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九州”概念形成后，那些路途极为遥远，但是与华夏文明区仍有交通联系的区域，被认为是“荒”地。相传为周公所作的《尔雅》，在《释地》篇里说道：“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晋人郭璞认为：“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孔颖达则以为：“《尔雅》四海之外远地谓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国也。”“四荒”概念的出现，表明在华夏文明区（九州）初步形成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昏荒之国”，说明这些地区的文明与华夏文明有着较大的差别。

觚竹一作孤竹，相传是殷商时的诸侯国，古城在河北卢龙县南。北户指五岭以南地区，也有说在今越南北部一带。这些地区气候温暖，居民的门窗都是向北开的，与中原地区形成明显的区别。日下，指日所出处其下面的国家。《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后人认为指今天的日本。

据一些学者研究，西王母是塞人部落（中国将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游牧部落称为塞人，希腊人将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游牧部落统称为斯基泰人），“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Skyth）民族的首音。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地区，历来说法不一，有说在青藏高原的青海湖畔，有说在新疆天池之侧，也有说在帕米尔高原，更有人考证在中亚地区、波斯，甚至远到欧洲。这可能反映了斯基泰人由东向西的迁移过程，从最初的祁连山南麓，越迁越西。与西王母相关的一则历史故事——周穆王西征，反映了早期黄河流域与西域地区较早的交通与交流。周穆王西征的故事主要见之于公元前3世纪前成书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史记·赵世家》等史籍也有所记载。

《穆天子传》这本书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一名叫不准的盗墓人在盗掘位于汲郡（汲县）的一座战国晚期的魏王墓时，取得了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上写满了用上等墨料书写的古文字。盗墓人不识这种文字，就把竹简当作原料，照明取宝。官府知道此事后，就将剩余的竹简全部收缴。太康年间（280～289年），晋武帝下令秘书监负责整理，把被打乱的竹简重新按原顺序排列，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各书重新抄录一遍，得到古书75篇。《穆天子传》共5篇，竹简合晋朝尺长二尺四寸（约今55厘米），每简40字，用素色丝绳编联在一起。同时出土的有《竹书纪年》，该书记载的最晚的历史事件为“今王二十年（前299年）”，“今王”指魏襄王，这座古墓当是魏襄王之墓。因此，这部《穆天子传》已经在地下沉睡了近600年。

周穆王在打败了周朝西北地区的犬戎势力后，周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线得以打通。于是，穆王率领着一批官员和七萃之士，乘着造父所驾八骏之车，由伯夭任向导，由当时最优秀的驭手造父驾驭，一行浩浩荡荡，从镐京出发，北渡黄河，经过犬戎地区的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沿河套向西，经今柴达木盆地的西夏氏，再向西到珠余氏，复经舂山、珠泽、昆仑之丘，到达群玉之山。群玉之山山上都是玉石，没有泥土，所以“寡草木而无鸟兽”。周穆王玩得很开心，游历了四天，取了许多玉器。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贝币、朱丹、桂姜等物品馈赠各部落酋长，酋长们送以大量马、牛、羊。周穆王离开群玉之山后，继续向西，又经过三千里旅程，才到达西王母所在的邦国。按此里程，西王母之邦国应在葱岭以西的今中亚地方。在中亚文化的深深吸引下，在西王母的盛情款待下，周穆王乐而忘归。在瑶池之畔的酒宴上话别后，周穆王取道黑水，北行两千里经过大旷原，经天山北路返回。

《史记》的记载有所不同：位于今天华北地区的徐偃王，利用周穆王出国不归的机会，起兵造反。周穆王虽然远在万里之外，得到这个消息后，“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有的学者依据这条记载，认为周朝时，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驿传制度和高效能的驿传系统，使得徐偃王造反的情报，能迅速汇报给周穆王。

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与西域的交通与交流的情况。今天新疆昆仑山北麓，多是产玉之地。因此，周穆王所到的“群玉之山”，可能就是这座昆仑山。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今阿尔泰地区的古墓中，发掘出了战国初期（前5世纪）的丝绸和织锦，其中一件绣着龙凤图案，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器。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沟（托克逊西）东口，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和漆器。其中的菱纹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刚刚才有的丝织珍品。这些器物，与文献所载周穆王沿途向各部落酋长赠送的礼品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