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之旅，是一种被动式的旅行：为了经商贸易，不得不常年在外。明朝中后期兴起的官宦、文人之旅，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明前中期的洪武至正德年间（1368～1506），政府对人口流动有着严格的规定，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因而百姓各安其分。明朝后期，政治上是宦官擅权，不得志的士大夫们渐渐疏远政治，开始关注山水风光。官员们在政事之暇，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调查当地的民情、风俗。这类旅游可以称之为“宦游”。袁宏道辞去吴县令后，在南直隶、浙江两地，连续游历了三个月，出行将近二千余里。另外，明朝后期的社会处于“天崩地解”的时代，王阳明心学革命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束缚，文人们开始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他们走向大自然，走入社会。袁宏道说：“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在适宜旅游的季节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游，成为文人们的风尚之举。文人们的私人旅行，则可称之为“私游”。

这些官宦文人们的出行，或成群结队：“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舆，或领使节，屯军驻跸，问俗褰裳。”或仅率仆从出行：“余出游，率以仆从杂沓，奚囊郑重，多所不便，乃于童奴汰去惰者、弱者，衣履汰其华者，行李汰其不急者，从客汰其倦游者，轻装薄橐。”宦游和私游，由于当事人身份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出游时间和路线、旅行方式、旅行过程中的吃、住、行等有很大不同。作为明朝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王士性和徐霞客分别是宦游与私游的代表。

王士性为官达30年，有多年任地方官的经历，在河南、京师、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直隶等地任官，因而“宦辙几遍天下”。明朝地方中层官员的任期都不长，调动频繁，王士性在万历十六年十月任四川提学道，次年四月改任广西提学道，万历十八年改任云南澜沧兵备道，万历十九年七月又任河南提学道，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改任山东督粮道，至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回至京师，任太仆寺少卿。六年之中，先后在五个省做官。王士性在这些赴任之旅的路上，都记有日记。《五岳游草》中的蜀游、楚游、滇粤游，记的都是赴任路上所见所闻。官员上任必须在朝廷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因而王士性不可能在途中长时间停下来，在某一个风景区逗留。如万历十六年出任四川提学道赴成都时，是从陕西宝鸡入川，走的是驿道。他在29天内到达目的地，几乎没有在同一地点停留两天以上。遇到恶劣天气，道路状况较差时，对驿路附近著名的景观也不能成行。“壬戌，饭黄沙，溯汉水行，将至沔，入谒孔明庙。墓在江南十里定军山，风雨不成行也。次日发沔，饭沮水上。沮入汉处，其水自略阳来，时雨大注，大安河不得渡，乃再留青阳。”整日大雨，孔明墓不能前去拜谒。次日又大雨，不能渡大安河。到了目的地，公干之余，就能按自己的想法，前往附近的景点参观。王士性在四川、广西出任的都是提学道，与其他道员相比，政务较少。在成都，主持考试结束后，王士性按照自己的想法，将成都附近的景点游玩一遍。徐霞客则是私游的代表，他的出行路线是为他的旅行考察目的服务的，因而不一定都选择路线最近的直道，也不一定走大道，尽可能避免往返路线重复，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利用行程的优势游览尽可能多的景点。有时会选择小道，绕上一圈。到达某一个目的地后，采取放射状的形式进行游览。他在广西时，从南宁出发向西，经新宁州、太平府、安平州、龙英州，至下雷州转向东行，经向武州、镇远州、结伦州、都结州、隆安，回到南宁。

王士性上任之旅，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马匹和船只。他在由京城至成都的路上，基本是以乘马为主。由四川提学道改任广西提学道时，从成都至江陵，是乘舟沿长江而下。也有一些路程似乎是王士性自己出资的：“楚本泽国，环亘六千里，洞庭、左蠡、江、汉皆楚也，今为豫章、鄂渚诸郡。古今所艳称，江楼泽宫，奇岛巨浸多，余入粤所必繇，如买舟信江而抵洪都，阁则有滕王，湖则有鄱阳。”自己租船沿信江游南昌滕王阁、鄱阳湖等地。在游历一些风景区时，也乘轿而行。徐霞客在旅行时，一是经济条件可能没有王士性好，二是他多走小路，因而主要是步行，也有骑马、乘舟和坐轿等三种交通方式，但不及总里程的十分之四。在饮食和住宿方面，王士性也有许多较为优越的条件，他可以住宿在驿站中，明朝规定“每驿有供帐使者，日给廪米五升，过者三升”。王士性私人旅游时，则大多住在寺观中。徐霞客出行，主要住在寺观、旅店，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五。其他有民家、舟船、友人家、官府接待处等。由于徐霞客多走小路，遇到人烟稀少之处，就会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能在野外过夜。住在民家的时候，徐霞客和仆人也经常自己动手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