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平日居家读书，从不为谋生操烦。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因为除非他功成名就，否则插翅也无法逃出樊笼。就算是得到功名，那也只是虚的，因为在荣华富贵之下，总有可能暗藏失败伏流。

张岱所秉承的学问不只是死背几本典籍而已，而是有可能皓首穷经，在私人藏书楼里消磨一生，并把大好青春与家财用来准备科考。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到了最后阶段，一考就是好几天，是对心智的一大考验。一旦金榜题名便能当官，荣华富贵随之而来。在张岱的世界里，不同辈分的人一同读书并不足为奇：很多考生要到孩子生下之后才取得功名，有时还有子侄比父叔先通过科考。对于富室之家而言，科考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科考每三年举办一次，先要通过州县考试取得“生员”资格，再到省城参加乡试，取得“举人”功名，最后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到京城参加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

以张家为例，张岱把张家的书香传家，归功于高祖张天复。张天复生于正德癸酉，是绍兴张家枝繁叶茂的第三个儿子。根据家传，太高祖以其他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为由，在天复幼时便要他从商。但张天复泪流满面地恳请父亲，若不让他读书，将会断送他的一生——“儿非人，乃贾耶？”天复得到太高祖的肯允，从此焚膏继晷读书，终于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

张家书香传家虽发祥于张天复，但科举功名不免也让他笼罩阴影。根据张岱的解释，张天复泪眼恳求之后开始发愤读书，他先是通过地方上的考试取得生员资格，准备前往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主考官徐文贞曾是张天复在绍兴的业师，并于先前的考试将他置于第一。这时，徐文贞把他找来，协助自己批阅他县考生的试卷，并向他保证已将他列为头等。张天复惟恐流言飞语、瓜田李下，或者更糟，所以谦辞不肯附和徐文贞，徐文贞不敢置信，仍不死心地向他说：“以若首，第二以下，若自定之。”这段插曲（尽管只有张家人知晓）还是不免让张天复的正直落人口实。

张家人相信张天复读书的地方有灵秀之气，对于考取功名至为关键。对于年少的张岱而言，高祖张天复在这种环境中读书实在是绝配。张岱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到此处一游，写道：“筠芝亭，浑朴一亭耳……吾家后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后此亭而楼者、阁者、斋者，亦多不及。总之，多一楼，亭中多一楼之碍；多一墙，亭中多一墙之碍。太仆公（高祖）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内亦不设一槛一扉，此其意有所在也。亭前后，太仆公手植树皆合抱，清樾轻岚，滃滃翳翳，如在秋水。”

张岱认为家里后来所建的亭子、楼阁，都比不上高祖张天复所建的筠芝亭，再高一层、多一道墙都嫌多余，亭外亭内都不增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张天复当年还种了树，如今树干已有双手合抱那么粗，清风徐来，如在秋水。

相对于筠芝亭的完美，张岱凸显了科考的现实。张岱以艾南英为例，此人在万历十八年参加乡试落榜，之后到万历四十八年，一共考了七次都没考上。张岱曾择要记下，艾南英回想他当年是多么努力，苦读了三年又三年，想办法去捉摸不同主考官的喜好，从不同时期的考试归纳出各种风格，还要贯通经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老庄，知兵法，求的就是通过科考。

艾南英还提到贡院里无止境的不便和屈辱；天刚破晓，跟一群直打哆嗦的年轻学子挤在贡院门口签到，一手拿着笔砚，一手拖着床被，忍受监考官以冰冷的手搜身，以防考生夹带小抄，接着就要想办法找到考棚。考棚甚为粗陋，夏日尘土飞扬，考生挥汗作答，若是突降大雨，简陋的屋顶又难挡雨势，拼了命也得用衣服护住试卷。就算要找时间、地点上个厕所也不容易，而几百个考生浑身汗臭，挤在贡院里，使得恶臭难散。唯一的施恩是监考官一面递巡考生席位，一面大声念出考题，给像艾南英这样视力差或是累得看不清题目的人听。至于耳朵背的考生，监考官就会把考题写在板子上。考完之后，考生还得忍受发榜前的煎熬。如果不幸落榜，考生心中也有数，又得面对黯淡的前景。艾南英留意到，考生就好比妇、奴，“以困折其气者”。

张岱对艾南英的解释稍加补充。朝廷以八股文来“镂刻学究之肝肠，消磨豪杰之志气”，稍有不合格式之处都不行，就算是大学者，“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除非“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其结果是贻祸天下，能通过科考的人，“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虽然科考的压力这么大、缺点这么多，怪的是艾南英与张岱还是觉得科考有可取之处：苦读与压力造就了紧密的师生关系。要消磨时间不是只有闲暇度日一途，苦读不倦更能成就大功业。

当然，张家人未必能重演高祖张天复的成功。张天复的长子张文恭就是自幼体弱，他的母亲不准张文恭为求功名而苦读。文恭怕母亲生气，于是把灯藏在房里头，等到母亲进房就寝之后，张文恭才把灯点亮，开始熬夜读书。张岱还说，张文恭为了昭雪沉冤而奔走，不到三十岁，发须都已斑白。所以当文恭在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状元，族人邻里都没料到，同侪还戏称他是“老状元”。

张文恭金榜题名，自然光耀了张家门楣，但是张岱知道张文恭的仕途并不顺遂，反而让张家承受压力。张岱写道：“吾文恭一生以忠孝为事，其视大魁殿撰，为吾忠孝所由出，则大魁殿撰是吾地步，非福德也。其视为福德者，则为享福之人；其不视为福德而视为地步者，则仍为养福之人也。不然，而饮食宫室之奉，文恭何求不得？而种种之不如后人，何也？”

张岱对祖父张汝霖的描述则更令人费解。张岱说祖父的书法“丑拙”，觉得他有着某种“直听之”，而与其他的读书人格格不入。这并不是说他鲁钝。张汝霖一如其他的张家人，有捷才，能在不意之处出妙语，展现渊博学问。有个例子是高祖张天复的朋友徐渭（文长）以杀人被判死刑，张天复带着还是垂髫小儿的张汝霖去探监。两人交谈不过一盏茶的工夫，张汝霖就能用了两个贴切的比喻，而让徐文长不禁叹道：“几为后生窥破。”问题是张汝霖总是想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用张岱的说法，他的祖父“益励精古学，不肯稍袭佔𠌫，以冀诡遇”。甚至张家出钱让张汝霖入太学，也不用他为家里的田产或其他事情操烦，都没办法让他的个性变得比较收敛，或是想要竞逐科举功名。

张汝霖最后总算觉得准备好参加乡试，但刚好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万历十六年去世，母亲则在万历十九年。按照传统，父母去世，子女必须守丧两年三个月。守丧期间，既不能任官，也不能参加考试，但还是可以读书。于是张汝霖先在绍兴家产龙光楼读书，之后在万历二十二年又到南京鸡鸣山。但是张汝霖在鸡鸣山读书时得了眼疾，“昼夜不辍，病目眚，下帏静坐者三月”。不过，张岱记载，虽然遭遇变故，祖父张汝霖还是不改其志。朋友到张汝霖的房间里，以经书的内容切磋讨论，而张汝霖“入耳文立就”。张岱认为这段心智淬炼不但帮了祖父在万历二十二年乡试中举，也让他在次年进京应试，并以三十九岁之龄会试及第，过了不久，张岱就出生了。

但张岱还是觉得祖父在万历二十二年乡试中举的过程仍有隐晦不明之处，于是就花了一点时间去厘清来龙去脉。张岱在自述中提到，祖父准时应试，振笔疾书，中午不到就写好卷子。卷子先交给教谕考官，进行初步批阅，结果他把张汝霖的卷子都列为“不适”，再把他认为写得好的卷子“上大主考九我李公，詈不佳，令再上，上之不佳，又上，至四至五，房牍且尽矣，教谕忿恚而泣”。

大主考李九我清点了试卷数目，发现少了七份卷子，于是就问教谕是怎么回事。教谕答说：“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李九我命其找出这七份卷子，照张岱的说法，“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

主考李九我虽然有意把张汝霖放在榜首，但是“南例无胄子元者”，官员的长子不能放在榜首，这是南方的惯例，所以大主考李九我就以龚三益抡元，张汝霖放在第六位。后来李九我对别人说，这么做有违自己的良心，“此瞒心昧己事也”。科考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上榜的考生要向主试考官表示谢意。张汝霖也照规矩行事，“揭榜后，大父往谒房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教谕），房师阖门拒之曰：‘子非我门人也，无溷我。’”

三年考一次的乡试一如进京会试，过程复杂，规矩又多，应试的考生有数百乃至上千之多，耗时数日，显然张岱为求叙述精彩而把过程简化了一些。但重点是主考官李九我能随机应变，又能惜才，教谕则是照章办事，不知变通，容不得考生有异见。幸好张汝霖的才情能获得赏识，脱颖而出。如果被打入冷宫的这七份卷子果真写得很好，这或许说明了教谕对向来囊括榜单的绍兴人心存偏见，要不然就是他有特定的人选想呈给主考官。张汝霖后来当官，也做了主考，便特别留心榜单以外的考生，是否有遗珠之士，但是最后却因时常力排众议，而遭到解职。

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张岱继续细数参加科举的族人，父亲张耀芳也经历类似的困顿与疾病纠缠。说到这里，张岱的语调更为粗涩，父亲早年生活顺遂，但随即困顿。万历二年（1574），张耀芳生在绍兴，自幼“灵敏”，很早就开始读书，“九岁即通人道”。张耀芳十四岁就取得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但之后将近四十年，张耀芳都是在埋首苦读。幼年对读书的热爱，如今转为抑郁牢骚，使得他情绪低落、为胃疾所苦，视力也几乎失去——或许是因为遗传父亲的眼疾。张岱还在私塾念书时，父亲“双瞳既眊”，已近乎眼盲，但仍然读书不辍。张岱后来写道：“漆漆作蝇头小楷，盖亦乐此不为疲也。”显然是刚从外国传来的科技救了张耀芳的视力，“犹以西洋镜挂鼻端”，让他又能读书，到了五十三岁，才终于上了乡试副榜。

根据张岱的记述，他的叔伯各有因应科考之道。像是季叔烨芳曾仔细看过亲戚为了科考所读的书，颇为不齿，“徒尔尔，亦何极？”但是张烨芳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下帷读书，凡三年，业大成”。但张烨芳还是无意功名，也从未尝试，过着挥霍不羁的生活。更复杂的是张岱九叔（九山）与十叔（煜芳）的关系。十叔显然占了一些优势，“少孤，母陈太君钟爱，性刚愎，难与语。及长，乖戾益甚，然好学，能文章，弱冠补博士弟子”。主考官从众考生之中选了张煜芳，提供津贴，让他去考乡试，长达三十多年。但是，这么优渥舒服的日子并没有稍解张煜芳的坏脾气。崇祯六年，张煜芳的九兄张九山中进士第，有旌旗匾额送至，挂在家门之上，惹得他语带轻蔑骂道：“区区鳖进士，怎入得我紫渊（十叔的号）眼内！”照张岱的描述，十叔张煜芳“裂其旗，作厮养裈，锯其干，作薪炊饭，碎其扁，取束诸栅”。

张煜芳虽然脾气暴躁，管不住自己，又善妒成性，但他对于科举制度本身显然并不仇视。过了十二年后，崇祯十三年（1640），朝廷欲收天下人才，以解决燃眉弊端，于是就下令吏部破格开科进用，结果张煜芳名列特科二等第十九名，补刑部贵州司主事一职。

那么，张煜芳的学问如何呢？张岱则是一语带过：“紫渊叔刚戾执拗，至不可与接谈，则叔一妄人也。乃好读书，手不释卷，其所为文，又细润缜密，则叔又非妄人也。”意思是说张煜芳脾气暴躁，别人很难跟他说话。但是他又喜欢读书，文笔“细润缜密”，由此来看，他又不是个“妄人”。诸如此类的矛盾，竟然集勤学与暴戾于一身。

我们从张岱祖父、父亲的生平可看到，张家学子多有失明之虞。祖父是以处暗室以恢复视力，父亲靠的则是眼镜。明朝时已可买到眼镜，一副眼镜值白银四两。但是比张岱小十岁左右的堂弟张培在五岁便双目失明，药石罔效。根据张岱的说法，失明的原因不是日夜苦读，而是张培喜欢吃甜食，加上亲戚纵容，这孩子要吃什么甜的，全都顺他的意。等到大人察觉张培的视力迅速退化时，就算是祖母“费数千金”，求遍天下名医也没用。

张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状况，张岱说到此事语带赞叹：“伯凝（张培的字）虽瞽，性好读书，倩人读之，入耳辄能记忆。朱晦庵的《纲目》百余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号，偶举一人一事，未尝不得其始末。昧爽以至丙夜，频听之不厌，读者舌敝，易数人不给。所读书，自经史子集以至九流百家、稗官小说，无不淹博。”虽然张培的眼睛看不见，但他生来喜欢读书，于是雇人读书给他听。张培过耳不忘，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共有一百多卷，他全记得一清二楚。读的人口干舌燥，换了好几个人，但张培从早听到晚，仍然听不倦。

张培兼采各家说法，所以在选择自己的人生路时也较为审慎。张岱详细记下：“（张培）尤喜谈医书，《黄帝素问》、《本草纲目》、《医学准绳》、《丹溪心法》、《医荣丹方》，无不毕集。”张岱说张培“架上医书不下数百余种”，而张培一如以往，每本书都找人来读给他听，只要听过就能记住。张培也慢慢开始把心力集中来研究“脉理”。一个失明的人能钻研脉理，自然让人佩服：“凡诊切诸病，沉静灵敏，触手即知。”

张培对各种草药的药性了如指掌，医术因而更上一层楼，他派人为他采集草药，并命人谨遵名医古法加以炮制：“凡煎熬蒸煮，一遵雷公古法。”张培抓药时仔细的程度，让张岱很佩服。张培“不盥手”是不开药罐的，抓药、磨药粉也是非常用心，务求剂量准确。而且张培为人仁厚大方，他的父亲早逝，所以族人有难，都是由张培照顾料理。其结果就是“凡有病者至其斋头，未尝斋一钱而取药去者，积数十人不厌，舍数百剂不吝，费数十金不惜也”。

或许是因为张家人体弱易病，而身为长孙的张岱特别聪明但又多病，所以张汝霖对他疼爱有加。张岱后来提过几次随祖父出游的经验，尤其是到龙山附近几处美轮美奂的书房、林园。其中又以建在龙山北麓的“快园”最为讲究。

张岱对快园的记忆丝毫不爽：“余幼时随大父常至其地，见前山一带有古松百余棵，蜿蜒离奇，极松态之变。下有角鹿麂鹿百余头，盘礴倚徒。朝曦夕照，树底掩映，其色玄黄，是小李将军金碧山水一幅大横披。‘活寿’、‘意园’之外，万竹参天，面俱失绿，园以内，松径桂丛，密不通雨。亭前小池，种青莲极茂，缘木芙蓉，红白间之。”张岱记得，园内景致变化多端，百看不厌：“水复肠回，是肠勿阏。屋如手卷，段段选胜，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寙，闭门成市。”就如祖父对张岱所说的，龙山的快园“别有天地，非人间也”。

龙山在绍兴城内西北侧，张岱有许多最早的记忆都跟此处有关。龙山其实只是一座山丘，有一侧陡峭，高不到百尺，平易可亲，无迷路之虞：只消一盏茶的时间便可抵达山顶，游历顶峰不过一炷香的工夫。游人可沿着小径穿越林间，信步石阶，在各处名胜憩息片刻，或是造访位置各有奇巧的寺庙。若是登上观景台，从树梢之上鸟瞰全城：西北方自城墙至山陵，形成绍兴与杭州之间的屏障；东北有钱塘江横亘，奔流入海；南有房舍栉比鳞次，屋后河道交错，是旅人商货往来的交通衢道，另有两座高塔，在城内各处都可看到；过了乞门城墙，山陵更为绵延高耸，本城官差鲜少到此处。张家就跟绍兴城内许多有钱人家一样，所住之处背倚龙山，园林宽敞，庭院匀称有致，起居空间依辈分、性别、地位而细加区隔。张岱是长房长子长孙，由祖父张汝霖亲自调教呵护，他在家中的地位自是不凡。

张汝霖显然对张岱寄予厚望，几度带着他游赏“快园”，但这或许是想让他忘掉书房被仲叔张联芳所毁的伤痛。张岱曾写道，他在五岁第一次见到这读书的所在，觉得极为理想：这间书房系亭式建筑，其设计有立于树梢之上，因而名为“悬杪亭”，典出唐代诗人杜甫祖父杜审言的诗句“树杪玉堂悬”。张家孩童的教育多始于冶游、作对联，以及对往昔的缅怀。张岱记得悬杪亭“在一峭壁之下”，“木石撑距，不藉尺土，飞阁虚堂，延骈如栉。缘崖而上，皆灌木高柯，与檐甃相错”。

然而，如此快意生活，却是注定劫数难逃。这回是张岱父亲的大弟——张岱从小跟他玩在一起——葬送了这段惬意岁月。张岱记得：“后仲叔庐其崖下，信堪舆家言，谓碍其龙脉，百计购之，一夜徙去，鞠为茂草。儿时怡寄，常梦寐寻往。”

张汝霖对长孙张岱的教育似乎有所宏图，还带他一同去见大学者黄贞父，张岱对这件事留下了详细的记载。黄贞父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后来归隐杭州城西，结庐山下，辟课授徒。张汝霖或许希望黄贞父能答应收张岱为弟子，跟他读书。等到张汝霖祖孙来到黄贞父的山庐，才发现投入门下受业恐怕不可行。张岱后来回忆小时候的这次拜访：“四方弟子千余人，门如市。”黄贞父面黧黑，多髭须，目光炯炯，笑口常开，有一心多用的能耐：“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覩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黄贞父为人好客，慷慨大度，来客无分贵贱，人人都能饱餐安眠。

张岱并未正式拜师黄贞父门下，但二十年来，黄贞父与张岱的祖父张汝霖陆续有所交集，时而融洽，时而较劲。两人还一度同在南京做官，共结“读史社”，互赠文章。张汝霖于天启五年（1625）去世，张岱在次年还旧地重游，去了一趟黄贞父的杭州山庐。结果山庐一片荒芜：黄贞父在张汝霖死后不久也告谢世，灵柩就放在大堂里，昔日人声鼎沸，如今却是凋敝倾圮。张岱当年来访，觉得黄贞父书房外的砌石娇如山茶，如今却是“风雨落之，半入泥土”，任谁来都可出入其间，“如蝶入花心，无须不缀也”。看在已长大成年的张岱眼中，似乎就只是黝黑浸润而已。一个想法突然涌上张岱心头，何不把黄贞父的荒废房产租下，独自住在这破败大堂里，“以石磥门，坐卧其下，可十年不出也”，过着最简单的生活，“身外长物则瓶粟与残书数本而已”。然而为现实所迫，张岱这一时兴起的念头也只得作罢。

黄贞父既然无法亲自调教张岱，张汝霖也就尽力来栽培他。张汝霖收藏的书册、抄本十分丰富，张岱也不避讳，曾说到家中藏书的一部分如何成为他所拥有。“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大父诏余曰：‘诸孙中惟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余简太仆文恭大父丹铅所及有手泽存焉者，汇以请，大父喜，命舁去，约二千余卷。”

据张岱后来记述，祖父教他读书，方法并不拘泥。照当时的考试规矩，考生第一场考“四书”，这是从12世纪末朱熹集注便订下来的；第二场考“五经”，相传乃是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辑成。每个学生必须从“五经”择一来深入钻研。照张岱所言，祖父专精《易经》。第三场考“策问”，题目从四书五经而出，但应就当时切身所需的经世济民之论加以抒发。

最优秀的学子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浩繁的经文注释上头，但张岱说，祖父不许他依随俗套：“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张岱从祖父身上学到，若是靠注疏，只能抓到一成原意而已，必须靠灵光乍现——这个想法在16世纪末的某些读书人之间很盛行。张岱回想当年读书时，“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

灵光乍现的片刻可遇而不可求，就算是苦思注疏也不可得，只能“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且是出奇遇合，譬如见道旁蛇群相斗，或大娘舞剑器，悟出笔法。张岱写道：“其所遇之奥窍，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声香味，触发中间，无不有遇之一窍，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耳。”

张岱虽有祖父的鼓励，但一直都没通过乡试。（张岱屡试未中，以致情绪低落，至少有一段时间是颇为失意的，幸好有弟弟与好友祁彪佳从旁相劝。）张岱虽然与功名无缘，但也一直嗜读不辍。他虽对科举制度心存芥蒂，但似乎借着对典籍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深刻看法，而能从祖父的功名中得到慰藉。张岱甚至还期待，说不准哪天会有主考官赏识他的学识，张岱自己的说法是：“古人精思静悟，钻研已久，而石火电光，忽然灼露，其机神摄合，政不知从何处着想也。举子十年攻苦，于风檐寸晷之中构成七艺，而主司以醉梦之余，忽然相投，如磁引铁，如珀摄邹，相悦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

张汝霖也有他轻松的一面，偶尔会表现在张岱这个孙子的面前。张汝霖曾为弟弟张汝森（也就是张岱的叔公）写了一篇文字精妙、格律森严的文章，让张岱印象尤其深刻。当时张岱十五岁，而祖父与叔公想必让他深觉游龙山乐趣无穷，读书之乐也不在功名而已。张岱写道：“族祖汝森，貌伟多髯，人称之曰髯张。好酒，自晓至暮无醒时。午后，岸帻开襟，以须结鞭，翘然出颔下。逢人辙叫嚎，拉至家，闭门轰饮，非至夜分席不得散。月夕花朝，无不酩酊大醉。人皆畏而避之。”但张岱进一步说，汝森性好山水，“闻余大父出游，杖履追陪，一去忘返”。

两老手足情深，张汝霖对弟弟汝森的嗜好也不以为忤，还煞有介事写了一篇漂亮的文章，措辞庄严，写的却是胡闹之事，形成对比，煞是有趣。据张汝霖的说法，这篇文章写于万历四十年（1612），张汝森修葺一轩毫，以供来访宾客一同饮酒之用。张汝森请兄长为这新建明轩命名，张汝霖于是题以“引胜”，并作《引胜轩说》，解释名称由来：“吾弟众之（汝森之字），性嗜酒，一斗贮腹，即颓然卧，不知天为席而地为幕也。余尝许众之得步兵之趣，卜居龙山之阳。居未成，先构一轩以供客，曰：‘吾不可一日无酒。’因问名于余，余题以‘引胜’。众之瞪目视曰：‘此何语？我不解义，毋作义语相向。’予徐举王卫军‘酒正是引人着胜地’语未绝，众之跳曰：‘义即不解，但道酒即得。’”

张汝霖喜好钻研文字义理，张岱在别处提到，祖父正在编纂一部辞典，便把辞典编纂之理和酒并列观之：“夫世人为文义缠结，至吚唔作苦，曾不得半字之用者，殆以义缚耳。且文义至细者也，粗至于富贵，大至于死生，纠緜结约，胶不可解。甚或慕富贵，将捐死生，尊死生，又将脱富贵，而不知两皆缚也。深于酒者，有之乎？”

“众之尝云：‘天子能骜人以富贵，吾无官更轻，何畏天子？阎罗老子能吓人以生死，吾人奉摄即行，何畏阎罗？’”

“此所得于酒者全矣！”张汝霖以道家思想继续阐述，“全于酒者，其神不惊，虎不咋也，坠车不伤也，死生且芥之矣，而况于富贵，又况于文义？”张汝霖知道汝森虽然不解轩名之义，但其实已了然于胸了。

“酒是众之胜场”，这是张汝霖的结论。“安可与争锋？且彼但知酒，而吾与尔复冥搜沉想，堕于义中，是为义缚也。……余量最下，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矣。”张岱则用短短三句话，总结叔公张汝森的余生：“髯张笑傲于引胜轩中几二十年。后以酒致病，年六十七而卒。”

祖父于天启五年（1625）去世，此时张岱二十八岁，刚好人在杭州，所以无力保全祖父的藏书：“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

如果说搜罗藏书如此不易，但是飘零四散却是转眼间事，那么书又如何能引领人探索更深邃的知识？随着年岁渐长，张岱对此愈感迟疑，他在文字中也不断忖思，自己为何花这么多时间作各种知识的探索。这不只是说科考不值得费心花钱，而是追求学问本身到头来也是枉然。怪的是张岱却以他所敬爱、甚至敬畏的祖父为例，仔细探讨这个主题。张岱的祖父张汝霖虽有才气，但却把余生投注在一个不可能的梦想——编纂一部大辞典，尽收天下知识，并按音韵编排。张岱写过一篇名为《韵山》的文章，说他不曾看过祖父没有一卷在手，而书斋里卷帙正倒参差，积了厚厚的灰。天光亮，祖父就把书带到外头，就着日光读书。日落之后，他便点起蜡烛，“辄倚儿携书就灯”。他就这么读到深夜，不露疲态。

张汝霖说前人所编的辞典都不尽正确，于是决心自己编一套，取山之譬喻来加以组织编排：摘其耳者曰“大山”，摘其语者曰“小山”，事语已详本韵而偶寄他韵下者曰“他山”，脍炙人口者曰“残山”。张岱说在此“韵山”中，满卷都是祖父的蝇头细字，“小字襞，烟煤残楮，厚如砖块者三百余本”。某些韵脚甚至写满了十几本。

有一天，有个朋友从北京带了一部《永乐大典》的抄本给张汝霖，卷帙浩繁，搜罗齐备，论编排、论规模都比张汝霖所编的要高明。张汝霖不禁叹道：“书囊无尽，精卫衔石填海，所得几何。”三十年的心血弃于一旁，自此未再归返“韵山”。就算祖父完成了这项大业，张岱认为“亦力不能刻”。辛苦了三十年，除了“笔冢如山，纸堪覆瓿”之外，一无所获。

张岱或许会同意，以一人之学力，总难与朝廷倾全国之力相比。他一方面惋惜祖父的心血付诸东流，但又尊敬、推崇祖父曾经这么做过。祖父辞世多年后，张岱说他不曾想过毁掉这部巨著的手稿，还把它藏在龙山自宅。丙戌年间（1640年代），绍兴受兵祸外夷所侵扰。张岱费尽心思，把“韵山”的手稿都藏在乡下寺庙的藏经阁。这么一来，至少后人有机会了解张汝霖的构想，续成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