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除外），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肃杀气氛。徐向前骑在马上，目睹着草地上荒凉冷寞的景象，想起两军合而后分，分道扬镳，自己又走回头路，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横一个竖一个的窝在里面，大多已经腐烂，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恶臭，让人嗅着即想呕吐。徐向前不得不掩鼻而过，目不忍睹。

徐向前在马上思索着红军为什么会出现分裂？造成如此难堪的局面？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竟闹起内讧来。这一具具阶级弟兄的尸体，不是倒在与敌人拼杀的沙场上，而是殁于大自然恶劣的环境里。而今，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红军。又再次投进险恶的大草原，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又一次同草地的恶劣环境搏斗。这是为了什么？是命运的捉弄？抑或天意使然？他亲眼看见在第一次过草地时倒毙着红军尸体的荒草丛里，又倒下一些因疾病或饥饿死去的战士。他们是没有气力再前进了？还是不愿再前进了？那些已经腐烂得快要干枯的尸体旁边，又平添若干面黄肌瘦的阶级弟兄的遗骸。是为了给早已升入“天堂”的弟兄作伴？犹恐将他们遗弃在漠漠荒野感到孤寂？还是以此来“抗议”张国焘造成的罪孽？老鬼新魂，一齐在浩浩渺渺冷冷酷酷的大草原上游荡。第一次过草地时都艰难地挺过来了，是谁让他们重蹈艰难？第一次过草地犹未献出生命，可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竟无法躲过这场劫难？有的刚刚倒下的红军，似乎还睁着痛苦的双眼，死不瞑目，怅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作无声的控诉。

朝思暮盼的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合而后分，几个月来的冲突矛盾，犹如一场恶梦。徐向前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瞻望未来的前途，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踽踽而行，话都懒得说。

徐向前率部抵毛儿盖，稍事休息后，旋即沿黑水以西的羊肠小道，向党坝、松岗开进。所幸正是苹果、核桃、柿子成熟的季节，部队沿途尚可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倒可解决果腹的问题。

且说张国焘自与中央闹分裂后，心境也很复杂，复杂中溶进了一点儿活脱。他感到甩掉了中央，凭自己的意愿正好大干一番，免受毛泽东等人所掣肘。既然中央来个“不辞而别”，迈出“分裂”的第一步，那我姓张的今后可再不接受中央的号令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件坏事。他在思索下一步自己该如何办？

张国焘在刷金寺红军总司令部正踌躇满志之时，忽接党中央自高吉发来的电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张国焘将电报往桌上一掷，生气地对身旁的黄超说：

“左一个贯彻战略方针，右一个贯彻战略方针，每次来电都说是为了贯彻战略方针，难道说，只有北上才是贯彻战略方针，南下，就不是？自己朝北边逃跑了，还要人家跟着逃跑！”

张国焘发怒了，黄超在一旁看着，连气都不敢出。

停了停，张国焘又大声对黄超说：

“你立马给毛泽东他们发报，要他们赶快南下，北上将成无止境地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望速归来。”

张国焘接着想到，毛泽东搞“分裂”，把部队带走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不了解事件的真象，应该召开一次会议，给大家说说，让大家来谴责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赶快把中共闹“分裂”的真象公开，今后我张国焘要做点什么？也好交待。毛泽东等人既敢铤而走险，不顾四方面军的兄弟，今后也不由得我张国焘了。越想他越觉得有开会的必要，而且事不宜迟，要尽快开，不然，毛泽东等人还会老在那里发号施令。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催四方面军北上。不把“真象”摊出来，硬是以为我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命令，有意闹山头，与中央过意不去。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行为：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分裂”的责任，完全在中央，具体点说，是毛泽东！

张国焘思想停当，打定主意，趁四方面军完全结集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以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举行。格尔底寺，是阿坝最大的一座喇嘛庙，气势雄伟，庙侧有一圆柱形高耸的塔尖。庙前竖起一道道白色的经幡，在9月的秋风中瑟瑟颤动。庙内藏人燃烧的清香，氤氲环绕在一只只鎏金的盘脚香炉上空。一盘盘贡果，满满的堆放在香案上。殿内的圆柱上贴着佛金，镂刻着许多吉祥的图案。入内，使你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为了把开会的气氛制造得浓一点，张国焘命令在大殿显眼的地方高挂着一条横幅标语，上书：“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这样会议的主题就更加明白啦。

开会的大约有一百多人，除省委委员外，张国焘还动员来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为的是壮声势。

张国焘还特意通知朱德、刘伯承参加开会。

开会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那些不明真象的人，看见高悬在大殿上的标语，十分惊讶地窃窃私语，互相询问：中央到底出了什么事？毛泽东怎么样？

有认得朱德的走过来，悄声问道：

“总司令，中央怎么啦？”

朱德该怎么回答呢？他摇摇头，沉静地望着提问的人，轻声说：

“等会，听张总政委讲话后再说。”

朱德、刘伯承被指定坐在最前排的长凳上，他们的旁边是徐向前、陈昌浩、黄超等。

人还未到齐，张国焘在大殿的前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晃动着肥胖的身体。一会又停下来与陈昌浩、黄超轻声交谈着什么。此刻，他完全陷入一场由他发动的“声讨”中央“罪恶”的思想活动之中。在他看来，这是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发生的战斗，和战场上的真枪实弹差不多。他决心要打好这场战斗。这也是由他导演的一场大戏的第一幕，他决心要开好这个头，让下面的戏按他的意志继续演下去。不消说，他既是即将出台的一场大闹剧的导演，更确切地说，他应该是主角。帷幔既然已经拉开，让我们好好看看张国焘的一出出连台戏吧。

那些住得较远的，也纷纷赶来了。

张国焘看人到得差不多了，走上大殿的一个小平台上，激忿地对大伙说，一开始声音就很大。

“同志们，今天的会，我不消说，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但我还是要向大家报告，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人，私率一、三军北上，搞分裂，逃跑了。毛泽东等人口口声声说要北上，北上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境地，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毛、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政策。你们说，这样的行为，该不该反对？同志们，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大家要坚决执行。对那些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人，要坚决的斗争，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经张国焘这么一渲染，听众有的表现得愤怒，有的则表现出迷惘，不知中央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来，以致大多的神情显得有些儿沮丧、不安，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秩序颇有点不好。

张国焘看见会场乱糟糟的，提高嗓门说：

“同志们，大家不忙议论，安静一点，等我讲完后，再发言，我还要告诉大家：

“毛泽东等人制造分裂，向北逃跑的时候，把仓库里面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你们说，这叫什么行为？哪里有一点人道？”

“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烧枪枝、烧粮食，烧伤员，军阀主义！”

张国焘的话还没讲完，乱糟糟的会场一下飞出若干顶“帽子”，你一言，我一语，调门一个比一个高。

有人举着拳头高喊：

“制造分裂，没有好下场！”

有的甚至呼出蛊惑人心的口号：

“控诉毛、洛、周、博的逃跑罪行！”

“坚决跟着张总政委南下！”

会场的气温一下便升高了，升到张国焘满意的程度。

张国焘红着眼扫视了一下台下群情激愤的人，又瞧了瞧坐在第一排的朱德与刘伯承。只见朱德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抬头看看台上。张国焘当人们一阵起哄后没有人发言的时候，装腔作势地说：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他的话明显带着煽动。

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起桌子质问朱德：

“总司令，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线！”

“总司令，你必须当众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定！”

张国焘趁机挑动着说：

“总司令，你讲讲嘛，表个态。”

朱德严肃地看了一眼张国焘，随意说了一句：

“你已经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

“你要同毛泽东划清界线，反对毛泽东北上的路线。”

朱德站起来，转了个身，面对大家和颜悦色地说：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过这个决定。我岂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人家都叫‘朱毛，朱毛’，哪有‘朱’来反对‘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朱德半侧着身子，反问台上的张国焘：

“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吞吞吐吐，支吾不语勉强地点点头，然后不高兴地对朱德说：

“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扬起头，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

“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为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这一掷地作金石声的回答，使得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在台上大步走来走去，铁青着脸，两眼露出凶光，似要找人决斗的样子。

张国焘十分不满意朱德的回答，但他此刻也不知怎样才好，黄超跳出来没头没脑地大声对着朱德说：

“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黄超的话，根本不是什么发言，简直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谩骂了。

朱德鄙夷不屑地看了身边不远的黄超一眼，正想说点什么，刘伯承实在憋不住啦，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厉声喝道：

“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

于是会场上斗争的矛头，立即转向刘伯承。

黄超仗恃大声质问刘伯承：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为，又为什么不跟着毛泽东的屁股跑呢？原来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有意把目标吸引过来，好让朱德在围攻中喘一口气。

黄超又质问朱德：

“你说毛泽东对，为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连伤员也不放过。”

朱德激动了，深邃的双眼燃起愤怒的火花，那钢铁般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义正辞严地对大伙说：

“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我们非常缺乏枪枝弹药，又怎么会烧掉呢？这纯粹是造谣！”

朱德的话还没讲完，张国焘生气地冲着大伙说：

“不管怎么说，北上是逃跑主义，只能吃青稞糌粑。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打到成都吃大米！”

“打到成都吃大米！”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拥护南下的进攻路线！”

黄超龇着一口黄牙，肩背驼着带头呼出了蛊惑人心的口号。

乱糟糟的口号声，充斥着朱德和刘伯承的耳膜，朱德眯缝着愤恨的双眼直摇头，刘伯承鼓着那只战争给他留下的眼睛，盯着一片乌烟瘴气的会场。他们两人也都表现出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镇静来。而那些受张国焘蒙蔽来开会的将领，目睹张国焘、黄超的嚣张气焰，不知怎样才能应付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迷惘和不安。

在一阵吵吵嚷嚷声中，张国焘结束了由他操纵的所谓川康省委会议。通过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

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格尔底寺大殿，迈着沉重的双脚走在9月的川西北草原上。傍晚，瑟瑟的秋风，一阵阵拂弄着地上快要枯黄的野草，四野一片荒凉肃杀的气氛，天苍苍，野茫茫。

开始，他俩谁也不想说话，过了一条混浊的小沟，刘伯承实在憋不住了，问朱德：

“总司令，张国焘也太跋扈了，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攻击党中央，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唯有他正确。又不让人讲话，你顶了几句，就遭围攻。我实在看不惯，军阀作风。”

朱德点点头，深沉地说：

“我看张国焘的戏，肯定还要继续演下去，这才开张哩。”

刘伯承回答说：

“我也在这么想，刚才这个会，不过放了一点烟幕，后面的可能还会更热闹哟。”

朱德不安地说：

“这样闹下去，红军定会受损失，部队的团结是个大问题，我实在为红军的前途担心。”

“哎！”刘伯承叹了口气。

“有什么法子哟，他有权有势，敢于胡作非为。”朱德又补充了两句。

刘伯承回到总参谋部，天也黑尽。特务员小黄替他点亮方桌上的马灯。他的房间十分简单，两扇门板一架就是床铺，床头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几张用毛边纸制作的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大串字迹的信笺，和一支毛笔一个砚台。另外还有一叠他正在翻译的《苏军野战条令》文稿。

刘伯承有一张方形的脸，圆圆的下颌，戴着一副琥珀黄边的眼镜，右眼下陷，没有光泽，当然也就更无神采。那是早年他服务于川军时英勇作战受伤后换上的假眼，留下一个难忘而又痛苦的纪念。他心情烦躁地想翻看一下昨夜才译好的一段文字，但怎么也无心看下去，他眨眨酸涩的眼睛，鼻梁上便拥起一些很深的皱褶，马灯的光映照到这些皱褶上，使那只凹下去的假眼更加陷下去了，像一个小小的深谷，叫人感到那里面仿佛隐藏着一些根深的什么？也许是痛楚，也许是神勇，也许是追悔，也许什么都不是，是战争的赐予。

白天会上，他忿激地替朱德解围，出于道义，出于对革命同志、战友的手足深情，竟遭到黄超的攻击。黄超极无礼貌地直呼其“刘瞎子”，他虽然为受到的侮辱而痛心，但更为张国焘破坏红军的团结而忧虑不安。

刘伯承感到双眼有些涩胀，特别是那只假眼，很不舒服，似乎有一点刺痛的感觉。于是他取出那颗浑似眼珠的晶体，用土碗盛一点清水浸泡着。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取出重新镶嵌在眼眶里；他才感觉要好受一点。

十八、九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期然地又重新展现在他的面前——

1916年春，投身四川护国之役，在四川的丰都府北洋军的作战中，厕身川军熊克武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指挥部队向弃城溃逃的北洋军勇猛攻击，身先士卒，一直冲在前面。一颗流弹突然飞来，不偏不倚，击中这位年轻军官右眼，当即眼球破裂，鲜血淋漓，他身边的士兵立刻把他抬到城里一个小邮局养息。恰在这时，这个小邮局的局长闯进门来，见地上停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吓了一大跳，即刻慌忙拖来一领破草席遮盖起来。士兵们知道他并没有死，很快请城里的名中医——恒春中药房的老板治疗护理，后来又转送重庆治疗。

川军中这个受伤的青年军官即是刘伯承。

重庆临江门日本领事馆侧，有一个德国人开的诊所，人称阿医生，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医，医术高明，外科堪称蜀中翘楚。阿医生第一次替刘伯承动手术，只是摘除坏死的眼球，剐去残存的腐肉，处置好眼底的血管神经。数月后，阿医生自德国捎来为刘伯承配制的假眼，待安装时，发现伤眼重生腐肉，较前糜烂尤重，不得不再动手术，进行处理。刘伯承怕麻药对神经不利，拒绝使用，对阿医生说，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伤及神经？阿医生十分惊诧，几个小时手术，不用麻醉，如何挺得住！见刘伯承决心已定，阿医生只好作罢。三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刘伯承手捏椅柄，面无惧色，平静坦然，只是汗水下滴不止，阿医生惊怜地问刘伯承：“不痛吗？”刘伯承微笑着说：“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阿医生越发惊异问道：“你怎么知道动了七十余刀？”刘伯承安详地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则暗记一数，由此知之。”阿医生瞠目结舌，伸出两手翘起拇指大声称赞道：“军神，简直是军神！”

数月后，丰都县城那个小邮局的局长碰见一个好生面熟的人，左右端详，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吓得魂不附体，面色煞白，噗嗵一声，双膝重重跪在地上，捣蒜似的连连叩头，身子像筛糠似地说：“长官，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死了，我从床上拿来一条草席盖在你的身上，请你不要吓我，我好生替你烧香。”

丰都，是中国有名的鬼城。城中很多鬼的故事。刘伯承在邮电局长的眼里，也做了一次“鬼”，也串演了一回鬼的故事。

刘伯承还陷在深深的回忆之中，对张国焘白天在会上的所作所为深为气愤。同时感到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行动太突然，他担心一、四方面军两支部队会因此而产生裂痕，导致分裂。如果是那样的话，国民党军队就会乘虚而入，革命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一缕隐忧立刻袭击着他。

“笃笃——笃笃——”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从苦恼的氛围中唤醒。刘伯承走过去，打开门，两个活活泼泼的小鬼——特务员小黄领着总参谋部四局的工作人员汪荣华，一闪身走进门来。

刘伯承微微一笑：

“小汪，有事吗？”

小黄替汪荣华回答：

“她找不到总参谋长住的地方，要我领她来。”

汪荣华认真地对小黄说：

“多谢你了。”

小黄瞟了汪荣华一眼：

“有什么谢的哟，客气个啥？我的任务完成啦，你有什么事找首长谈，就谈吧，我该走了。”

小黄离开后，刘伯承温和地对汪荣华说：

“小汪，坐下，有事慢慢说。”

汪荣华在木椅上坐下来，有些拘谨地操着一口安徽话对刘伯承说：

“参谋长，局长要我来报告，部队第二次过草地时，留下一大批伤员，一缺医药，二缺粮食，伤员非常痛苦，有的不愿活了，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事情发生。好多天来，管理科总在为分发青稞麦犯愁，每天打来的粮食都不够供应，有时连伤员吃的都保证不了。大家都希望参谋部好好考虑一下部队的行动方针，最好迅速离开这些地方。”

刘伯承睁着那只明亮的左眼注视着汪荣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叙述。然后说道：

“好，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不过，噢！但问题复杂呀。”

19岁的汪荣华噘着一张小嘴，不解地问道：

“参谋长，我们过了一次草地，为什么又要过第二次草地，这次过草地死了好多人。”

“唉！——”刘伯承长叹了一声：“一时也说不清楚。你刚才反映的问题，明天我找朱总司令谈谈，再向张总政委反映。你们四局对当前部队的行动，还有些什么意见？”

汪荣华掠了一下黑黑的发丝，睁着细长的眼睛紧接答道：

“意见可多啦。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有的说一、三军团搞分裂，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分裂，把四方面军扔下，悄悄向北逃跑。”

刘伯承苦笑了一下，那只明亮的眼睛猛地好像失去了光泽。他扶了扶眼镜，站起来，背着手，在小屋里边踱边说着，仿佛在自言自语：

“还听到些啥子？”

汪荣华认真地说：

“同志们说，一方面军是小脑袋，都是些知识分子；四方面军是大脑袋，都是些工农分子，知识分子整工农分子，小脑袋整大脑袋。”

刘伯承霍地停下来，有些动气地说：

“造谣，纯属是造谣。这是破坏两军团结的言论。不能说一方面军同志头上戴的帽子小一点，就嘲笑人家是什么小脑袋；四方面军同志的八角帽子大一点，就是什么大脑袋。凭什么说一方面军都是知识分子呢？”

汪荣华亮起一对黑黑的眼珠回答说：

“有的人说，一方面军好多人的口袋里，都插着一支自来水笔，不是知识分子是什么？”

“哈哈哈哈，”刘伯承放声笑了起来。“那是什么自来水笔哟，冒牌货，假东西。据我所知，很多人口袋里装着的是一根小木棍，宿营的时候，把它当笔，好在地上划字，学文化。除开像中央的洛甫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有自来水笔外，有几个人用得起？”

汪荣华一撇嘴：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刘伯承坐在床铺上，认真地对汪荣华说：

“你刚才讲的这些，都对整个红军的团结不利。以后不要听到风，就是雨，捡到封皮就当信。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加强两支部队的团结，今后要多做对团结有利的事。”

汪荣华点点头：“参谋长，还有什么交待的？我想走了。”

刘伯承一挥手：

“就这些，回去后，多给周围的同志解释。”

汪荣华告辞的时候，刘伯承一双粗大的手，轻握了她手一下。

汪荣华离开后，刘伯承想得很多很多。

汪荣华的身影，依然留在他的脑际。

算起来，这是刘伯承第三次与汪荣华见面了。

3个月前的那个高原上的夏天，金色的阳光，照射着白皑皑的雪山，映着开满野花的草地，映着杂谷脑小镇欢腾的小街。四方面军机关和部队的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杂谷脑河边迎接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汪荣华当时以川陕省邮政局长的身份，加入了欢迎队伍的行列。

在这热热闹闹可以说人山人海的欢迎热潮中，像汪荣华这样的小人物，说什么也不会被中央代表团中的刘伯承所注视。因为四方面军中的女同志多，不像一方面军中只有30来个，而且多系领导人的妻子，为很多人所知晓。可是汪荣华这个来自大别山的茶山姑娘，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格外喜悦与兴奋，当不在话下。当周围的战友向她介绍那个戴着眼镜、英姿勃勃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将军时，她心里同样涌起对其他首长一样的尊敬与爱戴的感情。因为汪荣华随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巴山蜀水时，战斗在巴蜀的土地上曾不只一次地听到过“川中名将”刘伯承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今天亲眼得见，而且距离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怎么不感到兴奋和荣幸！

如果说刘伯承与汪荣华的第一次见面给汪荣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不为刘伯承所知道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就互相留下印象了，而且有趣得多。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四局的同志在野外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送到一局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个吃法。心思，总参谋长辛苦，就送结他打打“牙祭”吧。

刘伯承提起兽蹄高兴地说：

“啊，这是一对熊掌，是顶名贵的上等菜呀，补人的东西啊，哪儿弄来的？”

刘伯承高兴地亲自动手，先用火将熊掌烧焦，刮去皮毛，再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叫大伙来吃。刘伯承和一帮青年男女们嚼一口熊掌肉，喝一口熊掌汤，嘻嘻哈哈，兴高采烈。真美！汪荣华和大伙吃得真香，在茫茫的草地上聚了一顿美餐。

刘伯承想起这件事，自个儿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镜后面的那只右眼眯缝着，显得比左眼小，是双典型的鸳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