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生活对爱说爱动的萧振瀛来说，实在有些郁闷。

突然有一天，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要事。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这就是曾让病中的黄郛为之失态的两广事变。

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磨刀霍霍，打着抗日的旗号，要造蒋介石的反。

两广说客再次出动，在北方竭力游说宋哲元和韩复榘。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宋哲元和韩复榘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联名给南京政府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

话是挺好，但蒋介石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坐了，真是荒唐！

蒋介石回电斥责，脸色难看得要命。

宋哲元没吃到羊肉，却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自己的参谋长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蒋介石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蒋介石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维谷，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作蒋介石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参谋长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蒋介石那里给说和说和，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越加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绝不会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本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特使一直来找宋哲元，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山东特使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代好，只要看到这些特使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半步。

先让此辈吃吃闭门羹，杀杀锐气。

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山东特使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点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绝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装作无心，听者显然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山东特使。

特使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待，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蒋介石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蒋介石，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蒋介石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韩复榘发给蒋介石的这份电报，却着着实实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两广特使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现在的萧振瀛，在更多方面与他曾经的死敌有了共鸣，他让人带信给蒋介石，建议对两广绝不可用兵，而应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很难说，到时南京政府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萧振瀛与黄郛，一个野路子，一个正路子，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却都富有远见卓识，二人之所以同样能在华北担负起外交御日的重任，并坚持很长时间，岂是偶然。

由于萧振瀛的再次出手，日本人鼓动的“华北自治”高潮至此已完全烟消云散，松室忙了半天，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萧振瀛帮助宋哲元摆平内忧外患后，后者却反而加重了对萧振瀛的疑虑。

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秦德纯。

如果把宋哲元比作刘备的话，萧秦二人大致可算作卧龙和凤雏，尤其萧振瀛，很多29军的老人都把他视为军中当仁不让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对卧龙和凤雏的真实关系毫不避讳，那就是凤雏常欲与卧龙争功。推荐他们俩的水镜先生说得没错，二者之中，得一可安天下。不过我还可以帮他老先生补上后面一句：若是得二，天下就要打架了。

庞统尚且难容孔明，何况总是被萧振瀛压着一头的秦德纯。偏偏萧秦二人性格完全相反，一个豪放大略，一个工于心计，一个刚烈，一个阴柔。在平时的相处中，大大咧咧的萧振瀛基本上是不提防秦德纯的，有什么话都会当着他的面讲，然而秦德纯却并非如此，最后通过他传到宋哲元耳中的，往往都是对萧振瀛的不利之词。

当时对萧振瀛的形象具有极大杀伤力，也使宋哲元对萧产生极度反感的一件事，便是萧振瀛为母祝寿，坊间传闻他的排场竟然超过宋的数倍，此事宋哲元始终耿耿于怀。

但据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向人透露，其实这是秦德纯在其中大做了文章。

闻老久历人世风霜，一双老眼果然是雪亮透彻。

另外诸如“萧在军中，手头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以及萧振瀛“言过其实”等流言，除了松室、齐燮元之流不停煽风点火外，也同样少不了秦德纯的一份功劳。

作为身边亲信，秦德纯的话自然更容易为宋哲元所接受。

结果就是如此，萧振瀛的事情办得越成功，对同殿称臣的二军师秦德纯的威胁就越大，特别在萧“失宠”之后，秦更不容许萧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人性格深处，某些丑陋总是一再重复。

翻翻史书，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智慧，只是这些智慧大多不是被放在治国理政、抗御外侮上，而是被大量地用在了给自己人下绊子上。

此非千古以来之悲耶！

萧振瀛有功不得赏，更不得用，真真假假为他抱屈的人就来了。

新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亲自来到香山，陪着萧振瀛一住就是五天。

五天里，张自忠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宋哲元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过去。等着，两个月之后，我要不让他滚蛋，就不姓张。

萧振瀛哭笑不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联冯治安和赵登禹，几个人秘密找到萧振瀛，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说，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蒋介石也不可用。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内御外之策：

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这是萧振瀛苦思多日才设计出的一个用人方阵，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宋哲元的最后一个“锦囊”。

29军的四个师长，以张自忠为最强，但他又有跟宋哲元别苗头的架势，因此不能放在身边，得让他顶到天津去做前锋。

刘汝明根本就不买宋哲元的账，你再怎么拉都没用，不如让他做后卫，最起码还可以保住一个察哈尔。

唯一可以重用的是冯治安！

当初29军建立时，冯治安本人并无一兵一卒，能一下子进入高层，是因为他过去在老西北军时曾对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后者要报恩，才向宋哲元鼎力推荐，也就是说，没有张自忠的面子，冯治安是做不了师长的。

这也是张自忠私下搞串联，打算造宋哲元的反时，冯治安不能加以推托的原因之一。

冯治安的弱点，就是他的腰杆始终不硬，只要把基本部队交给他掌握，再施之以恩，就能使之成为嫡系心腹。

你可以放心地让冯治安居中，今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不说进，至少退还是有余地的。

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才能归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备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29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100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到了长城抗战，傅作义又再次让日军领教了他善守的特点，他在牛栏山成功阻击并杀伤了铃木旅团，堪称长城抗战末期中国军队的少见佳作。

正是知道傅作义的厉害，所以日本人在攻之前，颇想使老傅不战而降。

来绥远招降的是板垣。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回答，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如果以傅作义为首，关东军将会予以全力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作何处置。

傅作义出语铿锵有力：那就打，傅某绝不会有丝毫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