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就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因为人类的已知和未知会不断变化，所以每个世代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而到了今天，根据我们对科学、上帝、政治和宗教的所有已知和未知，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

人类到底想听到怎样的答案？如果有人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想听到的答案十有八九都是某个故事。智人是一种说故事的动物，用故事而非数字或图像来思考；智人也相信整个宇宙运作就像一个故事，有英雄和坏人，有冲突和解决冲突，也有高潮和最后的快乐结局。寻找人生有何意义的时候，我们想要有个故事来解释现实，告诉我们自己在这场宇宙大戏里扮演什么角色。知道自己的角色，就像是参与了某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于是过去的所有经验与选择也都有了意义。

例如有一个颇受欢迎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安抚着几十亿人焦虑的心，这个故事讲的是所有人都属于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包容万物，让万物紧紧相连。在这个循环里，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功能和要达成的目的。所谓了解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了解自己有何功能；所谓过了美好的一生，就是达到了拥有那项功能的目的。

印度史诗《薄伽梵歌》（Bhagavadg tā）中谈道，在古印度的一场血腥内战中，王子阿朱那（Arjuna）本身是个英勇的战士，但看到许多亲友都在敌方，于是心中产生怀疑，无法痛下杀手。他开始思考善恶之别、该由谁来做出这个判断、人的一生又有何目的。奎师那（Krishna）神便向阿朱那解释：宇宙的循环自有其“正道”（dharma），也就是每个人必须遵行的道路、必须完成的任务；只要实现正道，不论过程如何艰难，都能得到心灵的平静、不受疑虑的困扰；而如果你拒绝实现正道，想走上别人的道路（甚至是完全不遵行任何道路），就会扰乱宇宙的平衡，永远无法寻得平静或喜悦。每个人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只要遵行即可。就算只是个洗衣妇，只要遵行妇道，就比不行王子之道的王子更为高贵。阿朱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之后，遵行他身为战士的道路，带领军队获得胜利，成为印度教深受尊敬及爱戴的一位英雄。

1994年，迪士尼推出的史诗电影《狮子王》（The Lion King）为现代观众重新包装了这个古老的故事，小狮子辛巴正是阿朱那的角色。辛巴想知道生存的意义，它的父亲，也就是狮王木法沙，告诉它这个世界有个伟大的“生命循环”。木法沙解释到，羚羊吃草，狮子吃羚羊，等狮子死后，遗体又会分解成为草的养分。生命就是这样代代相传，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一切环环相扣，互相依赖，哪怕只是某根草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都有可能让整个生命循环瓦解。木法沙说，辛巴该负的职责就是在木法沙死后统治狮子王国，并维护所有动物的秩序。

然而，木法沙被邪恶的弟弟刀疤谋杀而过早离世，小辛巴以为自己是罪魁祸首，于是离开了狮子王国，逃避了它该负起的王室职责，在荒野之中游荡。在那里，辛巴遇到了另外两只离群的动物：狐獴丁满和疣猪彭彭，与它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根据它们的反社会哲学，所有问题都可以用一个答案“哈库那玛塔塔”来解决，也就是“不用担心”。

然而，辛巴无法逃离它的正道。随着它日益成熟，它越来越感到烦恼，不知道自己是谁，这辈子该做什么。到了电影的高潮部分，木法沙向辛巴显灵，提醒辛巴生命的循环以及它的王室身份。辛巴也得知，在它不在的时候，邪恶的刀疤已经夺取了王位，整个王国动荡不安，甚至发生了饥荒。辛巴终于明白自己是谁、该做些什么。它回到狮子王国，杀死叔叔，继承王位，于是王国恢复了和谐与繁荣。电影的最后一幕是辛巴得意地将它刚出生的继承者介绍给群兽，于是生命的循环得以延续。

生命循环是将宇宙大戏视为一种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故事。对于辛巴和阿朱那来说，狮子吃羚羊、战士打仗，都是永远不变的事，会持续千秋万代。这种故事的力量就来自这种永恒的重复，仿佛说世界的自然规律就是如此，如果阿朱那逃避战斗，或者辛巴拒绝成为狮子王，就是在对抗自然法则。

生命循环可以有各种版本，如果我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就代表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固定、真实的身份，决定了我这一生有何职责。我可能多年以来一直怀疑这个身份，甚至对它一无所知，但总有一天，在某个伟大的时刻，这个身份会显露出来，我也会了解自己在这场宇宙大戏中的角色；就算可能面对诸多考验和磨难，我也不会有任何怀疑，不会有一丝绝望。

但也有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所相信的宇宙大戏是线性的，有明确的开始、一个不太长的中段以及某个一劳永逸的结局。比如在穆斯林的故事里，说是真主安拉创造了整个宇宙，制定出宇宙的法则，再通过《古兰经》告知所有世人。但不幸的是，有些无知且邪恶的人背叛了安拉，还企图违背或隐瞒这些法则，于是拥有美德并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就必须站出来，维护这些法则、传播相关知识。而到了最后的审判日，安拉会对每一个人的行为做出审判，奖励正义之人进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喜乐，并将恶人扔进地狱的火坑。

这个大叙事隐含的意思是：我这辈子渺小但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遵行安拉的命令，传播他的法则，确保众人遵从他的旨意；如果我相信这则穆斯林的故事，我就会每天做五次礼拜，捐钱盖新的清真寺，并且与叛教徒和异教徒对抗；即使是最平凡的那些活动——洗手、喝酒、性行为，也充满了这个宇宙的意义。

民族主义也认同线性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就始于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种种冒险与成就，回顾这长达两千年的流亡和迫害，以纳粹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为高潮，最后期待某一天以色列得以享有和平与繁荣，成为全世界道德和精神的灯塔。如果我相信这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我就会认为自己这辈子的使命是增进犹太民族的利益，方法包括维护希伯来语的纯洁，夺回失去的犹太领土，或是生养忠诚的新世代以色列儿童。

在这种情境下，就连最单调无聊的举动，也可能充满意义。在以色列独立日，学童经常一起唱一首很受欢迎的希伯来歌曲，颂扬为祖国做的任何事。第一个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盖了一栋房子”，第二个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种了一棵树”，第三个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写了一首诗”，就这样一直唱下去，直到最后大合唱“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一棵树、一首诗（以及任何你想补充的东西）”。

共产主义讲了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故事。《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共产党宣言》继续解释道，在现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场斗争将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在地球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社会，全民公有，而且每个人都享受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快乐。

如果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就会认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加速推进这场全球的革命，方法可能是撰写笔调激昂的小册子、组织罢工和示威，或是刺杀那些贪婪的资本家及其走狗。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再小的动作都有意义，比如抵制在孟加拉国剥削纺织工人的品牌，或者在圣诞节晚餐的时候与丑陋的资本家激烈争辩。

综观各种打算定义人们的身份、为各种行为赋予意义的故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故事的规模大小实在没什么影响。有些故事（比如辛巴的生命循环），看起来会持续到永恒，所以我是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之下，才能知道自己的意义。但也有些故事（比如大多数民族主义和部落的神话），所谈到的规模简直小得微不足道。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这套故事在意的只有人类总人口的0.2%、地球总表面积的0.005%、历史总时间的须臾片刻。将这一套犹太复国主义的故事，放到不论是中国历朝历代、新几内亚的诸多部落、仙女座星系，还是早在摩西、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和猿猴演化之前的漫长岁月，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短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巴以和平协议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以色列不愿意切分耶路撒冷。以色列认为这座城是“犹太人永恒的首都”，那么很显然，“永恒”怎么能妥协呢？而与永恒相比，死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永恒，至少有138亿年，也就是宇宙迄今的年纪。至于地球这颗行星，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人类则已经存在了至少200万年。相较之下，耶路撒冷建立于5000年前，犹太人则顶多有3000年的历史。这要算是“永恒”，也实在过于勉强。

至于未来，根据物理学所说，大概在距今75亿年后，地球会因为太阳膨胀而遭到吞噬，而宇宙在那之后还有至少130亿年的寿命。难道真有人相信以色列或耶路撒冷必定会再存续1.3万年？130亿年就更不用提了。说要展望未来，犹太复国主义所想象的顶多也就几个世纪，但仅仅如此，就足以耗尽多数以色列人的想象力，认为这就是“永恒”。如果是为了“永恒之城”，人民愿意做出牺牲；但如果只是为了一片短时间存在的房舍，大概就没有这种说服力了。

在以色列，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曾被民族主义的承诺所迷惑，希望能参与某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我愿意相信，如果我为国家奉献生命，就会永远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心里。但我无法理解“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伟大，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还记得自己十三四岁时参加的一场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仪式。虽然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主要特色就是各种特卖会，但以色列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是非常庄严、非常重要的。学校在这一天举行纪念仪式，缅怀在以色列多次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孩子们都穿着白色衣服，朗诵诗歌，吟唱歌曲，摆放花圈，挥舞旗帜。我也不例外，在学校举办的仪式上穿着白色衣服，挥着旗，诵着诗，然后自然而然地觉得，等我长大了也去从军，为国家奉献生命。毕竟，如果我为以色列英勇地牺牲了生命，不就会有这么多的孩子背诵诗歌、挥舞旗帜来纪念我吗？

但后来我又想道：“等等，如果我死了，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孩子真的在诵诗纪念我？”于是我开始想象自己死后的情况，想象自己葬在某个整齐的军人墓园，躺在某块白色墓碑之下，听着地面传来的诗歌。但我又想道：“如果我死了，就不会有耳朵，不会有大脑，所以什么都听不到，也感受不到，当然就更听不到任何诗歌。这样一来，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更糟的是，我13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宇宙已有几十亿年的历史，而且大概还会再继续存在几十亿年。现实点儿说，我真的能期待以色列存在这么久吗？再过两亿年，还会有智人的小孩，穿着白色衣服，朗诵着诗歌吗？这整件事听起来难道不是大有问题吗？

如果你碰巧是巴勒斯坦人，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再过两亿年，大概也不会剩下任何巴勒斯坦人，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会剩下任何哺乳动物。其他国家运动也同样有这种短视的问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实在不在意侏罗纪发生过什么事，而朝鲜民族主义则认为自己这个在亚洲东部的半岛，是全宇宙事业绝对不能被忽视的部分。

当然，就算是辛巴，虽然全心相信生命循环永恒不变，但也从没想过狮子、羚羊和草地也并非真正永恒。辛巴没想过进化出哺乳动物之前的宇宙是什么模样，也没想过如果人类杀光所有狮子，用沥青和混凝土覆盖了整片草原，它心爱的非洲大草原命运又将如何。这会不会让辛巴的一生变得毫无意义？

所有的故事都不完整。但如果只是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行得通的身份认同，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并不需要一个绝无盲点、毫无内部矛盾的完整故事，只要能符合两个条件就行。第一，我在这个故事里至少要扮演某种角色。新几内亚的部落原住民大概不会相信犹太复国主义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里根本没有新几内亚及其人民能上场的份儿。这就像电影明星接剧本一样，人类只会喜欢那些自己能出演重要角色的剧本。

第二，一个好的故事所讨论的范畴不一定要无穷无尽，但至少要能够延伸到超出我自己的视界。在这个故事里，必须要让我得到某种身份认同，并让我参与某种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事物，好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但总还是有种风险：我开始怀疑，是什么赋予了那个“更重要的事物”意义？如果我的人生意义在于协助无产阶级或波兰民族，那么无产阶级或波兰民族的意义究竟又是从哪儿来的？有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一头巨大的大象用背撑着，才如此稳定。有人问他，那大象站在什么地方？他回答大象站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那乌龟又站在哪儿？另一只更大的乌龟背上。那么，那只更大的乌龟呢？那个男人生气了，说：“别再问了，反正下面都是乌龟。”

大多数成功的故事都是开放式的。这些故事从来不需要解释意义最终的来源，因为它们很懂得如何抓住人的注意力，让人别去想更多其他的事。所以，要说世界是撑在某头巨大大象背上的时候，就该用些障眼法吸引注意力，免得听众问了不好回答的问题。比如可以开始细细地描述，如果这头大象扇动它的大耳朵，就会引发飓风；如果这头大象生气地抖了抖身子，就会造成地震。只要障眼法足够好，听众就不会在意大象站在什么地方。同样，民族主义也有障眼法，用各种英勇的故事令我们着迷，用各种过去的灾难令我们涕泣，再用国家遭受到的种种不公不义令我们愤怒不已。到最后，我们如此相信这个国家的史诗故事，于是无论看到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影响，压根儿就没想到要话说从头，讨论一下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这么有意义。

如果你相信某个特定的故事，就算最小的细节也会让你大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任何不属于故事范围内的事物都很难引起你的注意。比如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花上几个小时，就是否该在革命的早期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结盟进行激辩；但他们很少会暂停一下，思考无产阶级对于地球哺乳动物进化有何意义，或是对全宇宙的有机生命有何意义。像这样的闲谈，会被认为是浪费口舌。

虽然有些故事也会辛苦地把规模扩大到整个时空，但其他许多故事就是靠操纵听众的注意力，虽然规模远远较小，但成效并不逊色。讲故事的一项关键法则就是讨论范畴只要已经超过观众的视界，真正的最终范畴大小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管是为了某个只有千年历史的国家，或是为了某个号称有10亿岁的神，信众杀起人来的狂热有可能不相上下。数字大到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感觉都差不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耗尽我们的想象力实在比想象的要容易太多。

有鉴于我们对宇宙的一切认知，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以色列、德国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故事（或任何一般的民族主义故事）就是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最终真理。如果这个故事几乎完全不谈完整的时间、完整的空间、宇宙大爆炸、量子物理、生命进化，那么这个故事最多只是整个真理和真相的一小部分。然而，人们不知为何就是无法看穿。

确实，历史上也曾有几十亿人认为，就算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伟大的意识形态运动，自己的人生仍然可能有意义。只要自己能够“留下些什么”，让自己的故事能够超越自己的死亡，好像也就够了。这里留下的“什么”，最好是灵魂或个人本质。如果在目前的躯体死亡后，我还能重生于一个新的身体，那么死亡就不是终点，而是像两章之中的空白，过去章节的内容仍然会在下一章继续。对许多人来说，就算不以任何特定的神学为基础，对于这种说法也都多少有些相信。在这里，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教条，只是求个心安，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在死后延续。

人生如同一部永无止境的史诗，虽然是一种很普遍也很吸引人的说法，但有两大问题。第一，不管人生的故事可以延续多长，也不见得更有意义，只是比较长而已。印度教和佛教这两大宗教，都认为生死就是无穷的循环，但也都担心一切只是徒劳。就这样千百万次，我学会走路、长大成人、与婆婆吵嘴斗法，然后生病过世，就这样无限循环。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我每一辈子流过的泪水聚集起来，能汇成一个太平洋；如果把每一辈子掉的牙齿和头发聚集起来，会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但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难怪印度教和佛教大师殚精竭虑，都是一心想要摆脱这个旋转木马，而不是让它延续下去。

这种理论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缺乏证据支持。我哪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曾经是个中世纪的农民、尼安德特猎人、暴龙或阿米巴原虫？（如果我真的活了几百万辈子，而又是最近250万年才有人类，那我肯定当过恐龙和原虫吧？）谁又敢说我未来是会变成生化人、星际探险家，还是会变成一只青蛙？把自己的人生以这种承诺当基础，就像把房子卖了，换来一张云端银行开出的过期支票。

所以，有些人并不相信自己死后会留下什么灵魂，只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更有形的东西。而所谓“有形的东西”有两种形式：文化的或生物的。例如我可以留下一首诗，或留下一些我珍贵的基因。于是，我这一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后人在100年后仍会阅读我的诗歌，或者是因为我还有儿孙继续存活下去。至于他们的人生有何意义？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了。这样一来，人生的意义就像是玩着已经拉开引信的手榴弹，传给别人，你就没事了。

但是，很遗憾，就连“留下一些什么”这种卑微的愿望也很少能够实现。绝大多数曾经存在的生物，都是没有留下基因便已然灭绝。例如几乎所有的恐龙都是如此；又如尼安德特人，在智人接手后就消失殆尽；再比如我外祖母的波兰家族。在1934年，我的外祖母范妮和父母及两位姐妹迁居耶路撒冷，但大部分亲戚还留在波兰的赫米尔尼克（Chmielnik）和琴斯托霍瓦（Cz?stochowa）。几年后，纳粹来犯，老弱妇孺一个不留，均未能幸存。

即使只是文化遗绪，也很少能够留下。外祖母的波兰家族留下的只有家庭相册里几张照片上褪色的面容，而我外祖母已经96岁高龄，现在连她也不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了。而且据我所知，这些人并未留下任何文字，没有诗，没有日记，就连买东西的清单都没有。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人毕竟曾是犹太人的一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这几乎不会给他们的个人人生带来任何意义。此外，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每个人都爱做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搞不好，其中有一个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做了苏联的间谍而牺牲了自己；可能又有一个，一心希望能成为波兰社会的一分子，于是做了波兰的军官，最后在卡廷（Katyn）大屠杀中丧命；也许还有一个，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拒绝所有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身份；既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要说他们所追求的人生意义是这个或那个，实在太容易了，而他们甚至连起身抗议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我们无法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例如基因或诗歌），或许只要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也就足够了。如果你帮了某个人，而他又去帮了其他人，这样下去就有助于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好，就像穿起一个“善的联结”，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或许你也可以好好教导某个聪慧但不善与人相处的孩子，而他最后会成为医生，拯救千百人的生命。又或许，你可以帮助一位老太太过马路，让她的人生有一小时开开心心。虽然这些做法确实有优点，但一串善意好像和一串海龟没有多大差异：我们还是不知道意义在哪儿。有位智者被问到人生的意义。他说：“我知道的是，我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但我不知道的是，究竟为什么其他人在这里？”

如果有些人不相信有什么连接，不相信有什么未来，也不相信有什么集体的动人史诗，或许最安全、最简单又能让他们相信的一套故事就是“爱”了。“爱”这套故事并没有打算要超越现在。诸多歌颂爱情的诗句都说过，当你沉浸在爱里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只剩下你爱人的耳垂、睫毛或乳头。就像罗密欧看着朱丽叶的脸颊斜倚在手上，便感叹道：“愿我化身那手上的手套，便可抚摸那脸颊！”只要与此时、此地的一个身体相连，就能让你觉得连接了整个宇宙。

事实上，你爱的只是一个人，而相较于其他每天在火车上或超市里擦肩而过的人，这个人的本质并无不同。但对你来说，这个人似乎就是无穷无尽的宇宙，而你也愿意在那无穷无尽的宇宙中失去自我。来自各种传统的诗人，都常说浪漫的爱情如同天人合一，神祇就是他的爱人。浪漫主义诗人也常把自己的爱人写得如同神祇一般。如果你真的和某人正陷入爱恋，永远不会担心人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然而，如果你不在爱河里，又该怎么办？如果你还是相信这套“爱”的故事，只是自己不在爱里，至少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了：寻找真爱。而且你已经在无数的电影里看过爱，也在无数的著作中读过爱，你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在那双眼眸中你看到无限的光芒在闪烁，让你的人生突然充满意义，你所有曾有过的问题，都只要一再呼唤着一个名字，就能得到解答，一如《西区故事》里的托尼，或者看到朱丽叶正从阳台俯视自己的罗密欧。

屋顶的重量

前面说过，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让人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要能延伸到超出自我的视界；但与此同时，好的故事并不用真实。一套故事可以纯粹出于虚构，只要能让我们有身份认同，觉得人生有意义，就已足够。事实上，如果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来判断，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文化、宗教和部落的千千万万个故事，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部只是人类的发明。如果你想问人生有何真正的意义，而对方是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你，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故事细节如何并不会有所区别，任何故事，都一定是错的。原因在于，宇宙绝不是以故事的方式运作。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相信这些虚构的故事呢？第一，我们的个人身份认同是以这些故事为基础的。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信故事。早在智力和情感的独立都还不足以判断故事真假的时候，父母、师长、邻居和社会文化早已把这些故事说了又说。等到我们智力成熟，已经在这些故事中投入太多心血，所以不仅不想去推翻这些故事，反而更想把故事合理化。那些追求身份认同的人，就像要玩寻宝游戏的孩子，他们最后找到的，都只是父母事先为他们藏起来的东西。

第二，除了个人身份认同，就连人类整体的机构体制都是建立在故事上的。因此，仅仅是质疑故事真假，就让人胆战心惊。在许多社会中，想质疑故事的人都会遭到排挤甚至迫害。就算没有这种情形，说到要质疑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也实在需要很大的胆子。原因在于，如果真的驳倒了相关的故事，就代表我们所知的整个世界都没有意义。国家法律、社会规范、经济体制，可能全部面临崩溃。

多数故事之所以仍能屹立不倒，靠的并不是稳固的地基，而是屋顶的重量。以基督教的故事为例，这套故事的基础实在薄弱。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全宇宙创造者的儿子是在大约两千年前、在银河系的某个地方以碳基生命形式诞生？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事发生在加利利，而且他的母亲还是个处女？虽然如此，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全球就是建立起了许多重要的机构与体制，而且单凭其重量就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使这个故事颠扑不破。曾有许多战争，起因只是为了改动这个故事里的某个字。例如西方基督教与东正教分裂千年的原因，近来又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人的相互屠杀中体现出来，一切都始于拉丁文的“filioque”（“和子说”）这个词。西方基督教想把这个词放进基督教信仰，而东正教强烈反对。（把这个词加进去的影响，在神学上有极其复杂、神秘的意义，这里不可能说得清楚。欲知详情，请查谷歌。）

如果个人身份认同和整个社会系统都是以某个故事为基础，就很难再去质疑这个故事。原因并不是这个故事证据齐全，而是因为一旦崩溃就会引发个人和社会的灾难。在历史上，屋顶有时比地基更重要。

“信”出来的产业

让人生有意义、让人有身份认同的故事，虽然都是虚构的，但人类还是得相信这些故事。那么，怎样才能让人感觉故事是真的呢？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想要相信故事的原因，现在我们得讨论一下让人相信故事的方法。早在几千年前，祭司和巫师就已经找到了答案：靠各种仪式。“仪式”是一种神奇的行为，能让抽象变得具体、虚构变得真实。至于仪式的精髓，可以说就在于它的咒语，中文念“天灵灵、地灵灵”，在西方则念“Hocus pocus”，似乎念了咒语，就能让A变成B。

想让基督在信众的眼中变得真实吗？在弥撒仪式中，神父拿起一块面包和一杯葡萄酒，说面包是基督的肉，葡萄酒是基督的血，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就是让信众与基督共融。基督都能在口中尝到了，哪有比这更真实的呢？传统上，神父是用拉丁文做出这些大胆宣示的，而拉丁文正是宗教、法律、各种人生秘密所使用的语言。农民群聚、露出着迷的眼神，神父再高高举起一块面包，大声说道：“Hoc est corpus!”（这是耶稣的身体！）理论上这面包就成了基督的肉。这群不懂拉丁文的农民把“Hoc est corpus”误听成“Hocus pocus”！结果就这样流传下来，在西方成了一句强大的咒语，可以把青蛙变成王子，把南瓜变成马车。

早在基督教诞生的千年之前，古代印度教也用过同样的技巧。《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曾把献祭一匹马的过程，解释成整个宇宙形成的故事。这里一样是遵照着“天灵灵，地灵灵，让A变成B”的架构，说道：“马头为黎明，眼睛为太阳，生命力为空气，张开的口为内火（Vaisvanara），马身为一年……四肢为季节，关节为月份和两周，马蹄为日夜，马骨为星星，血肉为云朵……哈欠为闪电，抖动为雷鸣，排尿为下雨，嘶鸣为声音。”就这样，一匹可怜的马就成了宇宙。

几乎任何事都能化为仪式，不论是点蜡烛、摇手铃或数珠子，任何再普通的动作，都能带来深刻的宗教意义。身体动作也是如此，比如鞠躬、匍匐或双手合十，都各有意义。而从锡克教的头巾到穆斯林的头巾，各种形式的头饰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在信众中引发的狂热持续了几个世纪。

就连食物所代表的精神意义也可能远超其营养价值，比如复活节彩蛋象征新的生命与基督复活，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苦菜和无酵饼，纪念的则是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以及神将他们救出埃及。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一道菜都有某种象征意义。比如在新年，虔诚的犹太人会吃蜂蜜，这样才会有甜蜜的一年；吃鱼头，才会像鱼一样多子多孙而且勇敢前进；吃石榴，让善行如石榴籽般繁荣兴盛。

政治上也会利用各种仪式。几千年来，王冠、王座和令牌代表着王国和帝国，许多残酷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王位”或“王冠”，让几百万人为之丧命。皇家宫廷发展出各种极度详密的规则礼节，与最细致讲究的宗教仪式不相上下。而讲到军事，纪律和仪式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古罗马到如今，士兵花上无数小时，练习着行进，敬礼，把靴子擦得锃亮。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他只要用一个勋章，就能让士兵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讲到仪式的重要性，或许最懂这件事的就是孔子了。对孔子来说，尊礼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关键。诸如《礼记》《周礼》《仪礼》等儒家经典，记载了各种国事场合需要怎样的仪式，甚至连礼器的数量、乐器的种类、礼服的颜色，诸多规范巨细无遗。而每当国家遭遇危机，儒家很快就会认为必定是哪里失了礼，就好像在打了一场败仗之后，长官认为败因在于士兵没有把靴子擦干净。

在现代西方，儒家对礼仪的执迷往往被认为是浅薄的和过时的，但事实上，由此或许正可看出孔子对人性有着怎样深刻和永恒的理解。儒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流传到韩国、越南和日本，并且形成源远流长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或许并非偶然。如果想知道生命的终极真相，礼仪和仪式会是个巨大的障碍。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是如何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像孔子那样），真相往往只是一种负担，而礼仪和仪式反而是你最好的伙伴。

这件事情就算到了21世纪，重要性还是像在古代中国一样重要。就算到了现代工业世界，种种咒语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就算到了2018年，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两根木棍钉在一起就成了上帝，墙上一张五颜六色的海报就成了革命，而在风中飘扬的一块布就成了国家。你当然不可能看到或听到法国，因为法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当中，但你确实可以看到三色旗，听到《马赛曲》。于是，靠着挥舞国旗，咏唱国歌，国家就从一个抽象的故事变得现实且一触可及。

几千年前，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会用宝贵的马献祭；而今天，印度人会制作昂贵的国旗。印度国旗在当地被称为“Tiranga”（三色旗），由橙、白、绿三色条纹组成。印度2002年的《国旗法》规定，印度国旗“代表着印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是国家自豪的象征。在过去50年，包括武装部队在内的一些人，曾无畏地牺牲性命，让三色旗继续光荣地飘扬”。《国旗法》接着引用印度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的话解释道：

橙色代表献身与无私，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不受物质利益诱惑，献身于工作；中间的白色代表光明，是指引我们行为的真理之路；绿色代表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是与所有生命赖以为生的植物生命的关系。白色条纹的中间，则有阿育王时代的法轮。所有在这个旗下工作的人，都应以真理与道德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2017年，民族主义的印度政府在印巴边界的阿塔里（Attari）升起全世界最大的国旗，但想激发的情感不是献身，也不是无私，而是巴基斯坦的嫉妒。这面三色旗长36米、宽24米，飘扬在一根高110米的旗杆上（不知道弗洛伊德会有何感想）。就算是从巴基斯坦的大城市拉合尔（Lahore），也能看到这面国旗。但很不幸，强风一次又一次把这面国旗撕裂，而为了国家的骄傲，又得一次又一次地缝合，这给印度纳税人造成了庞大的负担。究竟为什么，印度政府要把资源拿来升起巨大的国旗，而不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建造污水处理系统？原因就在于这面国旗可以让印度变得“真实”，而这是污水处理系统做不到的。

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旗所费不赀，反而让仪式更加有效。在所有的仪式中，献祭是最有力的一种，因为虽然世事百态，但痛苦这种感觉最为真实，无法忽视，不容怀疑。想让别人相信某个虚构的故事，就要引诱他们先为此做出牺牲。等到你因为某个故事而承受了痛苦，通常就足以让你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如果你之所以禁食，是因为上帝命令你这么做，那么这种再实际不过的饥饿感，会比任何雕像或画像更能让你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你为国征战而失去双腿，残肢和轮椅会比任何诗词或国歌更令你觉得国家是真实的。先别讲那么伟大的事，就算你只是决定选购某种质量较低的本国商品，而非质量较高的进口商品，也算得上是种小小的牺牲，让你在超市里感觉到自己的国家真是无比真实。

当然，这是一种逻辑谬误。就算你因为信仰上帝或相信国家的概念而受苦，并不能证明就真有上帝或真有国家。或许你只是因为自己太轻信谣言，所以得付出代价？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承认自己是傻瓜。所以，他们为某种信念牺牲越多，这种信念就会越强烈。这正是牺牲献祭这件事神奇的魔力。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想让我们臣服于神威之下，并不需要给我们什么（无论是雨水、金钱，还是胜利），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取走一些东西。只要我们被说服并做出某些痛苦的牺牲，我们就会被困在这个概念里。

牺牲的概念也适用于商业世界。就算你只花一万多块钱就买到一台二手的菲亚特汽车，可能还是会一直向身边的人抱怨这辆二手车问题多多。但如果你是花了好几百万买下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肯定会对车赞誉有加、四处宣扬，并不见得是真的因为车好，而是因为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必须相信这是全世界最棒的车才行。就算是在爱情里，不管是罗密欧还是有着烦恼的少年维特，都知道如果没有牺牲就不是真爱。牺牲除了能让爱人相信你有多真情，还能让你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恋爱。你认为女性为什么想要对方为自己戴上钻戒？对方一旦做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牺牲，就得说服自己，这一切一定有价值、有意义。

“牺牲自我”这件事不仅对烈士有说服力，就连对旁观者也极具说服力。要不是有那些烈士和殉道者，大概没有多少神明、国家或革命能够得以维系。如果你打算质疑某个宗教戏码、民族主义神话或革命传奇，立刻就会招来责骂：“那么多值得尊敬的殉道者为此献出了生命！你敢说他们的死都没有意义？你以为这些英雄都是笨蛋吗？”

对于什叶派穆斯林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当时是“希吉拉”（Hijrah）事件后的58年、穆哈拉姆月（Muharram）的第10天，也就是公历680年的10月10日。那天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邪恶篡位者叶齐德（Yazid）手下的士兵残杀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Ali）等一行人。对于什叶派来说，侯赛因的殉难从此象征着善恶之间、正义与压迫之间永恒的争斗。正如基督徒会一再重演钉十字架的情节，模仿基督的殉难；什叶派也会一再上演阿舒拉节的情节，模仿侯赛因的殉难。在卡尔巴拉，侯赛因殉难处建了一个圣坛，每年都有数百万什叶派教徒前来。而在阿舒拉节当天，全球什叶派教徒都有哀悼仪式，有些时候还会用尖锐的武器鞭打或割伤自己。

然而，阿舒拉节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特定地点，也不局限于特定时间。伊朗前最高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amenei）和许多什叶派领导人，都曾一再告诉追随者：“每天都是阿舒拉节，每地都是卡尔巴拉。”于是，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开始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事情都有了意义，即使再平凡无奇的决定，也可能会影响善恶在这个宇宙间的这场大争斗。如果你竟敢质疑这个故事，就会有人立刻提醒你在卡尔巴拉的事；至于去怀疑或嘲笑侯赛因的殉难，大概会是你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又或者，如果烈士难寻、信众不愿牺牲自己，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也可以接受让他们牺牲别人。譬如，你可以把一个人献给充满复仇之心的巴力（Ba'al）神；可以把一个异端分子绑在柱上点燃，以荣耀耶稣；把一个淫妇处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一旦你这么做，牺牲献祭这件事所发挥的魔力会稍有不同。先前，如果你因某个故事之名给自己造成痛苦，你的选择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但如果你是因某个故事之名给别人造成痛苦，你的选择则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残忍无情的坏蛋。”而因为我们既不想承认自己是傻瓜，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坏蛋，只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1839年3月，在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市，一位犹太妇女患了皮肤病，一个江湖医生告诉她，解方就是杀一条狗，再用狗血洗手。马什哈德是个神圣的什叶派城市，而不巧那位妇女就是在神圣的阿舒拉节进行这项吓人的治疗。有些什叶派教徒看到了，相信（或声称相信）这位妇女之所以杀了这条狗，是在嘲讽卡尔巴拉殉难。发生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亵渎行径，消息很快传遍了马什哈德的大街小巷。在当地伊玛目的怂恿下，一群愤怒的暴徒冲入犹太区，焚烧犹太会堂，当场屠杀36名犹太人。至于所有幸存的马什哈德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立刻改信伊斯兰教，或是被杀。虽然发生此等可耻之事，但是几乎无损马什哈德作为“伊朗圣城”的美名。

说到人类献祭，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在迦南或阿兹特克的神庙里举行的诡异恐怖的仪式，而且一般认为在一神论之后，就没有这种可怕的做法了。但实际上，一神论所引发的人类献祭，比起大多数多神论引发的规模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以神之名杀害的人数，远多于以巴力神或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之名杀害的人。在西班牙征服者禁止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有人类献祭仪式的时候，宗主国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还在大批大批烧死异端分子。

牺牲的操作形式各异、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都要有祭司挥着刀、现场血流成河。举例来说，在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意为“静止”或“休息”）这神圣的日子，不得劳动或旅行。安息日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持续到星期六的日落结束，在此期间，正统派犹太教徒几乎不从事任何劳作，甚至从厕所的卷筒撕下卫生纸也不行。（关于这一点，有些最富学识的拉比已经有过一些讨论，结论认为撕卫生纸确实触犯了安息日的禁忌，因此虔诚的犹太人如果要在安息日擦屁股，可得先撕好卫生纸准备着。）

在以色列，虔诚的犹太人常常想逼迫世俗的犹太人甚至完全的无神论者一起遵守这些禁忌。由于正统派通常在以色列政治中握有权力，所以多年来也成功通过许多法律，禁止在安息日从事各种活动。虽然他们无法禁止在安息日开私家车，却成功禁止了公共交通车辆上路。于是，这项遍及全国的宗教献祭仪式，主要冲击到的就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劳工阶层的民众，星期六是他们一周之内唯一可以自由旅行、拜访远方亲友和造访旅游景点的一天。如果是个有钱的祖母，要开着全新的车到另一个城镇探望孙辈并不成问题；但如果是个贫穷的祖母，没了公交车或火车，便寸步难行。

靠着这样为难千千万万个国民，各宗教团体得以证明并巩固它们对犹太教坚定不移的信仰。虽然没有流血，却仍旧牺牲了许多人的幸福。如果犹太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让祖母无法探望孙辈、贫穷的学生无法去海滩玩，这就是一种残忍、一种无情。虽然如此，宗教团体仍然告诉世界，也告诉自己，说它们真的相信这套犹太教的故事。什么？它们怎么可能毫无理由、单纯以伤人为乐呢？

有了牺牲，不仅能增强你对故事的信心，还常常能替代你对它的所有其他义务。人类绝大多数伟大的故事，都规定了一些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有多少基督徒真的能切实遵守十诫，从不说谎或贪恋别人的东西？又有多少佛教徒真能抵达“无我”的境界？

既然无法真正实现理想，人们只好用牺牲作为弥补。一个印度教徒可能逃税成性、偶尔嫖妓并且虐待年迈的双亲，但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因为他赞成在阿尤德亚（Ayodhya）将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拆毁的举动，甚至还捐了钱，支持在原地盖起印度教的庙宇。一如古代，就算到了21世纪，人类追求意义的时候往往造成一连串的牺牲。

身份认同的组合

古埃及人、迦南人和希腊人做出牺牲的时候，还懂得要有避险措施。他们有许多神灵可供选择，就算有一个不灵，还有许多其他神灵可以期待。所以，他们早上拜太阳神，中午拜大地女神，晚上则拜各种精灵和恶魔。但就算如此，情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人们相信的任何神祇或事物，不管是耶和华、玛门（Mammon），还是国家、革命，都并不完整，满是漏洞，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人类很少把所有的信念都投注在单一的故事上，而是有个“信念组合”，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故事、几个不同的身份认同，可以配合需求任意切换。几乎所有的社会和运动，都有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形。

以典型的“茶党”支持者为例，这种人可以一边坚决反对政府福利政策，一边坚定支持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还说自己虔诚地信仰耶稣基督。耶稣难道不是比较热衷帮助穷人，而不是把自己搞得全副武装吗？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彼此格格不入，但人脑就是好像有许多抽屉和隔间，而且有些神经元好像也不会经常彼此聊天。同样，你也可以找到许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一边相信未来会出现革命，一边相信应该做出明智的投资。就算原本是在讨论现在的财富分配如何不公平，他们也可以轻轻松松忽然转向讨论他们在华尔街的投资表现。

人几乎不可能只有一种身份。人不会单纯只是穆斯林，单纯只是意大利人，或者单纯只是资本家。然而，时不时就会出现某种狂热的信条，坚称所有人只该相信某个故事、只能有某个身份认同。在最近的几个世代当中，法西斯主义大概是其中最狂热的信条代表。法西斯主义坚持认为，除了民族主义故事，人们不应该相信任何其他故事，除了国家认同，也不该有任何其他身份认同。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分子，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虽然非常相信自己国家的故事，也很强调自己独特的优点，以及自己国家必须承担的独特义务，但还是承认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己这个国家。就算我是个忠诚的意大利人，对意大利负有独特的义务，但还是可以有其他身份，例如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丈夫、父亲、科学家、素食者，而每一种身份也分别有要承担的义务。有些时候，不同的身份认同会把我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不同的义务也会相互冲突。然而，谁说生活是件简单的事呢？

至于法西斯主义，起因就在于其民族主义想要否定所有其他身份和义务，好让自己更好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确切意义，近来出现许多混淆，好像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任何对象，都可以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一来，这个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被滥用的通用词语。那么，这个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简言之，民族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独一无二，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不同于一般；而法西斯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比别人的更优越，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排挤掉其他一切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都不应该超越我的国家的利益。就算我的国家会给远方土地上几百万个陌生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换得的利益微不足道，我还是该无条件地支持我的国家，否则我就是个卑鄙的叛徒。我的国家要我杀几百万人，我就该杀几百万人。我的国家要我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我就该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

法西斯主义怎么判断艺术？法西斯主义怎么知道一部电影是好还是坏？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标准。电影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好电影，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坏电影。法西斯主义怎么决定学校该教孩子什么？一样的标准：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该教。真相？那不重要。

这种国家崇拜对人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最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大屠杀事件，就代表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带来的骇人结果。很遗憾，现在要批评法西斯主义究竟有何不好，常常成效不彰，原因在于只把法西斯主义讲得像头恐怖的怪兽，却没提法西斯主义有何诱人之处。于是，今天有些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念头。民众只会想：“人家说法西斯主义是丑陋的，但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这么美，怎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呢？”

这也有些类似好莱坞电影里描绘坏人时所犯的错：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指环王》里的索伦，还是《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达斯·维德，总是丑陋又凶恶，就连对自己最忠心的支持者也是一派残暴阴险。每次看这些电影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跟着伏地魔这种讨人厌的怪胎？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不见得是丑陋的，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丽。关于这一点，基督教比好莱坞专业多了，所以在基督教的艺术传统中，常常把撒旦描绘得高大英俊。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抵抗法西斯主义。如果看着一面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反映出的景象绝不丑陋。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看到的就是德国真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如果现在的俄罗斯人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就会看到俄罗斯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以色列人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就会看到以色列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接着，他们就会想要加入这个美丽的国家，迷失自我也在所不惜。

“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fascis”，意为“一捆棍子”。讲到世界史上可能最凶残、最致命的意识形态，“一捆棍子”这个形象听起来实在太不起眼，但这里有个深刻而又邪恶的意义：一根棍子很脆弱，轻松就能折断，但如果把许多棍子捆成“一捆棍子”（法西斯），就几乎不可能被折断。这意味着虽然个人力量微小，但只要聚成群体，力量就极为强大。因此，法西斯主义相信集体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并要求任何一根棍子都不得破坏集体的统一。

当然，到底该把哪些人算是“一捆棍子”，绝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为什么要把意大利当成我所属的一捆棍子？为什么不是我的家庭、佛罗伦萨这个城市、托斯卡尼这个省、整个欧洲大陆，或者干脆把全人类当成一捆棍子？有些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我确实对我的家庭、佛罗伦萨、欧洲和全人类有义务，同时也对意大利有一份不同于一般的义务。反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要求只能对意大利绝对忠诚。

虽然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党尽了最大努力，但大多数意大利人还是没那么愿意把意大利的重要性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在德国，纳粹的宣传机器做得更为彻底，可是就连希特勒也没能让国民心中只有法西斯，忘却其他所有故事。就算是在纳粹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除了官方故事之外，人民也还是会有些备用故事。情况在1945年变得再明显不过。有人可能会以为，经过12年纳粹洗脑，可能会有许多德国人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毕竟他们曾把所有的信念只投注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中，但现在这个故事崩溃了，该如何是好？然而，大多数德国人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在他们的脑海某处，还留有这个世界的其他故事，希特勒举枪自尽没多久，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的许多人就已经接受了新的身份认同，也为人生找到了新的意义。

确实，纳粹大约有20%的区长（gauleiter，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州长）、10%的将军决定自尽，但这也代表有80%的区长、90%的将军非常乐意继续活下去。至于绝大多数领有党证的纳粹党员，甚至盖世太保的成员，都既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后来成了很好的农夫、教师、医生或保险代理人。

而且，就算是自杀，也不见得真的代表完全只承认单一故事。2015年11月1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伊斯兰国”表示，这些攻击是为了报复法国空军轰炸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成员，并要求法国未来不得再进行此类轰炸。同时“伊斯兰国”也宣称，被法国空军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经在天堂享有永恒的幸福。

这里有些事没有道理。如果那些遭法军空袭而死的殉教者都上了天堂，为什么要复仇呢？复的到底是什么仇？把人送上天堂吗？如果听说你的好兄弟买彩票中了100万美元，难道你会去自杀式攻击彩票投注站，说要复仇？那么，为什么法国空军让你的几个弟兄拿到去天堂的单程机票，你却要气呼呼的呢？而且，如果你真的让法国不再继续空袭叙利亚，能上天堂的穆斯林不就少了吗？这样岂不更糟？

所以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伊斯兰国”那些激进分子并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当有人被炸死的时候，他们才会如此生气。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全身绑满炸弹、把自己炸成碎片？很有可能，答案就是他们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就像前面说过的，就是有些神经元彼此不经常聊天。

法军在2015年空袭“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据点，但早在8个世纪前，有另一支法国军队曾入侵中东，后人称之为“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在路易九世的领导下，这批十字军希望征服尼罗河河谷，把埃及变成基督教的堡垒，但在曼苏拉战役（Battle of Mansoura）中被击败，多半遭到俘虏。其中一名十字军骑士庄卫勒（Jean de Joinville）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势已去、众人决定投降之时，一位部下说：“我无法同意投降，我建议大家接受被处决，这样我们都会上天堂。”庄卫勒也把结果简单地一语带过：“没人听他的。”

庄卫勒并未解释到底大家为何拒绝。毕竟，这些人之所以离开在法国舒适的城堡，远征中东进行漫长又危险的冒险，主要原因不就是相信有个永恒的救赎吗？当时，距离天堂永恒的幸福就只差那么一小步，为什么他们忽然宁愿被穆斯林抓起来？显然，虽然十字军热切相信救赎与天堂，但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刻，还是得想想该在哪边下注。

赫尔辛格的超市

在历史上，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时相信好几个故事，但也从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一个故事完全是真理。对大多数宗教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会强调“相信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而“怀疑信仰”则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罪；简直就像在说，就算你没有证据也愿意相信，这实在是件好事。然而，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情况有所不同了。相信信仰看起来越来越像让人当精神上的奴隶，而怀疑信仰则成了自由的前提。

1599—1602年，莎士比亚写下他那个版本的《狮子王》（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与辛巴不同的地方，在于哈姆雷特并未完成他的生命循环，直到最后仍然充满怀疑和矛盾，并未找出人生的意义，也从来没有下定决心到底是该生存还是该毁灭。在这方面，哈姆雷特可以说是典型的现代主角。现代并未推翻否认过去继承的诸多故事，反而简直像开了间故事超市。现代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尝试这些故事，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以选择和组合。

有些人受不了有这么多的自由和不确定。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就对这种充满可疑思想的超市做出激烈回应，程度甚至超越过去传统宗教要求信众绝对相信信仰的要求。然而，大多数现代人都爱超市。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不知道该相信哪个故事，该怎么办，就把“做选择”这件事给神圣化吧。想象自己站在超市的过道，拥有权力和自由，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检查眼前的种种产品，然后……画面停止。就这样，演到这里就好，赶紧上片尾工作人员字幕吧。

根据自由主义的神话，只要你在这个大超市里站的时间够长，自由迟早会为你带来顿悟，让你想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超市所陈列的所有故事都在骗你，人生的意义绝不是现成的产品，除了我自己之外，绝没有什么神圣的脚本能够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是我自己，通过自由选择和自己的感觉，为一切赋予意义。

乔治·卢卡斯有一部表现平平的奇幻电影《风云际会》（Willow），主人公威洛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矮人，但梦想成为伟大的魔法师，掌握存在的秘密。某一天，有一位这样的魔法师经过他所在的村子，想找学徒。威洛和另外两个矮人上前应征，魔法师提出一项简单的测验。他举起右手，伸出五指，用一种像尤达大师的声音问道：“控制世界的力量在哪根手指？”三个矮人各挑了一根，但都挑错了。尽管如此，魔法师注意到威洛选择的时候有些迟疑，便问他：“我伸出手指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想选哪一根？”威洛回答：“听起来很蠢，其实我想选自己的手指。”魔法师得意地说：“啊哈！那正是正确答案！你只是对自己缺乏信心罢了。”对于这个重要教训，自由主义神话总是一再重复，不厌其烦。

是人类自己的手指，写下了《圣经》、《古兰经》和《吠陀经》，也是我们的心灵，让这些故事拥有了力量。当然，这些都是很美的故事；但所谓的美，是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耶路撒冷、麦加、瓦拉纳西（Varanasi）和菩提伽耶（Bodh Gaya）都是圣地，但这些地方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去的人觉得神圣。宇宙其实就是一群原子组成的大杂烩，本身并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原本就是美丽、神圣或性感的，是人的感觉让它变得如此。红苹果如此诱人，粪便如此恶心，也只是出于人的感觉。如果不考虑人的感觉，一切都只是一堆分子而已。

我们都希望，如果能在某些关于宇宙的现成故事里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能找到自己的意义，但如果根据自由主义对世界的解释，事实却正好相反。不是宇宙给我意义，而是我为宇宙赋予意义。这正是我在宇宙里的任务，没有什么固定的命运或正道。如果我发现自己扮演的是辛巴或阿朱那的角色，也可以选择为王位而战，但这不是必须的，我还是可以加入巡回马戏团、去百老汇唱音乐剧，或者去硅谷创立一家公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创自己的正道。

所以，与其他的故事一样，自由主义故事也以“创造”作为开端。根据自由主义，创造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而我就是创造者。那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通过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去创造意义。任何事物只要限制了人类自由地去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的能力，就会限制宇宙的意义。所以，最高的理想就是有摆脱这些限制的自由。

实际上，相信这套自由主义故事的人信守两条诫命：一是创造，二是争取自由。创造的表现，可以是写首诗、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发明一个新的应用程序，也可以是发现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至于争取自由的表现，可以是用任何行为让人得以摆脱社会、生物和实体的限制，例如向残忍的独裁者示威抗议、教女孩读书识字、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法，或者打造宇宙飞船。在自由主义的万神殿里，既会有推动黑人乘车权利的罗莎·帕克斯，也会有画家毕加索，旁边还有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与莱特兄弟并肩而坐。

理论上，这听起来实在是令人兴奋、意义深远。但很遗憾，人类的自由和创造力也不是这套自由主义故事所想象的那样。就目前的科学所知，人类的选择和创造力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魔法，单纯就是几十亿个神经元交换生化信号后的产物。

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让我追求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自由。然而，“自我”和自由都只是从古代童话借来的妄想。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概念有些混淆不清。当然，人类有意志、有欲望，有时候也能自由地满足欲望。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人类有“选择欲望的自由”，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并没有自由意志。

如果我在性的方面喜欢男性，或许可以自由实现我的种种幻想，但并无法自由选择去喜欢女性。有些情况下，我可能会选择抑制我的性冲动，甚至尝试性取向扭转治疗；然而这种想要改变性取向的欲望是由神经元强加于我的，可能来自文化和宗教偏见。为什么某个人可能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羞耻，希望改变，而另一个人虽然有同样的性取向，却没有半点羞耻，还想让大家都知道？有人会说，是前者的宗教情感比后者强烈。然而宗教情感的强弱，难道是件可以自由选择的事吗？同样，人可以选择每周日都去教堂，有意识地增强自己的宗教情感；但为什么有人会希望变得更加虔诚，也有人很乐意继续相信无神论？这一切可能有许多文化和基因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没有任何原因是出于“自由意志”。

不只是性欲望，所有的欲望、感受和想法都是如此。让我们以你脑中跳出的下一个想法为例。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是你自由地选择要想到这个想法，然后才想到的吗？当然不是。人类自我探索的过程是从简单的事开始的，然后越来越难。一开始，我们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外在的世界，比如没办法控制什么时候下雨。接着，我们发现自己身体里的事也没办法控制，比如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血压。再后来，我们发现就连大脑也无法控制，比如我并没告诉神经元什么时候要发出信号。到头来我们就该认清，我们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无法控制对欲望的反应。

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不再那么执迷于自己的意见、感受和欲望。虽然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但可以稍微挣脱意志的暴政。人类通常太重视自己的欲望，想要依据自己的欲望来控制并塑造整个世界。人类为了满足欲望，飞向月球，掀起世界大战，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欲望并非出于什么神奇的自由选择，不过就是生化程序的产物（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非个人所能控制），或许就不会如此执迷。比较好的做法是设法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智，了解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每次脑子里浮现什么奇思妙想，就急着想要实现。

想要了解自己，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承认“自我”也是个虚构的故事，会通过心智思维的复杂机制，不断制造、更新和重写。我脑中有个讲故事的人，会解释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以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政府在解释近来的政治动荡，这位脑中的叙事者总是一再犯错，但很少承认。一如政府用旗帜、画像和游行来建立国家神话，我内心的宣传机器也会用珍贵的记忆、宝贵的创伤建立起个人神话，但这些记忆与创伤往往并不等同于真相。

在脸谱网和Instagram（一款图片分享应用程序）的时代，这个神话的制作过程有一部分已经从人脑外包到计算机上，比以前变得清楚可见。看到有人花上无数小时，不断打造并修饰一个完美的在线自我，为自己的创造而深深着迷，并误以为那就是自己，这一切令人赞叹，但也令人惊骇。原本全家出门度假，道路拥堵至极，路上小吵不停，中间几度冷战，但最后都化成网络上美丽的全景照、完美的晚餐照和一张张笑脸；我们真正的经历，有99%都不会成为这些自我故事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自我的理想故事常常是视觉的，而实际的体验却是肉体的。在理想故事里，我们会从心里或计算机屏幕上观察某个场景。看着自己站在热带海滩上，身后有蔚蓝的大海，脸上有迷人的笑容，一手举着鸡尾酒，另一手搂着情人的腰——好一派天堂景象。但这幅图片没显示的，是有讨厌的蚊虫正在你腿上叮咬，喝了馊掉的鱼汤而腹中正在翻搅，假笑令你下巴僵掉，你们可能5分钟前才刚刚大吵一架。要是能体会照片里的人当下真正的感受，真不知道会有多妙。

因此，如果你真想了解自己，并不该相信你的社交账号，或者内心告诉你的那个故事，而是要观察身体和心智的实际流动。你会发现，种种想法、情绪和欲望的来去没有理由，也由不得你命令，就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乱了你的头发。你既不是风，也不是你体验到的那些想法、情绪和欲望，当然更不是你心中以事后之明整理消毒过的那些故事。你只是经历了这一切，既无法控制，也不能拥有，你更不等同于这一切。当人类问“我是谁”的时候，希望能得到一个故事作为答案。其实，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并不是一个故事。

没有故事

自由主义跨出激进的一步，否定了其他所有的宇宙大戏，但又在人的心里重新打造一出戏：正因为宇宙没有情节，所以要由人类来创造情节，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的意义。早在自由主义兴起的几千年前，古代佛教还更进一步，不仅否定所有宇宙大戏，就连人类心里的这一出也加以否定。在古代佛教看来，宇宙没有意义，而人的感觉也同样没有意义，并不属于什么伟大的宇宙故事，不过就是短暂的振荡，没有理由地来去。这就是事实，接受吧。

《广林奥义书》写道：“马头为黎明，眼睛为太阳……四肢为季节，关节为月份和两周，马蹄为日夜，马骨为星星，血肉为云朵。”相较之下，佛教经典《大念处经》（Mahasatipatthana Sutta）则说比丘和比丘尼在禅修时，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看到的是“于此身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泪、皮脂、唾、涕、关节液、尿。如是，比丘安住于身……于是‘有身’之念现起”。而在这里的发、骨、尿所讲的并无任何其他延伸意义，只不过就是讲出事实。

这部经用了许多篇幅来解释，比丘和比丘尼在身体或心中观照到什么，其实就是什么。所以，禅修而观照自己的呼吸，“出息长时，了知：我出息长；入息长时，了知：我入息长。出息短时，了知：我出息短；入息短时，了知：我入息短”。呼吸得长，并不代表季节，呼吸得短，也不代表每天。一切只是身体的振动。

根据佛教的说法，宇宙有三个基本现实：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改变（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本质（诸法无我），没有什么能永远令人满意（诸漏皆苦）。就算你能够探索银河系、探索你的身体、探索你的心智，即使你探索得再远，也无法找到永不改变的东西、永恒固定的本质，更无法得到永远的满足。

人类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为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会有永恒的本质，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远心满意足。这种永恒的本质有时称为上帝，有时称为国家，有时称为灵魂，有时称为真实的自我，有时则称为真爱；而人如果对此越执着，最后找不到的时候也就越失望、越痛苦。更糟糕的是，人越执着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人、团体或机构妨碍自己去追寻这些重要目标，所生出的仇恨心也越大。

根据佛教的说法，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所以人类也不用去创造任何意义。人只要知道一切本来就没有意义，就能不再依恋，不再追求空的事物，于是得到解脱。所以，人如果问：“我该做什么？”佛会说：“什么都不要做。”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在做些什么。肉体层面或许还有可能什么都不做（毕竟我们可以闭着眼睛静坐几个小时），但在精神层面，我们总是忙着创造各种故事和身份，在脑中进行各种战争并赢得胜利。真正的不做什么，是要连心灵也休息，什么都不去创造。

不幸的是，就连这样，也很容易变成一套英雄故事。就算你只是闭眼静坐，观照自己的呼吸气息，也很可能开始构建一套关于呼吸的故事。“现在我的呼吸有些勉强，如果再平静一些，就能变得更健康”，或是“我只要继续观照自己的呼吸，什么都不做，最后就能开悟，成为全世界最聪明、最快乐的人”。接着这种故事就开始扩大，变得不仅要从自己的执着中解放自己，还想说服别人也跟着做。自己接受了生命没有意义之后，开始觉得这个概念实在太重要，于是有些事情就变得很有意义，比如要把这个概念告诉其他人，要与不相信这个概念的人争论，要好好教教那些怀疑的人，要捐钱修建寺庙。如此一来，连“没有故事”都很容易成了另一个故事。

佛教历史就有许多例子，让我们看到就算这些人相信虚无短暂、知道该放下执着，还是可能争吵着该怎么治理国家、某座建筑物该归谁所有，甚至只是争吵某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相信有个永恒的神，而为了他的荣耀，你与他人展开斗争，这件事虽然不幸，却不难理解；然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虚无，却又因此和他人展开斗争，这就实在太奇怪了——但这对人性来说也实属正常。

18世纪时，缅甸和邻国暹罗的王朝都以自己对佛陀的忠诚为荣，也都以保护佛教信仰取得其正统性。两国的国王都会捐助寺庙，修建佛塔，每周听高僧讲经及告诫他们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尽管如此，两国仍然激烈对立。1767年4月7日，缅甸国王辛标信（Hsinbyushin）的军队经过漫长的围城，终于攻下暹罗首都，残杀百姓、奸淫掳掠，很有可能也在各处醉酒狂欢了一番。接着，他们放火烧毁了大半个首都，宫殿、寺庙和佛塔都未能幸免，再掳回几千名奴隶，带走大量的黄金宝石，扬长归国。

并不是说辛标信轻视自己的佛教信仰。这场大胜的7年之后，辛标信还沿着伊洛瓦底江出巡，沿途参拜各个重要的佛塔寺庙，祈求庇佑军队赢得更多胜利。而辛标信抵达仰光后，更是重建并扩建了全缅甸最神圣的建筑物：大金寺（Shwedagon Pagoda）。接着，他用与自己同重的黄金为扩建的大金寺贴上金箔，并在佛塔顶端再加一座金色尖顶，镶嵌宝石（可能是从暹罗掠夺而来）。他也利用这个场合，处决了从勃固（Pegu）王国俘虏来的国王两兄弟和儿子。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甚至还异想天开，将佛教教义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全部结合起来。日本的激进佛教思想家如井上日召、北一辉、田中智学等人认为，想让人不再执着于利己，就该让人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天皇，斩除所有个人思想，并对国家完全忠诚。这种想法催生了许多超民族主义的组织，其中还出现一个有军方支持的狂热团体，意图以暗杀活动推翻日本的保守政治系统，遭暗杀的名单包括前财务大臣、三井财阀的总负责人，最后还包括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这一切让日本加速向军事独裁迈进。等到日本正式开战，佛教僧侣和禅宗大师也鼓吹要无私服从国家权威，并慷慨为国捐躯。相较之下，佛教教义虽然也有慈悲和非暴力，但在某种程度上遭到遗忘，而且对日军后来在南京、马尼拉或汉城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今天，缅甸佛教的人权记录是全球倒数，而在缅甸带头推动反伊斯兰运动的，就是一位佛教僧人阿欣·乌伊拉杜（Ashin Wirathu）。他声称自己只是希望保护缅甸和佛教，免受伊斯兰极端主义阴谋染指，但他的布道和文章极尽煽动，甚至连脸谱网也在2018年2月删除了他的粉丝专页，理由是禁止仇恨言论。

如果你期待全球近80亿人都开始固定冥想禅修，于是世界和平、全球和睦，那么机会大概小之又小。观察自己的真相就是如此困难！而且，就算能成功地让大多数人开始尝试冥想禅修，很多人还是会迅速把观照到的各种真相加以扭曲，变成各种善恶对立、邪不干正的故事，找到各种开战的借口。

现实的考验

虽然一切大故事都是由人类心智虚构出来的，但也无须感到绝望。毕竟，现实仍然存在。虽然我们并没有在什么虚构的宇宙大戏里扮演任何角色，但我们又何必扮演任何角色呢？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如何摆脱痛苦”。等到我们放下所有虚构的故事，对事物的观察就能远比过去清晰，而如果我们能真正了解关于自己、关于世界的真相，什么都无法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悲伤。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类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靠创造和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但也因此，人类特别拙于判断虚构和现实的差异。毕竟我们要无视两者的差异，才能得以生存，过于计较，就会受苦。因为，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痛苦。

面对某个动人的故事，如果想判断这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要问的关键问题就是故事主角是否可能受苦。举例来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一个波兰的故事，你就要想想波兰是否会受苦。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暨革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把波兰称为“诸国的基督”。波兰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几十年之后，1830年曾一度起义，但遭到俄国残酷镇压，而密茨凯维奇就在1832年写道，波兰所遭受的巨大苦痛，正是为了全人类所做的牺牲，相当于基督的牺牲，而且波兰也必然如基督一般从死里复活。

在一个著名的段落，密茨凯维奇写道：

波兰（对欧洲人民）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我就是自由。”但各国国王听到这句话，心中惊恐万分，将波兰国钉上十字架、埋进坟墓里，高喊：“我们已经杀死了自由并将它埋葬。”但这些呼喊是愚蠢的……波兰国并未死去……到了第三天，灵魂就会回到身体；国家将会再次崛起，让欧洲所有人民摆脱奴役。

一个国家真的能受苦吗？国家真有眼睛、双手、五感、情意、情欲吗？如果你拿刀刺向国家，国家会流血吗？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如果国家打了败仗、割让了某个省份，甚至无法维持独立，仍然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悲伤或其他哀痛，因为国家没有身体、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等等。事实上，“国家”只是个隐喻。只是在某些人的想象中，波兰才是个能够受苦的实体。波兰之所以有各种感受，是因为人类把身体借给了它；不仅加入波兰军队作为士兵，更用肉身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悲喜。1831年5月，波兰在奥斯特罗文卡（Ostro??ka）战败的消息传到华沙，是人类的胃因为哀痛而痉挛，人类的心因为悲伤而剧痛，人类的眼中泪水满溢。

当然，这一切并不代表俄国入侵是合理的，也不会有损波兰独立建国、决定本国法律和习俗的权利。但这确实表示波兰国的故事绝不是事实，因为所谓的波兰究竟存不存在，全凭人类脑中的想象。

相较之下，让我们看看华沙一名女子的命运。这名女子遭到入侵俄军抢劫、强奸。波兰国的受苦只是种隐喻，但这名女子受到的痛苦再真实不过。至于使她受到这些痛苦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出于各种虚构的人类信念，例如俄国民族主义、基督教东正教、要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鼓动着俄国的政客与士兵。但不论原因是否虚构，造成的痛苦都是100%真实。

所以，只要政客的话语开始掺杂一些神秘的语词，就该提高警惕。面对真实的痛苦，这些人可能会用某些空泛难解的表达来加以包装，作为申辩。其中有四个词要特别小心：牺牲、永恒、纯净、恢复。只要听到其中任何一个，心中就该警铃大作。如果领导人常常说“他们的牺牲，将能恢复我们这个永恒国家的纯净”之类的话，你就该知道自己问题大了。想要维持理智，就要记得把这些空话转回现实：有士兵痛苦地哭泣，有妇女遭到殴打和残虐，有儿童恐惧地颤抖。

所以，如果真想知道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自己的身份，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开始观察痛苦、探索痛苦的本质。

答案永远不会是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