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边地”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1.法显印度取经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中亚的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此提供了条件,西域的僧侣不断东行传播,直到黄河流域,其中最著名的西域僧人为鸠摩罗什。另一条是通过印度洋海路向中国南方传播,则依赖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航路的发达,最早东来的是康僧会(?——280),他在赤乌十年(247年)来到东吴都城建业(江苏南京),创建寺院,使建业成为江南佛教中心,与黄河流域的洛阳并立。南北朝时期,大约有七位西域僧人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这些来华的西域僧人,他们传播佛法,翻译佛经,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佛教的推广与普及,由中亚和印度僧侣所主导的向东单向传播形式,暴露出了它内在的弊端:一是不了解中国需要哪些佛经,二是这些僧侣所传译的佛经,往往篇章不备,或者是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从三国魏末年开始,出现了中国僧侣西行求经的脚印:最先是朱士行,继之者有西晋的竺法护、东晋的康法朗等。这些僧侣用自己的脚步,组成了一个西行求法运动。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僧侣们大多只能到达西域诸国,也就是今天我国的新疆及相邻的中亚一带。真正能够到达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的,不过一二。在这种背景下,62岁高龄的法显,开始了前往天竺取经的艰难旅程。

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县(山西襄垣)人。3岁时即被度为沙弥,20岁时正式受戒。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看到律藏残缺,为了中国佛教的长远发展,毅然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位同伴一起西行求法。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经敦煌西行。一路上自然环境之恶劣,难以一一描述。“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里的沙河,就是敦煌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遇到大风,沙漠随风而动,使人难以辨别方向。“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进入天竺国后,还是道路险阻:“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在过小雪山(塞费德科山脉)时,同伴慧景被活活冻死:“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


《法显传》书影

法显一行,历尽千难万辛,以自己虔诚的信仰,向着佛教发源地一步一步前进。当他们来到今天印度的旁遮普时,当地居民看到远道而来的僧侣,大为感动:“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悉供给所须,待之如法。”法显进入中天竺、东天竺等地后,开始学梵语,巡礼,求法,写经。和法显同行的僧侣,在途中或返或留,或不幸遇难,最后到达佛教“中国”的只有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僧侣的欢迎。当法显、道整来到祇洹精舍时,僧侣出迎问候:“‘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

在中天竺巡礼后,法显、道整又回到佛教中心——摩揭陀国巴连弗邑。巴连弗邑即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这里是古印度恒河中游最著名的大国,又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及生前重要游化地。当时佛寺、高僧众多。法显在这里学梵书、梵语,写律,整整学了三年。在求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等戒律,以及《方等般泥洹经》等多部佛经后,他想起了此次西行求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戒律在中国流通,毅然决定东还。同行的道整,看到这里有如些良好的佛学条件,佛事兴盛,已经不愿返回。


四海华夷总图

法显只好一人东归。他决定沿恒河东下,通过海路回到中国。在恒河入海口的多摩梨帝国(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的坦姆拉克),法显看到这里佛法兴盛,在这里住了两年,写佛经,画佛像。义熙五年(409年)初冬,法显乘船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这里为海上贸易重要港口,各地来往的商人很多,佛法也很兴盛。法显在师子国住了两年,求得《弥沙塞律》、《杂藏》两部戒律和《长阿含》、《杂阿含》等佛经。

在著名的无畏山僧伽蓝内,已经离开中国十多年的法显,见到青玉大佛边上有商人供养的中国白绢扇,不觉陷入了深深的思乡之情:“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法显带着他求得的戒律、佛经,画的佛像,启程东返。海上航路虽然没有葱岭那般寒冷,也没有沙河那种炎热,但也是危险重重。法显在师子国乘的是一艘中国商船,可乘200余人,后面拖着一只小船,以备大船受损时,可以充当救生船。商船刚航行了两天,便遇到了大风,船漏水入。商船在大风雨中航行了13日,才到达一岛。这艘商船能够漏而不沉,是因为当时中国船舶已经采用防水隔舱技术,一处漏水,不影响全船。商船在岛上修补后,继续向东航行90日许,至达耶婆提。当时的海上航行,依赖日月星宿辨别方向。如果遇到雨天,船舶就会被风吹离航向,增加了航行时间。

耶婆提的位置,一般认为即今天的苏门答腊。法显在此又停留了五个月左右,乘上了一艘印度商船,目的地港口是广州,预备航行时间约50日左右。船上有专门负责观察日月星辰来决定航向的“海师”。当船航行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晚上,在今天的西沙群岛附近遇到暴风雨。船上的印度人认为是搭载了和尚才使航行不利,要把他安置在沿途的岛上。在法显的据理力争之下,事情终于没有发生。由于连续阴天,海师观察失误,船舶偏离航向,此后只能向西北方向航行,一直到了今天的山东崂山南岸,才停泊靠岸,比日常航行到广州的时间多出了近20日。此后,商船南下扬州。法显经彭城(徐州)至京口,于义熙九年(413年)抵达东晋都城建康(南京),翻译求得的佛经,并于义熙十二年(416年),撰成《法显传》一书。

法显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于长安出发,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返回建康,首尾长达15年之久。法显西行求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足迹所到,为此前任何中国人都没有到达过,而且矢志不移,最终完成预定目标,“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是为第一人。二是法显回国后所写的《法显传》一书,记载了印度、于阗、龟兹等国的情况,而印度保留下来的史料多杂有神话,于阗、龟兹则无传记存在,因此是很宝贵的史料。三是法显历经艰险带回来的佛经《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佛学的兴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