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鸟飞不到，北人今去游。

天涯浮瘴水，岭外问潘州。

草木春冬茂，猿猱日夜愁。

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唐〕李频《送孙明秀才往潘州访韦卿》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东坡）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喜爱。但是，在早期中原人眼中，岭南却是一个草莽榛榛、瘴疠笼罩的蛮荒之地。

就民族地理构成而言，从先秦到秦汉前期，岭南之地是古代越（粤）人的天下。因其种类众多，故被称为“百越”。如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注》一文中引述臣瓒之言曰：

自交趾（今越南北部）至会稽（今浙江绍兴）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据此可知，在秦汉时期，从江浙以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的广袤地区，广泛分布着不同族种类的越民。就地理差异而言，南岭（又称为五岭，即由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五岭组成）一线也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不仅是华中与华南的分界线，也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还是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分界线。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中原地区差异悬殊。后来，汉朝淮南王刘安曾经为了阻止汉武帝征伐闽越国，上书极言南方地区的险恶环境：

……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战，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

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刘安所言，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有关岭南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知识，并非完全的夸大不实之词。越民与中原地区在文化风俗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自先秦以来，始终没有划入中原政权的统治范围。当时中原人所熟知的最大的两个越族王国——吴国与越国之间长期争战不休。中原政权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长期没有染指百越地区，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原华夏族来说，越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过于恶劣，中原人进入之后，常常或因水土不服，或因疾疠险阻，而遭受到重大伤亡，以致让后来有心南下的人们萌生畏惧情绪，裹足不前。

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完全阻挡中原移民的脚步。秦朝统一六国后，积极向楚国以南地区拓展，在征服当地主要民族“杨越（或作扬粤，‘粤’与‘越’相通）”后，先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南海（治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岭南三郡的设置，是秦朝疆域与政区建设的重要成就。为了有效维护疆域建设的成果，秦朝在南方建置政区的同时，实施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当时向南方地区移民的主体为所谓“谪徙民”，即因各种原因被贬斥流放的人们。这些“谪徙民”应该是南越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我们看到，这些中原移民为南越王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越王国正是在秦朝岭南三郡（桂林、南海、象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曾经担任秦朝南海郡尉的任嚣富有远见，认为“南海僻远”，在中原丧乱的状况下，当地形势足以割据自守，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后来，当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秦朝统治陷入土崩瓦解之时，任嚣不幸一病不起，在他临终之时，他极力劝说时任龙川令的赵佗闭关自立，他分析说：

……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秦朝中原人民南迁示意图

任嚣在分析南越建国基础时，着重强调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自然环境，如重山环绕，道路险峻，幅员广阔，易守难攻；二是民族构成，如“颇有中国人相辅”等等，可以证明，时至秦朝末年，在当地人口中，汉族移民（即所谓“谪徙民”）的数量已相当可观，足以成为建立割据政权的坚实基础。赵佗本人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原移民。他的原籍就是秦朝真定郡（治今河北正定县南）人。赵佗没有辜负任任嚣的期望，在兼并桂林、象郡后，合三郡为一体，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汉朝建立之初，无力南讨，派遣使者封立赵佗为南越王。至西汉吕太后执政期间，南越国与汉朝交恶，赵佗公然独立，自号为“南越武帝”，役属周边小国，疆域面积膨胀，“东西万余里，廼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孝文帝即位后，注重以故土之情来感化赵佗，重修赵佗父母的坟茔地，并专门设置守邑，“岁时奉祀，”而且以高官、厚礼赏赐赵佗的亲属。这一切安抚行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赵佗主动提出去除帝号，他在回复汉朝皇帝的书信中还深切表达了他的中原情愫：“……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后来，当赵兴即位南赵王时，太后摎氏为来自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的中原移民，她坚决主张归依汉朝，与土著派官僚吕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吕嘉最终起兵反叛，攻杀南越王赵兴与太后。汉武帝为此派遣大军南征，顺利占领南越国首府番禺，南越王国最终归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南越王国的疆域内开设九郡，这九郡分别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

后来，大批南下岭南任职的中原地区官员为岭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中原人锡光在西汉平帝在位时期任交阯太守。他“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任）延。”任延则于东汉建武年间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同时传授儒家礼义之道，影响深广，故而，“领（同岭）南华风，始于二守（即锡光、任延）焉。”也就是说，两位太守被公认为在岭南地区传播华夏文化的先驱者。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而岭南地区相对安定，于是，交州成为中原人士争趋的避难地。此外，时任交阯太守的士燮礼贤下士，更成为吸引汉族士大夫前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士燮本人就出身于一个移民家族。他的祖先原为鲁国汶阳（治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人，在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时避难交州，从此定居下来。董卓之乱后，交州地区也陷入淆乱之中。士燮兄弟数人分别为交阯、合浦、九真、南海诸郡太守，独揽大权，威震岭外，重新上演了西汉初期赵佗割据岭南的故事，当时的交州又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严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道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即赵佗）不足逾也。”

学者出身的士燮爱护儒士，勤于著述，引来大批中国士大夫前来投靠。“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当时避难居住于当地的名士不乏其人。如程秉“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後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義，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又如薛综“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两位共同师事的名士刘熙为汉末著名学者，同样是为来自中原的移民，他为岭南地区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明人欧大任所著《百越先贤志》卷三较全面地总结了他的事迹：“刘熙，字成国，交州（即治番禺）人，先北海（郡，治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人也。博览多识，名重一时。荐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乃即名物以释义，惟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释名》二十七篇，自为之序。又著《谥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刘熙所著《释名》，是中国古代训诂学名著，为历代学者所推重。

关于中原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与岭南文化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曾身为中原移民的薛综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

关于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南朝史学家范哗在《后汉书·南蛮列传》也称：“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知礼化。”显然，这两篇文献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封建士大夫经常用“人兽之别”来区分处于不同阶段的文明外在文化面貌，显然是极端荒谬的。薛综所论，将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开设九郡，作为岭南文化发展的划时代事件，固无不可。但就实际移民过程而言，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的移民并不肇始于九郡之设。

可以肯定，从秦朝开辟岭南以来，岭南地区的风貌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居功甚伟。另外，从民族地理分布而言，秦朝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向南岭地区的移民，实现了汉族人口南向扩展的突破性的进展，对于改变当地民族构成起到了重大影响。而就前先后顺序而言，移民为因，文化为果。移民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移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岭南发展中找到了坚强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