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在三十岁出头时，终于决定离开他熟悉的安逸江南，前往陌生的华北，此时他已结婚，母亲与祖父也都已谢世。或许张岱感受到宽广世界的召唤，但是触动他北行的似乎是父亲张耀芳终于中了举人。这当然称不上功成名就，但这也让五十三岁的张耀芳在天启七年（1627）以副榜贡谒选，并以“司右长史”之衔，在鲁南兖州的鲁王府当差做个小官。明朝只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直系男性血亲才能领有封地，不过官位可授予外人。崇祯二年（1629）秋，张岱曾赴兖州为父亲祝寿。

张耀芳在鲁王府的处境颇为尴尬：多年来，鲁王封地的世袭并不顺利，或是世子早夭，或是无子嗣，以致隔代袭位，或由弟弟袭封。鲁献王是侧室幼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袭封为王，崇祯九年（1636）薨，身后无子嗣。张耀芳与鲁献王甚为投缘，据张岱所言，因为鲁献王“好神仙，先子精引导，君臣道合，召对宣室，必夜分始出。自世子郡王以至诸大夫国人，俱向长史庭执经问业，户屦常满”。但是鲁献王的方式有时难以参透，譬如鲁献王“尝取松肘一节，抱与同卧，久则滑泽酣酡似有血气”。

张岱有了绍兴的经验，对自己鉴赏灯的功力很有信心，但是以他这次所写到崇祯二年（1629）的出游，他在兖州所见的奢华超乎他的想象与经验所及。鲁王府殿前广场竖起八座木架，每座木架罩以珠帘，高二丈。每一珠帘分别镶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晶映通明。在珠帘围成的圆形剧场内有以蜡、树脂做成的动物——狮、象、骆驼——有人藏于其中，以车轮操作，雁雁而行，还有人作蛮夷战士装扮，骑在动物上，手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等，饰有闪烁花朵，有如野马飞驰、黄蜂出窠。鲁王府南殿门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让张岱为之动容的不只是这惊人的景观——因为他很清楚表面的壮丽可能会流于粗鄙——而是到了最后，这浓密的焰火已近于他梦寐以求之物：一种完美的形式，完全打破掉人的基本期待与平衡感。

张岱写到这种感受：“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看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这仿佛“诸王公子、宫娥僚属、队舞乐工，尽收为灯中景物”。

万历四十一年（1613），张岱前往鲁王府探望父亲，顺道游访泰山。泰山的历史悠久，佛教寺庙林立，名声不凡；上山的路上，香客络绎不绝，张岱估计平日就有八九千人，春季最多会有两万人。人说登泰山观天下，乃是人生难有的经验。但是张岱却发现进香朝圣，片刻不得清静，因为处处有各色货郎叫卖。山东省从香客身上赚了不少钱，这是相当可观的来源：张岱说“山税”每人一钱二分，每日涌进几千香客，每年岁入轻易就有二三十万银两。这笔岁入由省城官吏与本地三处王府均分。在前往峰顶入口的山脚下有许多客栈，六名牙家（负责旅游规划）驻在客栈内，照料每个香客的各类需要。

张岱还没进客栈，就看到外头有优人寓所、驴马槽房、妓馆。山脚下的寺庙，周围有开阔的空地，各式卖艺的人在此竞相吸引香客的目光：货郎扇客错杂其间，叫卖小玩意儿以招徕女子、小孩，夹杂讴唱锣鼓喧嚣之声，另外还可见到摔跤、蹴踘、走解、说书、斗鸡和戏台表演。

住客栈的人须纳例银三钱八分，额外花销另计。客栈供餐三种，丰盛有别：上山前有早餐，攻顶途中有中餐，香客平安返归客栈则有“席贺”。上山前，膳食是素餐，上山途中则备有水果、核仁、素酒。而豪奢的席贺最费周章，有十道菜、糖饼。席贺也有等级之分，依席位人数、表演而定：上等席贺，每位香客有专席，欣赏弹唱演戏；中等席贺，两人一席；下等席贺，三四人同席，弹唱、不演戏。狎妓则另外计费。

张岱上山的那天清晨下着雨。这时牙家已雇好轿子、轿夫，轿夫把张岱抬起，以皮条把樏杠（竿）拴在肩上，走在陡峭的小径上。沿途皆是乞丐，而牙家早已备妥钱银，上头铸有“阿弥陀佛”字样，以打发乞丐。用来施舍的钱银已经算在住店例银之内了。

上山路途遥远，张岱从客栈到山顶这段路可说是“天时为之七变”，让他大感意外。启程时大雨滂沱，抵红门时云层密布；至朝阳洞日出，到御帐岩又阴曀；至一天门刮大风，到三天门起云雾，登顶封台时已见雪冰。张岱写道，“天且不自知，而况于人乎？”

张岱的手脚此时已经冻僵，牙家把他带到一栋简陋的小土房，升起小火让他取暖。等到他身体暖和，离开土房时，浓雾又起，视线蒙眬，只能摸索前行，“手先于趾”，终于抵达山顶供奉护山神“元君”的碧霞宫。殿内有三座元君像，都不算大，但是相传非常灵验。左手边的神管生育，右手边的神管治疗眼疾。中间的神像座前悬挂了一枚金币，只要是想得到各种福报的人，都可向他祈求。香客把铜钱或小银锭自栅栏之外朝金币投掷，若能投中，则更受保佑。结果神像四周地上堆满供奉。有些香客会以白银谢神：求子得子者，将白银制成小儿状；欲重见光明者，以眼睛状白银酬之。另外还以绸帛、金珠、宝石，甚至膝裤、珠鞋之类供奉佛像。山脚有军营驻扎，每晚皆派兵巡视碧霞宫，守护供奉。每隔一段时日，便清点香油供奉出售，以贴补山税之不足。

张岱希望云雾散去，得识泰山面目，但是牙家、舆人（轿夫）坚持务必在变天之前下山。张岱劝他们不动，只得屈从，因为他实在也看不清路，又无处投宿。但是下山的过程把张岱吓得魂飞魄散：“舆人掖之竟登舆，从南天门急下，股速如溜，疑是空堕。余意一失足则齑粉矣，第合眼据舆上作齑粉观想，常忆梦中有此境界，从空振落，冷汗一身时也。”

回到客栈之后，牙家备妥“朝山归”筵席，搬演戏剧，酌酒相贺。张岱完成朝圣，牙家也很欢喜：名利双收，香客有好视力、又得子嗣，夫复何求？但是这趟朝圣让张岱失望，筵席吃起来也觉得无味。张岱见夜空清爽，繁星明朗，便想次日再登一次泰山。天刚亮，张岱把这想法告诉牙家，结果遭到拒绝：没有人再登一次泰山的，这会招来灾厄。张岱决定自己想办法，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愿意载他上山的山樏，知道他昨日上过山顶的当地人对他无不指指点点，笑他愚蠢。但是这趟上山实在值得，天候清朗，景致壮丽。这回张岱也有时间到泰山上的其他寺庙看看，一窥佛经、四书碑文；而且因为天气放晴，看得更清楚，他才惊觉昨天在一片浓雾中下山有多么危险。

张岱这次登泰山的经验并不算正面。有两件事尤其让他悻悻然：一是登顶途中乞丐随处可见，进香朝圣之旅摆脱不了铜臭味。另外就是香客随意刻字于崖石，或立碑于寺庙。有些香客把前人雅致的刻文磨去，在原处刻上并不高明的字，有些则是咬文嚼字，抒发陈腔滥调。“万代瞻仰”、“万古流芳”是两个张岱尤其不以为然的例子。张岱认为乞丐与其间的进香者，“无处不作践泰山清净土，则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践世界也与此正等”。

这类对宗教（以及圣地）事物的意义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张岱的文字中多所映照。以激发历史幽情与象征意义而言，少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曲阜孔庙，但是张岱对孔庙却毫无景仰之意。张岱在崇祯二年（1629）访孔庙，还得付钱才能进去，而且孔庙处处是失当突兀的标语，用来引导不明就里的游客。但张岱似乎相信他抚摸轻拍的老桧真的是孔子亲手种植的：“摩其干，滑泽坚润，纹皆左纽，扣之作金石声。”张岱也注意到，为防宵小窃取，祭坛上所用礼器都已钉牢。

张岱虽然游历四方，看遍大小寺庙，与许多所谓贤者交谈，但真能吸引张岱一窥堂奥的人却是屈指可数。有些人确实有意邀请张岱，但他无心跟从。譬如崇祯十一年（1638）的某个冬日，张岱提到他同仆役（苍头）带着竹兜，到南京东南方的栖霞山，登顶访寺。“山顶怪石巉岏，灌木苍郁，有颠僧住之，与余谈，荒诞有奇理，惜不得穷诘之。”张岱虽然失望，却心生两个彼此相反的念头：一、颠僧所居的山上，岩石尽刻佛像，犹如古代刑律，每座岩石都受“黥劓”。但张岱也不能否认，远眺长江帆影点点，心中“悄然有山河辽廓之感”。

张岱打算打道回南京时，有一人从他前面行过，张岱一看，原来是旧识萧伯玉。于是两人就在附近的寺庙里闲聊，喝着僧人准备的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包括进香朝拜之事。萧伯玉对宁波外海的普陀山很有兴趣。张岱刚好才在三月底、四月初到过普陀山，并完成《普陀志》一部。张岱从箧底找出一册，两人一同切磋。萧伯玉读了张岱的《普陀志》大喜，还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张、萧二人就着火把一同下山，彻夜长谈，方才告别。

普陀山长十里、宽三里余，坐落在宁波以东百里处。相传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在人世间的居所，所以自古享有盛名。远洋航行的船舶在宁波靠岸，货物再取道杭州进入大运河，或是走其他水路与长江流域进行贸易。随着宁波通商集散之名愈来愈盛，普陀山也愈来愈有名。

张岱估计，岛上至少有七十五座寺院，大小不一，另有两百座规模较小的庵庙，名胜风景不计其数。相传阴历二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诞辰，更是进香高峰。张岱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到普陀山，换算成阳历，这年的观音生日应是四月初三。张岱为了赶上宗教盛会，在三月三十一日搭船，他注意到随着这庄严日子的接近，杭州愈是杂沓喧嚣。观音诞辰之前好几周，来自各地——尤其是北方——的香客都来到杭州；城里到处都有摊贩在大太阳底下叫卖各种货物，各寺庙广场也是挤得水泄不通。张岱一一细数，有发簪、粉妆、化妆水、象牙、小刀、善书、茭杯、神像、各色玩具、小饰品等。

张岱不喜海上航行，他也注意到每次邀友人跟他一同出海，朋友全都找借口推辞，只有秦一生例外，他曾跟着张岱去过几处宁波一带的寺庙。张岱认识一个曾经去过普陀山的人，这人就是张岱的外祖父陶兰风，岛上还有一处寺庙至今还留着陶兰风的题字。一般人对这种旅行避之唯恐不及，张岱觉得也是情有可原。普陀山可看的东西不多，只有古刹名寺，以及簇拥的善男信女“三步一揖，五步一拜，合掌据地，高叫佛号而已”。

况且，到普陀山这趟旅行也谈不上惬意。海相不靖，狂风大作。船家唐突又迷信，把纸钱撒在海上，以安抚海龙，还要旅客噤声，以免惊扰海神。而信徒前往普陀山所搭的廉价客船，其住宿条件张岱也不能苟同。这种“香船”的饮食水火之事由称为“香头”的和尚负责，张岱说这“是现世地狱。香船两槅，上坐善男子，下坐信女人。大篷捆缚，密不通气，而中藏不盥不漱，遗溲遗溺之人数百辈”。张岱认为想要松活些的话，只能乘官舱“唬船”。唬船的客舱宽敞，可行立坐卧，箬篷收起，可流通空气。摇桨者皆水营精勇，惯习水战；航行时，两旁各用十八只桨，也十分安全。如果张岱真的是乘香船出海，恐怕很快就会改变心意换搭唬船的，因为他写到夜半时分，披衣坐在甲板上，微风轻拂，月色丽金，簇簇波面，甚是享受。

张岱在普陀山倒没有得到什么开悟，不过的确看到若干十分虔诚的现象。在观音诞辰前夕，成千上万善男信女“鳞次坐”，挤满殿庑内外，彻夜诵经，并燃香触头顶、手臂苦修，甚至还可闻到皮肉烧烙的气味。就连张岱也不免要想，观音大士慈悲为怀，难道乐见此等供奉？许多香客在没睡觉又受痛的状态下，会见到观音大士像移动或是大放光明；张岱对此并不意外，但是当他问住僧可曾亲眼见过观音大士的种种异象时，住僧正色回答，观音大士已在万历年间迁移他处，如今已不复见显灵。这答复这么天真，张岱还得忍住才不会笑出来。

普陀山一如泰山，整体运作有条不紊，每天都有好千人要吃饭、市集的规模和商业手法，在在令张岱刮目相看。张岱在普陀山也享受到他没料想到的欢愉，如闲步至普陀山著名的沙滩，两座古刹分居两端，相距千步之遥，只见“海水海汰，沙作紫金色，日照之有〔钅芝〕。是沙步为东洋大海之冲，不问潮之上下，水輙一喷一噏。余细候之，似与人之呼吸相应，无昼无夜，不疾不徐，其殆海之消息于是也”。张岱从另一座山东望，但见大海窅窅无边，天际杳霭苍茫处，朦胧有陆地之轮廓：张岱相信这是三韩、日本、扶桑诸岛。然而世事总有突兀之处：当地渔夫每日捕了数万条鱼，全都下了肚，似乎有违戒律。虽有善布施、慷慨、慈悲为怀等善行，仍不免有铺张虚饰的情事。张岱向来都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从小处勾勒大原则。张岱在整个长达一个多月的进香期间谨守持斋戒律，等到他在舟山岛的定海上岸，进香结束，便赶到当地市集，买了他爱吃的黄鱼。这顿佳肴张岱渴望已久，但才吃下去，没多久就又都吐了出来。

张岱把他在信仰与进香世界中一陆、一海两种不同的经验放在一起，得出他自己一套看法：“余登泰山，山麓棱层起伏，如波涛汹涌，有水之观焉。余至南海，冰山雪巘，浪如岳移，有山之观焉。山泽通气，形分而性一。泰山之云，不崇朝雨天下，为水之祖。而普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离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无山焉，为之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是有血而无骨也。有血而无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

即使张岱不常作这类长途旅行，但一旦为之，总会遇到来自大江南北的旅人，并谈上几句。尤其是水路之行——不管是从杭州走大运河北上京城，或是循邻近河道，或出海前往普陀山——总不免有等待或无事可做的时候，于是与陌生人攀谈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在晚上往来江南一带的渡船，舱底堆满货物，上层甲板给旅客活动，整理得相当干净，停靠的港口也少，旅客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这让张岱动念写书，将各类知识编纂成书，名称为《夜航船》。张岱序里头解释了写此书的动机：“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盖村夫俗子，其学问皆预先备办，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彼盖不知十八学士、二十八将，虽失记其姓名，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而反谓错落一人，则可耻敦甚。”

张岱说许多人自称博学才子，却是徒有虚名，时常犯下大错，实在可悲。他写了一则所谓读书人与游方僧同宿渡船的故事，以说明这一点。这游方僧蜷缩船舱一隅而寝，而读书人却高谈阔论，大放厥词。僧人始终以礼相待，但最后也对读书人所说的种种不真确之处感到错愕，以致以“伸伸脚”为由，离开船舱。那读书人的长篇大论也到此结束。

对张岱来说，问题在于学习的整个性质为何。在绍兴附近的城镇，几乎每个人都能识字，一直要到二十岁才加以筛选，有人继续读书为学，其余者则弃文习艺。在这种地方，就连百工艺匠也读过不少书，堪称“两脚书橱”。不过他们的学问基础不深，所以也算是某种无知，而浮夸的学者一样也是不学无术。

那么解决之道何在呢？张岱以为，并不在完全放弃钻研古人与重要典故，而是要能从浩繁典籍中找出真正重要的行谊，并从充栋的史料中萃取精华。于是张岱缀集自古以来值得一记的事物，以备乘船与旅伴言之有物所用。为达此一目的，张岱广采博搜——从天文、地理、考古、政事、礼乐、方术、外国、植物等——共汇集二十部，在每一部之下，张岱罗列他认为有必要知道之事。若能具备这些知识，乘船旅行就不会碰到尴尬窘迫之事了。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张岱最后总计搜了四千余条名目，各附扼要解释。张岱若要“勿使僧人伸脚则可矣”，这部作品绰绰有余了。

张岱的《夜航船》中有一卷谈的都是外国风情，从邻近的朝鲜、日本，远至忽鲁护斯和三宝太监郑和于1420年代探访的非洲东岸。这类内容读来或许有趣，但全书三十万字全没提到西洋天主教士以中文所写的著作。西洋传教士在北京遭到迫害，在天启年间改以杭州为宣教的根据地。天主教徒在杭州招收信徒，而支持与批评教会的人针对基督信仰的意义与西方社会的本质进行辩论。

张岱的祖父张汝霖也参与辩论，表现出他折中的治学风格。他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后便细读过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中文写的著作（谈的是如何过道德的生活），总结其内容概要，并应一位杭州的知名信徒之请，写成一篇序言，向广大中国读者推介利玛窦的著作。张汝霖在序中指出西洋种种道德之说与儒、佛之道教格格不入，但最后还是言不由衷，赞同这本书是能让愚笨的人变得聪明，但也能教聪明人变笨。这位西洋学者的文笔略显冗赘卖弄，就好比盲人挥闪着金色外衣要看见东西，或者回家的人还在头上耍大旗。祖父或许觉得若干论断有失之偏颇，所以又温言说，有人吃鸡喜欢吃鸡爪，有人吃鱼喜欢吃鱼下巴。我们实在不能以偏概全。

张岱的同乡好友祁彪佳曾为张岱的《古今义烈传》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序。祁彪佳家中也藏了几种天主教著作，张岱可随时翻阅。张岱写过一篇论利玛窦的文章，但未署明日期，后来收录在他的明史著作中。由此看来，天启年间以中文书写、中国读书人看得到的各类天主教著作，张岱读了很多。比方说，他知道利玛窦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死在北京时，耶稣会神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人也在北京，这时王丰肃已到南京、杭州，吸收了许多信徒。张岱也知道南京有好些学者认为耶稣会士很麻烦，还上奏皇帝禁止耶稣会士下广州。张岱还知道有些传教士不顾禁令，从南方潜回南京，继续宣教。

利玛窦在1580年代漂洋过海，来到中土。张岱稍加推估，利玛窦花了三年的时间，跋涉四万三千公里，让他非常佩服。所乘的大船能载一千五百人，航行“茫无津涯，惟风所之”。张岱对利玛窦笔下所写的欧洲很感兴趣：西人用阳历，而非阴历。交易通货使用银币，喜爱玉和宝石的人并不多。各种犯罪少有发生，若是发生，必定被视为大事。欧洲有机械钟，每十五分钟敲小钟，整点敲大钟——利玛窦带了几座自鸣钟当贡品。西人通常住在高塔以防地面湿气，以金、锡制成罐子。张岱记载，西人有一种横摆的琴，宽一公尺余、长近两公尺，内有七十条弦，以精铁铸成，弦与琴等长，连接到外部的键盘。利玛窦曾进了一台西洋琴到宫里。西人热衷天文地理之学，并带来各种相关仪器。西人说地球乃是浮于苍穹之中，所以若是一直西行，到了地之尽头，便会转而东行。同理，若是往极北行，终将转而向南。虽然据传利玛窦善于炼丹，也通医理，但西人对占卜显然不感兴趣。天朝与泰西还有一处类似，颇出人意料：根据利玛窦所述，西方有七十国，其面积“广大不异中国”，同时“正北亦有虏，防之亦如中国之防虏，有坚城、火器、弓矢。内地虽城，不必坚”。

利玛窦学习汉语，以期“读孔氏书，故能通吾言”，这份决心也教张岱很佩服。张岱说利玛窦是抵达中土之后才知有佛教，但他并不愿意认真看待，因为佛教徒不承认上帝先于经验而存在，并有指引的力量。

利玛窦来自的地方还有若干有趣之事。有七十余国，各有其主，统帅领土，彼此和谐共处，全赖教皇居中带领，并有两千名才德兼备的神职从旁辅佐。其宗教有三大并存的要素：古代的哲人圣徒，经文由其所撰，指点迷津，慰藉心灵；有神，还有神的母亲。（张岱说根据基督徒的说法，神没有父亲。）这远方的社会结构森严，教皇与宗教领袖独身不婚，因此能避免许多争执与铺张，就连那七十个领主也不纳妾；“无二色，复何淫辟昏荡之有哉？”利玛窦在二十五岁离开家乡便已守贞独身，来到中国二十七载，也不改其志。在利玛窦的家乡，许多女性也不结婚，结果很多男子就没了结婚对象。若想成为学者，也必须寒窗苦读，书本昂贵，考试不易，这与中国似乎颇为相像，但是东西方还是有根本的差别：“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中制科为荣耳。”

西人宗教轨仪的基本成分很简单：“其类（指利玛窦国人）早起拜天，愿己今日，不生邪心，不道邪言，不为邪行。晚复拜天，陈己今日，幸无邪心，无邪言，无邪行。久则早晚愿己，生如千善心，道如千善言，为如千善行。如此不废，著书皆家人语。”张岱可以看出，是有可能由此得到结论，有许多基督教的教义也可在孔、墨、佛、道的经典中看到，因此对整个西方文化得到正面的看法：“起于齐民，终于齐民，不公平何之？”

不过张岱只要一想到道德问题，内心就会开始生出疑惑。张岱的做法通常是在文章结尾一口气提出所有的疑惑：“天主一教，盛行天下，其所立说，愈诞愈浅。山海经舆地图，荒唐之言，多不可问。及所出铜丝琴、自鸣钟之属，则亦了不异人意矣。若非西士超言一书，敷辞陈理，无异儒者，倘能通其艰涩之意，而以常字译太玄，则又平，无奇矣，故有褒之为天学，有訾之为异端，褒之訾之，其失均也。”对张岱来说，真理就跟信仰与实践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都处于两者之间。

张岱也认为，人所深信之事一如令人悚惧或兴奋之事，往往荒诞不稽，不容易说清楚。就像烟火中的火焰，自有其强烈的力量。崇祯十一年（1638），张岱与朋友秦一生游罢普陀岛而归，前往宁波阿育王寺，这次经验最能说明这一点。阿育王寺是为了纪念佛教早期的护教者印度阿育王，他于公元前3世纪整理佛陀的八万四千颗舍利子，据信其中有部分传抵中土。宁波阿育王寺就藏有佛陀舍利。梅檀佛旁便殿内，有万历母亲慈圣皇太后所赐的铜塔，用来藏舍利子。张岱的曾祖张文恭正是在万历年间及第做官的。在张岱眼里，阿育王寺特别秀美：“烟光树樾，摄入山门，望空视明，冰凉晶沁。”佛寺的环境虽好，但是皇太后所赐的藏舍利子铜塔却透着不祥。就如张岱所解释：“凡人瞻礼舍利，随人因缘现诸色相，如墨墨无所见者，是人必死。”

张岱笔调之嘲讽，让读者不太看出来他对宗教的看法，不过倒是可以确定张岱看到了光明与黑暗之间的那道界线。张岱写道，太阳初升，有寺僧来到张岱和秦一生的厢房，指引他们前往佛殿，并打开藏舍利子的铜塔。张岱瞧见紫檀佛龛内有一六角小塔；小塔材质不知何物，装饰精巧，刻有文字，张岱认出是梵文。舍利子便在第二个容器内，自塔顶悬垂而下，摇摇不定。张岱定睛瞅视，相信自己看见三珠成串，仿如牟尼串。舍利子煜煜有光。张岱凝视片刻，躬身寻求影像；他再次紧盯着舍利子，心所期盼的影像出现了：是一尊白衣观音小像，“眉目分明，鬋鬘皆见”。但是秦一生就没这么幸运：“秦一生反复视之，讫无所见，一生遑遽面发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

张岱在十年前完成第一本著作。祁彪佳称赞张岱文笔洗练，为此书作序时写道，他至少要用两百字才能说完的事，张岱只需二十余字便能尽述。我们可由此推断，张岱只以寥寥数字便交代了秦一生参访阿育王寺之后所发生的事，这种简练乃是当时所好。秦一生的死不是谁的错，如果真有原因，只能怪秦一生没有想象力。张岱就算是被轿夫抬着从泰山结冰的阶梯急奔而下时，都还能想象死期将届，因而免于一死，秦一生却无法逼自己去揣摩他需要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张岱能活着回家，写下这则轶事，而秦一生却难逃一死，走上黄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