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提到，为了更直观的把握，有科学家把地球历史当成一年的十二个月来看。

后来，又有科学家把地球这四五十亿年的时间，化成了钟面上更直观的十二个小时，并把这种设置方法称为地球钟。这口钟上的一小时相当于三亿八千三百三十万年，每分钟相当于六百多万年。从哺乳动物中衍生出人类这一分支，至今这三百多万年将近四百万年的漫长历史，在这只钟面上不到一分钟时间。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身处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很难对过于宏观的存在有真切的把握。最难真切把握的宏观，当然是宇宙无边无际之浩渺与时间无始无终之漫长。所以，科学家才设想出了以小喻大的地球钟。在这口钟面上，秒针的每一跳动相当于实际时间的一万多年。如此算来，人类创造出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时间在地球产生至今的十二个小时中，才不到半秒钟时间！

人类衍生进化历史剩下那三十多秒钟，也是岩石告诉我们的。所以，至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仍然有许多人类学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与发掘岩石的记录。

最初，人类考古史上最大的发现是印尼爪哇岛和中国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这些人类化石的发现，把人类的进化史推进到一百多万年前。但是这个记录很快就被改写了。

从岩石中发掘人类历史，做出最卓越成就的，是一个名叫李基的科学家及他的家庭。在考古人类学界，这个家族被称为“幸运的李基家族”。1959年，人类学家李基的妻子玛丽·李基在坦桑尼亚靠近东非大裂谷的火山灰沉积岩中发现了一个古猿的头盖骨化石。经测定，这些火山灰的历史达一百八十万年。于是，人类起源的历史被大大提前。

两年后，李基的长子乔纳森发现了更多处于更高进化阶段的猿人化石。

1972年，李基的次子李察率领一个化石搜寻队，在肯尼亚发掘到了一些猿人头盖骨碎片，经测定距今有两百多万年。

1975年，玛丽·李基在坦桑尼亚发掘出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猿人牙齿与颌骨的化石，经测定，这些猿人活动于地球的时间在三百七十五万年前，使古人类学向着历史深处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李基一家的这些发现惊动了人类学界与地质学界。他们在利特里的发掘现场成为科学界与新闻界参观考察的热点。1976年夏季的一天，三位访问者互相投掷干象粪消磨黄昏无聊的时间，当古生物学家希尔伏下身子躲避打击时，突然在一层暴露的火山灰沉积岩中发现了动物的足迹。他们进一步仔细探查，发现了更多凝结在火山灰沉积岩中哺乳动物脚印化石。两年以后，加入李基考古队伍的地球化学家艾贝尔在同一地区发现了人类足迹！

岩层在发掘中像书页一样被层层打开。大多数时候，这些书页都是一片空白，并不包藏科学家们所期望的信息。但是，这一次，当火山灰沉积岩上覆盖的泥土和包藏着另外一些时间密码的岩层被揭开，两串平行延伸了约27米的人类足迹出现在人们眼前！这片火山灰沉积岩的年代为三百四十万至三百八十万年前。长期以来，科学家仅靠一些残存骨骼化石，很难对这些人类祖先的生活与进化程度做出一个清晰的估计。比如，长期以来，科学界对于人类祖先是否在制造石器之前和脑容量增大之前，就已进化为两足动物存在很大的争议，这次发现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长达数年的发掘过程中，除了人类足迹之外，仅在其16个发掘场地中的一处，就发掘出18000多个足迹，据统计这些足迹是17个科的众多动物留在火山灰上的。利特里那串人类足迹告诉给我们很多骨骼化石不可能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两串平行的54个足迹告诉我们：当时是在一场小雨之后，三个人从喷发不久的火山下走过，于是，足迹便留在了厚厚的火山灰里。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乍看起来像是两个人的足迹其实是三个人留下的。那串大的脚印其实是两个人留下的双重脚印。一个约有1.5米高的人走在前面，另一个矮0.2米左右的人跟随着前进，后面这个人努力把脚踩在前一个人的脚印里（在雨后的火山灰有防滑的作用），而另外的那一行脚印是一个孩子留下的。于是，人们想象，这是一男一女与一个孩子留下的脚印。当然，我们不能说那就是一个三口之家留在历史深处的印迹，因为那时应该不存在今天的家庭概念。

因为这些重大发现，人类学家们的眼光转向了在过去认为最不可能发现文明进化遗存的非洲。1974年，美国人类学家约翰森在靠近东非大裂谷的埃塞俄比亚的奥摩河谷，找到了一具差不多完整的人类化石。这具化石距今三百余万年，属于一位年约20岁的年轻女性。在人类化石编号目录上，一点也看不出这具化石的特殊之处：AL288-1。但在科学家们口中，她却有一个鲜活美丽的名字——露西。而且，在很多时候，露西已经成为支系庞杂的人类祖先的一个最为后人所接受的形象代表。有点像是《圣经》创世纪故事中伊甸园中的夏娃一样，只不过，这个化石的夏娃不再是金发碧眼的白皮肤的美女，而是一个并不漂亮的黑皮肤的女人。

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人类所能发现有关自身进化的化石数量并不能清晰地构成一个没有缺环的链条，即使是从亲爱的黑皮肤的露西那里开始，我们也并不能确实地知道，她确确实实就是地球上所有这些不同肤色的人们的共同的直系祖先。化石链条上的缺环是如此之多，使我们无法建立起一个清晰的关于人类进化的完整谱系，但在阶段意义上，从化石记录的基本信息，我们知道了不同的进化阶段，人类文明曾达到怎样的状况。

还是那个“幸运的李基家族”的成员，在他们发现古老猿人化石的山谷中，发现了一百七十五万年前的石头工具。

在中国，差不多同一地点发现的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化石，更大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从化石附近发现的被猎杀的动物骨骸和篝火燃烧后剩下的灰烬，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借助想象能力与推断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在脑海中复原出原始人的生活图景，知道他们用燧石取火，用石器猎杀野兽，用骨针连缀兽皮制成衣服。

人工取火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使用石制工具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衣服除了御寒的功能之外，还在人群中培养出某种身体的禁忌与羞耻感。

人类进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时，文明就要呼唤艺术与文字出场了。

艺术与文字出现的证据，考古人类学家通常也是从岩石的记录中去寻找。

1879年夏季的一天，业余考古学家马塞里诺在一个叫艾塔米拉的洞穴里挖掘，希望有点意外的收获。比起专业工作者来，业余爱好者的工作似乎更为轻松。马塞里诺前往发掘现场时还带上了9岁的女儿玛莉。当他在洞穴的泥土中细心挖掘的时候，从洞穴深处传来了玛莉的尖叫声：“快来！牛！爸爸，牛！”

顺着洞外射来的朦胧光线看去，洞穴顶部确实有些模糊的图案，马塞里诺高举起手里的便携式提灯，于是，一片用大胆的褐、红、黄、黑等颜色绘成的牛群出现在眼前。这些隐秘的画面颇有现代绘画中狂放不羁的风韵，但却实实在在是史前一些无名画师的作品。这群史前野牛共有17头，各自有不同的姿态，其中的一头，身上还扎着一根史前人掷出的长矛。与这群野牛相伴的还有一只野猪、一匹马、一头鹿和一只狼。后来，马塞里诺又在洞穴深处发现了更多史前人绘制的动物图案。画上的那些动物，很多已经绝了种，相伴着同一地点发掘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工制品，他认为这些动人的绘画是一万多年前的史前人类绘制的。

但是，当他把这项成果提交到在里斯本召开的一次考古学界会议上时，专业人士们坚持认为，原始人的智慧不可能比猴子高出多少，所以，不可能绘制出这种风格粗犷奔放、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品。更有甚者，很多人怀疑这是马塞里诺为了沽名钓誉而设置的一场骗局。直到1902年，布鲁衣神甫来到艾塔米拉洞穴，从中发现了动物骨骼的化石，有些化石上还刻有与洞顶壁画相似的动物图案，马塞里诺发现的真实性才被证实。但是，这位发现者已经在1888年抑郁死去。

据人类学家们说，这些美妙的史前美术作品能保存下来，是因为那些无名画家并不像今天的艺术家总要把自己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公之于众，而是将其刻画在隐秘险绝的地方。因为这些壁画当中包含了最初的有关自然崇拜的宗教感情，那些洞穴可能就是原始人的宗教圣殿。另外一些人类学家则认为，艾塔米拉这样的洞穴还可能是原始人类的狩猎技艺课堂，那些壁画可能是传授狩猎知识的生动图解。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而且也都包含了文明发源时一些最初的要素：由自然崇拜而产生神秘的宗教感，以及经验的交流和对征服对象的认识与记载。

记载的方式最初是画，然后，才是从图画演变的文字。这种从具象的图画到抽象的文字的演变过程，不论是古巴比伦还是古代中国都有鲜明的体现。那些古代的君王，都愿意把文字刻写在石头或者是类似的材质上，以期望其统治万年不变。

文明的进化，越往后，便牵涉越复杂的层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文字出现，文字又从石头上向着别的材料转移，比如甲骨，比如青铜，比如纸和绢，一个完备的文明便出现了。一个有着自己明晰历史记忆的族群便出现了。

一个大写的“人”字便从此矗立在天地之间。

今天，我们还是会把一些特别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字深深地镌刻在石头之上。在岩石上记录，是人类一种伟大高尚的爱好，也是生命深处一种深远的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