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得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炼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两位后来也没能泛起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埔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唯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由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了。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琢磨，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需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缝。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轰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钻进去了20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他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拜拜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代？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吗？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垮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可是守则气馁，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得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疑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得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于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五人，重伤三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五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