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师司马教用权

对于初登大位的神宗而言，司马光有着独特的价值，他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引导着年轻的皇帝逐渐熟悉权力的运作方式，建立权威，学着做一个各派势力之上的仲裁人。

神宗之剑王陶公然与宰相作对，被外放到陈州之后，仍然寄来酣畅淋漓的文字，长篇大论，快意恩仇，诋毁宰相。王陶的文章的确写得漂亮，其中警句，比如“方幸幼君之足凌，岂思天威之可畏”，“元台（指首相韩琦）高卧而有要，次辅（指参知政事吴奎）效尤而愈悍”，“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铿锵凌厉，句句都是见血封喉的狠招。神宗击节叹赏，爱不释手，反复捧读，以至成诵。宰相们则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要再给王陶新处分。若依着神宗本人的性子，难免要跟宰相们正面冲突。

幸好有司马光教给他两全其美的应对之策。第一，当宰相们提出责罚王陶的建议时，神宗须先表明态度：“王陶就是个狂躁的人，不值得过分惩罚，他已经受到外放处分了，又没犯什么新错，就是说话不好听而已，怎么能再施惩罚呢？”第二，如果宰相们不依不饶，那么皇帝就可以把脸板起来，告诉他们王陶做御史中丞时也拿过分的话批评过我，我都不生气，愿意容忍他以开言路，凭什么你们非要再三责罚他才高兴呢？难道是要逞意气吗？！第三，如果这样说还是不行，那么干脆不理他们，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也就退了。司马光的这个主意替皇帝想得很周到，保全王陶也就保全了批评之路，同时，还向其他臣僚表明皇帝英明神武，是可以依靠的，万一将来有一天宰相大臣犯下欺罔朝廷的大罪，也会有臣僚敢于揭发！

司马光在教导皇帝，也是在维护皇帝。他的御史中丞“就职演说”（《作中丞初上殿札子》），主题就是“论皇帝的修养”（“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司马光认为，皇帝的“修心之要有三，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皇帝应当是仁慈的、智慧的、坚定的，具有判别安危、贤愚、是非的最敏锐判断力，和坚持正确道路的最坚定决心，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乐，实现一个皇帝的仁慈。对于御座上的青年，司马光充满了期待。他理想中的皇帝是这样的—大权在握，尊重既有秩序，维护朝堂上的异论相搅，能够不带偏见地倾听各种声音，并做出公正的最后决断；皇帝不属于任何派别和势力，因而得以掌控一切派别和势力，超脱小群体利益，因而获得最大利益。这样的皇帝是可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的。而想要做到这些，皇帝就必须克制自己的私心。

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来说，这些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神宗做不到，也不想做！神宗跟司马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性格中有张扬的一面，所以，他才那么欣赏、纵容王陶的犀利。神宗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说一个能够给他明确方向、果敢行动的人。

秉原则终惹神宗厌

在神宗眼里，司马光实在是太一本正经，太中庸，太四平八稳了。对于司马光的政治倾向，神宗也不太有把握。神宗已经决心对高层实施换血，之所以提拔司马光，恐怕也是想利用他和宰相之间的旧有矛盾。但是，当神宗一怒之下，罢免了参知政事吴奎时，司马光却上疏劝他尊重舆论，收回成命。这让神宗很不高兴，他甚至考虑收回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任命。当时，司马光的御史中丞官诰已经制作完毕，正在閤门司放着，等待下发。神宗让人取回了官诰，在宫里头搁置了三天，这才发付閤门下发。这三天的犹豫，已足以表明神宗的态度。

神宗这三天的犹豫，司马光应该是知道的。那么，他是否会调整姿态，改说皇帝爱听的话，或者尽量保持沉默呢？司马光做不到，也不想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是本朝名臣范仲淹的话。司马光愿意用行动去践行它。

从四月到九月，御史中丞司马光与神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

第一件事是弹劾王广渊，这件事甚至惹得神宗大哭一场，伤透精神。那么，王广渊究竟是何许人？与神宗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此人也是进士出身，仁宗朝的时候在宰相府干过一段时间的文件整理工作，他创造性地把搜集到的太祖、太宗、真宗“御笔”批示汇编成一千多册，因而得到仁宗的嘉奖。之后，王广渊又把注意力投向了未来的英宗，他以文为贽，博得了英宗的好感。请注意，此时的英宗还只是一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名分未正。所以，这算是战略投资。

王广渊的战略投资在英宗即位之后立刻得到了丰厚回报，英宗要提拔他做馆职。司马光就是这个时候盯上他的。当时还是谏官的司马光批评王广渊文才之外，别无他长，惟善钻营，“于士大夫之间，好奔兢，善进取，称为第一”。可是英宗根本不予理睬，仍旧把王广渊拉进了馆阁，还不断提拔，让他做了经筵官—侍读学士。在英宗的庇护下，王广渊变本加厉，自夸是皇帝的潜邸故旧，结交宦官，气焰嚣张。如今，神宗上来，司马光又任御史，职在纠弹，自然不能放过王广渊。按照司马光的意见，神宗就应该解除王广渊的馆职、侍读，把他赶到偏远地方去看仓库！批评王广渊的不止司马光一个。最终，神宗同意，让王广渊离开首都，到齐州去做知州，原有职衔不变，还另有赏赐。显然，放走王广渊，神宗并不情愿。而司马光却再度提出了批评。这下，神宗接受司马光的教导，干脆不予理睬。

出京之前，王广渊到宫里来告辞，神宗“哀恸久之”，伤心地哭了很久，周围的卫士受到感动，也都落了泪。

神宗为何如此伤心？他是真的舍不得王广渊—王广渊和英宗、神宗父子两代是真有感情的。英宗的即位之路走得坎坷，一度就是个“备胎皇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敢于跟他亲近的人不多，而王广渊却一直不离不弃。就算起初是投机，患难之中也处出真情来了。英宗病重，王广渊“忧思忘寝食”，英宗甚至亲笔写下“朕疾少间矣”去安慰他。对于神宗来说，王广渊就像是家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着浓厚的感情基础。

关于王广渊之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王广渊反对宰相专权，极力主张神宗收回威权，树立皇帝的独尊地位。宰相们忌惮他，于是就怂恿司马光弹劾王广渊。换言之，司马光是被人利用了。

这种说法全无道理。司马光本人就是宰相专权的坚定反对派。宰相权力过大的现象是从仁宗晚年开始的，仁宗中风，言语困难，无法亲执权柄，只能依靠宰相；英宗上台之后先闹病、后闹心，纠缠于亲生父亲的名分问题，精力有限，威望受损，也是靠着一班宰相维持政局。而司马光最重视等级秩序，在他看来，君弱臣强，宰相权力过大，即使宰相们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谋私行为，长期来看也是危险的，因为它破坏了君臣之间应有的权力分配法则。司马光忧心忡忡，念兹在兹，多次上疏，请求皇帝振作精神，收回威柄，换句话说，也就是警告宰相切勿轻举妄动。神宗即位之后，罢免欧阳修的副宰相，纵容王陶攻击韩琦，表现出削弱宰相势力的明确意图，司马光一直是支持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神宗出主意保护王陶。王广渊那么嚣张外露的一个人，如果真有如此崇高的政治理想，司马光不会全然不知。司马光弹劾王广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此人来路不正，心术不正，让这样一个人接近年轻的皇帝，是危险的。目标正义，达成目标的途径也须正义，这是司马光一贯秉持的要求，对人对己，都是如此。就像我说过的，司马光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然而，不管司马光弹劾王广渊的行为如何正当，最终还是导致了神宗“哀恸久之”。它伤害了神宗的感情，也便伤害了神宗与司马光之间的君臣关系—神宗仍然尊重司马光，却不会太亲近他了—这个年轻人是记仇的。比如，他听说英宗病危之际，邵亢曾经建议太后垂帘，立即大发雷霆，指示御史弹劾。邵亢是神宗的东宫旧臣，当时跟司马光一样，在贡院里锁着主持考试，闻听此事，吓得半死，出来之后，立即上殿辩白，当面赌咒，“如果能在宫里找到我主张垂帘的奏章，我甘愿受死”。幸好，神宗后来明白自己受骗，原谅了邵亢，后来还提拔他做枢密副使。

八年之后，王广渊在渭州去世，终生未能再度回到皇帝身边。王广渊的行政能力不强，所到之处均无突出政绩，在西北边境的庆州做地方官的时候，还因境内发生军人叛乱受到降两级处分。可见司马光没有弹错人，他只是忘记了保护自己。这是司马光和神宗的第一次碰撞。

穷究竟潜存破壁意

弹劾御药院宦官事件则让司马光与神宗再度发生剧烈碰撞，这一次，神宗虽然没哭，却十分不痛快。御药院是宋朝最重要的内廷机构之一，是皇帝的御药房，同时还具有接收外界信息、沟通内外的功能，是皇帝的耳目，所以说“最为亲密”。按照宋朝制度，掌管御药院的宦官干到一定年数，升到一定级别之后，就必须要调离，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资深宦官依仗皇帝的信任弄权，出现唐代后期那种宦官乱政的局面。可是神宗上台之后，却留了四位资深宦官在御药院继续供职，其中，最得神宗恩宠的是高居简。这种做法显然严重违反本朝的制度与传统。作为御史中丞，司马光是不可能听之任之的。

在司马光之前，已经有人对高居简提出批评。神宗的回答是“这人有功”。有什么功呢？英宗咽气之后，高居简是第一个跑出去给神宗报信的。神宗是英宗的嫡长子，并且已经被正式立为太子，皇位还能跑得掉吗？可是，神宗还是把高居简当成了功臣。这就再度证明了神宗是个恩怨分明、快意恩仇的人—最好别得罪他。

然而司马光却打定主意违拗神宗的心意，维护传统与制度，他连上数章要求神宗驱逐高居简。七月间，神宗在延和殿接见司马光，司马光又当面提出驱逐高居简的要求。神宗的回答是：“等英宗皇帝的神主祔庙仪式完毕，自当让他走。”这话简直要让司马光冷笑，他质问神宗：“一个小小的宦官，跟皇帝的丧事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让一个明知就要被赶走的人留在皇帝身旁，实在是不合适的。”

司马光的话总是对的。神宗无言以对，只好叫司马光把弹劾高居简的札子留下，而司马光则请求把札子直接交给枢密院—宋代的宦官在制度上是归枢密院管的。神宗只得听从。

第二天，高居简的调令还没出来，司马光又再次上殿，面见神宗，申明立场：“如果陛下认为我正直，那么高居简就是奸邪；如果陛下认为高居简是忠良，那么我说的就是谗言。我和高居简势难两留，必须有一个离开！要么外放高居简，要么我去外地，请陛下决断！”这简直近乎要挟了。而神宗竟然答应了，他告诉司马光，已经罢免了高居简的勾当御药院，只是手续上还没弄完。皇帝终于从善，司马光满意地离开了。在他的身后，神宗摇摇头，露出了复杂的笑容。

神宗的笑容，司马光看不见。司马光同样没有看见的，还有他进来之前在这延和殿里发生的一幕：在司马光之前觐见神宗的，是枢密副使吕公弼（1007～1073）。他看见司马光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就知道中丞大人这是要拼了。同样，吕公弼也反对高居简继续留任。于是，谈罢了枢密院公务之后，吕公弼主动提起了司马光弹劾高居简一事，劝神宗退一步，不要为了一个宦官驱逐御史中丞。这样做政治成本太高了。吕公弼建议神宗“罢免高居简的御药院职位，在级别上加以优待”，既平息了舆论批评，又照顾了私人感情。吕公弼真不愧是吕夷简（978～1040，仁宗朝宰相）的儿子，很会照顾各方利益。神宗同意了，但是又担心给高居简特殊优待司马光会挑理，说：“司马光不会再争吧？”吕公弼教他：“等司马光上殿，您只告诉他已经把高居简赶出去了，司马光自然就罢休了。”果然，司马光中计，听说高居简离开就闭嘴了。神宗也算扳回点面子。

高居简走了，但是御药院还有三位“超期服役”的高级别宦官，特别是高居简的继任者王中正。此人虽名中正，其实奸诈狡猾，颇好招揽权势。这就好比是“去了一个高居简，又来了一个高居简”。司马光只有继续战斗，举报王中正怙恃弄权。王中正去陕西出差，地方官刘涣等人曲意奉承，百般巴结，而在边防军中工作的宦官吴舜臣却得罪了王中正，后来，刘涣等人受到提拔重用，吴舜臣却受到降级处分。司马光的这封奏札是早晨递上去的，“晡后”也就是日落时分，神宗就降下手诏责问司马光的信息来源。司马光立即上奏应答，答案却不是神宗想要的：“此事，臣得知于宾客，前前后后，不止一个人这样说。我实在担心王中正的行为会玷污拖累了公正的朝廷，所以才做此论谏。”换言之，谁告诉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中正说没说过这些话，只有陛下知道。我在宫外，哪有办法了解宫中虚实？……只是外面有这种议论，我却不敢不让陛下知道。”那么，究竟王中正是否曾经干预陕西官员的奖惩呢？关于宦官吴舜臣的降级问题，神宗后来做了解释，说是自己的决定，与王中正无关。但是，关于刘涣等人的提拔，神宗却没做任何解释。换句话说，王中正显然还是做了些什么的。司马光所言，绝非无根之水。

而且，神宗跟这些宦官讨论的，恐怕还不止陕西人事。在这封奏札当中，司马光还说道：“我听说陛下喜欢让宦官打探宫外的事情，还向他们询问臣僚的能干与否。……外间议论纷纷，说大行皇帝的葬礼完成之后，首相韩琦必定会请求引退，届时宰相府和枢密院必然要出现大调整。我担心高级官员之中万一有无耻之人，为了当宰相入枢密，可能会私下勾结这班宦官。……请陛下认真考虑我说的话，欲知天下之事，应当咨询外朝官员而不是身边宦官。如果发现官员奸邪狂妄，想走宦官的路子，巧取两府职位的，则一定不要任用。”

神宗有意对中央领导层实施大换血，他在依靠宦官搜集外界信息，而宦官也趁机积极参与人事讨论。司马光说的没错。正因如此，神宗才感到紧张。他担心司马光是否有特殊的渠道窥探宫中之事，还担心司马光的立场。对于神宗的质疑，司马光的回答有过于简单草率的嫌疑，他心中无鬼，一心为君，光明磊落，觉得无须多做解释。而神宗却未必这么看。王中正的问题就此不了了之，司马光与神宗之间又多了一分距离。本朝台谏官可以“风闻言事”，无须上报信息来源，神宗追问御史中丞的信息源，已经违背了传统和常规，流露出打破旧制的危险倾向，而这一点，司马光在当时却并不敏感。

亲拓边初展有为心

让司马光和神宗发生碰撞的第三件事有关边防策略问题。早在英宗朝的时候，陕西转运使薛向曾经上疏，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对夏战略：第一，以边将为主导，不惜手段，对西夏实行反间计，让夏国君臣反目，自相残杀；第二，主动出击，声东击西，对西夏实行骚扰战，让夏国疲于奔命，消耗其战斗力；第三，改变边防军的构成，以陕西当地土人为主重建西北国防，增强军队战斗力，减少开支；第四，停止给西夏每年二十五万的岁赐，断绝边境贸易，禁止西夏产青白盐的进口，对西夏国实行经济封锁，摧毁西夏经济；第五，改变过去那种临时随意征发的政策，让老百姓得到休息，巩固国家之本。这是一套全新的战略思想。之前宋朝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想，不管对契丹还是对西夏，都是被动的，以维护边疆稳定为最高追求。而薛向的新战略则是主动的，充满着进取的精神。主动出击的策略，让人想起了雄才大略的周世宗经营淮南的做法。经济封锁的办法，仁宗朝的时候庞籍在陕西也用过，只不过庞籍的目的只是逼迫西夏人回到和平路线上来。而现在，薛向想要用它来掉转宋夏关系。可行吗？至少令人激动。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经济体，百业兴旺。而夏国是半农半牧经济，它的两个粮食产地，一个在宁夏平原，另外一个在宋夏边境，常常遭到战争破坏，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对宋食盐出口，“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英宗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把薛向的奏疏留在身边，时时翻看。神宗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接见了薛向，厚加赏赐。并且，很有意思的是，“凡（薛）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神宗要求薛向对宰相府和枢密院保密，他要亲自主持西北拓边。

年轻的皇帝绝不甘心只是简单地保守祖宗基业，他要乾纲独断，力排众议，大有作为了。神宗的决心，中央领导班子里的这群老臣，只有一个人看明白了，那便是次相曾公亮，他“独赞之”，而主持军政的枢密使文彦博“执不可”。

神宗打算接纳一位西夏边境将领的投诚，此举若成功，就意味着宋朝方面主动破坏了宋夏和议，宋夏双方必将进入敌对状态，战端可能因此开启。司马光连上两疏，又上殿面君，表示坚决反对。司马光所持的理由有三：第一，宋朝方面并不具备投入战争的条件：皇帝刚刚即位，政局未稳，政府财政紧张，民间的物资储备也不足，军队长期缺乏训练，战斗力根本不行；第二，主动挑衅有失大国之体，违背正义；第三，就战略思想而言，与开疆拓土相比，司马光更重视百姓的生计与内部的安宁。司马光理想的“王政”是“王者之于戎狄，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这种战略思想上的冲突才是最根本性的冲突，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的话，矛盾必将无法调和。司马光与神宗，注定很难共事。而且，神宗还对司马光获取信息的能力产生了猜疑。他责问枢密使文彦博：“招纳西夏叛将的事情，属于机密，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一次，神宗发了很大的火，他对着文彦博批评司马光脾气急躁，甚至放话说要严厉责罚司马光。可是司马光究竟做错了什么呢？就算招纳西夏叛将的事情司马光不该知道，可是泄露机密的却不是司马光。神宗恨就恨在，这老头说的全然不符合他的心意，可是连他自己都知道，这老家伙说的偏偏全在理上！

当然，神宗绝不会因为司马光说什么而改变既定想法，他和他父亲很像，骨子里都是执拗而重感情的人，只不过，英宗身体弱，来不及多做什么，而神宗只有二十岁，身强体壮，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宰相府、枢密院的人事变动是迟早的事情，对西夏动兵也在他计划之内，他需要更合适的人来帮助自己实现这一切。这个人是谁？王安石是最初的人选吗？接下来的人事变动与政策调整又会对司马光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