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

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矗”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祝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矗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