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我们或许会认为，到张岱这一代，离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远的时间距离，造成几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维幅度；但是对张岱来说，要胸怀如此浩瀚的历史，非但没有严重的断层感，而且只有岁月悠悠的心满意足。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定皆平淡无奇。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注重错综的尊卑关系。晚辈与长辈同堂，必得顺其旨意。婚姻大事由长辈安排，虽然富有人家的男性还可纳妾，但庶出之子在家里的地位却次人一等。男性长辈形式上虽拥有无上权威，但实际掌握家庭财政琐细、负责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亲或其他女性亲人也会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过之后渐渐由男性长辈接手，承担教导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责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竞争激烈的考试科目以儒家典籍为主。由于女性不得出仕或参加科考，所以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多是名门闺秀，这些人也成为通俗白话小说和史书的读者，爱好吟诗作对。

举凡攸关家道兴衰的兆头和预言，一般家庭都不会等闲视之，多半会成为家族轶事流传下来。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并蓄；虔心向佛与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冲突。孩童夭觞、女人难产身亡是常有的事，不过男人也一样活不久，年过半百还能生龙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艺技术而言，中国自进入明朝就无特别出色的转向。丝织和瓷器制造技术久负盛名，且水平之高，独步世界。能工巧匠辈出，除擅长冶金、玉雕、制造灯笼和漆器，亦专精茶、盐、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术。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运河大量淤积，必须时常疏浚、筑堤和排水。此外，天文与地理之学十分发达，除历书精准关乎朝廷威望和天文历算的正确度，同时，各省及边疆有司丈量土地，绘制税册、粮册的作业，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图。中国在这些方面虽仍不断寻求突破，国家的基本发展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即便许多方面摆脱不掉历史的承袭，但明代的文化领域可不是如此停滞不前。张岱成长的年代，明代政经虽积弱不振，社会风气却活泼奔放，逸乐和标榜流行的气氛，弥漫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文化活动中。这是一个宗教和哲学上所谓折中主义（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佛教改革派别及慈善事业大为兴盛，女性受教育者日众，同时一方面深究个人主义为何，却也在扩大检验道德行为的基础；大胆创新的山水画，最知名的戏曲，最有影响力的章回小说，细腻非凡的治国方略和政治理论，以及植物、医药、语言事典的编纂，这一切都构成了张岱的童年世界。正因为对知识和个人可能性的狂热感，连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社会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作品，连同天文、算术书籍翻译成中文，结交来自北京与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这些跨文化的冲击体验，张岱或多或少都了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外，他写过很多当时流行的东西。

不过虽说是一切照旧，有些变迁已在悄悄冲击张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扩张。虽然没有精准的数据，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种记录显示，明朝肇建时（1368）的人口数大约是八千五百万，到张岱出生时，人数已攀升至一亿八千万，或许还不止。这无疑给土地和农耕带来新的重担，于是改良稻种使田地能一年收成两次甚至三次，针对沼泽、沿海平地进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时将人口刻意朝西南和东北地区迁徙，以减轻部分负担。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连带把各式各样的新奇作物横渡太平洋带到中国，只是当时少有人能感觉到它们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发现能有效医治疟疾的奎宁等药用植物，以及烟草等其他适合中国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贸易船只带来的是美洲大陆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精美商品；当然也不乏船只运载着香料和稀有的药用植物，如主要用于医治痢疾的鸦片。

张岱的祖先或许是在一个世纪前，也许更早，从与西藏交界的四川往东海迁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绍兴城。当时上海市镇虽称繁荣，但还谈不上商业中心，而绍兴已是一个文化与经济的重镇。张家迁往绍兴时，正巧遇上16世纪农耕和土地所有权在地方的重大变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时挖沟疏浚以开垦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农业所得下降，有鉴于此，许多在家乡属经营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户人家，开始往城市移动。这个阶层原先在农村还能扮演领袖，成为小农和贪得无厌的朝廷之间社会和经济冲突的缓冲；迁居城市后，他们渐渐脱离农业经营上的现实与挑战，反而一头栽进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种惬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产交给专门管理人与管家这批新的中间人管理。张家可能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因此张岱从小生活锦衣玉食，但社会责任感也相对薄弱。

结果农业税收大幅带动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风气，市镇的文化多元，以及促进绍兴等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庞大的财源几乎没有回流农村，去投资改善农耕技术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虽然毫无疑问，像绍兴长期依靠河道与运河运输民生物资，部分农家也因此能将农产品销往这些新兴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乡经济和生活形态的差异日扩，已成社会的发展基调。

往昔的读书人，特别是张岱大力推崇的读书人，早已看出社会弊病所在，经常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危险，也要大声疾呼。当然，对张岱或历代有志之士来说，中央朝廷的集权，与在朝为官从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们要面临的现实。也拜这些所赐，张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了解暗藏的积弱不振，这确实很像他小时候爱看灯笼，仿佛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种种暧昧不明。

因当时朝廷修史与京城邸报每周新闻的传播，明朝多位皇帝惊人的荒唐行径也为市井小民所知。张岱出生时，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万历。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止的整个万历年间，国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许是这位皇帝种种怪异的行为举止，激发张岱钻研历史，特别是阅读人物传记更成为他终生的嗜好。张岱弱冠之时，神宗深居内廷，宫里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见圣上的男性，他们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权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学、交相挞伐，惹恼万历皇帝，让他难以忍受，往往好几个月拒绝到外殿接见官员。为表反弹，文人和遭罢黜者开始结社倡议改革，虽议论酣热，但对圣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严厉整肃的下场，于是朝政日败，危在旦夕。

张岱对明史有很透彻的理解。上溯至14世纪中叶，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村，贫无立锥之地，一度还出家为僧，游方四海。后来，朱元璋展现运筹帷幄的军事长才、果敢的决断能力，历过经年征战，驱逐蒙元的异族政权，一统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强大的官僚体系，透过组织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农村的社会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极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干练、眼界开阔闻名。太祖把皇位传给皇孙惠帝，新君学问渊博，对理想的中央集权方式有其见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弑君，随即践祚，是为成祖。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远航至非洲东岸和波斯湾，宣扬天朝国威与成就。

尽管这类远洋航行因耗费不赀而作罢，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后继者，还是师法开国君主们酷爱夸耀、展露军威的习性。几任皇帝斥资重建北方残缺不全的边防城墙，成为后世所知的“长城”，却完全抵挡不住北方蒙古铁骑虎视眈眈的侵扰。15世纪中叶，明英宗自认神武，结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圈禁，付了赎金才获释。英宗最后又从继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夺回皇位，不过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难以磨灭。16世纪初，明武宗与宦官在皇城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与宫女全在帐篷生活，此荒诞之行又耗费白银不知几百万两。

16世纪中叶，眼见东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而荒芜，明朝皇帝却束手无策。所谓倭寇，除了海贼，还有对朝廷不满的地方领袖和沿海居民，当政者统称“倭寇”，容易理解但不无误导之嫌。至于东北边防，在张岱出世前不久，万历皇帝曾有大胆之举，他调遣兵马、水师驰援朝鲜，成功协助朝鲜国王逐退兴兵来犯的倭军。这次出征虽大有斩获，但到17世纪初，靠近朝鲜边界的部落开始结盟，在中国北边集结成新兴的潜在敌国。这股势力与归顺的汉人通力合作，并以“旗”制编纳混杂而成的新军队，自称“满洲”，宣布缔建国号为“清”，于崇祯十七年（1644）攻陷北京，终结明朝国祚。

对于这些事情与北京明廷官僚庞然复杂的体系，张岱的理解或是透过阅读，或是从家人口中得知。事实上，从1540年代至1640年代百年间，张家有几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层级任职于六部，并与朝廷首辅大学士还颇有渊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级官衙当差。中国的行政体系层层节制，下起县，中经像绍兴这样的城市，迄至省城，上达京师。张岱很清楚整个指挥系统的错综复杂，以及在朝为官伴随而来的吉凶祸福。许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亲身经历，他自孩提时代听过后就深埋心底，也让他立意要试着描绘官场的欺诈虚矫本质。为了求真，张岱认为无须美化自家人的经历。事实上，张岱的著述令人惊愕之处，就在于他坦言亲人的苦难，甚至对父亲和直系亲人也没有例外。

四十岁前，张岱的生活周旋在读书与享乐两端之间，但对张岱而言，这样说也许不算恰当，因为做学问一样是其乐无穷。的确，张岱虽然镇日苦读却多年不成，然而实实在在地读书、反复思索与记忆，却让他不得不认为能与历代宗师为伍，本身就是无上荣耀。对张岱来说，历代伟大的史家、诗人、文论家从不曾逝去，他们立下的标准经常是无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们，就令人思之振奋了。

明朝灭亡时，张岱四十八岁，尔后他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他反复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雾笼罩的路径，于眼前重现，诸多遗忘的嘈嘈低语，也咆哮四起。张岱丧失了家园与安逸的生活，书卷与亲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后半辈子的任务，就是要重塑、撑起毁坏前的世界。面对满洲异族的统治，他已垂垂老矣，无力起而反抗，也无法再长年流离，于是他选择赁居在名噪一时的名园“快园”，日子必须重新开始。

张岱的一生，就在崇祯十七年发生惊天动地的转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梦想不得不面对冷酷现实，转为阐释王朝败因。满人问鼎中原，随之兵祸不断、烽烟四起，张岱在山僧的掩护下，辗转避居南方山庙之间。张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飘零的岁月，还是随身携带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这或许是实情，总之张岱约在1670年代完成了这部巨制。现存的手稿复印件显示，当时这部书已可刊刻印行，不过整部著述到1990年代才在中国问世，这使张岱并非以史书留名，反倒因简短、警句式散文这种迥别的文体享有盛誉。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体之一。散文讲究文体雅致，竭尽所能雕章琢句，以彰显作者的多才多艺，笔触要敏捷、不拖泥带水，以捕捉飘忽情绪或瞬间刹那，同时利用语气上的对比或急转直下，勾引且震惊读者。张岱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文体一直很受欢迎，他自己后来也成为散文大家。从许多例子来看，驰名的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游记作家（travel writer）。他们以浪迹天涯、游山玩水闻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断四处流浪，敏于音调、悖论，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笔虽扼要洗练，但也处处旁征博引。

不过明亡后，到顺治二、三（1645、1646）年间，张岱逐步体认到，这类文体特别适合追忆夙昔，把已沦丧的世界一点一滴从灭绝中抢救回来。北方农民叛军和清兵入关并作，是亡明的两大力量，然而张岱个人生命的巨大灾厄，终究化为开启他心房的锁钥，让堆累蓄积的记忆释放出来。张岱流离失所时撰写的《陶庵梦忆》手稿，篇幅虽短但感情丰沛，多亏友人保存，我们才有幸在日后分享他心灵永无休止的探索。

无论如何，张岱其人仍难以尽述。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现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不仅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写，也为同为明朝遗民的同志而写；张岱将乡愁置于对当下的关怀之上，好坏自由后人评断。他生于、长于龙山山麓，中年归返龙山，只为将心中了然之事理个清楚。

我们不能说张岱是寻常百姓，但他的确比较像是寻常百姓，而非闻人。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回对明朝的回忆。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他都想留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