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花了三天时间，从噶曲河畔返回到刷金寺后，等着徐向前、陈昌浩南返的消息，不料等着的是毛泽东等七人促他北上的电报。他撇下电报，颇为生气地对参谋长黄超说：

“毛泽东和这些留俄派真是顽固，一天就是讲北上！北上！也不看看当前的环境与条件，我这个总政委的话，没有谁听，还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就喜欢独裁，喜欢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不行！马上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南下，为什么不听我的？非得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可！看来北上南下的问题，和毛泽东等人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要我当总政委，我就要行使总政委的职权，到底看准弄得过谁？”

黄超在一旁听着，一声不吭。

张国焘坐在方桌前，打开铜墨盒，用毛笔拟了一份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并叫他们转中央：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彼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察有六千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拟好稿子，字斟句酌地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又在末尾增加了一点：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为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认为，这样要客气一些，因为毕竟是和中央对话，笔墨不可太陡，锋芒不可太露，含蓄一点为好。

他把刚拟好的电报稿置于桌上，反剪着手，在室内走来走去，思考一下行文有无破绽，会不会被毛泽东等人抓住大做文章。因为他想到他一人要对付好几个人，还是谨慎一点为妙。他对第5条的结尾两句颇为欣赏：“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因为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对他的西进方针，曾提出过警告和讥刺，说如果西行川康，红军便会成为瓮中之鳖。他对博古的这句话长时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便要抬出来予以驳斥。他对博古的另一句话也是怀恨在心的。也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曾说过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就等于麻雀飞进阴沟里头。当时他在心里暗暗他说：找个机会，还得“回敬”你博古一下，这些教条主义者，就会说这些刻薄话，挖苦人。

张国焘推敲了一下电报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才交给黄超，要他尽快发出。

黄超走后，他一人仍在屋内独步沉思，想到自懋功与毛泽东等人相会以来，争吵的时间多，心平气和地商讨问题的时间少，几个月来，会开得不少，然而每次开会，差不多都是以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行事。而他的主张，则难以推行。争了半天，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解决了一个总政委的职务，还是有职无权，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我张国焘说话没有谁听！指挥不动军队。本来，洛甫想让党的第一把交椅给他，可他想到战争时朗，这党的工作管什么用？管用的是军权，能指挥调动军队，才最有权力。于是他拒绝了洛甫的禅让，而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红军总政委的职权。他本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他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紧紧抓住军权不放，特别是毛泽东，常常“独断”军委的一切，总司令部形同虚设。毛泽东经常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都要过问，迳行批定办法，然后交我张国焘执行。我姓张的不就变成他的幕僚人员了吗？真是岂有此理！你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富于想象力，反应倒也灵敏而已。其实，你毛泽东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你有时甚至会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常用情感丰富的语言，为你的天才主张辩护。你毛泽东常夸海口，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只不过你多读过几本中国古代的兵书罢了。唉！今后要与毛泽东合作难！要同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要想同他形成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更是困难。要想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军权更难！

张国焘越想思想越乱。四方面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阵势，弄到七、八万人马，不是我张同焘一手一脚搞起来的吗？不容易啊。你毛泽东想一手把部队抓过去，听你的调动，不听我的指挥，办不到！想把我撇下，非照你的主张办不可，办不到！时至今日，南下问题看来同毛泽东等人已经商量不通啦。他们不会听我的，要一意孤行。他们常常以党中央的决定名义来压我，使我屈服，办不到！何况党中央的路线本身就大有问题。党中央的决定难道就正确无误。遵义会议算什么？有几个六大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这样的会合法吗？遵义会议后，一方面军的减员还不是相当严重吗？北上！南下！谁对谁错，现在还不是做结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我的南下主张不对。

张国焘踱一会又坐下来思考一会，坐一会又站起来在室内踱一会，焦躁不安到了极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心想刚才叫黄超发出去的电报，一定白搭，毛泽东等人会依然故我，我行我素。陡地，一个惊人之举的念头撞入他的脑际——现在和毛泽东等人的争斗，已到了关键时刻，再这样函电交驰，打笔墨官司，不是办法。三拖两拖，四方面军总不免被毛泽东等人吃掉。到那时，欲改变就为时晚了。你毛泽东既然想吃掉四方面军，我张国焘也不是好惹的，我岂能任你打整！机不可失，得赶快给陈昌浩去一密电，逼迫右路军南下，不然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他不愿再想下去了，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不然就会被毛泽东等人牵着鼻子走。他三步两步走过去关上房门，坐在桌边，重新握起毛笔，心脏跳动的速度也仿佛加快起来，呼吸也好像急促起来。个人的野心催逼着他赶快命笔，一个重大的罪恶的决策出现了。他迅速给陈昌浩拟了一份电报，要陈昌浩劝毛泽东等人赶快南下，放弃毛儿盖北进方案，若仍坚持北上，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拟好后，张国焘迅速看了一遍，然后亲自跑到总部机要科，监督发报员发了出去，并小声告诉发报员，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就在毛泽东等7人致电张国焘的第二天，陈昌浩和徐向前立即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并要他们转中央。

陈昌浩看完电报，不免踌躇起来。本来他对北上的方针就有点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他的心，应该说始终是倾向于张国焘的，即是有时他同意北上，也是在毛泽东等人的说服下才勉强接受的。这次，当他再次接到张国焘南下的电报，心动了。而陈昌浩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支持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从张国焘来电，陈昌浩可以看出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很坚，于是他也就坚定了跟随张国焘南下的意念。但他还摸不清徐向前的态度，于是找着徐向前并试探地问道：

“老徐，国焘同志要我们南下，你看怎么办？”

徐向前感到问题有点棘手，不好表态，于是反问道：

“你说呢？”

陈昌浩烦躁他说：

“我们不行动不好啊！”

徐向前颇为忧虑他说：

“中央肯定不会同意。”

陈昌浩果断他说：

“那么我们只好和他们分开喽。”

徐向前忖度着：

“这个——”

陈昌浩带着一种不满的眼光盯着徐向前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你我都用不着犹豫了。”

徐向前深沉地说：

“当然我也不愿意四方面军分开，要走最好一道走。不过，你最好赶快跑一趟巴西，去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最好说服他们。”

陈昌浩点点头：

“好，我立马就去。”

陈昌浩策马来到巴西，首先见到博古，向他说了张国焘来电不同意北上的事。博古当即生气地说：

“中央三番五次电催，国焘同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简直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陈昌浩也有些动气地大声说：

“国焘同志的主张，不一定没有道理，他毕竟是总政委嘛，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他们正在大声对话的时候，洛甫经过这里，问他们在吵什么？陈昌浩将张国焘来电交给洛甫：

“总书记，这是国焘同志给中央的电报。”

洛甫阅毕，感到问题有点严重。心想张国焘的工作真难做，为什么老是坚持南下的主张？不愿执行中央北进的方针，到底安的什么心？他焦急地问陈昌浩：

“昌浩同志，你认为该怎么办？”

陈昌浩试探着回答了一声：

“南下呗。”

“你也同意南下！”洛甫睁大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陈昌浩。

陈昌浩无可奈何地说：

“不南下，你说又怎么办？总不能让两支部队分开。”

洛甫用力摆了一下手说：

“说得对！一、四方面军不能分开，要执行中央决定，一块北上！”

陈昌浩反问了一句：

“张总政委的意见，难道就不考虑了？”

洛甫旗帜鲜明地说：

“还是要令他北上！执行中央决定！”

陈昌浩摆摆头：

“我看行不通，国焘同志是红军的总政治委员，根据规定，他可以和总司令一起下达命令，应该听他的。”

洛甫不满意地说：

“听他的，把中央摆在什么位置！北上，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研究决定的，国焘同志也举过手，又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昌浩同志，我看，你也想跟着南下，是不是？”

陈昌浩不说话。

洛甫接着说：

“这件事，我立马找老毛和恩来商量商量。不过，你得想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不能改变的。林彪的部队，已经到了甘肃南部了，难道还要令他们返回？肯定是不可能的。”

听了洛甫的话，陈昌浩怏怏不乐地赶回到了驻地。

洛甫打发走了陈昌浩，立即去找毛泽东，告知张国焘回电不同意北上。毛泽东摇摇头，感叹地说：

“张国焘这块顽石，什么时候才开口哩！”随即心事重重地又说：

“目前，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老五（红五军）和老九（红九军）留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林彪的部队虽然北进到了甘南，但还没有很好落脚。现在，我们身边，只有彭德怀的一点部队，不过三、四千人，张国焘知道我们的力量，才这么放肆，三令五申要我们跟着他南下，不和我们一条心，我真有点担心啊！”

洛甫寻思了一会说：

“立刻给张国焘去电，催他赶快北上。”

毛泽东当即答道：

“听听恩来的意见再说，我们现在就去恩来那里。”

毛泽东和洛甫来到周恩来住的地方，见周恩来形骸消瘦，卧床不起。洛甫颇为关心地问道：

“恩来同志，肝病近来可有好转？”

周恩来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疼痛好一些，看来是消肿了，但不想吃东西，头昏软弱无力。”

毛泽东说：

“要想法多进一点食，增强抵抗力。人是铁，饭是钢嘛。”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和洛甫来找他，定有要事，于是问道：

“有事吗？”

毛泽东答道：

“真是多事之秋，和张国焘打交道，麻烦事不少。”

周恩来睁大一双眼睛：

“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洛甫接着回答说：

“张国焘来电，说什么也不愿北上。”

毛泽东补充说：

“他命令陈昌浩、徐向前南下。”

周恩来忧心地说：

“陈、徐的态度怎样？”

毛泽东反剪着手在小屋内踱着步说：

“陈昌浩有点犹豫，想跟着张国焘跑，洛甫，是不是这样？”

洛甫点点头：

“陈昌浩找我，讲了这个意见，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他可以下命令。”

周恩来又问道：

“徐向前的态度怎样？”

洛甫说：

“不大知道。可能和陈昌浩一致。”

周恩来不安地说：

“目前，两军说什么也不能分开行动，张国焘真够顽固的哩，中央的意见，说什么他总不接受。”

毛泽东停下步来，颇有感慨地说：

“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讲人多枪多嘛，要中央反听他的。”

周恩来摆摆头，叹息了一声。

洛甫不无忧心地说：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随即以询问的目光凝视着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想了想说：

“再致电张国焘，重申中央北进的主张，中央北上的方针不能改变。”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对！只此一途，别无他径！”

洛甫接着说：

“不知张国焘愿不愿意改变他的主张？”

毛泽东说：

“不愿意也要叫他愿意，不能让中央正确的决定屈服于他。北上与南下两条不同的路线，不能妥协！这是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南下，没有出路！”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赶快给张国焘去电，你们两位商量一下电文内容，争取这次把张国焘说服。”

毛泽东说：

“好，那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你注意你的身体，赶快把病治好，不是大的问题，我们不来干扰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这段时间，你们够辛苦了，我一病不起，无法理事。”

洛甫谦和地说：

“两军会师后的大计方针，老毛考虑得多。”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

“有得办法哟！遇着张国焘这样一个大人物，不好办啊。”

毛泽东接着又说：

“干脆我们在这里商量一下电文内容，定了立马发出。”

洛甫说：

“好，趁与恩来在一起。”

毛泽东说：

“电文内容你们看是不是这样：陈昌浩接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

“没意见，就这样。”

毛泽东问洛甫：

“你看还应补充点什么？”

洛甫摇摇头。

陈昌浩回到阿西，徐向前一见面就急着问道：

“如何？中央同意张总政委的意见吗？”

陈昌浩着急地回答道：

“算啦！算啦！中央根本不愿南下，狗卵子，我还挨博古洛甫批了一顿。”

徐向前莫可奈何地摆了一下头。

陈昌浩的处境也有点难办。

陈昌浩到底该听谁的？一个是中央的决定，一个是红军总政委的指令。如果从一个指挥官的角度来说，他可以听总政委的，而不听其他任何人的。但他毕竟是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中央就在他身边，就不能不听中央的。他深深感到夹在中间不好办，为此而苦恼，大伤脑筋。他与张国焘一起，从鄂豫皖开始，奋斗了好几年。他深知张国焘对他是颇为信任的，他对张国焘有好感，佩服张国焘的领导才干。可以说，因为张国焘，他陈昌浩才有今天。才能进中央政治局，才能在红军前敌指挥部当一名政治委员。过去，他一直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他是张国焘的一名得力助手，一员干将。所以对于张国焘，他长期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情。他深感两军会合之后，红军离不开张国焘的领导，他也想再追随张国焘干一番事业，哪怕当前各方面的处境有些困难。他对博古与洛甫的批评怀着一种不满的情绪，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一直坚持北进的方针不变，难道说国焘同志坚持南下的主张就一定错了！

作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了解部队当前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薄弱，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屡有发生。过草地以来，团以上一些指挥员的思想也相当紊乱。在徐向前的建议下，他决定召开一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向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度过难关。这样的会，本来早就应该开了，但他因北上南下的大计方针未定，一直心神不宁，无心召开。后来他想到北上南下这是件大事，短时恐难解决，再等下去，更会问题成堆，就更麻烦了。于是决定开一次会，抓一下部队的政治工作。

操着一口湖北话，陈昌浩在右路军营科以上政治干部的会上对大家说：

“过夹金山以来，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了，特别是过松潘大草原，违犯群众纪律的事，相当严重。不经许可，到喇嘛庙去拿东西，随便宰杀藏人的牦牛，乱打藏人的羊群。当然，大家饿得不行，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一点不顾红军的影响。由于破坏群众生活，群众愤恨，打死红军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我们有的部队开了一个连去抢羊，抢了3只羊回来，藏人打死打伤我们7个战士，结果抢回的羊煮熟了谁也咽不下去。另外，掉队落伍的人数也在逐日增加，生病的缺乏照顾，不愿寄在群众家里，生死要跟部队一块走。伤病员一提起‘寄’，就愿意死，叫给他一颗子弹。”

陈昌浩正讲到这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捏着一份电报急急走进会场，来到陈昌浩身侧，轻声对陈昌浩说：

“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

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屑一顾地对叶剑英说：

“等一会儿，你没有见我正忙着哩。”

叶剑英倒退了两步，瞥了一眼电文，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就不忙给陈昌浩看，让他讲完再说。

叶剑英不看则罢，一看心儿突突直跳，浑身的热血也好像在拼命奔涌，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看陈昌浩还在那儿一个劲的讲下去，于是强抑止激动，把电文朝口袋里一揣，镇定地走出了会场。

叶剑英不敢怠慢，三步并着两步行，大步如飞朝中央队驻地直奔，在路上不小心撞着了总司令部的孔参谋，孔参谋好奇地问道：

“参谋长，走得这么急，干哪样？”

叶剑英步履匆匆地边走边说：

“有事找毛主席。”

叶剑英情急急来到中央队驻地牙弄，正好毛泽东在。叶剑英神不守舍地将译电员交给他的电报递给毛泽东：

“毛主席，这是张国焘刚来的电报。”

毛泽东看见叶剑英的神色不一般，未看电报，心里就“格登”了一下，他接过电报，定睛瞧着，边瞧边说：

“好啊，我们等着你张国焘‘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看谁斗过谁！剑英，这件事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干得漂亮。”

随即毛泽东找来一张纸，将张国焘电文很快记下，然后对叶剑英说：

“你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置？要加倍小心啊。另外，把缴获胡宗南的那份地图设法带去。”

叶剑英眨闪着一对机智的眼睛，“嗯”了一声。

叶剑英百感交集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讲话，看来快接近尾声了。叶剑英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政委。

陈昌浩讲完话，秘书将电报递给他。陈昌浩亮起一双大眼紧紧盯着每一个字。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琢磨着电文上每句话的含义与份量，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斗争的力量，斗争的风云，他仿佛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心想，国焘同志的这份电报，份量可不轻呀，他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他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般严重的地步！

且说毛泽东自看到叶剑英悄悄送来的密电，心里极不平静，有如翻江倒海。北上的道路，原来就十分艰难，荆棘丛生，芒刺遍地。那十分遥远的一线曙光，在红军前面幻影般若隐若现，饥疲冻馁的数万将士，正为了寻觅这依稀的一线光明，与险恶的大自然，与一路上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死神从四面八方伸出罪恶的黑手，时时刻刻在拉扯着他们，他们随时都在从死神手里争夺生命，每前进一步，都在与死神作无情的抗争。

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仿佛倏忽幻灭了，将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取代了。他不安地想到，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事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惨淡经营、殚精竭虑为之奋斗十四年的革命事业，那么将毁于一旦。他决心尽一切努力，要设法挽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让这微弱的一点革命力量，不致于沉沦下去。他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斗争相当残酷无情，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困难，纵横交错地狠狠地袭击着他和他的同志们，而最大的矛盾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来自张国焘的干扰，来自己营垒里面的人的明枪暗箭。张国焘闹分裂，要拖住部队南下，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来威胁党中央，企图使党中央改变意志，屈服于张国焘的势力。毫无疑义，像这样的语言，明显地包含了不祥的含义。处于劣势的一方面军不安啊！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不安啊！毛泽东决心于这极度不安与困惑中寻求出一个解脱的办法来，坚决不能让张国焘所左右，坚决不能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毛泽东思前想后，左顾右瞻，心想第一步还是先听听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意见，摸摸他俩的态度，如果能将他俩争取过来，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大半。毛泽东啃了两个青稞馍馍，又吃了一点昨晚与彭德怀一起吃剩下的羊下水，算结束了征途中的又一顿晚餐。只不过这顿晚餐因为心中有事，以致食而不知其味，与昨晚津津有味的夜宵比起来，逊色多了。放下筷子，他急急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陈昌浩，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密电这么一件事，平静地问道：

“昌浩同志，今天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当即复电，恳切希望左路军一道北上，你的意见呢？”

陈昌浩口气硬硬地说：

“张总政委坚持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南下也并不是没有出路。何必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毛泽东语气持重地问道：

“那么，你也愿意南下，重过草地？”

陈昌浩有把握地回答说：

“是的，如果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还有些什么分歧，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进嘛！”

毛泽东一听，这完全是张国焘密电上的话语，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表达罢了，讲得温和一些，不像那般凶狠。心想，陈昌浩是实心塌地跟着张国焘跑了，再说也无用。于是对陈昌浩说：

“我再跟恩来商量一下，他和稼祥病倒在三军团，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要碰碰头，统一统一认识。”

毛泽东说完就离开了陈昌浩住的地方。

借着月色，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下榻的地方，见徐向前在房前的小院里散步，毛泽东走近二话没说便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看到毛泽东亲自来找他商量，感到事关重大，不然不会夜晚登门。自两军会师他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这还是第一次亲自来找他商量问题。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像这样牵动全局的大事，徐向前真有点不好贸然作答。

徐向前慎思片刻后对毛泽东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不妥。”

徐向前的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同意南下，但其实质包含了如要南下与张国焘一道走的意思。

毛泽东听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就再没说别的，嘱咐徐向前早点休息，即告辞而归。

毛泽东约着洛甫、博古，趁朦朦胧胧的夜色，急急来到班佑，路上毛泽东将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洛甫与博古。洛甫与博古感到震惊。一路之上，三个夜行人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严峻的时刻等待着他们，他们各各在认真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个危险的局面，摆脱来自张国寿的威胁。真是不同寻常的时刻啊！不下于战场上拼杀的惊险，那是明火执仗的干啊！这是一场阴谋，巨大的阴谋，他们想法要戳穿这场阴谋。

毛泽东、洛甫与博古赶到三军团驻地牙弄，已近午夜。月上中天，一弯月牙落在湛蓝湛蓝的夜海里，星星睁着惺忪的困眼窥探着三个夜行人，似乎想知道他们在今夜里要干些什么？紧紧注视着他们神秘的行动。

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到周恩来卧病的地方，于是五个政治局委员在小屋里针对张国焘的密电，严肃地考虑着红军的前途、命运。大家一致感到问题严重，事态危急，事不宜迟，须及时处理。但到底应该怎么办？又终感棘手。大家正举棋不定百恩而不得其解之时，毛泽东突然冒出一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赶快走掉。”

周恩来接着说：

“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

毛泽东似乎早有考虑，胸有成竹地说：

“立马就走，用林伯渠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出去‘打粮’，带着彭德怀的部队出发。”

所谓打粮，是红军进入藏族地区筹集粮食的一种说法。由于长期大汉族主义的结果、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藏族人民在红军到来的时候，纷纷躲避，不给红军粮草，红军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民族隔阂很深。红军为了活命，不得不抢割藏族民众的庄稼，有时青稞未熟，也割来充饥果腹。如遇有通司（翻译），就叫通司去做解释工作，希望藏民回家，把银钱交给他们。“打粮”对于红军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为了尽量避免藏族同胞的反感，于是有时红军采取夜间行动，这样阻力就会小些。

毛泽东提出办法后，问大家：

“我说的怎么样？”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认真思考，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计来。

周恩来说：

“中央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我们拔腿一走，张国焘肯定会说我们搞分裂。我们一旦和张国焘分道扬镳，最好改变一下名称，叫‘抗日先遣支队’为好。”

博古说：

“这样好，避免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

洛甫接着说：“情况紧急，我看只好这样啦，今晚2时行动，如何？至于还有些什么事需要研究，前进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再磋商。”

大家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只是毛泽东补充说：

“今晚你们都走，我留下断后，同时做做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

洛甫不同意：

“一道走吧，留下危险。”

毛泽东说：

“有得关系，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

周恩来忽闪了一下眼睛说：

“我也留下，陪泽东同志。”

毛泽东摆摆头：

“不消了，你有病，宜早行。”

中央的五个核心人物，就这样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分头做出发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