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九月底，明熹宗驾崩。皇帝登基驾崩，臣民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本是常态，但因为天启一朝腐败的程度，历朝历代少有能及者，所以熹宗的驾崩势必引起很大的反响。万历四十八年（1620），熹宗的父亲光宗即位不足一月，便遭人毒死，廷臣仓促拥立未满十五岁的熹宗登基，以免后宫妃嫔与阉官联手摄政。但是廷臣错估局势，阉官魏忠贤入宫三十载，善于玩弄宫廷权谋，深受新太后与乳母所信赖，而少年熹宗也对魏忠贤宠信有加。

年少的熹宗喜欢做木工，也乐得放手让魏忠贤处理朝政，自己则流连作坊，就连朝廷老臣也无缘见龙颜，只得听任魏忠贤及手下爪牙决断国事。等到魏忠贤掌握朝廷、宫中府库之后，就指派亲信阉官到各富庶省城任职，搜刮税银，毕集于户部。此时国库支绌，叛乱四起，西北蒙古各部蠢蠢欲动，东北关外又有满族铁骑窥伺，但朝廷官兵却是钱粮俱缺。雪上加霜的是，朝廷政治黑暗，造成北疆戍边良将死的死、含冤的含冤。满人更是有恃无恐，于天启六年（1626）加强攻势，这从满族筹划全面兴兵入关便可看出。

熹宗在位期间，魏忠贤的党羽势如中天，东厂锦衣卫的耳目遍布京城，官员若是有胆批评其个人或政策，就算是国之重臣，魏忠贤也能教他死在朝廷之上。最有名的案子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名大臣遭到逮捕拷打。这六名大臣都有功名，其中又以杨涟为首。杨涟本为御史大夫，大胆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于是遭到丑诋纳贿，在牢中被活活打死。其他五位大臣也被屈打逼供，惨死狱中。但竟然有官员阿谀奉承，极尽献媚之能事。譬如浙江巡抚在天启六年（1626）上疏，祈请在西湖湖畔为魏忠贤建生祠。朝廷准奏，结果各省官员争相效尤。要等到熹宗于天启七年（1627）宾天，魏忠贤才告失势。因为熹宗的五个儿子都早夭，于是就由其弟继承帝位，是为思宗。这年十二月，思宗将魏忠贤免职之后，旋即下诏逮捕魏忠贤。魏忠贤不想让他加诸别人身上的手段还诸己身，于是自缢身亡。新帝行事果决明快，时局气象似乎焕然一新。

如此惊天动地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张岱也受其影响，于是决心写一部详细的明朝史。说来也很巧，熹宗驾崩之时，张岱刚好完成他第一部著作。此书乃是古人事迹之合集，由张岱广搜正史、博采野史，上起西周，下至蒙元。张岱最后整理出将近四百则，亲手仔细抄录。此书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编纂，当时张岱刚成婚不久，初刊题为《古今义烈传》，搜罗历来良将、硕儒、廉吏、明君，但出身卑微之人，如商贾、僧人、乞丐，也厕身其间。每个人物都立有小传，后置赞语。各篇都会将作者与读者相连。张岱继续解释著述动机，并提到宋代诗人苏东坡，东坡曾说：“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张岱引述苏东坡的话：“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余为之酣适。”所以对张岱而言：“使得同志如余者，快读一过，为之眦裂，犹余眦裂；为之抚掌，犹余抚掌。”

张岱希望写史，这个想法源自他展读历代节义之士的事迹，心头总觉热血慷慨，就如“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每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寒起，战栗无措；如病夫酸嚏，泪汗交流”。

这类激奋张岱心志之士在古代可谓处处可见。他们生来便喜冒险患难，一眼就能认出同道之人：“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激握拳攘臂，揽若同仇。虽在路人，遂欲与之同日死者。”典范虽在夙昔，但却有益吾人理解今日的局势：“余见此辈，心甚壮之，故每涉览所至，凡见义士侠徒，感触时事。”时局愈是危厄，良方愈是难觅，事件的发展似乎也愈激荡人心：“何者？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所以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猛药才是良方：“强弩溃痈，利锥拔刺，鲠闷臃肿，横决无余。立地一刀，郁积尽化，人间天上，何快如之！”

张岱还谈了《古今义烈传》的治史方法，他把要写的人分为几类。有两种人值得称颂，其行动遽然而发，慨然无我。第一种人“慷慨赴义，必于仓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迸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灭”。另有一种人的卓然气节与这种人相关，“乃有为国捐躯，至死不悔，是盖纯任愤烈，非谓当然而然也”。果敢行动背后的力量勃然而发，令张岱动容，而这正是为什么他不想写荆轲之流、为“恩结”赴死的剑客，不写“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无他”的大臣。张岱也不写不值为之而死、或是出于“积处所成，非义愤所激”而死的人。

张岱在最后一段笔锋一转，出言有可能招来横祸：“故凡豺狼当道，请剑无门，虽能以一身挫其锋，以片言折其角者，并收列之，盖欲以空言存斧铖，不欲以成败论英雄也。”如果张岱所提以前的议题与当前时事相关，就算有人说他信口雌黄、没有根据，他也不会将之删去，因为他希望他的文字能够彰显仁义道德。张岱在此的典范应是史家董狐，孔子赞其为人耿直及行事力求真相的作风。张岱最后以嘲讽的口吻作结，说即使马、犬、鸟、猴也有懿行传之于世，譬如救骑马之人于溺水之中，或示警贼之将至，他也会予以适当的记载：“余特署之于简，以愧世人之不知猴马者。”

从崇祯元年（1628）到二年，张岱多半忙着安排《古今义烈传》的刊刻印行，并邀友人、当地文人作序。结果好评如潮，还有人把张岱的成就与汉代史家司马迁相比。这年（崇祯二年）秋天，张岱启程北上探望父亲。这些赞誉犹在耳际，也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无疑让张岱更坚定撰写巨著的计划：一部上起1368年明朝启建、历经十五位皇帝，迄于熹宗驾崩的书。为求谨慎，张岱至此搁笔，不对思宗快刀斩乱麻、铲除魏忠贤之事妄下臧否。

张岱看出魏忠贤的故事蕴涵戏剧张力，甚至在事件爆发之初，似乎就已着手以魏忠贤一生起落为题材来写一出戏。魏忠贤垮台过了一年多之后，《冰山》在绍兴公开表演，反应十分热烈。张岱说戏台前挤满围观人群，门外的广场也全都是人：群众对勇敢的御史大夫杨涟深表认同，当扮演杨涟的演员亮相唱出“某杨涟”时，在场观众开始高呼“杨涟！杨涟！”据张岱所说，乃“声达外，如潮涌”。另外还有城中劳役颜佩韦，击杀依附魏忠贤的当地贪官，他一登场，群众也是“嘄呼跳蹴，汹汹崩屋”。

崇祯四年（1631），张岱二度北上山东，这回他带着戏班，为父亲献演《冰山》。当时看戏的人里头有不少在崇祯初年后在京为官，他们把亲身经历告诉张岱，张岱也将之写入戏中。张岱说，加入亲历之人所提供的材料之后，《冰山》一剧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张岱面对魏忠贤的罪孽，道德立场显然相当坚定，但对于其他人的过失，只要他们谨守《古今义烈传》颂扬的宗旨，张岱也就不予深究，对自家族人怪异的金钱和政治做法尤其如此。张岱写了一系列先祖传略，用语看似坦率，实则颇经过一番斟酌。譬如高祖张天复一生的失败，照张岱的推想，原因在于他无法顺应西南边疆的运作方式。张天复出任云南要职，却发现自己身陷当地官场与叛乱。云南实际是由沐氏把持，他也愿意出巨金贿赂张天复，以继续把持云南。张天复只消收下巨金，与沐氏分享平叛功劳即可。但是张天复以顾全廉节为由，严辞不受，结果他钱财功劳两失。沐氏用这笔钱买通其他官员，找人抨击张天复处置不当，然后再上疏弹劾张天复。后来因为天复之子文恭放下学业，急奔云南，设法对簿公堂，张天复才死里逃生，获得缓刑——即便如此，张天复也已元气大伤，前途全毁。

曾祖张文恭虽然考场得意，却是仕途坎坷，只因他不愿逢迎当道，从俗向批阅试卷的座师献媚。隆庆三年（1571），张文恭中状元，拔擢他的主考官是最有权势的大学士，张文恭却不屑这入列大学士门生的天赐良机，坚称他乃出于罗康洲门下——张文恭筑室龙山时，罗康洲也在此共读。根据张岱的说法，有人在这位大学士面前提到张文恭，他只说了一句：“是子病狂矣！”张文恭回应之道就是当大学士生病时，不愿跟着趋炎附势之徒去问候，大学士的族人去世时，也一概不去吊祭。张文恭宁可辞官返乡，编修《绍兴府志》。张岱写道，曾祖张文恭“光明磊落，直以天下为己任。人且望其为救时宰相，而惜惟天下不造，乃不慭遗一老也”。

祖父张汝霖似乎也是同样不识时务，把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头——或许他有心克绍箕裘，也想得意科场，所以完全不管家产的经营。虽然张岱的叙述简练，措辞老套，不过从字里行间，还是能见到张汝霖当年苦读的生活细节：“文恭捐馆（万历十六年），家难渐至。县官修旧隙，鱼肉人。大父读书龙光楼，辍其梯，轴轳传食，不下楼者三年。田产居积，多为人豪夺，不敢阻，直听之而已。”或许张汝霖很聪明，知道若要金榜题名，就得远离红尘俗事——但也因他不涉庶务，导致家产为人所夺。

张岱详述张汝霖如何寒窗苦读，求取功名，被派到江西任县令，又如何有干才。张汝霖一眼就能看出朝廷新征矿税会造成矿民逃入山中，有害于地方，于是就串连邻近县令，一同向新任税官力争，以遏止税银流失。当地县志记载，阉官贪得无厌，课药材以重税而引发动乱，张汝霖也能成功平息。但是我们看不出来，这类举措使张家得益。正如县志所言，天下以节俭是尚，张汝霖虽出身巨族之家，却能安于简朴的生活。

张家先辈的作风堪称耿介，相较之下，张岱的父亲在鲁王府当差的时候，作风似乎就比较一派轻松，漫不经心。张岱写道，天启七年岁暮，此时父亲就任不久，“山东妖贼猖獗，围兖州城三匝，先子任城守，出奇退贼”。当地官员，例如监军刘半舫——张岱曾于崇祯四年（1631）为他献演《冰山》，“皆敬礼先子，称莫逆”。

不久之后，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得令查核鲁王府近来的刑案，结果他用自己的钱替拖欠库银的下属保释其家人，为死者买棺木，为返乡之人提供盘缠。张耀芳还要求把监狱里关的人全放了，再重新发落罪名，这样在更审时便能赦免其罪，以张耀芳的话来说，救人者称“义士”，盗贼者称“侠客”，报仇者称“孝子”，结果把这“活地狱”闹得天翻地覆。不管是因为这些古怪的行为或是其他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张耀芳在崇祯四年（1631）离开鲁王府。有关父亲的去职，张岱只是一语带过，父亲重新审理完案件后，回到鲁王府当差，“益究心冲举之术，与人言多荒诞不经，人多笑之”。

如果说张岱剖析先祖言行有月旦臧否之意的话，在此仍然看不出来。但是，张岱有两篇长文提到伯祖张汝方与三叔张炳芳，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位伯祖比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大了几岁，不过，讲到家产、学问，似乎就不及张汝霖或其他拔萃的先人了。张汝方可能是偏室所生，或是曾祖张文恭的表亲所出——张岱对此并未细谈。张岱宁可开门见山，直接就谈起张汝方，以期其事迹能流传下去。“族祖汝方，长余大父数岁，读书不成，去学手艺经纪，俱不成，贫薄无所事事。娶某氏，不能养，为富家浆浣缝纫，借以餬口。”

根据张岱所述，某日早晨，张汝方坐在地上，抱着长子守正，发觉自己没东西给孩子吃，张汝方流着泪对妻子说：“我与若一贫如洗，若再恋栈豆，填沟壑必矣。欲北上，经营经年，以无路费辄止。今至此！出亦死，不出亦死，与其不出而死，吾宁出而死也。我身无长物，见汝衣领尚有银扣二副，盍与我措置之。”妇人便把银扣剪下交给张汝方。张汝方急忙前往当铺，得银三钱。张汝方与妻子各取其半，说道：“汝以是为数日粮，弥十日，仍往富家餬口，吾以是为路费，明日行矣。”两人泣别，依依不舍。

按照当时的算法，银三钱够张汝方的妻子买几天的菜，但当然不够他进京的盘缠，对阮囊羞涩的人而言，若欲北行，最好是出绍兴，过钱塘江往北走，前往省城杭州。杭州既是人文荟萃、享乐流连之地，也是在上海发展之前东南一带的商业中心。更重要的是，杭州是大运河南方的终点，而中国的米粮要靠大运河运输，供应北方的驻军，以及朝廷与各部百官的胃纳。大运河船货来来往往，常有粗活，好几千人就靠这攒取微薄日薪，维持生计。张汝方决意一试，张岱说这位族祖“担簦即行，渡钱塘，至北关门，买一纤搭，应粮船募为水夫，数月抵京”。

对一个无亲无故、学识有限，但又有大志的南方人而言，要在京城谋得差事并不容易。张汝方的办法也很实际：投身报房抄《邸报》。《邸报》是京师官报，记载朝廷各部的重大政策和文件，再透过驿站系统传递至各地官府。报房的薪资微薄——根据张岱所述，除去住宿饮食之开销，日薪仅剩几个铜钱。这种贫苦生活张汝方过了二十年，居然还存银百两之多。有这百两银子在手，张汝方可以体面还乡，投资做点小买卖，或是买下可观的田产——从晚明地契看来，一块不算小的田地转手价格从三到二十两白银不等。但张岱表示，张汝方宁可利用这笔钱，在京城谋个小官，作为晋身之阶，虽然在大多数人眼里，张汝方此举只不过是从一个死胡同转到另一个死胡同而已。“办事吏部，为王府科掾史。”吏部各司业务繁重，张岱说独独这王府科“为冷局，门可罗雀”。到王府科公干的掾史，一个月不过数日，其余时间则关起门来，各自忙碌他事。官府里通常不见人影，独留汝方一人无所事事，加上他又没有家累，所以每日赋闲在王府科内，“又十余年，为掾史长”。

但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送上门来：“一日昼寝方寤，闻梁上群鼠曳纸，〔𧾷宰〕〔𧾷察〕声甚厉。急起叱逐，有文书一卷堕地，拾起视之，乃楚王府报生公移也。瑞阳（汝方之号）藏之簏底。”

张汝方久居北京官场，虽说只是个小吏，但他这么做并不悖于常情，也反映了他知道的事情——万历三十一年（1603）时，北京有很多人都知道楚王府内黑影幢幢。楚王是朱元璋的直系后代，家世显贵，封在鄂湘，以武昌城一带为主。当时的楚王是不是封地的合法继承人，或是如政敌所说的，是王府中的女眷设法从外头把婴儿带进府内，谎称楚王的薄弱血脉得以延续，这牵涉到复杂的财政、法律问题。整件事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牵涉到楚府诸王与其附庸之间的恩怨。朝廷至少派了两位重臣秘密调查，而皇帝也知道这桩密谋的来龙去脉。

多年前，先楚王一姬妾之父就曾经举报，说他曾送了数十万两白银进楚王府，然后这笔钱就不知去向，遍寻不着，神宗也继续让继任的楚王享有厚禄。年少的楚王纳贡两万两以谢皇恩，还重新粉刷几年前大火受损的紫禁城三大殿。楚王之后又送了几份厚礼，但其中有些进了一些皇族成员的私囊。最后，楚王公开谋反已是箭在弦上，神宗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下旨进行调查。两名皇族成员被斩首，四人赐死（被视为比斩首轻的刑罚），四十五人入狱。最后一波的整肃发生在万历三十三年五月，自此之后，没人再敢谈论楚藩之事。

照张岱的说法——他可能是凭空杜撰，或是从亲戚那里听来的——伯祖张汝方直觉以为自己遇到千载难逢的致富良机：“又一日，无事昼寝，有数人扣门，急问之，则寻掾史查公案。瑞阳出见之，曰：‘掾史焉往？’”汝方答：“我即是也。”来者说：“吾侪楚府校余，为承袭国王事，至宗人府，失去报生文书，特来贵司查取，乞掾史向文卷中用心一查。倘得原案，愿以八千金为寿。”汝方回答说：“我向曾见过，不知落何所，第酬金少，不厌人意耳。”来者对曰：“果得原文，为加倍之。”张汝方迟疑了一会儿，耸了耸肩，微微摇摇头，来者说：“如再嫌少，当满二十千数。”张汝方心中暗自窃喜，左顾右盼，附耳说道：“莫高言，明蚤斋银某处，付尔原案。”来者谢去。次日，张汝方“携案潜出付之，得银二万两”。

张岱把这件事记下，传诸后代，无疑要延续刘安人在隆庆初年对高祖的忠告，人应该要能知足，切莫沾沾自喜，引来他人妒嫉而乐极生悲。就如张岱所写，这么些年来，北京一直有人劝张汝方用积蓄捐个更高的官，但这笔钱张汝方想望已久，所以行事也更为谨慎。张汝方叹曰：“人苦不知足，视吾妇领上扣，相去几何？将为田舍翁，苟得温饱，足矣！足矣！”于是，张汝方戴上官帽，锦衣归里。

张岱最后的笔触有苍凉之意：“孺人初生儿三十余岁，已列青衿。为娶妇、生孙。父子相见，膜不相识，瑞阳为置田宅。家居二十余年，裒然称为富人。年踰八十，夫妇齐眉。”

就如张岱最后的结论，张汝方起初一贫如洗，嗟来之食，还不足以餬口，但他一心想要致富，衣锦还乡，照顾家人，而使他“赤手入都，坚忍三十余年，于故纸堆中取二万两，易如反掌。昔日牛衣对泣，今乃富比陶朱。入之名利场中，谓非魁梧人杰也哉？乃其厚资入手，遂赋‘归来’，鸥租橘俸，永享素封。霸越之后，不复相齐”。张岱还不想就此搁笔，继续写道：“其旷怀达见，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等矣！”

张岱在此提到的范蠡与《归去来辞》自是读者所熟悉。张岱借此巧妙揄扬了久历穷困潦倒的张汝方，把握良机卖掉楚王府的报生文书——虽然这些文书并不属张汝方所有——因而致富。范蠡多年来一直为越王效力，越国的都城就是后来的绍兴。然而，范蠡目睹官场巨变，于是浮海扬帆离开越王，隐姓埋名，而开创人生又一春，成为史上有名的巨富，留给家族庞大财富。司马迁对范蠡有过一番精辟评论，将之与其他富贾并列，称之为“素封”。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成于公元405年，大约是张汝方发横财的一千两百年前，传达了中国人辞官、回归恬淡居家生活的心声。虽然，陶渊明并无飞来横财的记载，前后做过八年的官，但他对读书做官的种种好处无动于衷，决心回归田园生活。陶渊明跟张汝方一样，都说当个农夫就已心满意足。陶渊明就像张汝方，也想再见到孩子；同时，陶渊明和张汝方都花二十年（陶渊明花了二十二年，从公元405年至427年）的工夫，才返归魂牵梦萦的故里。

张岱所引陶渊明的诗句，他的族人应该是读过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在张岱的笔下，汝方还是个谜，虽不诚实却忠贞，平时耐心观望，一旦机会在手，也不怕赌。张岱把张汝方放在家族的边缘，只是个名字，跟家族没有什么瓜葛，随便哪个皇帝他都可以服侍。但张岱写到生于万历六年（1578）的三叔张炳芳时，写他如何致富以及在北京的情形，更是小心把他的性格和习性与张家隔开来。在张汝方与张炳芳这两人眼中，北京极富吸引力；但在张炳芳的情形，成功来得比较快，也更和他的计划有关，同时也跟政治腐败更有关系。

据张岱所言，张炳芳年少“机颖”，而且还有个少有的特质：“与人交，、辄洞肺腑，谈言微中，无不倾心向之。”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使得张炳芳和少年张岱一同摸索兰雪茶的妙方。在绍兴，无论是士绅之家或是在地官员，但有所请，张炳芳无不想办法帮忙。譬如张炳芳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之后二十年间，便帮了几位当地士绅建造府邸，不论造景或土木精工，“费且巨万，皆赤手立办之，不为苦”。

天启初年，张炳芳把关注焦点从士绅之家转到地方官员身上。当时律例规定，地方官员是由外省调任。张炳芳自愿为之效力，而他通达民情，遍布人脉，用处极大，为官者“不咨询，不敢理郡事”。

天启七年（1627），张炳芳一如伯祖张汝方在隆庆年间的作为，“不携寸镪走京师”。但张炳芳跟张汝方不同，他从一开始就走对门路，轻易打进权力核心，很快就获致要职。张岱是这么说的：“至京师，以一席言，取内阁秘书，如取诸寄。炳芳曾语岱曰：‘恩留三相，费省七千。’盖实录也。”

据张岱形容，张炳芳相貌堂堂：“三叔须眉如戟，毛眼倒竖，未尝正视人，而人亦不敢正视。”但这显然并无碍于张炳芳优游官场：“三叔机警善应变，目所见辄终记不忘，凡台省部寺，朝上疏，夕必伺于三叔之门，探问消息，车马填拥，行者不得路。而夜归见客，必四鼓。旨一出，有喜事，即以赫蹏走报，时人称之‘张喜雀’。间日入直，则衙署稍闲；一出直，则蝇附蜂攒，撩拨不去矣。”

六十年前，曾祖文恭拒不向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献媚，以示他的耿介。但张炳芳对大学士周延儒却无此忌讳。周延儒在崇祯三年（1630）至崇祯六年这段期间把持朝纲，一般认为，崇祯在天启皇帝之后继任，仍由一群贪官污吏握有大权，颇让改革之士失望，其中最为腐败者就是周延儒。张炳芳似乎很快就成为这位权臣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在亟欲争取高升的各省要员之间扮演中人的角色。张炳芳在绍兴，约天启至崇祯初年间，曾是出身合肥、官运亨通的许芳谷的心腹幕僚，如今人在京城的张炳芳，打算和已出任巡抚的许芳谷再续前缘。

张岱向来着迷于官场的尔虞我诈与权力的冷酷无情，他对张炳芳令人叹为观止的谋算，自然也要绘声绘影一番，其间细节纵使不见得全然正确，不过事情之梗概应是八九不离十。根据张岱的描述，崇祯三年，时任广东巡抚的许芳谷，差人送白银万两给周延儒大学士，并委请张炳芳充当中人。张炳芳点头表示同意，但银两并未送至。许巡抚的差官个性卞急，迟迟等不到回音，便径直亲自向周大学士探询。周延儒虽认为这差官太莽撞，还是回复他银两未到。周延儒反问差官，是谁居间中介。差官回答：“张中书。”周延儒召见张炳芳，张炳芳即刻赶至。在一阵客套之后，周延儒问：“粤抚事果否？”张炳芳回说：“有之。”周延儒伸出大拇指，张炳芳重复说：“有之。”“不至何也？”周延儒问道。张炳芳请周延儒稍待片刻，打发随从出去，然后答复说：“太师何言之遽耶？粤差官不慎密，厂卫诇之急，伺稍闲，中书掷原物殴之去耳。”周延儒猛点头说：“甚善。”周延儒结束这段会晤，还说：“中书君爱我。”

张岱说张炳芳离开太师府之后，找来差官并责备他：“暮夜金而欲相公当堂承认，有是理乎？无回简矣，我一书亟报若主。”差官星驰回粤，巡抚许芳谷以差官坏事为由，立即将他处斩。张岱进一步道：“后有行金者，委之即去，无复敢问。”

张岱此处所言显然并不正确，张炳芳在北京冒着极大风险。他到了崇祯年间，作风更是大胆，利用职权警告有遭弹劾之虞的官员，甚至收贿而羁留参劾官员的上疏。最后张炳芳玩火自焚，东窗事发。崇祯十一年（1638），张岱的九叔张九山刚获派任南京户科，上疏弹劾巡漕史𡎊渎职。张炳芳重施故伎，警告史𡎊并羁留上疏。史𡎊果然也馈以巨资，但没想到的是张九山继续上疏弹劾，措辞更为严厉，这回张炳芳也拦不下来。史𡎊入狱，咬出张炳芳纳贿，从此断了张炳芳的仕途。经此风波，张岱这两位叔叔势如水火，一见面就互相叫骂。

张炳芳从中谋取的好处究竟有多少，张岱并未言明，但是大官收个一两万两白银，显然不是新鲜事。这个数字对买卖、收藏古董的张家人——燕客、山民、张岱，其中又以张联芳最出名——来说，也并不陌生。

张岱以“张喜雀”来形容张炳芳，意指他擅以言词周旋于宫廷政治之间，不同于范蠡，并以夸张的口吻提到历史上另一位名人：“三叔父其今之蔡泽乎？”“赤手入秦，立谈间即取大位，又能于卿相之前，颠倒侮慢。”张岱所仰慕的司马迁在一千七百年前就记载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崛起，他为蔡泽写了一篇长传，以之为能言善道的例子，说明他如何靠着口才取得高位。张岱当然知道司马迁对蔡泽和范雎的评价：“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等到他们遇到真正有权势之人，便能“垂功于天下……”司马迁又说：“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张岱借着称张炳芳为“贤者”，重重讥讽了时政，以及从中得到的教训。

张岱的父亲张耀芳自鲁王府去职后，于崇祯五年初返抵绍兴，此地随即遭逢旱灾蹂躏，严重损害农作，有爆发饥荒之虞。对张岱与父亲而言，生命开始显露其常轨。我们可能会以为张岱又会忙着附会这凶险之兆。没有能干的官吏来处理饥荒，张岱说他就跟从村民的决定，祈求《水浒传》中的人物相助。《水浒传》成于张岱出生之时，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情节精彩绝伦，而其书名带水，村民期盼能让当地神明结束旱灾。一如忠臣无惧于魏忠贤的阉官走狗，《水浒传》里的人物也敢违抗朝廷的权威。一百零八条好汉啸聚水泽边（书名即由此而来），能令皇帝如有芒刺在背，也能替天行道。张岱跟当时许多人一样，深受这类草莽英雄所吸引，并以不寻常的方式运用《水浒传》中的人物。张岱以《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写了好些对子，也珍藏知交陈洪绶所画的梁山泊好汉。张、陈二人都想捕捉这群草莽英雄身上那股变幻莫测的特质，而陈洪绶的画技已是出神入化，张岱把他的成就与名画师吴道子《地狱变相》相提并论。

绍兴一带有好些村落受旱灾摧残，农民竞相乞雨，看谁最灵验。四年之前曾有狂风大潮冲垮房舍，树木连根拔起，绍兴城里也淹水。于是村民在崇祯五年（1632）扮成海神潮鬼，常常吐口水，企盼天降甘霖。绍兴人则扮成《水浒传》中人物，相信书名是个吉兆。张岱说他为了鼓励同乡尽心打扮，不仅以诗画勾勒书中要角，还要友人、仆侍分头四出，到绍兴和邻近村子、山僻，寻求与小说相合的人物。张岱说他无从找到肖似之人，没有面如黑炭、没有虬髯美须，没有兜鍪带饰、刀杖如树，也无姿态神韵，顶多只得形似而已。所以张岱花了几周的心力，还花了不少钱，才觅得三十六人而已，给他们盘资前来绍兴城，扮演小说中的李逵、林冲、武松、孙二娘。这三十六人走在往绍兴的路上，围观的人愈聚愈多，好似要让这群假扮的绿林好汉也走上美男子卫玠为众人所杀的命运。

张岱说他的族人也投入乞神的活动。五叔才从广陵辞官归来，在当地购得一批法锦宫缎，让张岱装饰表演用的八座台阁；其中六座祭祀雷神、一座祭祀大士、一座祭祀龙王。旗帜立于台阁之旁或之前，上头写着：“及时雨”、“奉旨招安”、“风调雨顺”、“盗息民安”。虽然规模并不大，但已令观者啧啧称奇。不过张岱的叔公对整件事表示怀疑，直言问道《水浒传》的绿林好汉究竟与乞雨有何相干？张岱说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合起来恰好就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

崇祯六年（1633）初，张岱父亲张耀芳去世。十二月间，张岱表示，父亲的身体仍然健康，却突然说二十七日他将“去”。三日前即遍邀诸亲友到府，一一辞别，张耀芳果然在二十七日午时逝世。张岱从未表示父亲在辞世前，是否有机会在绍兴向假扮的水浒好汉致礼。这对父子所见并非总是契合，但两人对怪力乱神都有所偏好，进而为文传达其蕴涵的魅惑和意义。如今，随着父、祖俱逝，张岱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过往，总得赋予某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