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张汝方和张炳芳各司其职，也是当时环境评判他们的标准，那么张岱呢？张岱后来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分析自己，从他嘲讽的语气可知：实在乏善可陈。张岱写道：“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张岱说，要怎么解释，悉听尊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个性充满矛盾，而他自己也没这个本事或因资质驽钝无法参透：“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

张岱列表数落自己种种失败之处，但若论到写作，他的说法也不可尽信。张岱在万历年间着手撰写《古今义烈传》之后，似乎自得于同时着手好几个写作计划。崇祯元年之后，张岱广搜史料，以大明开国以来十五朝写了史稿。他还想为夜航船的乘客，构思一套架构，规整古来累积的基本知识。他还以少年时读《四书》的理解，自成一家注疏，帮助学子掌握《四书》的丰富义理——张岱和祖父张汝霖都藐视科举考试纳为正统的注疏，认为它欠缺想象力，而张岱显然也心知他的注疏会很有个人色彩。张岱还探索另一种历史书写的想法，他相信这能让我们对历史知识有更深的理解。这正是《史阙》书名的用意所在，以期胜过现存的记载，创造更深刻、更发人深省的历史水平。

张岱由广入手，来架构他的讨论。今昔史家所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若是碰到棘手的事件，史家便干脆将之一笔抹杀；阙疑愈多，就愈容易更增阙疑。但就如孔子所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对张岱而言，这说明了“书之义也，不书义也，不书而又书之，亦义也”。从天象也可得到印证：“不书者，月之阙也；不书而书者，月之食也。月食而阙，其魄未始阙也，从魄而求之，则其全月见矣。”

张岱以玄武门之变来细说他的看法。公元626年，有志谋取大位的李世民公然斩杀储君，拘禁父皇，任由心腹在玄武门杀死其余兄弟。李世民登基之后，是为唐太宗，谕令史官“直书玄武门事”。史官下笔自然得字斟句酌，但对张岱而言，这就形同月食而不匿：“食而匿，则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则更之道存。不匿，则人得而指之，指则鼓，鼓则驰，驰则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因此，唐太宗的做法值得称许。

别的史阙就比较容易处理，张岱以“颊影”来比喻——在烛光之下勾勒轮廓，倒不一定要画出眼、眉的细节，但有时就需要填补细节。就如张岱所言：“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缺。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

张岱又举两个唐太宗的例子，来解释补阙的过程，一例说明如何推衍，一例则说明如何凝练。第一个例子取自野史，唐太宗遍寻王羲之的书法。正史对此事的记载审慎隐讳，但野史则加油添醋，以强调唐太宗取兰亭手段之刁诈、贪婪、狡黠。第二个例子则说明魏征左右唐太宗的能力，正史中有关魏征直言敢谏的例证不胜枚举，但是“鹞死怀中”这四字便可说明唐太宗的胆怯与不端：唐太宗在玩赏鹞子时，魏征突然出现，太宗大惊，把鹞子压藏在胸口，不慎把鹞子闷死。张岱写道：“盖传神正在阿堵耳。”以此例来说，“则是千百言阙，而四字不阙也”。善读史之人宁可得此四字补阙，而不愿读那处处阙漏的数千言。

张岱在《古今义烈传》提出“愤激”的概念，以掌握当下的慷慨激昂，这与“阙疑”能有所关联吗？虽然“愤激”有一部分出于历史人物的道德立场，而“阙疑”则保持道德的中立，但两者不见得不能相容。张岱在衡量哪个族人值得为之立传时，还是舍迂回偏差而取行事极端，以凸显时局之错乱。张岱在评注《论语》时，称许孔子能看清大智与无情之间的细微分别。如今，张岱则把焦点从值得赞扬之人转到可与交往之人身上。张岱是这么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至于自家族人，张岱认为，“（人）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的乎其可传也”。张岱引了14世纪初的文人解大绅，来支持他的想法：“‘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然则瑕也者，正其所以为玉也。吾敢掩其瑕，以失其之玉乎哉？”当张岱把这些想法与族人立传相连时，不禁感叹“其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这种人“皆无意立于传，而其之负癖若此，盖不得不传之者矣”。

季叔张烨芳一生任性而为，就属这种人。照张岱所述，张烨芳生来桀骜不驯，不喜读书，而时常“招集里中侠邪，相与弹筝蹴踘，陆博蒱摴，傅粉登场，斗鸡走马，食客五六十人。常蒸一豭飨客，啖者立尽，据床而嘻。”而这种行径若是玩过火，无意间可能会成了某种虐待，张岱说张烨芳嗜吃橘，每当橘子成熟时，便把橘子堆得满床满案，无一处无橘。张烨芳自己一个人把橘子吃掉，从不送人。他会突然命僮侍围在身边，为他剥橘子皮。到了冬天，僮侍“手龟皲，瘃黄入肤者数层”。

张烨芳处世不拘小节，“（季叔）更喜豢骏马，以三百金易一马，曰大青。客窃往𨈁柳，与他马争道，泥泞奔蹶，四蹄迸裂而死。叔知即命帷盖葬之，恐伤客意，置不问”。

张烨芳的鲁莽慷慨常让他卷入欺骗、复仇之中。张岱说季叔邻居有一“恶少年”，自称“主公”，一直要他加入他们，但他总是拒绝，因为他不是那种屈于他人之下的人。结果，有一个姓王的人“素崛强，又狎其弄儿”。张烨芳听到此事，欲置王某于死地。王某逃奔过江，在江边客栈住下。这间客栈正巧“有狰狞壮士数十人”，手持巡抚令牌。张烨芳尾随王某而至，告诉巡抚手下，王某乃是越狱的江洋大盗，于是“椎棒交下，立毙之，遽去”。

至于科举考试，张烨芳似乎一心只想证明他能做他想做的事。他显然无意参加科考，也不想过个安稳的生活。他宁可“挟一编走天下，海内诸名士，无不倾倒”。

于是，张烨芳在乡间结庐，又筑室于城内，穿梭于诸“侠邪”与“四方名宿亦多入山访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从张岱所说的季叔之死来看，他是个随性耽溺之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某日，张烨芳偕二友冒雨启程，结伴入山，游历名山胜景。河水涌涨，他却赤身渡冷溪，任水柱冲激头顶，结果脚踝肿了起来。九月，张烨芳终于服药，病情略有起色。大夫告诉他：“‘药中有大毒，日食一分，药一囊，以百日尽。’季叔曰：‘谁能耐此？’罄囊中药，一夕啖尽，毒发，遂死。”

让张岱为季叔作传的原因在于他为人狂放不羁，以致麻木不仁、暴虐成性，也毁了他自己。但是他过人的能力也使他能探索当地文人的世界，优游其中。张烨芳出殡之日，当地最好的文人纷纷到府吊唁，作诗致意。张岱在传略之后以千里马为譬，试图勾勒张烨芳的性情：“语云：千里马善蹄啮人。盖不蹄不啮，不成其为千里马也。见尔蕴（季叔之字）叔于髫时，其蹄啮特甚。而二十而后，见鞭影而驰，遂能瞬息千里，岂马之善变哉？盖能蹄能啮，而又能千里，始成其为千里马也，季叔好侠邪，则侠邪至；好名宿，则名宿至。一念转移，而交游迭换。不知其人，则视其友。余于季叔见之矣。”

张烨芳死时，张岱年仅十八岁，在他心中留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感怀。张烨芳曾为自家戏班写过一副对联，挂在戏台两旁。张岱抄录如下——

对子一：

果证幽明，看善善恶恶随形答响，到底来哪个能逃？

道通昼夜，任生生死死换姓移名，下场去此人还在。

对子二：

装神扮鬼，愚蠢的心下惊慌，怕当真也是如此。

成佛作祖，聪明人眼底忽略，临了时还待怎生？

张岱叹道：“真是以戏说法。”

张岱笔下行径最狂放的人当属堂弟燕客。在其他人身上，看不到生命的迥异面向以如此复杂冲突的方式汇流在一起。张岱细说燕客共有三次，其他的张家人都没有此等待遇。在张岱同辈兄弟、表亲之中，燕客大概是最有钱的，他是收藏名家张联芳正室的独子，与张岱尤其亲近，因为燕客的母亲是张岱好友祁彪佳的姻亲。张联芳的鉴赏能力受朱家族人所熏陶，而张岱跟朱家人也很熟。张岱在为族人写传略时，没有像写燕客时下笔如此突兀致密：“弟萼，初字介子，又字燕客。海内知为张葆生先生者，其父也。母王夫人，止生一子，溺爱之，养成一噪暴鳖拗之性。性之所之，师莫能谕，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鬼神莫能惊，雷霆莫能撼。年六岁，饮旨酒而甘，偷饮数升，醉死瓮下，以水浸之，至次日始苏。”

开场读来虽予人不祥之感，但燕客显然聪颖过人：“七岁入小学，书过口即能成诵。长而颖敏异常人，涉览书史，一目辄能记忆。”但燕客的心性并不容易羁束，甚至比季叔还更精于逸乐之道。“故凡诗词歌赋、书画琴棋、笙箫弦管、蹴踘弹棊、博陆斗牌、使枪弄棍、射箭走马、挝鼓唱曲、傅粉登场、说书谐谑、拨阮投壶，一切游戏撮弄之事，匠意为之，无不工巧入神。”就连合采牌这类小技，燕客也十分精通，还能依自己的喜好加以改制。

燕客的父亲常年在外，或是为了充实傲人的收藏，或是在京城和各省官府之间奔波。不时会给燕客大笔钱财、土地和艺品，燕客转眼加以变现花掉。燕客的钱财和生活形态吸引了许多食客，帮他逃脱失手施暴甚至谋杀的罪嫌。“以是门多狎客弄臣，帮闲蔑骗，少不当意，辄诃叱随之，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燕客对待妻妾、随侍、女仆、男厮，也是动辄饱以拳脚，脾气阴晴不定。有一回，他以数百两买一女子为妾，过了一夜就把她赶走，只因她不合自己的口味。“只以眼前不复见为快，不择人，不论价，虽赠与门客，赐与从人，亦不之惜也。臧获有触其怒者，輙鞭之数百，血肉淋漓，未尝心动。时人比之李匡达之肉鼓吹焉。”（李匡达是古时之人，吹嘘他的鼓是用敌人的肉所制成。）

张岱提到，燕客自从妻子商氏死后，性情更如脱缰野马。“尝以非刑殴其出婢，其夫服毒以死殢之，其族人舁尸排闼入，埋尸于厅事之方中，不之动。观者数千人，见其婢皮开肉烂，喊声雷动，几毁其庐，亦不之动。”燕客的岳父商等轩找了张岱好友祁彪佳充当调人，“举国汹汹，几成民变矣。然犹躁暴如昨，卒不之改。有犯之者必讼，讼必求胜，虽延一二年不倦，费数千金不吝也”。

燕客耗费巨资打造林园，面不改色。张岱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深知并非所有的林园都似龙山的快园，有那般情致的风华。张岱也知道并非所有的园艺家都像好友金乳生，把一生心血投注在方寸沃土之间，有小溪假山，巧妙隐身竹篱东墙之后。寸寸皆无荒芜，一年四季，各有花卉盛开。但金乳生为梦想付出的代价就是日夜劬劳。张岱如此形容这位老友：“乳生弱质多病，早起不盥不栉，蒲伏堦下，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癃头者火蚁，瘠枝者黑蚰，伤根者蚯蚓、蜒蝣，贼叶者象干、毛猬。”金乳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面开战，寸土不让。“火蚁，以鲞骨、鳖甲置旁引出弃之；黑蚰，以麻裹筋头捋出之；蜒蝣，以夜静持灯灭杀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猬，以马粪水杀之；象干虫，磨铁线穴搜之。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

不过，燕客的痴迷，其程度不可以常理度量的。张岱记得，燕客在崇祯四年（1631）决定移动宅邸之西的奇石，于是召集数百工人，沿石挖掘洗刷清洁，磨出石壁数丈，巉峭可喜。刚好有人提及，石壁之下应有深潭映照，才显得妙趣横生；于是燕客就在石壁下开掘方池数亩。由于奇石太硬，无法用铁橇锸穿，燕客便雇石匠开凿，深至丈余，蓄水色泽澄靛。又有人说亭、池虽美，但可惜周遭花木不够高大。“燕客则遍寻古梅、果子松、滇茶，梨花等树，必选极高极大者，拆其墙垣，以数十人舁至种之。种不得活，数日枯槁，则又寻大树补之，始极蓊郁可爱，数日之后，仅堪供爨。古人伐桂为薪，则又过其值数倍矣。”

但燕客又有新的烦恼，石壁新开光洁，没有苔藓。燕客便买了许多石青石绿，召门客中善画者用笔擦过，然而“雨过湮没，则又皴之如前”。

张岱细思燕客的浪费，在其他的传略也探讨这个主题。以此例而言，燕客对园林的躁急或许可从艺术的脉络观之。张岱对燕客栽植花木的方法有其看法：“种树不得大，移大树种之，移种而死，又寻大树补之。种不死不已，死亦种不已，以故树不得不死，然亦不得即死。”燕客对待其他稀世珍品显然也是如此。“偶见一物，适当其意，则百计购之。不惜滥钱。在武林，见有金鱼数头，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则捞弃之，过江不剩一尾，欢笑自若。”

燕客也钟情古玩，张岱注意到，古玩若有丝毫瑕疵或污痕，燕客必修补之。燕客曾花五十两买一座宣铜炉，但因色泽不甚光亮，便将宣铜炉置于火焰中，以泽其色。“燕客用炭一篓，以猛火扇煏之，顷刻镕化，失声曰‘呀！’”

还有别的事情，说的也是同一回事。燕客以三十两白银，在当地庙宇购得一方稀世砚台。砚台造型别致，纹理似峰峦奇峭，其间又有白斑点缀，于是名之曰：“青山白云”。张岱说道：“石黝润如着油，真数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审视谓山脚块磊，尚欠透瘦，以大钉搜剔之，砉然两解。燕客恚怒，操铁锤连紫檀座搥碎若粉，弃于西湖，嘱侍童勿向人说。”

这种人生当然视世间规矩如无物，一切因果一笔抹灭。这是张岱的方式，来说明痴迷一旦失却功能，则沦为愚行，伤珍品，也有害于孕育珍品的大千世界。张岱说他这个堂弟之所以取名“燕客”，是因为读了小说“姚崇梦游地狱”。姚崇梦游地狱，见数千恶鬼为其主人燕公以大炉铸泻堆积如山的金子。姚崇在梦中还看到另一个炉灶，冷冷清清，只一二疲鬼奄奄无息，为燕公看守备用的储存。姚崇醒来说道：“燕公豪奢，殆天纵也！”张岱的堂弟喜欢这个故事，为自命号“燕客”以致意。

那么，要把这样的人归在哪一类呢？有人把燕客比作梁朝官吏鱼弘，此人以挥霍钱财，有妻妾数百，并虐待人畜而留名。不过，张岱认为这并不正确。燕客或许有先辈之嗜癖，但缺少耐性——他费心求得之物，霎时即毁之，以是“翻山倒水无虚日”。为了这个理由，张岱私人称他为“穷极秦始皇”。

燕客不过是奢靡而已，却起了这么个诨号，但燕客也不光是奢靡而已。他慧黠过人，深受绍兴文人所看重，其中也包括以祁彪佳为主的一票文人。张岱给堂弟起了这个诨号，不难看出他对邦国命运的看法。今上崇祯庸碌，远非百姓殷殷期盼的圣君。朝纲病入膏肓，关内流寇麇起、谋叛连连，关外满人沿辽河集结，虎视眈眈。同时疫疠频仍，亟须大夫行医，隐喻与诊治相互呼应，无从区分。祁彪佳进士及第，官场一帆风顺，这时也出资施药，救济病人。崇祯十年（1637），张岱写了一首诗，称赞祁彪佳的慷慨义行，隐含各个层面都已腐朽之意：

昨岁残冬天不闭，霹雳一声走群厉。

夏来疫气填村市，亦效市人欺贫子。

灯昏室暗飞蠛蠓，合家僵卧呼天公。

日无薪水夜无箦，梦想不到求药石。

宰官道念切恫瘝，百草辇来聚若山。

药王乱掣天医簿，岐伯不至雷公怒。

上池取水供洗涤，肘后一方陈琳檄。

刀圭用处厉鬼怖，二竖敢向膏肓住？

医者闻名药闻气，残喘皆能起床笫。

须臾全活几千人，仁人见之皆效颦。

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

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

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

敢借宰官医国手，天下精神尽抖撒。

战争把这些现象带到南方家乡：张岱说他亲眼目睹北方流民饿死，曝尸杭州街头，堆积如山，等待火化。季叔张烨芳和燕客那执迷而有毁灭性的世界开始与王朝的诸般问题交织在一起。

南京钟山是明太祖陵寝，紫气亦遭蒙尘。太祖陵寝虽依堪舆之术商定，且左有孙权墓，下有梁志公和尚塔翼护，还是在动荡时局中失去光彩。崇祯十一年（1638），张岱访南京，在长江边上的寺庙落脚。某晚，张岱起身，见乌云浮浮冉冉于皇陵之上百日，遮蔽星尘——张岱相信，王朝败象已露，此后将会流贼四起。四年之后，崇祯十五年，无能廷臣下令重拾皇陵光华，竟以骇人听闻的拙劣方法为之（这不啻是燕客荒唐行径的翻版）。官吏将古木劈开焚烧，挖掘深达三尺的土坑，把陵寝毓秀之气破坏殆尽。张岱在这年夏天获准入寝殿观看祭祠皇陵礼，感到十分错愕，祭礼如此草率，礼器如此简陋。好像这还不够表达轻慢之意似的，七月酷暑，祭祠用的。牛羊牲礼置于飨殿上，任其“臭腐不堪闻”。人不必拥有特殊的占卜神力，也能解读其中蕴涵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