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穿越白天与黑夜

奇异的感受在由西向东飞越太平洋时就产生了。

起初，舷窗外还是阳光、白云和深蓝的太平洋。座椅前的液晶显示屏上，则是一根表示着飞行路线与进度的红线，画出一个优美的圆弧。当这根彩虹一样弯曲着的红线穿过蓝色的从北极悬垂而下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时，窗外的天空居然就是夜了。乘客们慢慢沉入睡眠，在梦境中飞向北美大陆上那另一个世界。

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经历昼与夜的转换，似乎就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转换机关。兼通英文与俄文的秦月是非常International的，加上1998年已经在美国“科幻”过一遭了，所以，便服从了晦暗光线的暗示，歪在座椅上浅浅地睡去。我转换面前显示屏的频道，在十部电影的目录里挑了一部电影来看。很快看到红色的火星，随手点击，电影开演，是一部科幻片。在国内看过很多英语版的故事碟，但都配了中文字幕，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却没有为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准备这种特别服务。秦月要尽语言导盲的责任，觑着惺忪睡眼说，片子叫《火星任务》（MISSION TO MARS），且在本刊上介绍过了。然后，又深一脚浅一脚地睡去了。我继续盲人瞎马地跟着几个穿宇航服的人在火星上、在航天器的角角落落里四处行走。好在，隔着走道的两个美国老太太，也跟我点看一样的片子，不断地随着故事的进展长吁短叹，有时轻笑，有时喊天，有时又拿起航空公司的比我们毛巾还大的面巾纸擦拭泪水。因此，我知道自己的理解与影片的叙述并不相差太远。想想，觉得那两个美国老太太的天真有些可怜。但上了一趟洗手间，顺路看见几个像我这样的黑头发，看的却是日本的言情片，复又觉得美国老太太的天真劲儿可爱了。

飞机迎着曙光飞行，所以，白昼的来临比寻常要快，就像起床后，猛一下拉开窗帘，白昼就这样唰一下地来到了眼前！

然后，飞机顺着一个狭长的海湾切进内陆，一座美国城市出现在机翼下方。这座城市叫圣何塞。而在中国，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在知识经济时代闪闪发光的神话的名字：硅谷！果然，高速路上的汽车，一座座工厂模样的平顶房子的窗子都在明亮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或许，那都是蕴含着巨大人工智慧的硅所放射的超现实的光芒。

20世纪初叶，工业化时代的美国诗人桑德堡曾写诗说，要美国给他钢铁的牙齿，让他可以咀嚼钢铁；要美国给他一副钢铁的胃，使他可以消化那个时代所有的钢铁。而现在，又一个美国在机翼下展开，我听见它自动在说：世界，来吧，给你硅，给你硅，给你硅里所有真实的虚幻感。

从这里下了飞机，进入美国海关。又走出美国海关，迅速从一辆机场大巴转移到另一架国内航班，急匆匆地飞往洛杉矶。当在环球电影城的时空飞车上，在电影《未来水世界》片场重温某些现场表演的片段时，我仍然有一种虚幻的感觉。都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用当下我们的话叫作文化产业，被造出梦幻之感的世界各地的观众，直接来到一个个造梦车间。造梦工厂是如此巨大，花41美元买一张门票，用整整一天时间，都不能穷尽所有车间。于是，观众便各选所好。对于科幻爱好者来说，就是在侏罗纪公园幽深的水道中遭遇仿真恐龙的惊叫，在《外星人E.T.》片场中体验轻盈飞升的感觉。最热卖的科幻电影秀当然是《未来水世界》片场里某些场景的重现。一场半小时的表演足足有两千人观看。这种表演是天天进行的。这样一个场次一个场次演下去，已经演到了电影创造了巨大票房的多年以后了。好莱坞这些造梦人，为自己造出了一个巨大而光怪陆离的财富之梦。

在加利福尼亚干旱少雨的山冈上，在那些挺拔的棕榈树间，我仿佛听到叮叮当当摇落美元的声响。

不同时空的比重

在洛杉矶最后一个节目是参观一个天文馆。馆中很多知识的介绍都直观有趣。比如通过一个从潜艇上拆卸下来的巨大潜望镜看馆外的景象；再一个是用4台磅秤称出一个人的不同重量，然后，才告诉你，这是模仿了不同星球的重力场的结果。于是，不需要用学术语言啰唆一大通的抽象道理，不着一字，便明明白白了。

现在将结果告知如下：

短壮的阿来：在月球上的重量为25千克；在火星上的重量为40千克；在木星上就重达406千克了。

苗条的秦月：在月球上的重量为17千克；在火星上的重量为30千克；而一到木星便沉甸甸地达到了260千克。

这种在不同时空中比重失衡之感，从我一踏上美国土地便感觉强烈。首先是因为失语。一个操作语言谋生的人，到了另一片大陆，竟连吃饭也要依赖同事的通译之功了。

更大的失衡之感，是看到科幻所面临的现状的不同。美国人现在体验的可能就是古代中国人体验过的中央之国的伟大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们看来有些虚幻或狂妄，但这种自大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比如打出旗号是世界科幻大会，但是，会上却只有一种公共的语言，英语。不管是在公共的讲坛还是充满会场各个角落的出版物或者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如果你是另一种语言的操持者，对不起，你必须自找翻译。于是，科幻便成了英语的科幻。

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上大会报到，领取会议资料，在大会工作的志愿者服务周到细致，但对居然有中国人来参加大会表现出了相当的惊奇。《科幻世界》杂志已经是大会的老客人了，但是，对于芝加哥来说这是第一次。对于这些好心的志愿者来说，也是第一次。所以，中国人的参加，便改变了他们关于世界的定义。也许，以后他们就知道，不光是有了英国人、法国人的参加，还因为有了中国和更多国家的人士的参加，这个美国人的科幻会就成了真正的世界科幻大会了。我想，这种现象绝不是独独存在于科幻界，而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经过在中文这个特定领域当中的成功与发展，正在改变美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当今中国的变化发展，是一个幅面更为宽广的现象。

我们一次次来到这个大会，一次次参与到科幻界目前最国际化的盛会中来，唯一的目的，就是着眼于中国科幻的发展。从今天巨大的差距中，看到我们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凭借着“Science Fiction World”这个日益响亮的名字，我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在美国作家的热心帮助下，本次大会特别给予两位来自中国《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以特邀代表的资格。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出席证上，用不干胶粘上“SFWA Guest”几个字。SFWA是世界科幻界最权威机构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 Inc.的缩写。我们被告知，凭此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本次大会的任何场合。原来，这个大会也是分出三六九等的。这个有六千多人参加的盛会，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科幻迷。他们只是在会议中心的下面几层的展厅与分会场以及餐厅间活动。而在酒店大楼的高层，还有一些科幻作家们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出席证上有了这4个缩写的字母，我们也就获得了自由出入的权力。正是在10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遇到了几个正喝着咖啡交流创作经验的科幻作家，拿到名片一看，都是科幻界的重磅选手。其中一位，是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的科幻作家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专家兰蒂斯，早些年，《追赶太阳》在本刊发表，曾有好几位中国中学生通过编辑部致信于他，就其构思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而兰蒂斯先生也不摆作家和科学家架子，回信对中国读者的认真予以表扬和感谢。今天，兰蒂斯先生还未忘记这段往事，并把这个故事告诉给几位美国同行。当几位作家听说在中国有一份发行量达到40万份的科幻杂志时，都纷纷留下联络地址甚至是他们版权代理人的地址，希望我们将其作品推荐给中国读者。

SFWA这四个缩写的英文字母真还有着某些特别的魔力。

雨果奖颁奖晚会就在我们下榻的酒店会议厅里举行。凭了那几个缩写字母，引座员径直把我们领到了前排就座。这时，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大厅早已满满当当，而我们能落座到那特殊的席位上当然是一种特别的礼遇。

颁奖会后，遇到一位戴眼镜的美国半老太太，上来热情招呼，问：你们就是那两个中国人？

答：是。

于是，她说：我的丈夫已经见过你们了。我是兰蒂斯太太。说起兰蒂斯太太时，她的自豪之情是溢于言表的。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与西尔弗伯格谈他的长篇《荆棘》在中国出版的情况时，一个女人也是主动地凑上来，打断我们的谈话，说：我是西尔弗伯格太太。而西尔弗伯格就以一种赞许的神情看着自己那位天真劲儿十足的美国老女人。

前两天，与雨果奖得主、著名科幻画家鲍伯·埃格林顿洽谈版权结束走出大厅，又一个美国胖太太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要求与我们合影，因为我们与她丈夫合影时将她落下了，而她是埃格林顿太太。于是，我们一起快乐地笑着合影留念。分开后，有人告诉说，她也是一位有名的科幻画家，于是，我们又返身追她，让她给我们她作品的使用授权。

我想，并不是这些美国妇女有太太病，而确实是她们对科幻有着相当的热情，所以，才以作为著名科幻作家与画家的妻子感到特别的自豪。

当然，事情总是有例外的。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科幻评论家伊丽莎白·赫尔是著名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的夫人，但她从不高兴人叫她作波尔夫人。如果你这样叫她，她会郑重其事地告诉你她的名字是什么什么。

这几天的芝加哥，所有的众生相都统辖在了Science Fiction这个名字的下面。而我在失语症的折磨之下，就像在洛杉矶天文馆里，用自己的身体感觉了不同星球的重力场，在这热闹非凡的科幻大会上，也感觉到了科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中的不同比重。

这种感觉压在心头，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而身体却又分明体验到了有些空虚的失重之感。

凭《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

凭着《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一个电话过去，阿西莫夫夫人珍妮特·阿西莫夫欣然答应我们见面。

于是，大卫·赫尔那辆不太高级的汽车载着我们穿过差不多整个纽约城，准时来到曼哈顿中央公园一栋公寓楼下。在这座公寓的37楼，不等我们按响门铃，阿西莫夫夫人已经打开了大门，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了客厅。客厅里阳光充足，通过开向阳台的那扇门，视线里一半是曼哈顿的摩天楼群，一半是中央公园一碧如洗的如画景色。

阿西莫夫夫人对我们介绍的中国科幻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欣然答应出任本杂志社新创刊的《飞》少年科幻月刊的高级顾问，并当即把她本人与阿西莫夫的一些作品赠送给我们，希望很快看到这些东西，“在遥远的东方，用奇妙的中文介绍给读者”。客厅里面，通常是中国人习惯放家庭影院系统的地方，靠墙而立的两个书橱里，全是阿西莫夫先生各种版本的各种作品。而在客厅的另一角，就是阿西莫夫夫人写出她那些深受少年人喜爱的科幻小说的电脑，电脑两边，是小巧的书橱，里面是一些随手可以取用的资料。

有一些轶闻说，阿西莫夫在世时，每天晚上，都要用望远镜瞭望星空。阿西莫夫夫人又把我们带到她卧室宽大的窗前，几乎是强制性地把一架望远镜塞到了“英语很地道的中国女孩”手中，让她眺望纽约城那繁华的景色。我们因了主人的热情而激动，而主人也因了自己的热情而激动起来。她提出要请“中国同行”吃中午饭，把我们带进一家装潢考究的中国餐馆吃北京烤鸭。一只烤鸭配三个配菜，再加一漆盒米饭，加税是100美元。在心里再用人民币换算一下，更觉价格昂贵。即便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让老妇人破费，秦小姐便坚定不移地用万事达卡付了饭钱，《飞》月刊尚未面世，已经有了一笔外汇支付的招待费了。想不到，阿西莫夫夫人已经自作主张地替我们的下半天做出了安排。拿到票子，又详细介绍了将看到的宇宙展览和恐龙化石展，又向大卫·赫尔交代了导游事宜，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也是凭了《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以《天幕坠落》闻名于中国的大卫·赫尔成了我们在纽约期间的小车司机。他有一句非科幻的话很经典：客人是鱼，超过三天就发臭了。但是，我们“使唤”了他四天，第五天又一早叫他送我们上机场，他竟然还从中国餐馆带来了热豆浆和生煎包子，所以，我开玩笑说，看来这两个中国人还没有到臭不可闻的地步。他抱以美国大男人像小孩一样天真的笑容，这是美国人傲慢时可爱的笑容中最常见的那一种，也是最可爱的那一种。

凭了《Science Fiction World》之名，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这种美国笑容。计划中最后一站在旧金山。细看机票却仍然要从圣何塞出发，于是，这两地间的交通变成了问题。科幻作家、《轨迹》杂志的编辑，35岁的兰斯也是一脸大男孩的笑容，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早上，他用杂志社主编布朗先生的汽车把我们运到圣何塞，帮忙找到最方便去机场的酒店，在一家有些变种的中国火锅店吃了饭，已是下午3点，他赶回几十千米外的杂志社上班，不想，他5点钟又打来电话，说怕我们两个人没有汽车不方便出游，待在酒店也不好玩，下了班要过来陪我们。7点钟，他带着女朋友，一位卡通杂志的编辑诺曼出现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在黄昏中驱车在硅谷的街头，看着夜色降临在蓝色的海湾，看着灯光中的硅谷沐浴在另一种光明中，就像这里生产出的那些硅片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外构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一样。然后，是一个橡木装饰的宽大餐厅里，一顿意大利式晚餐。我面对羊排胃口大开，而秦月的中国胃面对一盘中间漂着意大利面条酱一样浓的汤时一筹莫展。

美国饭后的余兴节目中有两次作画。一次，是我小说的美国翻译问小说中的槐树是什么样子的树，因为对这种树一无所知多少妨碍了她对于小说的理解。于是，我试图在餐桌上画出那羽状对生叶的样子，不管那树怎样历历在目，但画出来却惹人笑话。于是，秦月小姐又画图解说了一回。画工虽然不错，对方还是有些不明所以。这一次轮到我问兰斯与诺曼，橡树是什么样子。诺曼的回答很绝妙，橡树是长果子给松鼠吃的。见我依然感到很抽象的样子，秦月便怂恿她画下来，于是，她拿出名片，在背面认真地画起来，画工不错，与进过少年宫的秦月不相上下，因此，晚餐得以在笑声中结束。而美国之行，在这阵笑声中，其实已经宣告结束。剩下来的，只有一晚上的睡眠和漫长的越洋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