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5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露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像就不怎么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像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进入虹口，然后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1︰5000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

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家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趁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被淘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淞沪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发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19路军毕竟就驻在闸北，而张治中所能调动的德械师主力却全在苏、锡、常一带，离上海郊区都有很远一段路。

但是南京统帅部指令刚刚下达，张治中一夜之间便率87、88两个德械师开入了上海市区。

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满大街都是头戴德式钢盔的正规部队，仿佛是从空而降一般，不由得个个惊喜交集。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如此神速？

闪击战的第一个要素是速度。

中国军队的机动效率向来很慢，张治中能一下子把分针拨到这么快，缘于他已将京沪线的火车和汽车都尽可能集中起来，集中装运，集中行动，速度想不快都不行。

速度有了，下面就要奇袭，张治中本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展开攻击，乘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未回过神来，就来个一扫而空。可是关键时候，南京政府又突然犹豫起来。

犹豫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在上海的中立国提出了24小时调停建议，8月13日尚在24小时范围之内，所以蒋介石想再等一等。

8月14日，“八一三”淞沪会战才正式打响，此时离张治中进入上海市区已过去了整整两天。

就像张治中所分析的那样，日本人要打完华北才能顾上海，所以才没马上在上海重开一局。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虽然已做好输送日侨回国的准备，但请战报告一直未在米内海相那里得到批准。

张治中倘若能如期闪击，击他个措手不及是有可能的。

恰恰是两天的停顿，给了长谷川清以时间，使他得以从容部署防御。

德国人的闪击战后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希特勒以外交掩护战争，外交为次，战争为主，而当战争为外交所误，任何奇袭或高明战术都难以获得成功的可能。

不过由于当天出动的是孙元良第88师的主力精锐，所以虽是攻坚，但仗打得总体还不赖，尤其是黄梅兴旅攻击能力很强。

黄梅兴外号人称黄老虎，端的是位虎将，他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海军陆战队撞击过去，顿时把后者撞得龇牙咧嘴。

接着，黄梅兴又采用“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长谷川清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战场之上，日军遗尸遍地，剩下来的人，有的躲进司令部，有的则慌不择路，逃进了公共租界。

如果是闪击，战果会更大，但在变成攻坚之后，一遇较为坚固的障碍，前进就十分困难。黄梅兴不管打得多么顺手，实际的据点却并没有拿下多少，他自己也在当天的战斗中殉国。

晚上，张治中接到政府命令：不可进攻，待命。

当然又主要出自于外交上的考虑。

接下来的两天，都是“待命”，只能做一做攻击准备。

随着时间的延续，张治中感到这样不行，日本海军陆战队会得到增援，援兵一到，阵地战就更加难打了。

无论如何，要在对方援兵登陆之前，先把岸上的这些据点多拔掉一些。

8月17日，张治中请得旨意，遂发动第二次总攻。

他将这次总攻命名为“铁拳计划”。

已经两天没有大的动静，长谷川清必然会有所麻痹，现在我再给他来个闪击战，一定能用铁拳把他打到崩溃。

铁拳所向，果然凶猛。

在铁拳行动中，张老师“如何攻”的课题成果被付诸实践。

攻击部队按照当时画的地图和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陆战队的地堡。围住之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接着炮兵轰击，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这个地堡从名单上清除掉不可。

8月17日那天，光王敬久第87师就一口气打下了近10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待在小地堡里，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唯恐被流弹所伤。

张治中除听取通信兵报告推进情况外，还要求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做凭据。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部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可问题是，小地堡好打，大据点难攻。

长谷川清围绕大据点，事先在每条道路上都放置了很多坚固障碍物，并以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

又有死堡垒，又有活堡垒，闪击战也因此虎头蛇尾，终于又变成了攻坚战。

张治中亲自在前线督阵，指挥炮兵对大据点齐射，射是射中了，但目标坚固得很，就是毁它不掉。

不过当天的总攻，仍然是两次总攻中最出色的一次。

除了“铁拳计划”较为突然和犀利外，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援也是张治中发挥出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空军的压迫下，海军陆战队十分狼狈，高射炮拼着命地往上打，真是声如连珠，弹发如雨，简直比过年晚上放爆竹还热闹。

空军如此神勇，却是原来大家都想不到的。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紧急召见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毛邦初的额头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副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人坐在滑竿上，根本就不用费什么力气，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的轿夫差不多了。

在见到蒋介石后，这位老兄大汗淋漓的秘密终于露了底。

蒋介石问他，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应战。

毛邦初回答：91架。

一听这话，蒋介石的脸当时就红了，通红。

为什么只有91架，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我看过，明明有500架，怎么只有91架能打仗，其余那400架呢，你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当时与毛邦初同上庐山的还有一个人，还是一个美国人。这位老外来华不久，他没想到堂堂国家元首会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当着自己这个老外的面。

震怒之后，蒋介石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转而侧过身子，问美国人调查情况如何。

他大概希望眼前这位老美能推翻毛邦初的结论，然而对方的回答却再次给蒋介石当头一击——我认为，“毛将军”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事完全怪不得毛邦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混事。

当时中国主要聘请两类洋顾问，一类是德国顾问，不消说主要是教陆军的，而他们确实有才，帮了不少忙；另一类则是意大利和美国顾问，他们是教空军的。美国顾问开始只负责一个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其他大多由意大利顾问执教，后者甚至一度把持了航空委员会。

可是意大利人的水平实在欠奉。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二战中，意军站在德军旁边，总让人觉得很不匹配，颇有些伪军跟在“皇军”后面跑腿的意思。若要论军事上的才能和实际战绩，二者更是相去甚远。

意大利顾问烂，偏偏航空委员会的那几个头头脑脑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主任周至柔出身于保定，副主任毛邦初毕业于黄埔，都是学步兵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他们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就有限得很。

于是，更烂的只好听烂的。

知道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为什么有500架飞机吗？

那是因为自造册以来，飞机从来就有多无少，竟然没有一架注销过！

飞机这东西不比其他，那是需要一直更新换代和维护保养的。可是哪怕这架飞机已经毁掉了，或者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如同废物一般，它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可用飞机登在飞行档案上。

蒋介石看到的正是这本登记册，在那本册子上，中国空军的实力凭空整整“膨胀”了四倍之多。

蒋介石当初在军校里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也不多，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成了悲剧。

若论空军知识，他那位被称为“空军之母”的老婆倒是很强。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宋美龄就插手空军，经过西安事变，蒋氏夫妇更加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这么一支空中特种部队，绝不能轻易假手于人，于是宋美龄就顺理成章地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实际执掌了空军大权。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些轻微晕机，而且她原先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等方面的教育，在空军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

但知识可以学。宋美龄是个性格非常要强的人，这一点酷似其兄宋子文，她订了很多航空技术刊物，天天啃，日日记，时间一长，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周至柔、毛邦初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空军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连当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

可是宋美龄渐渐发现，大是大了，却很虚，里面问题不少，这让她很是头疼。

她问身边的一个美国顾问：你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就把中国空军改造成一支像样的军种？

这位美国顾问是退役的老飞行员。他想了想说，有一个人，这个人长相酷似老鹰，你把他请过来，兴许就能OK。

宋美龄毫不犹豫地向“老鹰”发出了邀请函，请其来华。在信函中，她承诺对方，一旦来华执教，将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和待遇。

此次庐山见面正是出于宋美龄的安排，表面看来是考问毛邦初，实际上是向自己的丈夫引荐海外高尖人才：中国空军，将在这个美国人手上得到回炉再造！

美国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