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西周时，中国早期的城市开始出现：天子所居的王城，诸侯所在的都邑，卿大夫的食邑，子男的城。与城市一同出现的是最早的城市规划，道路交通在这些城市规划中占有着相当的地位：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国中九经九纬图

这是《考工记》中关于“国中”的一段文字。《考工记》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年，是齐国官书。西汉时，因《周官》之“冬官篇”缺佚，河间献王刘德以《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时改《周官》为《周礼》，故后世又称《考工记》为《周礼·考工记》。此处的“匠人”，相当于今天的建筑师，他们在建造王城时，需要按照这个规范去操作。“国”指城，“国中”即指城内。

按照这个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建城规范，当时城墙每侧长九里，建三门，四面全长三十六里，共有十二门。每门有三涂，中涂通车，左右两侧通人，男左女右。城内道路，东西向称之为纬，南北向谓之为经，也就是说城内东西向、南北向各有九条通向城门的交通干道。一说经纬各涂均通车，“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一步也。”每条道路的宽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6米左右。王宫居城之中，左面是祖庙，右侧是国社，王宫前面是大臣朝觐议政之处，背后为商业集市。诸侯城邑、卿大夫食邑的城市规模，又各次一等。

“环涂”指环城道路，涂宽七轨，路宽相当于今天的13米左右。联系王城与诸侯城邑、卿大夫采邑间的道路称之为“野涂”，路宽五轨，相当于今天的10米左右。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已经有“巨涂”、“小涂”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相通。

华夏民族最早的车，相传是由夏代的奚仲所造。到了商代，已经是车辆种类繁多，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甲骨文、金文中含有大量的“车”字，这些文字都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各种车辆的造型；二是河南安阳小屯等遗址中多次出土殷商车辆实物，有牛车、马车、战车等等。牛车是货运车，结构简单，货厢较大。马车是乘用车，当时能够享用的大多是奴隶主贵族，因而制作讲究，车体坚固，较为美观。

《考工记》对车的制作规范也有详细的记载。首先是对车的关键部位——车轮的制造和检验提出了十项要求：第一，检查车轮，是否是正圆，如果不圆，就在地上转不快；第二，检验轮子平面是否平正；第三，检查轮子的辐条是否笔直；第四，检验轮子各部分的重量是否一样，方法是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沉浮是否一致；第五，检查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大小、重量是否完全相同；第六，轮子的整体结构是否坚固；第七，车毂的粗细、长短是否合适，车辆行驶在泥地中要用短毂追求速度，行驶在山间要用长毂以保证安全；第八，车轮大小要合适，太大则人上下车不方便，过小则马拉起来吃力；第九，车轴的木料要求最高，必须坚固耐用，转动方便；第十，车轮的用材也要选用坚实的木材。《考工记》还对车舆（厢）、车辕（用于大车者称“辕”，用于小车者称“辀”）等部件的制作工艺，一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由于制作工艺有所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工匠：轮人、舆人、辀人，说明当时手工业者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很细。《考工记》记载的车辆制作工艺，说明周朝的车辆制作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技术要求也很严格。

战国时期，各国国内和国际间的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已经相当频繁。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著名的交通要道有从成皋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从楚国南阳至中原的“夏路”，从秦国汉中至蜀地的“石牛道”，赵、魏、齐三国间的“午道”，上党至河内的“太行之道”，等等。

《考工记》车图

随着水陆交通的不断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地区间的商品或物资交流也增加了。春秋战国时，各地著名的土特产已经屡见于记载：上品的鱼鲜有“洞庭之鱄,东海之鲕”；美味的蔬菜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赤木玄木之叶”，“余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可口的主食有“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调味品要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当时没有环境污染，但人们对饮用水有相当的品质要求：“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果品首选“沙棠之实”，在“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在昆仑山之东）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所御之马，要选速度极快的“青龙之匹，遗风之乘”。

商业运输的兴起，使各地的土特产在诸侯国之间互相买卖：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流通的商品品种已经相当丰富，四面八方的物产汇集在一起，人们的社会分工也得到了保障。在商品流通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商人，他们喜欢群居在一起，互相了解信息：“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会集，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大都成为有名的商业都会。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重要的商业都会有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燕国的蓟（今北京宣武区），周之雒邑（今河南洛阳），韩国之荥阳（今河南荥阳北），楚之郢都（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寿春（今安徽寿县），越国的吴（今江苏苏州）。据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时的鄂君启节记载，一次就能出动50辆车或150艘船进行运输。楚国郢都的繁荣，在东汉人桓谭的笔下，是“楚之鄂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齐国的临淄则被称为东方第一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座富裕之城的居民，休闲娱乐活动很丰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

除了货物的流通外，士的兴起和游说之风逐渐形成，他们已经从“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变为“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最为著名的是春秋后期的孔子，他的首次出国访问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在鲁昭公支持下，孔子带着弟子前往当时华夏的政治、文化中心——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观看了王室的文物，阅读了珍藏的典籍，与当时任守藏史的老聃（李耳，又称老子，楚国人）、周大夫苌弘等人进行了学术交流。次年，又游历了齐国。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间，孔子带领手下的一批学生，周游列国，沿途游历了卫国、陈国、宋国、郑国、楚国。在这十余年时间里，孔子在许多地方发表言论，宣传自己的学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孔子的一句名言。朋友能够从远方来，必要的交通设施是条件之一。

孔子洛邑问礼与早年适齐图

孔子之后，其他名士大多“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孟子周游过齐、魏、滕、薛、宋、邹、梁等国，随从有数百人。苏秦、张仪等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穿梭于各国之间。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受业于齐国的鬼谷先生，先后游说周显王、秦惠王、赵肃侯，但都未成功。在燕国时见到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抗秦的主张，赞助他游说赵、韩、魏、齐、楚诸国。在他的游说下，六国联合起来，苏秦“并相六国”。张仪是魏国人，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因伐魏有功，被封为秦相。后又相于魏、楚等国。张仪在诸侯中名声极大，当时人形容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游历四方，促进了各地区间的文化、政治的交往，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孔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