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无法追索，张岱是否早计划好要避开方国安与鲁王的朝廷，他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具体记述，得见他至绍兴西南百里隐居的三年，到底是何景况。此地山陵崎岖难行，多是孤村，蓊郁山林，间或几座寺庙错落。张岱在一首诗里提过，顺治三年，他隐居山寺几个月，仅带一子、一仆为伴，隐姓埋名，又把心力放在撰写明史上头。经过月余，因身份曝光，被迫避他寺再度藏身，与和尚们同住了一段时间。张岱提到他饥肠辘辘，无米可炊，甚至没有柴薪举火，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中国自古以来流传忠心耿耿的隐士，宁可饿死山中，也不愿侍奉二主的故事，与事实差距甚远。张岱如今体悟到，这些品德崇隆之士，真的是活活饿死的。

张岱不愿做满人打扮，薙头蓄发，自知模样十分吓人：“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张岱形容自己看起来就“如毒药猛兽”。他时常兴起自杀的想法，不过撰写明史大业未竟，又使他打消了却残生的念头。

顺治三年，年届四十九岁的张岱，颠沛流离，昔日生活的点点滴滴萦绕脑海，回忆如电袭来。张岱提到，夜气方回，鸡鸣枕上，拂晓时分，往事总入梦。值此之时，张岱告诉我们，“繁华靡丽，过眼皆空”。记下昔日回忆本是无心插柳，没想到得以为困顿生活暂时解忧：“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对张岱而言，夜间灯火星耀，琴声悠扬，腐臭难闻的牲祭，娼妓若有所思的静默，浪掷千金于古玩，母亲喃喃的祝祷，年轻伶人的粉墨登场，舟船、轿舆之旅，与知交好友的谈诗论艺，连同无数的片刻，全都值得说、值得记。不过，张岱在《梦忆》一书的序文中强调，这些篇章不落俗套，自成一格：“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这年岁暮，张岱发觉他就这样写了一百二十余篇的陈年旧事。回忆如梦片断，虽然张岱有意不写长，文章篇幅从一段至多两页不等，但编成小书也绰绰有余了。

《梦忆》序文意象丰富，张岱一方面强调经历、感触的捕捉是随性的，但他也想使人明白，他很清楚自己追寻过去是为了什么：“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张岱心中，这毋宁变成一道赎罪的功课，诚如他在序文所表露的：如今他所捱受的种种劫难，正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张岱提到自己：“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不论张岱内心是否觉得，他该为昔日挥金如土的生活承受报应，他的感怀终究是超脱了时代或个人动机，不减损其感染力。某种程度上，也许张岱真是每成一段便坦白佛前，以能“一一忏悔”。然而，这些他自身与其他人生活的种种过往片刻，他又是用情至深，下笔不辍，诚如张岱在序的最后所言，“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尤其在颠沛流离的头一年，张岱常以中国最受称颂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为慰藉。早在好多年前，张岱便以陶渊明的姓取别号或书斋名，且因母亲娘家亦姓陶，让他共鸣更深。张岱想效法陶渊明并非只是毫无理由的迷恋：陶渊明的诗一千二百年来深植人心，生动传达饱学之士一心抛却壮志、功名的性情与层层肌理，或为返归故里，躬耕寸土之地，或专心为文，或如他寄情杜康，沉吟人生之梦幻无常。人皆知陶渊明好酒，为了有酒喝可以说是排除万难，有时甚至拿妻子买米的钱或不顾颜面向友人乞讨。顺治七年，张岱的友人陈洪绶为表彰陶渊明嗜酒如命，还从其诗中摘录饮酒轶事，绘成一系列情理兼具的画作。而不好杯中物的张岱，在顺治三年，留下与陶渊明作品唱和的诗作：包括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关于弑主篡位的政治诗，《自祭文》，以及穷之有道的名诗《有会而作》。陶渊明于此诗中说：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陶渊明在诗作序文里，对躬耕自食艰辛的梗概描述颇令人动容：“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咏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的开篇之作最为脍炙人口。该诗旨在传达回归田园生活的寂寥，以及陶渊明本人的彷徨无依，“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两句尤其佳。历代文人雅士的品评，无不认为陶渊明这首诗不仅喻指自己，也暗喻所处朝代的崩溃。张岱亦以组诗七首唱和陶渊明，顺治三年秋天，他在风雨凄然之时提笔，特别提及要跟“诸弟子”分享，张岱当时基于安全理由将之送往城东山中。

陶渊明《咏贫士》第一首如下：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张岱的唱和虽仿效陶渊明，不过换了一个重要隐喻：陶渊明的不祥之云成了萤火虫，在霏霏淫雨中光芒终于熄灭。张岱写道：

秋成皆有望，秋萤独无依。

空中自明灭，草际留微晖。

霏霏山雨湿，翼垂不能飞。

山隈故盘礴，倚徙复何归。

清飚当晚至，岂不寒与饥？

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

无论张岱是否夸大境况的凄凉——逃离绍兴后，他说，所有家当仅存“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他始终感受到昔日世界的牵系。张岱并未吐露1640年代后期的生活细节，不过到了顺治六年（1649），他已决心重返绍兴。

此番还乡，人事全非。是因方国安的手下也好，遭当地强梁打劫也罢，或新朝清朝官员要他为两度支持鲁王付出代价，总之张岱已是无家可归。顺治六年十月，张岱在绍兴龙山后麓赁租一块地，这里曾是他卜居、读书、赏灯、观雪的地方，他常与祖父张汝霖偕游的“快园”同样在此。儿少时代的快园宛如人间天堂，其名取自在此读书为一大快事：其间果树茂密，池塘广阔，花木扶疏、围墙拱立，景致之开展，仿佛人信步在卷轴上。在明朝灭亡前的繁盛年代，拥有一座园子还能取得丰厚的投资报酬。张岱写道，快园里池广十亩，养鱼鱼肥，鲜橘可易丝绸，甘蓝、甜瓜、桃、李一天可卖一百五十钱——真可谓“闭门成市”。不过，等张岱赁居于此，快园早已一片荒芜。当年快意的读书人杳然不复见，家族四散飘零。张岱说他得亲自修葺这败屋残垣，然而造景的木石格局有何深意就无法索骥了。张岱以戏谑之说告诉老友，快园之名，证实了中国人“名不副实”的成语。这就好比“孔子何阙，乃居阙里；兄极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

张岱后来又写了一首诗，套玩数字铺陈出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但他已不配称为一家之主的感受：

我年未至耆，落魄亦不久。

奄忽数年间，居然成老叟。

自经丧乱余，家亡徒赤手。

恨我儿女多，中季又丧偶。

十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

四孙又一笄，计口十八九。

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斗。

昔有负郭田，今不存半亩。

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

读者自当知晓，“一株柳”本是形容诗人陶渊明一生多舛，然而问题是人多不见得就势众，张岱就言：

吾譬吾一家，行船遇覆溺。

顺着这个比喻，他又说：

二十三口人，各各宜努力。

手足自踤阹，方能不汆入。

如何望我攒，乃共拉我褶。

沉沦结一团，一人不得出。

张岱大可像别人那样怨天尤人，不过他从不成天自艾自怜。渐渐熬了几年，总算又得见老友，有时也有一些意外之喜——譬如总是对张岱情深义重的陈夫人，她是山民弟之妻，性情温厚恳切，是张岱时常探望之人。陈夫人虽年过半百，不过只要张岱登门拜访，必亲手款待佳肴，以长辈之礼事之。那些追随鲁王的，则殉国，天人永隔；连画家陈洪绶也于顺治九年（1652）病逝，再也无法把酒言欢。倒是祁止祥，这位多年的至交老友，也是祁彪佳的兄长，他在祁彪佳自尽后于台州为鲁王效力，留着性命要说出真相，他怀里揣着心爱的宠物迦陵鸟“阿宝”，躲避掳掠的乱民和土贼，步行两周才返回绍兴。

快园惟有谈天说地，依然如昔。张岱提及人生一大乐事，便是在暮夏午后与三五少年——他并未明说究竟是自家子弟或邻人——坐在快园里，诉说前尘往事。尤其是溽暑之日，躲在石桥下傍水乘凉，看往日时光重现，直到层层回忆涌上心头，张岱便“命儿辈退却书之，岁久成帙”。张岱在快园写下的日常琐语，有部分后来发展成家族里的人物纪事，被搜入《梦忆》之中。他时常提及祖父张汝霖的敏快聪慧，还有家族许多成员的早熟机智，包括张岱本人，旁及家族好友徐渭和祁彪佳。张岱在书中言，他试图找出严肃但不失轻松的方法，让教育不致太沉闷。他仔细想过，要有三分幽默才成七分教诲，诸如笑谈、双关语、文字游戏、谜语全都有助后生晚辈全神贯注，不昏昏欲睡。张岱有些短文对教养孩童其实蕴藏很多有用的提示，像不能喝酒失态，撒尿要注意长幼有序，诙谐之余又能要求其生活言行。

张岱自1650年代（顺治七年）之后，又号“六休居士”，他在快园里跟人谈到此：“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张岱的境界显然超脱了“报应”的想法，从绚烂归于平淡。只是，流离时曾录而为文一一存于《梦忆》的家族忆往，似乎还无法远去，特别是仲叔张联芳、堂弟燕客，以及谈最多的祖父、父亲，都还在快园里留与后人谈论遐思。

这种种背景因素，教张岱动心起念，考虑撰述三部精简但又不失细致的家族传记：一部以直系血亲为主，上起高祖，下迄父亲（卒于崇祯六年）；一部以三位族叔为传主；最后一部则是扩及历代的五位族人，上起族祖，下迄堂弟。

张岱撰述这三部家族传记时，仅在写三位叔叔的第二部有附上短序交代用意。张岱说：“仲叔死七年，三叔死十年，七叔死三十六年，而尚未有传，则是终无传也已。人之死而寂寂终无传者有之矣。惜乎吾三叔者，皆可传之人也。”其仲叔张联芳可确信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而这部家传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以书成之日为基准，便可知能干的三叔张炳芳卒于崇祯十四年，才华横溢但狂放不羁的七叔张烨芳则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张岱继续说道，这三位叔叔“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的乎其可传也。解大绅曰：‘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然则瑕也者，正其所以为玉也。吾敢掩其瑕，以失吾三叔之玉乎哉？”

张岱决意另替五位族人立传，也有相似之说：“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族祖张汝方之号）之癖于钱，髯张（族祖张汝森的外号）之癖于酒，紫渊（十叔张煜芳之号）之癖于气，燕客（堂弟张萼之字）之癖于土木，伯凝（堂弟张培之字）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作《五异人传》。”

张岱所选择的八个族人虽不是直系血亲，却让他得以回首张家门风秀异之处。不过既是写张家一门，当然下笔得谨守分寸，以免有违基本孝道，同时，无法与传主身处同一时空，也是张岱要考虑的。但这些难题倒还能一一克服。

横在他眼前的挑战，是要写出掷地有声的家族列传，明代已有两位知名的政治家，两人都同样文风简练且著作等身。他本想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或找到同等文采之人委托代笔，但随即又自断此念。“李崆峒之《族谱》，钟伯敬之《家传》，待崆峒、伯敬而传者也。岱之高曾自足以传，而又有传之者，无待岱而传者也。岱之大父，亦自足以传。而岱生也晚，及见大父之艾艾，以前无闻焉，岱即欲传之，有不能尽传之者也。岱之先子，岱知之真，积之久，岱能传之，又不胜其传焉者也。是以岱之传吾高曾祖考，盖难于李，难于钟者也。”

不过思及自己其他著述，譬如《古今义烈传》、《史阙》，明朝一代人物均已细数，张岱如何也要为自己开脱：“虽然，其可终无传哉？终无传，是岱能传我有明十五朝之人物，而不能传吾高曾祖考，则岱真罪人也已。”

张岱曾言，为先人立传是篇篇险招，因扮演的角色不同。写高、曾祖张天复与张文恭，因二人多年位居要津，历经官场浮沉，要紧的是澄清朝廷的不实曲解；张岱援引他在《史阙》提出的隐喻，形容自己好比天文学家，“如救月去其蚀，则阙者可见也”。而写祖父张汝霖，张岱说，“如写照肖其半，则全者可见也”。至于父亲张耀芳，他就得像个渔夫，“如网鱼举其大，则小者可见也”。张岱后又补述道：“岱不才，无能为吾高曾祖考另开一生面，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

在张氏列传短序文末，张岱自道家庄子借一意象，将之延伸至作传之艺术：“厉之人（麻风病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所幸，张岱继续说道：“岱之高曾祖考，幸而不为厉之人，而岱之传而不能酷肖吾高曾祖考，则夜半取火而视之，惟恐其似己，与惟恐其不似己，其心则一也。”

一千两百年前，陶渊明写诗描述喜获麟儿，也同样用了“厉之人”一语：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避居山林后，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诗作，张岱就不只是唱和了，而是借陶渊明之语说出新意，把害怕家人有缺陷转引成写作者对文不能成全的忧虑。因儿女家中失和，这些作品也是张岱的家训，他挂虑的不仅在不能忘本，也要在整个家几乎分崩离析时，还能以先人为榜样持家齐家。

世局如此，快园内亦是多事之秋，张岱知道从前尚称和乐的表面已现不祥之兆。张岱不吐不快，在写就三个叔叔与直系先人的传后，于《五异人传》前，特别插入一段“以授诸子”的话。“岱次世传以授诸子曰：‘余之先世在是也，余之后世亦在是也。’诸子不解。岱曰：‘先世之浑朴，勿视其他，止视其兄弟，太仆公事汉阳公如事父，文恭公手出二异母弟于澡盆，而视之如子。大父与芝如季祖，相顾如手足。而父叔辈，尚不失为平交。自此以下，而路人矣，而寇雠矣，风斯日下，而余家之家世，亦与俱下焉。’

“吾子孙能楷模先世，珍重孝友，则长世有基。若承此漫不知改，则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余之家世自此斩矣。故曰：‘余之先世在是，余之后世亦在是也。’”张岱其实是给自己重责大任：仅以一只秃笔，蜗居快园一角，凭借一人所思所感所忆力挽狂澜，使张家得以安然度过国家风雨飘摇，香火不绝。

张岱在《梦忆》那篇个人色彩强烈的序中，一开头就提及厄运接二连三降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他曾作自挽诗（这也是陶渊明之前做过的），想要了却残生。虽然三餐不继、贫无立锥，他还是决定苟活于世，这并非贪慕《梦忆》的昔日繁华，而是“因《石匮书》未成”。张岱以“石匮”为所撰明史之书名，意在表达对司马迁的推崇，张岱常称司马迁为历代史家的伟大先驱。石匮是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处，在一千七百年前借此成就其旷世巨构。司马迁因直言敢谏，质疑皇帝的决断，而承受“去势”酷刑的摧残；个人纵使备受羞辱，司马迁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决定不寻短见，努力活下来，因此完成了他研究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不朽作品。

张岱也在《石匮书》的序文里自述书成于何时又是如何而成，一如《梦忆》与家传。“余自崇祯戊辰（1628），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所以张岱的《石匮书》，至少是完整草稿，应当成于顺治十二年（1655）左右。

张岱在序文里也提及，他起初便立意《石匮书》只写到1628年新君崇祯登基为止。虽然他后来写明史时确实没有悖离当初的决定，不过他心里有数，明朝的沦亡已推翻了整个知识立论。如今，不知明亡，便无从理解明朝，同时，亦须有篇幅来解释崇祯皇帝的自缢，以及南京福王，甚至绍兴鲁王的政权。张岱梦见了已故好友祁彪佳，刚开始他感觉背一直发疼，梦醒后只记得祁彪佳附耳叮嘱，他要完成的是写史而非去反清复明。想必背痛后来一直跟着他避居山中，甚至到后来赁居快园的时期，使张岱不禁自问，怎么会这么严重，身子骨衰败至此，长久以来从没发现什么明显症状啊。

张岱在《石匮书》序文说道，有“能为史者，能不为史者也；不能为史者，能为史者也”。为具体说明，张岱还援引两位古人为例；王世贞与苏东坡。王世贞乃明朝一代硕儒，但对张岱而言，他正是不能为史而坚持为之的典型。就如张岱所道，王世贞“高擡眼，阔开口，饱蘸笔，眼前腕下，实实有非我作史，更有谁作之见，横据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复能佳”。

苏东坡乃宋代文人、朝臣，卒于公元1101年，恰是王世贞的反例。一代诗文大家苏东坡，峻拒作史，虽有国之重臣力劝，苏东坡还是不为所动，苏东坡始终坚信“史之不易作，与史之不可作也”。张岱写道：“嗟嗟！东坡且犹不肯作，则后之作者，亦难乎其人矣。”不过，张岱虽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不能为史”，且才情不及王世贞（更遑论苏东坡），他还是决定勉强为之。因为他知道“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

为使论点更完备，张岱再举司马迁为例。张岱时代的文人，一致公认司马迁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文采斐然，不同于王世贞，因为“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结果，司马迁笔下的历史“银钩铁勒，简炼之手，出以生涩。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墨汁斗许，亦将安所用之也？”

我们仅知张岱逃出绍兴时确实随身带着明史草稿，虽然详细追索章节的写作时间已不可能，但其基本骨架应在出亡前已大致成形。张岱运用的格式，自司马迁时代以降在中国已被奉为圭臬，因其既能因时因地制宜又能广搜博采，所以历久不衰。

像这样讲断代或好几朝的大段历史，惯常先依序编年记载历任帝王，随后放置特定主题或概念的专论文章，如经济、法律、运输、公共建设、天文、音乐、气候、农耕、哲学与科考，最后才是分量最多的人物列传。列传皆是史家认为对时代有影响力的人，无论忠良邪痞，公或私，皆按其功过分门别类。虽然编年章节的内容大致还能预期，但专论和列传的光景就全然不同，史家不仅能选择着重点自由发挥，还能适时另辟蹊径。史家在捡择材料或略而不谈时，都有自己的政治或美学评判，每个论题——包括个别君主——也都会附加扼要的评或论。涉及的细节之复杂，已超过一般程度，特定项目下提到的人可能达数千之多。

史家甚至还会继踵司马迁树立的典范，穿州过省去亲访古战场或访谈重大事件中还活着的人。张岱在明亡之后虽一贫如洗，不过还是走了同样的路。顺治十年（1653）秋，张岱写道，他借探访寓居浙西的族弟张登子，顺道游历了江西抗清的惨烈战场。沿途见闻令他心惊：“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复再三。”而响应抗清的江西士大夫之家，“株连殆尽，言之可悯。及至信州，见立砦死守者尚有数十余处，而乡村百姓强半戴发，缙绅先生间有存者，皆隐匿山林，不见当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应试。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张岱追索这些事件的历史根源时，最后大叹：“木本水源，感发有自，不其然哉。”

在社会与军事双双崩解的脉络中，张岱撰述明史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必须找出明朝由盛转衰的时刻。张岱师法他的典范司马迁，在《石匮书》中对历任皇帝皆附上个人品评。张岱对早期的几位皇帝虽多所月旦，但他后来的结论是，在公元1572年至1620年，万历皇帝漫长的在位期间（时间涵盖张岱的儿少时代），其实腐败之迹象已初露。张岱在史书里提到，万历年轻即位时国力昌盛，“英明果敢”，又有良臣辅弼，但好景不长。“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丛挫，养成一骫骳之疾，且又贪呓无厌，矿税内使四出虐民。譬如养痈，特未溃耳。故戊午前后地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如此，一个比较站得住脚的史学判断是：“盖我明之亡征已见之万历之末季矣，乃世以其静居无事，称为‘福王’；则世岂有一日万几之主，可仅仅以无事为‘福’也哉！”

张岱再以类似的病灶隐喻，往下推及万历之孙天启。公元1621年至1627年，天启在位期间由阉官把持朝政，张岱视为已病入膏肓。张岱写道：“我明三百年，宦官之祸始于正统，横于正德，复横于天启。正统、正德犹对口发背之症，壮年力旺，毒不能内攻，几死复活。天启则病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骨，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张岱最后说，面对如此时局，虽名医扁鹊再世也难以起死回生，这正是何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无能力挽颓势。

张岱以专业史家自居，他知道明朝沦亡还有诸多细节必须交代。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张岱又囿限于自己设定的架构，让《石匮书》止于天启七年（1627）天启皇帝驾崩之时。无论当初的理由如何完美无瑕，如今已没有意义了；所以在鼎革之后，《石匮书》定稿最后杀青前，张岱了解到他唯有再写一部《石匮书》的《后集》，分析之后的史料，才能厘清明亡的意义。自此之后，张岱两项计划齐头并行，往复挪动一些材料，必要时有些章节或传记得重复出现，虽然情况不多。

于是到《石匮书后集》，张岱总算完成明朝沦亡的剖析，认为明朝的命运与崇祯个人有关，崇祯是在1628年登基，迄至1644年自缢身亡。张岱写道：“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到明朝的末代皇帝，连节省无度亦算在内。崇祯皇帝理应把府库的公帑分毫用于给养军士，以抗衡关外的满人，清剿华北的农民叛乱，但这位皇帝却宁可“布衣蔬食下同监门”。结果，“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衣”，而叛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夺占京城时，“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崇祯皇帝何苦不出粮出饷以提振部队士气，而“无不尽出以资盗粮”。崇祯皇帝的政策岂不自相矛盾，诚如张岱所言：“先帝何苦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

无论如何，一般人一一评点明代自肇建以来，历朝诸位皇帝的能力，对第十六位，亦是末代的皇帝崇祯，总逃不掉是个亡国之君的印象。然而张岱对崇祯的性格解读格外敏锐，他注意到崇祯夕改朝更的乖异用人方法，简直如“弈棋”。张岱写道，十七年之天下，无时不广征人才，新进官僚荐举、山林隐士、宗室宫女寺宦、平民粗人等均在内；结果，“愈出愈奇，愈趋愈下”。张岱把这反复无常的用人现象，归因于崇祯皇帝杞人忧天的税政：时常哭穷，屡屡加税，但克扣边关防务、军士粮饷，派出阉官四处搜刮额外税赋，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无不教人认为他与他的施政同样穷途末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然格外讽刺的是，“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万姓悲思。汉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万一者也”。张岱写道，总体而论，崇祯皇帝“勤俭精明，锐意图治，宵衣旰食，惕厉焦劳”；是环伺在皇帝四周的怠忽之人“共亡其国”，于是倒教“实是中兴之令主，反为亡国之孱王”。

基于这个原因，张岱的结论是，不能把乱世归咎于像李自成的单一叛乱身上。中国之板荡，日积月累，人人有责。谴责李自成，张岱写道，犹如宣称“匠石辍斧伐木”；事实上，明朝“譬犹蠹木，献忠啄之，自成殊之，实群盗钻穴之”。明亡又“譬犹逐鹿”，是许多人共同为之。就某种意义而言，的确是李自成成功逐鹿，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献忠犄之，群盗聚踣之”。张岱又另以隐喻强调这个观点：蜂与蝎看似给予致命的螫刺，但“蝇蛆攒溷而蜂虿肆毒也”。张岱与其时代之人所悲痛吞下的，正是腐败结成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