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只是揭露细节、展示“偶然”，本书传递给人的信息则未免太过悲观，仿佛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隶—当时人逆来顺受，后来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后，还存在着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这便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采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染、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军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政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或者更确切地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并”“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物。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在王安石的纵容鼓励下，神宗不再承认批评是一种正向的力量，斥之为“流俗”，理直气壮地拒绝约束。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天变没什么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对变法的言论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约束皇帝的呢？王安石还告诉神宗，“上身”即“祖宗”（第13章），“活着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听命于太庙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彻底“解放”了，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最后，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吴居厚。如学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叹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