占茂县；刘文辉部进占崇化；杨森部进占懋功。各路敌军正步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

严峻的敌情，不得不要求红军改变计划。中央军委于8月初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辗辗转转向北移动，来到毛儿盖。暂时摆脱了敌人，部队得以喘口气。

毛儿盖位于大小金川之内，当地藏人称毛革阿按，土司的姓名叫索朗，辖地18寨，方圆800多里，红军来时，此地有468户人家，1200多人。清高宗乾隆年间，四川有大小金川之变。藏人凭巢踞穴，对抗清兵，清廷用兵5年，糜费白银七千万两，用反间计，筑长围，断水道诸办法，将藏兵困毙于勒乌围噶尔崖，才将乱事平息。早在清圣祖康熙年间，大小金川毛儿盖一带土司就曾不断骚乱，清帝又不得不劳师十载，用兵五路，一由灌县至懋功为东路；一由打箭炉（康定）至丹巴为南路；一由理番至抚边为西路；一由松潘至卓克基为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为中路，五路会攻，始将土司的扰乱平定。两三百年来，毛儿盖一带未尝绥靖过。今红军至此险地，应该说为国民党军队所求之不得的，可是却刚刚相反，红军倒赢得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松潘七十二土司之一索朗盘踞的毛儿盖，是一个藏族聚居的高原山区。藏民的碉楼，多数筑在山腹，高三四丈许，分层而居，每层四面留孔，可施放枪支或抬炮。楼层之间，以独木为梯，挖成锯齿形，凹处仅能容趾。从外地迁徙来的汉民，则以木板作屋，上压以石片，木板房的下层饲养牲口，上层住人，居室里散发着牛羊的膻腥与牲畜的粪臭味。木板房屋四周，到处是平缓起伏的山峦和疏疏落落的草地。还有一块一块不太规整的坝子里生长着青黄色的待熟的青稞。山陬地角，开放着一簇簇淡紫色和菊黄色的小花，白色的羊群与黑黄色的牦牛群，在倾斜的草坡上漫游闲逛，倒也有几分悠闲自在。

部队进驻毛儿盖后，由于无战事，张国焘感到进一步向中央争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便向中央提出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他以为“挽救中央”的时机到了，是“清算”中央的“错误”的时候了，他这个自以为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人物，自然要粉墨登场了。

而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自两军会师以来，在与张国焘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深感张国焘其人不好对付，一会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会又提出那个问题需要研究，经常节外生枝，难以应对。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是一方诸侯，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张国焘在毛儿盖住了几日，便接到开会通知，他与陈昌浩一道带着十余卫士，策马赶到离毛儿盖一、二十里之遥的沙窝（俄灯寨子）去开会。

沙窝是毛儿盖18寨之一，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怀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张国焘与陈昌浩一行进入沙窝山沟，沿途通过几道岗哨。张国焘心想，开会这个地方戒备还相当森严哩。

会场设在俄灯寨子一间喇嘛庙里。这间喇嘛庙是毛儿盖有数的寺庙之一。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博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共计11人。

会议首先由洛甫作报告。他着重讲了这次开会的宗旨，主要是统一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以及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委托洛甫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洛甫根据他所草拟的决议案精神，在会上讲了一通。洛甫报告完毕，毛泽东将决议案手稿，递给张国焘看。

张国焘留心看了一遍，见上面所写的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过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苏维埃中国而继续奋斗。

张国焘一边看一边细细琢磨着决议案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措词。心想，洛甫真不愧是中共的秀才，笔杆子。其间文字不管多么巧妙委婉，总要虚与委蛇地维护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千方百计肯定遵义会议的成绩。关于遵义会议，前不久他才与洛甫讨论过，遵义会议是否合法？他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洛甫又在他“炮制”的决议案里大加肯定，并“扬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在张国焘看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中国的西陲，在会师以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简直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共的错误政治路线辩护。

张国焘对决议草案有了这个基本看法之后，没有吭气，若无其事地转递给其他与会者看。但参与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邓发等人，一个个都回答说已经看过。张国焘心里一惊，立刻感觉到到会的衮衮诸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他一人不知道罢了。看来这是毛泽东等人事先准备好的——欲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方式，强迫他接受意见的一场戏。他再审视大家的表情，除毛泽东在那儿抽烟，好像显得若无其事外，其他诸君较为严峻。他立即体察到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不同寻常。

洛甫扶了扶眼镜，望望大家说：

“请大家讨论，谈谈意见。”

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

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两河口会议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以此彻底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从而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然而，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接着毛泽东对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同时肯定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对当前的中心工作还讲了几条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还特别谈到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毛泽东着重指出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张国焘注意听着毛泽东的发言，留心他每句话的含意。他已经有所思想准备，心想毛泽东会含沙射影将四方面军特别是他本人“攻击”一番，这是他以扭曲的心态看人对事的一种必然反映。毛泽东的发言，很多地方他不能接受，本想起而反击，但回头一想，听听诸公的高论再说，看看他们还有些什么精彩的言论。

毛泽东发言后，没有人接着讲话。

周恩来因过雪山时受了风凉，是带病参加会议，精神有些不济，坐在那里间或还有点咳嗽。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双眉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讲完话后，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张国焘瞧瞧这个，然后又瞧瞧那个，心里不停地在打鼓：看来，今天我国焘是赴中共的“鸿门宴”了。

洛甫再次启发与会者发言，针对他的报告发表意见。

朱德讲话了，接着是邓发、凯丰相继发言。他们三人都赞同洛甫所作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凯丰的发言里又提到张国焘所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一事，三言两语又批评一通。

张国焘坐在那里，感到特别不舒服，虽不是如坐针毡，但心里颇感浮躁与郁闷，他耐不住了，在凯丰讲话之后接着说道：

“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之间发生的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大家点点头。张国焘停了停继续说下去：

“然而，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凯丰同志著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洛甫同志著文批判南下是错误路线；更有人说张某人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某人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又有人说张某人自恃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完全把我张国焘描绘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个大白脸了。”

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大家一听张国焘的这番高论，确实有“水平”，无非是在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替执行路线的同志放“思想包袱”，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看，苏维埃这面旗帜，还是暂时卷起为好。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博古极不满意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当即反驳道：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论调。”

凯丰也说：

“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

周恩来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不然，两大主力红军就不可能胜利会师。”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连陈昌浩都不好起来反对。因为会前陈昌浩和傅钟都看过洛甫拟的决议案，基本同意，没有提出更多的反对的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呐喊助威了。

张国焘感到有点孤立，看来他想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个问题，于是避开这个一时扯不清楚的问题，讲起别的事来：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作用。”

洛甫插话说：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随便处理。”

张国焘当即反驳说：

“在座的秦邦宪、王稼祥、朱总司令，包括你洛甫，也不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而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同志。其他诸君，都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既然中央存在一方面军里面，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洛甫感到奇怪，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是否生效？存疑。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今，张国焘为了将他手下的人塞进中央，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党中央的组织原则，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心所欲去作解释，典型的实用主义！张国焘的诡辩，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洛甫摇摇头，心里暗自感到好笑。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在这里无非是为四方面军争权，其实质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居于少数。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说道：

“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张国焘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只同意了一半，因为在下面，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个干部可以进政治局，于是不服气地说：

“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只同意一两人进政治局，那么，是否立即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呢？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让大家发表发表意见。由一、四方面军干部组成的高级干部会议，应该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将是实施党内民主，解决党内各种歧见纷争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说：

“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会场静了一会。

洛甫抬头问张国焘：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

张国焘淡淡地说：

“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

洛甫转向大家：

“还有些什么意见？”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我再讲几句。其实洛甫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作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张国焘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

洛甫最后说：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基本上算是通过了，同志们提的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