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的一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29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本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

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吸血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吸血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长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20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实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无论如何难以释怀。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华北正陷危机，他永远不能够原谅这个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国。

有一天，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华北最后仍然陷入危机，而且至今仍是隐患重重。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作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微妙起来。黄郛对部下和同事宽厚，对自己位高权重的义弟却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这在如今说一不二的“蒋委员长”听来，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发过怨言。

直到华北再度出现危机，黄郛病入膏肓，蒋介石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那里的“火坑”有多么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有多么艰难和不易。

这个人的好，有一天你总会知晓。

蒋介石后悔莫及，不仅将自己的私人医生派到上海给黄郛诊治，而且经常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我已经快要摆平了，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黄郛住院后不能看报，也看不到电文，但他对时局的发展却始终了然于心。

在听妻子读完蒋介石的复电后，黄郛口述回电，授之以计：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计时，这位腹有韬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国之安危。

在“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汇集各路诸侯与倭决战，黄郛病中之策，实对其有莫大助益。

等蒋介石从广州归来，又专程去上海看望黄郛。这是兄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次诀别，因为蒋介石已确知黄郛患的是绝症。

时光不能够倒转，当年那个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样。

蒋介石感触于心，他低头告诉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时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这也许只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对症下药的安慰，然而黄郛听后极为振奋，一时精神大好。

蒋介石一走，他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

黄郛于弥留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是百灵庙大捷。

当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来之后让人把沈亦云叫到身边，后者以为他要嘱咐什么家事，未料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第一路……第二路……进……退……

黄郛早年从事军事，交卸军队从政后，便不再过问戎机，然而在这回光返照的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纵马驰骋，杀敌御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战胜利，蒋介石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自从黄郛南下不归之后，华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连何应钦都因顶不住压力，跑回了南京，但这时有人代之而出，撑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响，黄郛在华北苦撑两年之后，他又继续在那里独撑两年，然而同为政治家，两人从性格到作风又截然不同。

黄郛是一个很真的人，这个人却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过的戏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黄郛有既定的深远策略，这个人擅长的却是变幻不定的纵横之术。

他就是萧振瀛。

黄、萧不同，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角色定位不同。

黄郛为国之干臣，所思所虑均从国家大局出发，有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萧振瀛出自29军，他所要努力争取的，首先必须是“主公”宋哲元和29军这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当不成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边那个拿纸扇的智多星吴用。

长城抗战，29军能够一举成名，与萧振瀛的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说得好听叫宣传，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吹。

当时从古北口到南天门，战事比喜峰口要激烈得多。徐庭瑶不仅善筑工事，而且多次派兵夜袭日军，有的战果绝不比29军小，可是他吃亏就吃亏在不会吹。

在前线坚守的几个月里，徐庭瑶一共就接受过一次采访，就这次采访记，也在报上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原因是读者不爱看。

让人们爱听爱看，这是萧振瀛的长处。

晚上出去摸营，你说几点到几点，枯燥得跟个流水账一样，谁要看？

你得把场面弄得惊心动魄，犹如探险记或武侠小说，让人津津乐道，如身临其境才行。

阵地之上，说起伤亡，大家都是一堆又一堆，而且喜峰口比南天门还丢失得早，这要照直说出去，多让人丧气。

绝不能这么说，伤亡大是确实的，可是你得强调敌人伤亡还要多还要大，我们一个小伙子，拿大刀砍人家七八个乃至十几个绝不在话下，这样才能提神给力！

反正又没有谁会去精确统计，吹多一点，吹大一些，没事的。

萧振瀛最绝之处，就是把29军本来不得已才用上的弱项——大刀给编排成了自己的品牌logo，几乎就是天下第一神器。

29军的英雄们大刀一举，砍瓜切菜，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便全是黑压压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集体现身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喜峰口慰问29军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99把大刀！

萧振瀛到上海为29军募捐，到处受到欢迎，各方人士纷纷慕名来访。这里面，萧振瀛最重视结交报界大亨，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结成了莫逆之交。

上海大报，以《大公报》和《申报》最为著名。《大公报》属于主流报纸，但它层次太高，离老百姓太远，《申报》看上去虽俗了那么一点，然而俗才好啊，老百姓爱看，这就是真理。

史、萧二人荡舟于黄浦江上，一个引吭高歌，一个吹箫相和，搞得十分热络。萧振瀛负责为史老板提供有关于29军的独家猛料，史量才则在报上卖力鼓吹。一时之间，《申报》几乎成了29军的垄断报纸。

渐渐地，在人们印象中，提到长城抗战，便只有29军，而大刀队的神人们，也渐渐可以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相媲美了。

29军由此大出风头，身价百倍，不仅翘然独出于杂牌军队之上，连中央军都望尘莫及。

长城抗战结束，各诸侯都想在华北分一杯羹，宋哲元和29军也不能例外，为此奔走的当然还是萧振瀛，他的目标是为29军谋取北平。

华北的名义主持人是黄郛，可是不管萧振瀛怎样施展手段，开尽后门，最后还是屡屡吃闭门羹，不得其门而入。

一个强的遇到了另一个强的。萧振瀛的纵横术第一次遭到失败，而黄郛总揽全局，他也绝不会听任一支地方军队在华北形成气候，这就导致了黄、萧交恶的开始。

归根结底，这两个政治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各为其主，各思其责，冲突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那个年头，谁有枪谁就横。宋哲元达不到目的，便和其他诸侯一起对黄郛来了个不合作，凡是黄郛在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他们都大唱反调，说黄郛在“卖国”。

黄郛在华北寸步难行，加上日本人逼迫，不得已南返避入莫干山中。

华北诸侯如此跋扈，让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感到十分棘手，便由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准备将一些地方军队调出华北，其中也包括29军。

29军这些将领，早在北平买田置地，没一个肯走，但不走就是抗命，这个罪名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弄得不好还得挨中央军的揍。

正在彷徨无计之时，萧振瀛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中央军被迫撤出华北，北平城的防守因此变得十分空虚。

日本人不便直接动手，但他们可以利用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生事捣乱。于是，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撺掇和怂恿下，便发生了所谓“正义自治军”叛乱事件。

当时平叛的是城外的东北军，可是东北军实力有限，军纪也不好，这让人始终放心不下。

萧振瀛见此，急忙提出建议，表示29军愿意调兵防守北平。

当时何应钦已去南京，负责留守的人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声誉极佳的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萧振瀛立即打电话，星夜调兵入卫北平。

总算插进了一只脚，可撤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仍不断地催促第29军南下。

看来汪精卫跟我们不是一边儿的，也只会跟黄郛一样“卖国”。萧振瀛转而找蒋介石，以“拱卫华北”为名请求让第29军继续留驻。

没有想到，从华北撤出第29军，原本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之策。除了拿空话敷衍，萧振瀛什么也没能得到。

以前屡试不爽的纵横术再次遭到挫折，生意做不下去了，一贯自信的萧振瀛开始变得绝望无比。

按照行政院命令，29军在撤出华北之后，必须参加南下“剿匪”，并且很有可能会在“剿”的过程中拼得一干二净，一想到这里，萧振瀛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有客来访。

这也是个到处混事的主，他问萧振瀛：你们29军想不想在华北继续待下去？

当然想啊，傻瓜才会不想。

那么附耳过来。

听罢，萧振瀛的脸色变了。

来人说：为今之计，只有搭上日本人这条线，29军才能留在华北，并把位子坐稳当。

眼前可能是杯藏了毒的酒，但为了让29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喝看来也是不行了。

萧振瀛一咬牙，一跺脚：那我就去见他一见。

见到的人是土肥原，作为“土匪的源头”，他一直在华北播撒祸患的种子。

起先气氛尴尬，因为大家都知道，29军在喜峰口砍过日军的脑袋。

萧振瀛在国人之间纵横惯了，但纵横日本人还是头一回。

他侃侃而谈：29军虽然跟你们打过仗，但是各为其国，我们之间并无私仇。现在签了停战协定，就应该化敌为友。

你们先前找黄郛谈判，那是找错对象了。黄郛，一光杆政客耳，他能做什么主呢，就是他答应了，我们军人不答应，原来答应的还是无效。

土肥原承认萧振瀛说得没错。

虽然赶走黄郛，但“失意的军阀政客”里面又挑不出中用的，好不容易搞次叛乱，还被一下摆平了，所以他也很是着急。

萧振瀛说：你们要谈判，找我们啊！

我们手上有枪，我们答应了，就能算数。

土肥原眼前一亮，那行，只要你们不反对日本，就可长驻华北，而且我们日本会支持宋哲元。

土肥原代表的是日本军部，有了这条线，宋哲元变得有恃无恐，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得解除了调29军南下的命令。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接替张学良成为华北第一诸侯。

蒋介石在看到第29军欲挟日以自重后，迅速指示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接触，想夺回华北问题的对日谈判权。

第29军所恃者，就是能够与日本人谈判。土肥原们都是很现实的，他们能逐黄郛而交29军，难道就不会在获利之后，再次抛弃29军？

纵横大师萧振瀛再施纵横术，他跑去当着面问土肥原：你们日本是军人做主，还是外交做主？

土肥原听说外务省横插一杠子，果然大为气恼。妈的，华北是我们军人流血流汗打下的，玩嘴皮子的却想来抢功，做梦！

立即报告军部，后者也马上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军部发了火，外务省连个屁都不敢放，结果日驻华大使被召回国，南京外交部连谈判的人都找不到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得派特使去北平和宋哲元摊牌。

宋哲元托病不出，萧振瀛出面谈判。

特使问：华北处境很是困难，今后对日外交由谁负责？

萧振瀛回答：只要29军在华北一天，我敢负责！

黄郛有一个已经撤销的政整会，宋哲元要做华北的No.1，就必须成立新的机构，这就是政委会。

政委会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风声一经传出，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政委会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