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作为“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隐藏在诸多偶然事件的背后,这些偶然事件和活动于其间的各色人等推动着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选取不同代际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为线索探寻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这是我为自己选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径。北宋的政治代际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代:与太祖共同创业者为零代,赵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于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为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寇准和他的同年们;范仲淹及其同辈政治家为第二代,他们活跃于仁宗、英宗两朝 ;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导了国家的命运;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苏轼、苏辙兄弟和“奸臣”们—章惇、曾布、蔡京。我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和写作对象是属于第一代的寇准(已出版《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二个就是司马光(已出版《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在写作方面,我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第一,吸收融纳既有的专题研究成果,体察“当时常识”,力图构筑整体性的历史场景。第二,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实地叙述人物选择及其命运。第三,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的选择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史料依据、学术讨论部分埋入注释,以免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以上三原则,本书继续贯彻。相较于前两部,本书正文用了较大篇幅对“史料”进行辨析处理,因为这些辨析处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那个时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当然以宋人所遗留的“文字”为首选。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南宋人编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这类文字,虽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却是史学撰述。第二类,宋代官私历史记录,官方记注比如皇帝的“实录”、宰相的“时政记”、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种私人记录,比如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马光传—《司马光行状》是司马光的学生苏轼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受司马家委托所作。相较于第一类,这类文字更接近“事发现场”, 理应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类,当时人的诗文奏议,这类文字产生于“事发当时”,即便后来或有删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则上,生产时间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传递真实。然而,事实上,“文字”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字面所展现的”与“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以南辕北辙。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实”。
作为“文字”的生产者、主要消费者和“文字”意义的阐释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并重视“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谋取功名、干预现实的工具。“文字”还是士大夫之间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战场。哲宗朝以后,伴随着士大夫的“恶性分裂”,“文字”中的战斗也越发惨烈。《神宗实录》在太皇太后摄政时期已经修成。元祐六年(1091)三月四日,举行进读典礼,首相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场面感人。然而,哲宗亲政之后随即推翻重修。绍圣元年(1094)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为“《实录》所纪,类多疑似不根”,请求重修;旧录“尽书王安石之过”,新修则“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旧录》本用墨书”,绍圣年间重修,在《旧录》上删改,“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由此形成“《神宗实录》朱墨本”—原本清楚的墨迹上朱书黄抹纵横,就像是一场大战之后尸横遍野的战场。南宋高宗时,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实录》。三种《神宗实录》,今皆不存。然而,透过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剑影。
我们所接收和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批带有强烈意图的“文字”。我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苏轼的《司马光行状》《司马光神道碑》《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书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读。执政初期即具呼风唤雨能力的司马光,即出自苏轼笔下,而那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苏轼特别强调的神宗对司马光的特别知遇,同样也无关事实,而是苏轼的“建构”,这大概是苏轼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满了赞美,但仔细阅读并与苏轼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对,便会发现苏轼的皮里阳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刻画了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见并试图打击异议人士的“司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晚年司马光的认识,然而,联系写作时间,便会发现苏辙的真实用意—他要尽力撇清兄长与司马光的关系,以求自保。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
是为序。
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