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没打算过要到战场当英雄。事实上，张岱到快五十岁才见识到战争的惨状。说来难以置信，明亡之前，张岱最接近战争的一次，正是崇祯十一年（1638）那趟普陀岛礼佛之行。某晚，张岱在山庙喝茶，听到远方炮火隆隆作响便仓促外出，只见火光耀空，海水如沸。不久，张岱得知海贼袭击捕鱼而归的当地渔船，或抢、或焚了几艘渔船，并斫杀数十名村民。

海战可遇不可求，张岱每次遇上的战争都近似游戏，有各种繁复的战争场面、巧妙的演练操排、震耳欲聋的乐声，扮演战士的特技演员艺高人胆大，灯笼、烟花杂沓朦胧——这一切对张岱来说是趣意盎然。张岱的季叔张烨芳买下一间习武校场，改搭成私人戏台。张岱还记得年少时看过四十人扮演的《目连》戏码，讲的是佛门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母的故事。这出戏连演三日三夜，戏台周围置有座位百余：戏子使出浑身解数，在台上献技，度索舞绳，翻桌翻梯，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吞剑。下地狱的段落栩栩如生：从牛头马面、夜叉罗刹等鬼怪，到锯磨鼎镬的拷打，“刀山寒冰，剑树森罗，铁城血澥”，活脱是一幅吴道子的《地狱变相》，但这回“为之费纸札者万钱”。观众见状，无不惴惴，摇曳灯火下，个个面如鬼色。最后，观众与戏子的呐喊惊动了绍兴熊太守，以为必是海寇侵扰（这曾是司空见惯之事），于是差衙官前来侦问。直到张烨芳赴官衙解释乃是作戏一场，熊太守才安下心来。

至于河上竞技，最引人入胜的莫过划龙舟比赛；对张岱而言，要数崇祯四年（1631）那次比赛最为盛况空前。当时他住在扬州名收藏家的仲叔张联芳府邸。在他眼里，龙舟竞技场面犹如作战精神的再现：龙舟二十余艘，神龙首尾，含怒生威；二十人依序排坐，手持大楫，剽悍威风；彩篷旌幢、绣伞，绚丽非常；敲锣击鼓，节奏一致；船尾立军器一架，锐不可当；每艘龙头都有一人倒竖，险状环生；龙尾悬一小儿，众人见状无不提心吊胆。

想一睹令人叹为观止的海上操演，最好前往浙江东北沿海外的港市定海。定海位于岩岛上，沿岸附近山陵有卫墙，造于嘉靖九年，俯瞰市内，可见无数战舰群集港口，有大战船、唬船、蒙冲斗舰，紧覆着一层水牛皮作防护。战舰之间夹有鱼艓轻舢，好似在绣帷画上穿针引线。船与船之间距离太远，听不见口令声，将官们须以旗帜及鼓声为号；桅斗上还另有年轻骁勇的士兵瞭望，侦哨操演中假想的敌船，一见闯入者，便从桅斗上纵身腾空入水，破浪冲涛，顷刻间便游上岸，气喘未定便向中军走报敌情。水操夜战，船舰彼此间以悬挂旌旗及干橹上的灯笼为号。海面上，灯笼火光映射，火光数倍之，张岱等人从附近山陵轻松俯视这幅景象，“如烹斗煮星，釜汤正沸”。

张岱见过最绚丽的操演场面是在崇祯四年（1631），当时他前往鲁王封地山东二度探视父亲。这次操演由参将校阅，参与操演的人似乎是真正的军队（至少一开始是）：骑兵三千，步兵七千，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迅速敏捷；前进、后退、变换阵位，无不听从号令。“扮敌人百余骑，数里外烟尘坌起。迾卒五骑，小如黑子，顷刻驰至，入辕门报警。建大将旗鼓，出奇设伏。”不久，敌军误入埋伏，一举成擒。

但是对张岱来说，阵队瞬霎为之一变，令人始料未及，摸不着头绪，“内以姣童扮女三、四十骑，荷旃被毳，绣魋结”。参将跟前，唱班毕集，衬着弦乐，以地道的北方口音吟唱当地歌谣，而姣童在马背上表演起杂耍，“颠倒横竖，借骑翻腾，柔如无骨”。他们究竟是何许人，有如此能耐、魅力？张岱正色解释：“是年参将罗某，北人，所扮演者皆其歌童外宅，故极姣丽，恐易人为之，未必能尔也。”

张岱的记忆尽管缤纷多彩，令人心醉神迷，但暴力的残酷面就要降临眼前。天启朝后期，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在兖州剿灭的盗贼，不过是流窜华北、行踪飘忽不定流贼中的一小撮，来历各异：其中有解甲兵丁与失业胥吏、解雇的驿站差役、矿工、农田荒芜的农工、满人席卷关外造成的难民、随着丝路贸易没落而倾家荡产的穆斯林、商贾。起初，这帮流贼只盘踞西北或山东的一部分，到了崇祯四年骚乱蔓延到华中及战略要冲河南；随着崇祯七年天候酷寒、黄河冰封，情势更是雪上加霜。

张岱日后在题为《中原群盗传》的章节里写道，以史为鉴，可知这十年间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朝廷不知远瞻未来，开启粮仓赈济饥民。廷臣要是有这种洞鉴，不难劝服叛贼“解甲归农，卖刀卖犊”，但贼寇势力坐大，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原版图蹂躏尽矣。比之苞蘖不剪，流为臃肿，疥癣不治，结为大疽。”张岱指出，随着战况起落，流贼的行踪捉摸不定，行事更是难以意料。再者，朝廷并未适当地集中兵力，“前门拒虎，而后门进狼”，以至于局势逐渐恶化，“弱者半降于官军，强者悉隶于闯贼”，且“公私涂炭，宗社沦胥”。

张岱的明史虽然只有初稿，家传也尚未写就，但从他尚存著作的叙述手法可以窥知，他还是把张家的故事与天下命运扣连在一起。举例来说，张岱二叔张联芳自任官以来历经连番交战，崇祯六年署理河南陈州，奉命到宛水驰援，依令防守乱贼。兵马倥偬之间，张联芳仍不改对艺术的雅爱。套用张岱的话：“时贼偪宛水，刀戟如麻，仲叔登陴死守，日宿于戍楼，夜尚烧烛为友人画，重峦叠嶂，笔墨安详，意气生动，识者服其胆略。”

张联芳也展现出过人的后勤长才，以及年少时云游四方习得的实用知识。崇祯七年，仲叔晋升为孟津县令。张岱写道：“孟津有城无濠，仲叔至，为掘濠，不日而就，邑人王铎为作《灵濠碑记》。”

崇祯十五年，战况益发惨烈。清军扑袭扬州，张耀芳曾效命的那位鲁王的侄子自尽，其弟继承宗藩。王朝败象随处可见，张家人也卷入危机之中。这时张联芳升为扬州司马，驻守大运河的重镇扬州，坐镇在大运河与淮河会合的战略要津淮安，负责督理大运河的船政与防御。张岱的叙述简要：“仲叔分署淮安，督理船政。史道邻（史可法）廉仲叔才，漕事缓急，一以委之，无不立办。”史可法乃是中国骁勇善战、备受爱戴的名将，一言九鼎，然而颓势难以挽回：“癸未（1643），流贼破河南，淮安告警，仲叔练乡兵，守清江浦，以积劳致疾，遂不起。”崇祯十七年，张联芳辞世。

九叔张九山的多遭磨难，一如二叔张联芳。他于崇祯十五年奉命守临清，这个北方军事重镇也位于大运河畔。是年十一月，张九山命丧敌军。张岱对当时的用兵细节知之甚详，不过他宁可把张九山之死归因于三叔张炳芳死后作祟；张炳芳曾在京城为官，消息灵通，堪称官场高手，至死都认为是张九山毁了他。张岱的叙述透露，张炳芳的死，其实是自己的怒气和沮丧所致：“三叔恚怒，嚄唶不能语，归即发，不两月而殂。”不过，张炳芳临终时曾把儿子都叫来，说：“棺中多著笔札，我入地当遍告之。”

许多官员大概都知道，张九山于崇祯十五年奉朝廷之命赴临清履新。张岱把张九山的擢升，与近日已故三叔张炳芳托梦给儿子贞子一事联想在一起。张炳芳托梦说：“我与九叔在临清结案，屈王司马峨云一行，汝明晚于家中设饯，多烧舆马从人，我且亟去。”张岱说贞子确实遵照指示办事，准备了牲醴设饯，邀请客人赴宴，一如张炳芳在世之时，“祭毕浇灌，旋风起桌下，灯烛尽灭，步履踤〔𧾷察〕，真若有车马行者。”可见得，张炳芳即使去世，对张岱堂弟贞子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张岱的观察入微：“九叔殉难临清，而结案之言，先于八月见梦，厉鬼之灵而很也如此。”张岱在这段评论最后，重申这之间的关系：“（三叔）心之所恨，力能致之于死，而又能厉鬼昼见，以雪其愤，则杀气阴森，真有不可犯者矣。”

张岱以类似的手法，运用梦境将仲叔张联芳与桀骜不驯、拥有名驹“千里马”大青的季叔张烨芳连结在一起。万历四十三年（1615）某夜，张烨芳服下百日份的药，毒发身亡。“季叔死之六日，仲叔在燕邸，梦季叔乘大青马，角巾绯裘，仆从五六，貌俱怪，问：‘弟何来？’曰：候阿兄耳，弟有《自度诗》为兄诵之：

敛色危襟向友朋，我生聚散亦何辛。

而今若与通音问，九里山前黄鸟鸣。

犹在梦中的张联芳心想这必定是不祥之兆，于是趋前拉了一拉张烨芳的衣袖。张烨芳随即上马离去，仲叔尾而追之，则举鞭遥指曰：“阿爷思兄甚，兄其亟归！”人骑遂失。梦醒之后，张联芳记下这首诗，尔后回家才发现这首诗就是张烨芳死前三日所作的《自度诗》。这场梦境几乎过了三十年才成真：张联芳渡清江浦时溺水，终于和族弟团圆。

据张岱说，张联芳虽百般不愿，还是又亲眼见到另一位族弟的辞世。亡者是张岱的十叔张煜芳。排行老幺，在张家人之中算有干才的，只是生性暴戾。张岱认为张煜芳一生可以气盛形容。“气”往往代表正面的力量，但张煜芳过于气盛，显得穷凶极恶、脾气暴躁、刻薄寡恩而刚狠。张煜芳晚年任职北京，约莫崇祯十三年间，补刑部主事。依张岱描述，张煜芳对部属必力争曲直，动辄盛气凌人，“为僚属所畏”；凡有高官“语稍媕阿”，也敢在刑部破口开骂。他对待刑部牢里的囚犯刻薄，常无端鞭打，严惩有功名的犯人，甚至严加监控探监者，坚持记录探监者来来往往的细节。不过，当张煜芳稽查各部书办，想要以渎职罪判他们死刑时，这些书办却先发制人，唆使言官弹劾张煜芳，令他去职。

张煜芳有这样的下场，从他的生活也可看出端倪。张煜芳解职后，张岱写道：“紫渊（十叔之号）恚怒，得臌疾，腹大如斛。”张煜芳启程回绍兴时途经淮安，病情恶化。张联芳刚好驻守淮安，督理船政，将张煜芳安顿在清江浦附近的禅寺，并延请大夫为他调治。不过，张岱说：“见医则詈医，见药则詈药，送薪米则詈薪米，送肴核则詈肴核，拨袛应人役得则詈袛应人役。……承值人皆逃去，又勒二叔更代之。如是者两月。一日疾革，口犹詈人，喃喃而死。”

张煜芳死前半个月，得知有善制陶者受托在淮安制陶，便嘱托他烧制上等宜兴瓦棺一具，同时吩咐张联芳多买松脂。张煜芳解释这项不寻常的请求：“我死，则盛衣冠敛我，镕松脂灌满瓦棺，俟千年后松脂结成琥珀，内见张紫渊如苍蝇山蚁之留形琥珀，不亦晶映可爱乎？”张岱描述这临终的情景，说他这个十叔“其幻想荒诞，大都类此”。

不管对大难不死的张家人，或对明朝臣民来说，暴力与死亡层出不穷，到了崇祯十七年达到高峰：李自成和他领导下的农民叛军在四月初攻进北京，占领紫禁城；崇祯皇帝为满朝文武百官抛弃，在御花园自缢。同年夏天，清军在吴三桂的协助下，直捣北京，驱逐农民叛军，宣布改朝换代，建立大清。

随着明思宗宾天，清军控制紫禁城，前明势力溃散，缺乏领导中枢。在太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各党派各拥其主以承袭明室正统。明思宗驾崩后，政局瞬息万变，国都南京成为抗清的中心，文人廷臣、备受张岱推崇的戏曲家阮大铖崛起，成为主导的政治势力。阮大铖经过一番谋略巧计，拥立属于皇室直系的福王为南京的反清势力共主。鲁王朱以海在清兵攻克兖州封地后南逃，带领乌合之军进驻绍兴之南，其他藩王、骄兵悍将则盘踞华北、华中，彼此较劲，互争地盘。其中很少有像史可法这般，文武兼备，受福王拔擢，参赞政务，并协调大运河畔扬州城及其以北的防务。史可法将军给予张岱那早产的幼弟山民参战的机会。

张岱概略解释个中来龙去脉，以及幼弟的回应：“吾弟恂恂示人以朴，而胸中大有经济。淮阳史阁部道邻知其能，遣官币聘，题授军前赞画，命县官敦促就道。吾弟见时大坏，不肯轻出，屏迹深山，致书却聘。”张岱早先称许弟弟山民机敏，他又说：“不识其于何时揣摩时务，其确见若此。”

史可法督师扬州戍守至顺治二年（1645）五月二十日，城墙终为火炮所破，随之而来的即扬州屠城，史可法受俘，即刻处决。就某方面来说，山民显然作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不过明知势不可为，而前明宗室与依附的军阀可能所托非人、不值一哂，仍有成千上万的前明文人与臣属，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张岱的多年好友祁彪佳正是这群忧国忧民志士中的先锋，投身江南的抗清运动。因为祁家藏书乃绍兴第一，张岱时常同祁彪佳游山玩水、谈诗论艺。祁彪佳官做到苏松府巡按，承命督师防卫苏州，虽有阮大铖党羽的奥援，终究被迫去职。顺治二年（1645）六月八日，清朝贝勒兵不血刃，收服南京这个汉人寄望巩固的反清重镇。一周后，福王被清军俘虏，押往北京，不久死在北京。号称前明志士领袖的马士英，往绍兴以南逃逸，打探投身鲁王小朝廷的机会。

祁彪佳一如其他当地人，听闻这噩耗后，必须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然而，自清朝贝勒遣使赠礼，意图招降他臣服肇建中的新朝，他的选择变得很有限。满人于顺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颁布薙发令，规定所有汉人皆依满人发式，剃头蓄辫，以示效忠，十日内若不遵守，即刻处决。对祁彪佳及成千上万忠于前朝的汉人志士，这又是另一个痛苦不堪的抉择。

祁彪佳与妻子商讨后，尽可能料理完个人事务，把大片田产布施给邻近的佛寺，在十四年来巨细靡遗记载的日记中留下了绝命书。七月二十五日，祁彪佳命儿子温了几杯酒，邀亲友到府作客。待亲友离去，又找来老友祝山人畅谈。张岱描述那晚的经过，深情款切：“子侄童仆皆散去，独呼祝山人至瓶隐密室，纵谈古今忠臣烈士，娓娓数千言。属山人焚香煮茗，遂开牖南望，笑曰：‘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复向榻中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张目曰：‘向谓死若何，如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寝。”

不过，祁彪佳本人则是来到了“八求楼”，在祖先祠堂里写下诀别信，并留下简短遗言：“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十五年前后，皆不失为朱氏忠臣。深心达识者，或不任沟渎自经。若余硁硁小儒，惟知守节而已。”

祁彪佳笔蘸朱墨写下这段话后，就投水自尽。翌日，祝山人一大早醒来找不到祁彪佳，心知不妙。祁彪佳的儿子理孙自“梦中惊起”，召来几艘船，顺着河寻找，也一无所获。张岱记下结局：“有顷，东方渐白，见柳陌下水中石梯露帻角数寸，急就视。祁彪佳正襟危坐，水毚过额，冠履俨然，须鬓不乱，面有笑容。”

不到一个月，顺治二年八月十九日，誓与清朝不共戴天的绍兴臣族，劝鲁王宣布“监国”。天启年间，张岱父亲张耀芳当时曾效命于喜好神仙之道的鲁王，而现任鲁王朱以海就是他的侄子；随着长兄朱以派自缢，山东封地沦陷，朱以海南逃，南京僭主命令他驻扎绍兴东南百里的沿海市镇台州，以督师浙江防务。这时政局反复无常，仅仅一天前，八月十八日，最初与鲁王素不相识的另一藩王（唐王），在福建的根据地即位，坚持命令鲁王承袭先前的封号，但鲁王接受臣僚的建议，不予理会，维持新的头衔“监国”。其他各藩王也在各方簇拥下，争夺权力，登极称帝。权臣贪官马士英，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二年夏出逃南京城，一直独揽南京流亡朝廷的朝纲，这时与他的残余兵丁也进入浙江，驻扎在鲁王根据地八十里外的东阳。

同一年夏天，马士英又率领残余兵丁，包括三百余名骑兵与步兵，屯聚清溪，距离鲁王的根据地只有几里之遥。在鲁王朝廷的群臣眼中，马士英只不过是个贪腐的叛徒、贪生怕死之辈，还两度出卖前明皇室（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南京），此时流言却是甚嚣尘上：马士英向鲁王监国献媚。

张岱也听到传言，愤慨不已。他既惊且怒，上疏鲁王，拳拳恺切，字字直指要害，措辞坚定地祈请鲁王不要受到马士英的蒙蔽，应该为朝廷拔擢贤良忠勇之士。由于张岱没有功名，不曾在明廷为官，没有正式职衔，便以“东海布衣”的身份上疏。张岱这番谦恭并无碍于他切中时弊：

“臣岱谨启：为监国伊始，万目具瞻。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以谢天下，以鼓军心事。臣闻舜受尧禅，诛四凶而天下咸服；孔子相鲁，诛少正卯而鲁王大治。在彼盛时，犹藉风励，况当天翻地覆之时，星移宿易之际！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顽钝无耻，反身事仇，视为故套；系颈降贼，奉作法门。士风至此，扫地尽矣，倘不痛加惩创，则此不痛不痒之世界，灭亡无日矣。安问中兴，安问恢复哉！吾主上应天顺人，起而监国，太祖高皇帝之血食，一日未斩；历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绝，皆系于主上之一人。”

此外，张岱还在这篇疏文中着力引古鉴今，证明马士英乃是千古未有的奸诡、谋逆之徒。他直言形容：“贼臣马士英者，鬼为蓝面，肉是腰刀。”张岱写道，纵使是入侵的满人也极不信任马士英，宁愿置他于死地，也不愿将他纳入麾下。“彼庸君孱主，至国破家亡之际，犹能回光返照，雪恨报仇，况我主上睿谟监国，圣政伊始，宁容此败坏决裂之臣，玷污朝宁乎！”张岱要替成了清兵阶下囚的南京君主报仇雪恨，自动请缨，向鲁王要求“一旅之师”，捉拿、立斩马士英，此举对天下人来说会是“主上中兴第一实政。风声所至，军民必踊跃鼓舞，勇气百倍”。若请斩马士英之举不能震竦北方势力，张岱自请以项上人头谢罪。

根据张岱的记载，鲁王读罢疏文，召他到台州，要他“先杀后闻”。张岱领兵追捕马士英，设法将他逼到驻扎地附近的村落。没想到马士英竟然兔脱，撤到两位友人的阵地。这两人都是鲁王爱将，巧妙地派马士英防守绍兴以北的钱塘江沿岸前线，再以嫡系部队为他断后。张岱空有豪言壮语，面对这般军阵布局，也无可奈何。

顺治二年（1645）九月，杭州虽已失守，遭清军及其同盟所夺，鲁王仍自根据地台州迁往绍兴。张岱无法牵制马士英，深感沮丧，但是基于忠君及感戴鲁王恩德，仍尽责拥立这位流亡藩王。不过，张岱这回记载在绍兴与鲁王会面，笔触、语气不无调侃之意，与几个月前的上疏内容天差地远：“鲁王播迁至越，以先父相鲁先王，幸旧臣第。岱接驾，无所考仪注，以意为之。”

张岱接驾的准备事项包括：安排家里接驾的厅堂，备御座、升御座小阶梯，铺氍毹席垫，设宴七道，道道“山海之供”。鲁王抵达时，只有随扈、侍卫少数几人；鲁王盛装，头戴冠，身穿玄色双龙蟒袍，腰环玉带、玉绶。张岱提到，观者嘈杂，前后左右簇拥，都想亲睹鲁王一面。有人过于贴近，教鲁王寸步难行；有人则勉强站上凳子、甚至梯子观看。鲁王下旨要张岱趋前，于是他跪拜、“行君臣之礼”，并献上茶果。不过，他提到起先他还不敢奉上杯箸，以免在如此尊贵的访客前以“主人”自居。酒先以银壶温过，再由鲁王的三名书堂官斟酒。另有肉簋、汤盏侍候，上菜的银盘都用三条黄绢覆盖。鲁王用膳时，书堂官则以仪舞七回、乐奏七回庆祝，以示隆重。

对张岱来说，这番雅致与讲究不过是登台唱戏曲的引子。以他对戏曲所知之渊博、阅历之丰富，深知该为这特殊的场合挑选哪出戏。他挑了《卖油郎》的一段。基本上，《卖油郎》是出相当俗套的浪漫传奇，颇迎合大众流行口味；剧中潦倒的卖油郎追求京师色艺双全的名妓，最后赢得芳心。不过，剧中背景至为重要：故事发生在公元1120年代末，北宋王朝倾颓的黑暗年代，金人势如破竹，攻克宋都开封，掳走皇帝与诸多皇子，逼使惊慌失措的难民与散兵游勇挤满往南方的要道，狼狈地渡过长江，逃往安全之地。当年的金人与公元1640年代的满人系出同种；而12世纪的国都开封城与宋代皇室的命运，与公元1644年、1645年的明朝历史，又若合符节。

从张岱挑的戏来看，显然他为了彰显“与时事巧合”，选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这出戏描述被俘的诸皇子中，有人靠着计谋、敏捷、勇气及运气，在公元1127年逃脱金人的层层封锁，早金兵一步渡长江，先是在杭州建都，然后出海至舟山群岛，接着来到绍兴，最后又回到杭州建立永久的根据地。局势虽然险恶，流亡的康王总是能化险为夷，统治南方的半壁江山，直到公元1162年自愿禅位，而他肇建的南宋国祚则延续到公元1278年。历史上的康王选择以“绍兴”城之名作为他的年号，此举更突显这一对比的适切性。诚如张岱说鲁王观戏时“睿颜大喜”，显然颇欣赏这段历史所透露的乐观气息。

戏演罢，夜幕低垂。张岱将席宴移往较私密的空间——张家“不二斋”内的“梅花书屋”。这间书屋最早是由张岱曾祖父张文恭辟建，备有宴席。鲁王坐卧张岱的书榻，谈论戏剧，召来张岱和画家陈洪绶在一旁侍饮，“谐谑欢笑如平交”。鲁王“睿量宏”，张岱说道：“已进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气尽。陈洪绶不胜饮，呕哕御座旁。”但鲁王根本没注意陈洪绶的窘态，只命人设一小桌，要陈洪绶挥毫，但此时陈洪绶已不胜酒力，无力提笔，只得作罢。不过，欢宴继续，上演更多出戏，然后全员起驾转席，再到别处畅饮。鲁王又喝了半斗酒后，张岱留意到，“睿颜微酡”。他并未提到宴席什么时候结束，只说最后召来轿子时，鲁王已无法步行，须由两名书堂官搀扶。等张岱送客至大门外，尚未走远的鲁王要书堂官传旨给张岱：“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大喜！”张岱写道：“君臣欢洽，脱略至此，真属异数。”

张岱也曾像诚挚欢迎鲁王进驻绍兴城的当地文人，有意成为新秩序的一分子，接受鲁王小朝廷的官职，结果只得到绍兴辖下的“方部主事”一职，官微位低，且因鲁王不足成事，渐感不安。鲁王也授予张岱的好友陈洪绶一职，似乎未因这位画家当着睿颜呕哕、无力提笔，对他抱持成见。陈洪绶早有功名在身，鲁王封他为“翰林待诏”。这所鲁王在绍兴设立的学术中心，显然是师法已沦落满人之手的京城翰林院。

正当张岱踌躇不决之际，鲁王拔擢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那位鲁莽、挥霍无度的堂弟燕客，也就是收藏名家张联芳的独子。崇祯十七年（1644），张联芳死于北方战场后，燕客继承父亲所有的家产及古玩；但据张岱所说，燕客旋即变卖所有家产，不到半年便花光所得的白银五万余两。到了顺治二年（1645），跟张岱一样没有一官半职的燕客，似乎觉得高举匡复明室、为鲁王效力不失为明智之举，而张家与鲁先王的关系也让燕客有这个机会。张岱以略显茫然的笔触写道：“乙酉（顺治二年），江干（钱塘江）师起，燕客以策于鲁王，拟授官职，燕客释屩，即欲腰玉，主者难之。燕客怒不受职，寻附戚畹，破格得挂印总戎。”

为求督战顺利，燕客向眼盲的堂弟张培求助。张培的才干与足智多谋备受张岱称道，虽然双眼俱盲，医术却很精湛，他还有其他才能，亦不受眼盲所碍。张岱以热切的语气描述张培在桑梓间的干练表现：“族中凡修葺宗祠，培植坟墓，解释狱讼，评论是非，分析田产，拯救患难，一切不公不法可骇可愕之事，皆于伯凝（张培之字）取直，故伯凝之户，履常满。伯凝皆一一分头应之，无不满志以去。”

在王朝危倾之际，张培显然有能耐助燕客一臂之力。张岱语带称许：“其内弟督兵江干，伯凝为之措粮饷，校枪棒，立营伍，讲阵法。真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所不能尽为者，而伯凝以一瞽目之人，掉臂为之，无不咄嗟立办，则其双眼可真矐，而五官真不必备矣。”

堂弟燕客重新设定的生活目标，显然未能左右张岱的心意。张岱写道：“乙酉秋九月，余见时事日非，辞鲁国主，隐居剡中。”张岱隐居或许是受到几位亲友在乱世中选择遁隐的影响。像陈洪绶不久就明白时局至此，为鲁王效力于事无补，也约在此时辞去翰林之职，削发为僧，到云门寺出家。陈洪绶自承他的出家之举别有用心，在战乱中既可寻求庇护，又不必表态是否接受满人剃发蓄辫的发式。前一年，史可法恳切邀请张岱的幼弟山民，协助督画扬州之战的粮饷辎重，山民也推辞了。再者，张岱另一位堂弟（张有誉）在南京城被攻破后逃过一劫，也选择在杭州城外山里遁入空门。

对于张岱，事情却注定难以称心如意，其中变量来自方国安将军。方国安目不识丁、自力窜起，崇祯年间转战各地，养兵数千，之后带着这支私人军队投靠鲁王。方国安与马士英同乡，据张岱说，马士英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就是方国安派他协防钱塘江的关系。方国安贪婪成性、飞扬跋扈，这点人尽皆知，他的势力范围却不容小觑。他的军队恣意蹂躏绍兴，一再以地方防务为由严禁河道上舟船往来，即便是重要的地方节日如清明扫墓，也不例外。结果，商船或渔船都禁止在河上航行，私人舟楫也在禁止之列。男人外出扫墓，得带着祭品冥纸长途跋涉，妇女无法随行，只能待在城里家中。

诚如张岱的记述，他最初的隐居念头很快就作罢，在顺治三年正月（1646）结束自我放逐。“方磐石（方国安）遣礼币，聘余出山，商榷军务，檄县官上门敦促。余不得已。”

要不是已故友人祁彪佳加以“干涉”，或许张岱就被迫投入拥戴鲁王的小党派了。“余于丙戌正月十一日，道北山，逾唐园岭，宿平水韩店。余适疽发于背，痛楚呻吟，倚枕假寐。见青衣持一刺示余，曰：‘祁彪佳拜！’余惊起，见世培（祁彪佳之号）排闼入，白衣冠。余肃入，坐定。余梦中知其已死，曰：‘世培尽忠报国，为吾辈生色。’世培微笑，遽言曰：‘宗老（指张岱，其字宗子）此时不埋名屏迹，出山何为耶？’余曰：‘余欲辅鲁监国耳。’因言其如此如此，已有成算。世培笑曰：‘尔要做，谁许尔做？且强尔出，无他意，十日内有人勒尔助饷。’余曰：‘方磐石诚心邀余共事，应不欺我。’世培曰：‘尔自知之矣。天下事至此，已不可为矣。尔试观天象。’

“拉余起，下阶西南望，见大小星堕落如雨，崩裂有声。世培曰：‘天数如此，奈何！奈何！宗老，尔速还山，随尔高手，到后来只好下我这着！’起，出门附耳曰：‘完《石匮书》。’

“洒然离去，余但闻犬声如豹，惊寤，汗浴背，门外犬吠嗥嗥，与梦中声接续。蹴儿子起，语之。次日抵家，阅十日，镳儿（张岱之子）被缚去，果有逼勒助饷之事。忠魂之笃，而灵也如此！”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劫数，张岱又再出逃，而且走得十分仓促，“略携数簏随行”。他几乎把所有家当及三万卷藏书，尽数留在绍兴家中，留下的藏书，“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

说来奇怪，张岱仓皇出走，燕客却留了下来，自愿为鲁王卖命。顺治三年初夏，钱塘江南岸一带的脆弱防线崩溃：两年天旱导致河床干涸，清兵长驱直入，马士英和方国安随鲁王逃逸，燕客仍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忠君想法。尽管壮志难酬，身体抱恙或是带伤，他还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地谨守岗位，直到最后。死前他告诉仆侍，死后将他投入钱塘江；他只恨不能以马革裹尸，不过若有鸱夷皮裹尸，足矣！他这番交代颇耐人寻味，且充满讽刺意味。在古代，英勇捐躯沙场者，惯以马革裹尸，蒙羞而亡者，就以鸱夷皮裹尸。张岱对燕客的死，仅有寥寥数语：“后果如其言。”至于张岱，他尽弃家产，任由军队处置，并将在世的几个儿子，连同两位夫人安顿在城东山中的安全处所。他本人则返回绍兴西南的蓊郁山陵；这一带地形崎岖，来犯的军队很难闯入。已故好友祁彪佳苦口婆心的叮咛言犹在耳，归返山林的张岱没把未竟的明史草稿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