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是我国戏剧、曲艺、民间歌舞空前繁荣的时期。

元代统治者不重视文化的发展，他们追求的是声色犬马的享乐，其中就包括对歌舞音乐的喜爱，他们甚至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也以歌伎自随。

元人统一中国以后，在宋、金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下，吸收了北方一些地方文艺和民歌的养料，形成了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元杂剧。

元杂剧已经是标准的戏剧了，有情节，有场次，有角色行当的划分，有唱、念、做、打的基本表演程序。它的音乐，实际所用的宫调只有九个，即所谓的“五宫四调”。

词到宋末，很多都已经不可歌了，一方面是文人创作过分雅化，已经丧失了词的通俗性和生活化特色，已经远离了广大民众，成为少数文人雅士案头的玩物。一方面，是旧谱的零落。

就是可歌之词，大多已经传唱数百年之久，早已没有新鲜感了，因此，统治者和文人雅士又把眼光投向民间，到民歌中去寻找新的形式，去汲取新鲜的养料，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于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就应运而生了。

散曲在元代，是一定要歌唱的，它的音乐，来自于民间的所谓“俚曲”，也就是民歌。散曲中的许多曲牌，如《货郎儿》《蔓青菜》《豆叶黄》《十棒鼓》《村里迓古》《鲍老儿》《山石榴》等，一望而知是出于民间的。散曲的另一个来源，是唐、宋以来已经高度发达的参军戏、踏摇娘、大曲、法曲、院本、陶真、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散曲从其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使之成为继诗和词以后又一个辉煌的乐歌形式。

元代又出现了一些新乐器，重要的有三弦、火不思、云璈、七十二弦琵琶、胡琴、兴隆笙、鱼鼓和简子等。

明、清两代，是市民文化勃兴的时期，虽然在上流社会，诗词和散文辞赋仍然被当作正统文学而受到喜爱，但是，自先秦以来一直不太发达的小说和戏剧却空前地繁荣起来。

明代，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一带兴起，使戏剧的声腔音乐得到极大的发展。

除了四大声腔以外，还陆续产生了一些其他的声腔。在清代花部诸腔中，除了弋阳腔外，最重要的还有秦腔、徽调和皮黄腔。在众多声腔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被称为“国剧”的京剧，同时，也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戏。

除了戏剧之外，明、清时期说唱艺术也十分繁荣。

明、清两代，都以北京为都城，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圈。同时，东南仍然是重要的经济繁荣区，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圈。此外，江、浙的苏州、杭州，河南的汴梁地区，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闽南的番禺，以及山东、河北、湖北、湖南、东北等许多地方，文化娱乐都很繁荣，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八类，即：

1.鼓词类：梨花大鼓、沧州木板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东北大鼓、河南坠子等。

2.弹词类：苏州弹词、开篇、扬州弹词、长沙弹词等。

3.时词小曲：天津时调、上海说唱、湖北小曲、四川清音、湖南丝弦等。

4.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渔鼓、衡阳渔鼓、四川竹琴等。

5.牌子曲：单弦、南音、广西文场、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

6.琴书：北京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

7.走唱：十不闲、莲花落、二人转、凤阳花鼓、车灯等。

8.杂曲：绍兴莲花落、锦歌、三棒鼓、善书、粤曲、荷叶等。

这些说唱音乐，有的偏重于说，有的偏重于唱；有的由唐、宋以来的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并吸收戏剧音乐发展而成，有的是在民歌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明、清时期的器乐，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乐器的出现。最重要的是唢呐的出现。

2.拉弦乐器的大发展。由于戏曲发展的需要，新的拉弦乐器大量出现，如用于京剧伴奏的京胡、京二胡，用于梆子戏伴奏的板胡，用于川戏弹戏伴奏的盖板子，用于湖南花鼓戏、长沙丝弦、祁阳小调等伴奏的大筒，用于吕剧、山东琴书伴奏的坠胡，用于河南坠子的坠琴等。

3.琵琶演奏的进步。

4.古琴琴派林立。

5.大量的器乐合奏形式的出现。重要的有江南丝竹、西安鼓乐、十番鼓、广东音乐等。

自明代中叶以后，西方音乐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