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田和森林上空喷药最初是小范围的，然而这种从空中撒药的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喷药量不断增加。这种喷药已变成了一种正如一个英国生态学家最近所称呼的——撒向地球表面的“骇人死雨”。我们对于这些毒物的态度已略有改变。如果这些毒药一旦装入标有死亡危险标记的容器里，，我们间或使用也要倍加小心，知道只施用于那些要被杀死的对象，而不应让毒药碰到其它任何东西。但是，由于新的有机杀虫剂的增多，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飞机过剩，所有使用毒药的注意事项都被人们抛在脑后了。虽然现今的毒药的危险性超过了以往用过的任何毒药，但是现在的使用方法惊人。人们把含毒农药一古脑儿从天空中漫无目标地喷撒下来。在那些己经喷过药的地区，不仅是那些要消灭的昆虫和植物知道了这个毒物的厉害，而且其它生物——人类和非人类也都尝到了这个毒药的滋味。喷药不仅在森林和耕地上进行，而且乡镇和城市也无可幸免。

现在有相当多的人对从空中向几百万英亩土地喷撒有毒化学药剂怀有不安，而在1950年后期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喷药运动更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怀疑。这些喷药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东北各州的吉卜赛蛾和美国南部的红螨。这两种昆虫都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但是它们在这个国家已存在了许多年，并没有造成灾害非要我们采取无情措施对付之。然而，在一个只要结果好而可不择手段的思想指导下(这个思想长期以来指导着我们农业部的害虫控制科)，突然对它们采取了断然行动。

消灭吉卜赛蛾的这一行动计划反映出，当用轻率的大规模的喷药代替了局部的和有节制的控制时，将会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害。这个消灭红螨计划是一个在过份夸大了消灭虫害的必要性后而采取行动的明显例证。在没有具备对于消灭害虫所需毒物剂量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人们就鲁莽地采取了打动。其结果是，这两个计划没有一个达到预期目的。

这种原生长在欧洲的吉卜赛蛾，在美国生存已将近一百年了。一位法国科学家罗伯特·察乌罗特在马萨诸塞州的迈德费德设立他的实验室。1869年，他正试验使这种蛾与蚕蛾杂交。有一天偶然让几只蛾从他的实验室里飞走了。这种蛾一点一点地发展遍及新英格兰。使得这种蛾得以扩展的主要原因是风；这种蛾在幼虫(或毛虫)阶段是非常轻的，它能够乘风飞得很快很远。另一个原因是带有大量蛾卵的植物的转运，这种蛾借助于这种形式得以过冬存在。每年春天，这种蛾的幼虫都有几个星期时间在损害橡树和其它硬木的树丛，现在在新英格兰所有各州中部有这种蛾出现，在新泽西州也不时发现。这种蛾是1911年由于进口荷兰云杉而被带入的。在密执安州也同样发现这种蛾，不过进入该州的途径尚未查清。1938年，新英格兰的飓风把这种蛾带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不过艾底朗达克地区生长着不吸引蛾子的树可以阻止蛾子西行。

把这种蛾限制在美国东北部的任务己经借助于多种方法完成了。在这种蛾进入这个大陆后的将近一百年中，一直担心它是否会侵犯南阿拍拉契山区大面积的硬木森林，但这种担心并未成为现实。13种寄生虫和捕食性生物由国外进口，并且成功地定居于新英格兰地区。农业部本身很信任这些舶来品，这些舶来品可靠地减少了吉卜赛蛾爆发的频率和危害性。用这种天然控制方法，再加上检疫手段和局部喷药，已取得了如同农业部在1955年所描述的成果：“害虫的分布和危害已被明显抑制”。

在宣布了上述情况之后仅仅只有一年，农业部的植物害虫控制处又开始了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在宣称要彻底、“扑灭”吉卜赛蛾的口号下，在一年中对几百万英亩的土地进行了地毯式的喷药。(“扑灭”的含义是在害虫分布的区域中彻底、完全地消灭和根除这一种类。)然而，这一计划接连不断地失败了；这使得农业部发现他们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地向人们宣讲需要去“扑灭”同一地区的同一害虫。

农业部的消灭吉卜赛蛾的化学战争开始时决心很大。1956年，在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密执安、纽约州的近乎一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喷了药。在喷药区，人们纷纷抱怨说药品危害严重。随着大面积喷药的方式开始固定下来，保护派们变得更加不安。当计划宣布要在1957年对三百万英亩土地进行喷药时，保护派变得更加激忿。州和联邦的农业官员以其特有的耸肩来摆脱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个别抱怨。

长岛区被包括在1957年的灭蛾喷药区中，它主要包括有大量人口的城镇和郊区，还有一些被盐化沼泽所包围着的海岸区。长岛的那沙郡是纽约州中、纽约南边的一个人口密度最大的郡。“害虫在纽约市区中蔓延的威胁”一直是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借口来证明这一喷药计划是正当的，但这一点看起来糊涂透顶。吉卜赛蛾是一种森林昆虫，当然不会生存在城市里，它们不可能生活在草地、耕地、花园和沼泽中。然而，1957年由美国农业部和纽约州农业和商业部所雇用的飞机“把预先规定的油溶性DDT均匀地喷洒下来。DDT被喷到了菜地、制酪场、鱼搪和盐沼中。当它们撒到了郊外街区时，这些药水打湿了一个家庭妇女的衣裳；在轰轰隆隆作响的飞机到达之前，她正在竭尽全力把她的花园覆盖起来。这些杀虫剂也被喷撒到了正在玩耍的孩子和火车站乘客的身上。在赛特克特，一匹很好的赛跑马由于喝了田野里的一条被飞机喷过药的小沟中的水，十小时之后就死去了。汽车被油类混合物喷得斑斑点点，花和灌木枯萎了。鸟、鱼、蟹和有用的益虫都被杀死了。

一群长岛居民在世界有名的鸟类学家罗伯特·库什曼·墨菲的率领下曾经上诉法院，企图阻止1957年的喷药。在他们的最初要求被法院驳回之后，这些来抗议的居民不得不忍受原定的DDT喷撒。不过以后，他们仍坚持努力去争取对喷药的长期禁令，然而由于这一次喷药已经进行，法院只能认为这一申诉“有待讨论”。这个案件一直送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申诉。律师威廉·道格拉斯对法院不肯重审这一案件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由许多专家和官员所提出的关于DDT的危险性警告，说明了这一案件对民众的重要性”。

由长岛居民所提出的诉讼至少使民众注意到了不断增长的大量使用杀虫药的趋势，注意到了昆虫控制管理处漠然不顾居民个人神圣财产权利的权势和倾向。

在对吉卜赛蛾喷撒的过程中：牛奶和农产品的污染作为一个不幸的意外来到了许多人的面前。在纽约州，北外斯切斯特郡的华伦牧场的200英亩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已足以说明这种污染。华伦夫人曾特别要求农业部官员不要向她的土地喷药；但是在向森林喷药时，避开牧场是不可能的。她曾提出用土地来阻止吉卜赛蛾，并且用点状喷撒来阻止蛾虫的蔓延。尽管人们向她保证，药不会喷到牧场上、但她的土地仍有两次被直接喷了药，而且还有两次遭到飘夹的药物的影响。取自华伦牧场的纯种噶立斯母牛的牛奶样品表明，在喷药48小时之后牛奶就合有14%的DDT。从母牛吃草的田野上取来的饲料样品当然也被污染了。尽管这个郡的卫生局接到了通知，但是并没有指示牛奶不能上市。这一情况是顾客缺乏保护的一个典型事例，很不幸，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尽管食品和药物管理处要求牛奶中不能有点滴杀虫剂的成分，但这种限制不仅没有被严格执行，而且只对州际之间交换的货物才加以应用？州和郡的官员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是可以遵照联邦政府规定的农药标准；但如果本地区的法令和联邦规定不一致，那么他们就很少这样去做了。

菜园种植者也同样遭难，一些蔬菜的叶子是这样枯焦，并带有斑点，看来无法上市。蔬菜含有大量残毒，一个豌豆样品，在克那尔大学农业实验站分析出DDT含量达到百万分之十四至二十，而最高容许值是百万分之七。因此，种植者们或是不得不忍受巨大经济损失，或是明白他们自已处于贩卖超标残毒的产品的状况中。他们中间一些人研究和收集了损失情况。

随着DDT在空中喷撒的增多，到法院上诉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在这些申诉中，有纽约州某些区域的养蜂人所提的申诉。甚至在1957年喷药之前，养蜂人就已经受到了在果园中使用DDT所带来的严重危险。一位养蜂人痛苦地说：“直到1953年，我一直把美国农业部和农业学院所提出的每一件事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那年五月，这个人损失了800个蜂群。在这个州大面积撒药之后，损失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至于另外一14个养蜂人也参加了他对该州的控告，他们已经损失了25万美元。另一位养蜂人，他的400群蜂在1957年的喷药中成了一个附带的目标，他报告说，在林区，蜜蜂的野外工作力量（为蜂巢中外出采集花蜜和花粉的工蜂)已经被百分之百杀死，而在喷药较轻的农场地已有5%的工蜂死亡。他写到：“在五月份走到院子里，却听不到蜜蜂的嗡嗡声，这是一件令人十分懊丧的事情。”

这些控制吉卜赛蛾的计划打上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行动的标记。由于给喷药飞机付款不是根据它喷撒的亩数，而是根据喷药量，所以飞行员就没有必要去努力节约农药，于是许多土地被喷药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至少在有一种情况下，与之签订空中喷药合同的对象是一个外州的商业单位，这个单位的地址不在本地区，所以它不同意州里官员所提出关于登记的法律要求来负法律责任。在这样一种非常微妙的情况下，在苹果园和养蜂业中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居民们会发现他们不知该去控告谁。

在1957年灾难性的喷药之后，很快缩小了这个行动计划，并发表了一个含糊声明说要对过去工作进行“评价”和对农药进行检查。1957年喷药面积是350万英亩，1958年减少到50万英亩，1959、1960、1961年又减少到l0万英亩。在此期间，控制害虫处定然会得知来自长岛的令人忿懑的消息，古卜赛蛾又在那儿大量出现了。这一昂贵的喷药行动使得农业部大大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和良好愿望——这一行动原想永远清除吉卜赛蛾，然而实际上却什么事也没有做到。

不久，农业部的植物害虫控制人员似乎己经暂时地忘记了吉卜赛蛾的事，因为他们又忙于在南方开始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扑灭”这个词仍然是很容易地从农业部的油印机上印出来的；这一次散发的印刷品答应人们要扑灭红螨。

红螨，是一种从其红刺而命名的昆虫。看来，它是通过阿拉巴马州的莫拜尔港由南美洲进入美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快在阿拉巴马州发现了这种昆虫。到了1928年，它就蔓延到了莫拜尔港的郊区、以后，它继续入侵、现在它们已进入到了南部的大多数州中。

自从红螨到达美国以来的四十多年中，看来它们一直很少引起注意？仅仅是因为这些红螨建立了巨大的窝巢，形如高达一英尺多的土丘，才使它们在其为数最多的州里被看作是一种讨厌的昆虫。这些窝巢妨碍农机操作。但是，只有两个州把这种昆虫列为最重要的20种害虫之一，并且把它们列在清单末尾。看来不论是官方或者私人的关注都不曾感到这种红螨是对农作物和牲畜的威胁。随着具有广泛毒力的化学药物的发展，官方对于红螨的态度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变化。在1957年，美国农业部发起了一个在其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大规模行动。这种红螨突然变成了一个政府宣传品、电影和激动人心的故事的联合猛烈攻击的目标，政府宣传品把这种昆虫描绘成南方农业的掠夺者和杀害鸟类、牲畜和人的凶手。

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宣布开始了；在这个行动中，联邦政府与受害的州合作要在南方九个州内最终处理二千万英亩的土地。1958年，当扑灭红螨的计划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家商业杂志高头地报道说：“在由美国农业部所执行的大规模灭虫计划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的农药制造商们似乎开辟了一条生意兴旺的道路。”

从来都没有什么计划象这次的喷药计划这样实际上被每一个人彻底而又据理地咒骂过，当然除了那些在这次“生意兴旺”中发财致富的人。这是一个缺乏想象力、执行得很糟糕的、十分有害的进行大规模控制昆虫实验的突出例证。它是一个非常花钱、给生命带来毁灭、并使公众对农业部丧失信任的一个实验，然而不可理解的是仍把所有基金投入了这一计划。

后来不被人们所信任的那些主张最初却赢得国会对这一计划的支持。红螨被描绘成为一种对南方农业的严重威胁，说它们毁坏庄稼和野生物；它们侵害了在地面上筑巢的幼鸟。它的刺也被说成会给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这些论点听起来怎么样呢？由那些想捞外快的官方证人所做出的声明与农业部的重要出版物中的那些内容并不一致。1957年，在专门报道控制侵犯农作物和牲畜的昆虫的“杀虫剂介绍通报”上并没有很多地提及红螨——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遗漏”；如果农业部相信它自己的出版物的话，甚至在1952年的农业部百科全书年报(该年刊全部登载昆虫内容)的50万字的此书中仅有很小一段述及红螨。

农业部未正式行文的意见认为红螨毁坏庄稼并伤害牲畜。阿拉巴马州在对付这种昆虫方面有最切身的体会，其农业实验站进行了仔细研究，所持意见与农业部相反。据阿拉巴马州科学家谈，红螨“对庄稼的危害是很少有的”。美国昆虫学会1961年的主任、阿拉巴马州工艺研究所的昆虫学家F·S·阿兰特博士说，他们系“在过去五年中从未收到过任何有关螨虫危害植物的报告……也从未观察到对牲畜的危害。”一直在野外和实验室中对螨虫进行观察的那些人们说，红螨主要是吃其它各种昆虫，而这些昆虫的大多数被认为是对人不利的。观察到了红螨能够从棉花上寻食绵子象鼻虫的幼虫，并且红螨的筑巢活动在使土壤疏松和通气方面起着好的作用。阿拉巴马的这些研究已被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考察所证实。

这些研究工作远比农业部的证据更有说服力。而农业部的这些证据，显而易见，要么就是根据对农民的口头访问得到的，而这些农民很容易把一种螨和另外一种螨相混淆；要么就是根据陈旧的研究资料。某些昆虫学家相信，这种螨的嗜食习惯由于它们数量的日益增多已经发生改变，所以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观察现在已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种关于螨虫构成对健康与生命威胁的论点被迫将要做重大修正。农业部拍摄了一个宣传电影(为了争取对其灭虫计划的支持)，在这部电影中，围绕着红螨的刺制造了一些恐怖镜头。当然这种刺是很讨厌的，人们被再三提醒要避免被这种刺刺伤，正象一个人通常要躲开黄蜂或蜜蜂的刺一样。偶然也可能在比较敏感的人的身上出现严重反应，而且医学文献也记载过一个人可能是由于中了红螨的毒液而死亡，虽然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据人口统计办公室报告，仅在1959年，由于受到蜜蜂和黄蜂蜇刺而死去的人数为33名，然而看来却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要“扑灭”这些昆虫。更进一步，当地的证据是最令人信服的，虽然红螨居住在阿拉巴马州已达40年，并且大量集中于此地，阿拉巴马州卫生官员声称：“本州从来没有得到报告说一个人由于被外来的红螨叮咬而死亡。”并且他们认为由红螨叮咬所引起的病例是属于“偶发性的”。在草坪和游戏场上的红螨巢丘可能使在那儿儿童容易遇刺，不过，这很难成为一种借口给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加上毒药。这种情况只要对这些巢丘进行处理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对于猎鸟的危害同样也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武断而定的。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人当然是阿拉巴马州奥波恩野生动物研究单位的领导人M·F·贝克博士，他在这个地区已经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不过贝克博士的观点完全与农业部的论点相反，他宣布说：“在阿拉巴马南部和佛罗里达西北部，我们可以猎到很多鸟，北美鹑的种群与大量的迁入的红螨并存。阿拉巴马南部存在这种红螨已有近40年的历史，然而猎物的数量一直是稳定的，并且有实质性的增长。当然，假如这种迁入的红螨对野生动物是一种严重威胁的话，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

作为用杀虫剂消除红螨的后果之一，野生物终究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被使用的药物是狄氏剂和七氯，它们都是相对比较新的药。人们在现场应用这两种药的经验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在大范围使用时，它们将对野生鸟类、鱼类、或哺乳动物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已知这两种毒物的毒性都超过DDT许多倍。DDT己经使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即使以每一英亩一磅的比例使用DDT，也会杀死一些鸟类和许多鱼；而狄氏剂和七氯的剂量用得更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英亩用到二磅，如果要将白边甲虫也控制住的话，每英亩要用到三磅狄氏剂。依它们对鸟力的效应而言，每一英亩所规定使用的七氯相当于2O磅DDT，而狄氏剂相当于120磅的DDT。

紧急抗议由该州的大多数自然保护部门、国家自然保护局、生态学家、甚至一些昆虫学家提出来了，他们向当时农业部部长叶兹拉·本森呼吁，要求推迟这个计划，至少等到做完一些研究以确定七氯和狄氏剂对野生及家养动物的影响作用和确立控制红螨所需的最低剂量之后。这些抗议被置之不顾，而那个撒药计划于1958年开始执行。在第一年中有100万英亩的土地被处理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任何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只具有亡羊补牢的性质了。

当这个计划在进行的过程中，各种事实开始在州、联邦的野生物局和一些大学的生物学家的研究工作中被逐渐积累起来，据这些研究工作证明在有些喷药地区喷药后所造成的损失将扩大使野生动物彻底毁灭。家禽、牲畜和家庭动物也都被杀死了。农业部以“夸大”和易使人“误解”为借口，将一切遭受损失的证据都一笔抹杀。然而，事实还在继续积累。在得克萨斯州汉地郡有一个例子，袋鼠、犰狳类、大量的浣熊在农业施用农药之后，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甚至在用药后的第二个秋天里，这些东西仍然是廖廖无几。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很少几只浣熊的组织中都带有这种农药的残毒。

在用药的地区，所发现的死鸟己经吞食了用于消灭红螨的毒药，通过对它们的组织进行化学分析，已很清楚地证实上述事实。(唯一残留下来一定数量的鸟类是家雀，其它地区也有证据说明这种鸟可能相对具有抗药性)在1959年喷过药的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开阔地上，有一半的鸟类被杀死了，那些生活在地面上或多年生低植被中的鸟类百分之百死亡。甚至在喷药一年以后，仍然没有任何鸣禽，大片的鸟类筑巢地区变得静悄悄，春天再没有鸟儿来临。在得克萨斯州，发现了死在窝边的燕八哥、黑喉鹀和百灵鸟，许多鸟窝已被废弃。当死鸟的样品由得克萨斯、路易斯安娜、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州被送到鱼类和野生物服务处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90%的样品都含有狄氏剂和一种七氯的残毒，总量超过巨万分之38。

冬天在路易斯安娜的北方觅食的野鹬，现在在它们体内已带有对付红匛的毒物的污染。这个污染的来源是很清楚的，野鹬大量地吃蚯蚓，它们用细长的嘴在土中寻找蚯蚓。在路易斯安娜施药后的6－10月中发现有残留的蚯蚓，它们组织中含有百万分之20的七氯，一年之后它们还含有百万分之10以上。野鹬的间接中毒致死的后果现在已经在幼鸟和成年鸟比例的明显变化中看出来了，这一明显的变化在处理红螨后的那一季节中就首次被观察到了。

使南方的狩猎者们最为不安的是与北美鹑有关的一些消息。这种在地面上筑巢、觅食的鸟儿在喷药区已全部被消灭了。例如，在阿拉巴马州，野生物联合研究中心从事了一项初步的调查，在3600英亩已被喷药处理过的土地上调查了鹑的数量，共有13群、121只鹑分布于这个区域。在喷药后的两个星期，只能见到死去的鹑。所有的样品被送到鱼类和野生物服务处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它们所含农药的总数量足以引起它们死亡。在阿拉巴马州发生的这一情况在得克萨斯州再次重演，该州用七氯处理了2500英亩的土地从而失去了他们所有的鹑。百分之九十的鸣禽也随着北美鹑死去了，化学分析又一次化验出了在死鸟的组织中存在着七氯。

除鹑外，野火鸡也由于实行了扑灭红螨的计划而急骤地减少了。在阿拉巴马州维尔克克斯郡的一个区域中，在使用七氯之前虽然发现有80只火鸡，但在施药后的那个夏天却一只也没有发现，除了一堆堆未孵出的蛋和一只死去的幼禽外，一只火鸡也没有发现。野火鸡可能遭遇的命运和它们家养的同类一样，在用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区域中的农场火鸡也很少生出小鸡，很少有蛋孵出，几乎没有幼鸟存活。这种情况在邻近未经处理过的区域中没有发生。

绝不是唯独这些火鸡才有这样的命运。在美国最有名和受人尊敬的野生物学家之一，克拉兰斯·克台姆博士召集了一些其土地被喷药处理过的农民，他们除了谈到“所有树林小鸟”看来在土地经过喷药之后都已经消失外，大部分农民都报告说他们损失了牲口、家禽和家庭动物。克台姆博士报道说：有一个人“对喷药人员十分生气，他说他的母牛已被毒药杀死，他只好埋葬或用其它方法处理这19头死牛，另外他还知道另外还有3或4头母牛也死于这次药物处理。仅仅由于出生后吃了牛奶，小牛犊也死了。”

被克台姆博士所访问过的这些人都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的土地被药物处理后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妇女告诉博士说“在她周围土地撒了药之后，她放出一些母鸡”，由于一些她不知道的原因几乎没有小鸡孵出和活下来。另外一个农民“是养猪的，在散布了毒药以后的整整九个月中，他没有小猪可喂。小猪仔或者生下就是死的，或者生下后很快死去。”一个同样的报告是另外一个农民提供的，他说37胎小猪本应有250头之多的小猪，但只有31头活下来了。这个人自从他的土地被毒化之后也完全不能再养鸡了。

农业部始终坚持否认牲畜损失与扑灭红螨的计划有关。然而佐治亚州贝恩桥的一位曾被召集去处理许多受影响动物的兽医O·L·波特维特博士总结了如下原因，他认为引起死亡是由于杀虫剂。在消灭红螨的药物施用之后的两星期到几个月期间内，耕牛、山羊、马、鸡、鸟儿和其它野生物可以遭受到通常是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只影响那些已经与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接触过的动物，而圈养的动物没有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仅仅是在处理红螨的地区才看到了。对这些疾病的实验室试验也驳斥了农业部的意见。由波特维特博士与其他兽医所观察的症状在权威著作中被描绘成是由狄氏剂或七氯所引起的中毒。

波特维特博士又描述了头两个月的小牛犊出现七氯中毒的有趣病例。这个动物经过了彻底的实验室研究。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在它的脂肪里发现了百万分之79的七氯。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施用七氯五个月以后。这个小牛犊是直接从吃草中得到七氯呢？还是间接从它的母亲奶中得到或甚至在它出生之前就有了七氯？波特维特问道：“如果七氯来自牛奶，那么为什么不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我们的饮用当地牛奶的儿童呢？”

波特维特博士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关于牛奶污染的重大问题，包括在消灭红螨计划之内的区域主要是田野和庄稼地。那么，在这些土地上的乳牛又怎么样呢？在撒药的田野上，青草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形式的七氯残毒，如果这些残毒被母牛吃进去，那么它们必将在牛奶中出现。早在执行红螨控制计划之前，已于1955年通过实验证实七氯这种毒物可以直接转入牛奶。后来又报道了有关狄氏剂的同样实验，狄氏剂也是在红螨控制计划中使用的一种毒物。

农业部的年刊现在也将七氯和狄氏剂列入了那些化学药物之列，这些化学药物会使草料变得不再适宜于喂养奶场动物或肉食动物。然而农业部门的害虫控制处仍然在大力推行那些将七氯和狄氏剂散布到南方很多草地区域去的计划。有谁在保护消费者以便他们看到在牛奶中不再出现狄氏剂和七氯的残毒呢？美国农业部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己经劝告农民将他们的乳牛赶出喷药后的牧场30一90天。考虑到许多农场都很小，而控制计划又这样的大规模——许多化学药物是用飞机来喷撒的——所以很难使人相信农业部的劝告将会被人们遵守或接受。从残毒稳定性的观点来看，这个规定的期限也是不够的。

虽然食品与药物管理处对在牛奶中出现的任何农药残毒都皱眉头；但它在这种情况下，却权限有限。在属于红螨控制计划范围内的大多数州里，牛奶业衰退了，它的产品不能运到外州去卖，联邦灭虫计划造成了危及牛奶供应的问题，而如何防止这一问题却留给了各州自己去解决。在1959年寄给阿拉巴马、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州卫生官员和其它有关官员的调查材料揭示出没有进行过实验研究，甚至完全不知道牛奶究竟是否已被杀虫剂所污染。

同时，与其说在那个控制红螨计划开始执行之后，不如说在其执行之前、已开展了对七氯特殊性质的一些研究。也许，应该这样说更为准确，甚至在发现由联邦政府的灭虫行动带来危害之前的一些年中，已有人查阅了当时已经出版了的研究成果，并且企图改变这一控制计划的实行。这是一个事实，七氯在动植物的组织中或土壤中经过一个短时期之后，就变成了一种更加有毒的环氧化物的形式，这一环氧化物通常被认为是由于风化作用而产生的氧化物。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处发现用百万分之三十的七氯喂养的雌鼠仅在两星期之后就可在体内蓄积百万分之一百六十五的毒性更强的环氧化物，自从1952年以来就已经知道了能会发生这种转化。

上述农药转化的事实在1959年只有生物学文献有所记述，但还不十分清楚。当时食品与药物管理处采取行动禁止食物含有任何七氯及其环氧化物的残毒。这一禁令至少暂时给那个控制计划泼了冷水；尽管农业部仍在继续强行索取控制红螨的年经费，但地方农业管理人已变得日益不愿劝说农民去使用化学农药，因为这些农药可能使他们的谷物变成在法律上不能出卖的东西。

简言之，农业部不对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既有知识进行最起码的调查，而盲目去执行它的计划；即使进行了调查，它也将所发现的事实置之不顾。企图发现化学药物能达到灭虫目的而需要的最低含量的初步研究一定是失败了。在大剂量地使用药物达三年之后，突然在1959年减少了施用七氯的比例量，从一英亩2磅减少到了1·25磅，以后又减少到每英亩0·5磅，在三到六个月期间的两次喷撒中施用量为0·25磅。农业部的一位官员把这一变化描述为“一个有进取性的方法的修正计划”，这种修正说明了小剂量地使用还是有效的。假若这种报告早在扑灭害虫计划发起之前就为人们知晓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很大数量的损失，并且纳税人也能节约相当大一批钱。1959年，农业部可能试图消除对该计划日益增长的不满；因此主动提出对得克萨斯州的土地所有者免费供应这些化学药物，而这些土地所有者应签字承认不要联邦、州及地方政府对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就在同年，阿拉巴马州对于化学药物所造成的损失感到惊慌和生气，因此对进一步执行此计划的基金拒绝使用。一位官员对于整个计划进行了特征性的描述：“这是一个愚蠢、草率、失策的行动，是一个对于其他公共和私人的职责实行霸道的十分明显的例子。”尽管缺少州里的资金，联邦政府的钱却不断地流入阿拉巴马州，并且1961年立法部又被说服拨出了一小笔经费。同时，路易斯安娜州的农民们对于此计划的签订表现了日益增长的不满，这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对付红螨的化学药物的使用会引起危害甘蔗的昆虫大量繁殖。归根结底，这个计划明显地一无所获，这种可悲状况已由农业实验站、路易斯安娜州大学昆虫系主任L·D·纽塞姆教授在1962年春天作了简明的总结：“一直由州和联邦代办处所指导的‘扑灭’外来红螨的计划是彻底失败的，在路易斯安娜州，现在虫害蔓延的地区比控制计划开始之前更大了。”

看来，一种倾向于采取更为深思熟虑、更为稳妥办法的趋势己经开始。据报道“佛罗里达州现在的红螨比控制计划开始时更多。”佛罗里达州通告说，它已拒绝采纳任何有关大规模扑灭红螨计划的意见，而准备改用集中小区域控制的办法。

有效的、少花钱的小区域控制办法多年来已为人们所熟知。红螨具有巢丘栖居特性，而对个别巢丘的化学药物处理是一件简单的事。这种处理，每英亩约花1美元。在那些巢丘很多而又准备实行机械化的地方，一个耕作者可以首先耙平土地，然后直接向巢丘施放农药，这种办法已由密西西比农业实验站发展出来了。这种办法可以控制90一95%的红螨，每英亩只花2.3美元。相比来看，农业部的那个大规模控制计划每英亩要花3.5美元——农业部的计划是所有办法中花钱最多、危害最大、而收效最小的一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