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4月5日，罗泽南设计将部分太平军诱出武昌城，然后一路追杀，想乘势冲进城去。他太想抓住这个机会，忘记了自己已经进入太平军枪炮的射程之内。

太平军紧急关住城门后，城头枪炮如雨一样倾泻。一马当先的罗泽南头部中弹，顿时血染衣襟，但他仍坚持力战，直到实在看不到入城的希望才收兵回营。

胡林翼听到罗泽南受重伤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赶来探视。罗泽南当时的官衔是宁绍台道，只比知府高一点，位列正四品，而胡林翼已经是从二品的巡抚，但胡林翼对罗泽南十分尊敬，见了面执弟子礼，言行举止恭恭敬敬，俨然把他当成自己的先生。

胡林翼这么做，不是表面功夫，他确实对罗泽南的学识人品和能力都非常钦佩，即使私下与幕僚谈到罗泽南时，都要称罗山先生（罗山是罗泽南的号）。平时事无巨细，胡林翼均要向罗泽南进行咨询，彼此意见统一后才会施行，因此虽然相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当胡林翼到达时，罗泽南还能坐在营外，跟他商讨作战方略。尽管如此，胡林翼仍清楚地知道对方的伤势有多重，除了延请名医诊治外，还亲自驻其营中，以便日夜看视。

可这次罗泽南中的是致命创伤，伤口深达两寸，子弹无法取出，再好的医生都回天无力了。几天后，罗泽南伤情加重，已不能坐，只能躺，他睁大眼睛，作势索要纸笔，并仰卧床头写下了遗书。

这是非常少见的遗书，一共就两条：一条是“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另一条是“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有人说，罗泽南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即便在军营里也不肯放下书本，一睡醒便谈学问，但他留下的遗书却分明昭示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赤子之心，又有着怎样融会贯通的真学问。说他迂腐的人，恰恰自己太过精明，而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古至今都充斥着这样的“精明人”，唯独缺少“迂腐的书呆子”。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罗泽南“神散气喘，汗出如洗”，已经到了弥留一刻。胡林翼见状，痛哭失声。罗泽南握着他的手，挣扎着留下遗言，但仍无一字及私。

罗泽南说，武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肯定要死守，我们如果不拼命死战的话，不仅武汉保不住，恐怕今后两湖的其他地区也将“均无净土”。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泽南还想到了在江西苦苦支撑的曾国藩，他再不能够去会师九江，救朋友危急了。他对胡林翼说：“现在武汉攻不下来，江西又危在旦夕，而我们力薄兵单，没法兼顾。我这个人是不怕死的，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为此做什么了，以后只能靠你和李续宾继续撑持……”

话没说完，一代儒将便停止了呼吸。

从出生直到死亡，罗泽南可以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命运累加在他身上的伤痛难以计数，但是在他心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需要反反复复地不断追问，一个人活着，应该如何求学，如何救世，如何活出真正的人生价值。

罗泽南战死的消息传出，整个南方战场都为之震惊。曾国藩更是痛悔不已，他认为如果不是自己三番五次的催促，罗泽南也不至于铤而走险，而胡林翼除了悲痛之外，还从中得到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对攻城战术的再认识。

改攻坚为围困，本来是胡林翼和罗泽南共同商定的策略，但因为各种原因，两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都想乘守军一个不注意，发动登城仰攻，以便一劳永逸。

登城仰攻固然爽快，但太伤元气，对于讲究身先士卒的湘军而言，战死在城下的往往都是军中最勇敢、最精锐的将士。罗泽南的死，让胡林翼猛然醒悟过来：“今后谁也不准提仰攻，谁提我跟谁急！”

胡林翼在“围困”旁边又加两个字“长久”，合起来就是长围久困。他要像僧格林沁对付北伐的太平军那样，慢慢地熬下去，直到用时间来熬出战果。

长围久困，要想围得实，围得紧，关键还是要把所有进出口一个不漏地全部堵住。对于武昌来说，则是要控制江面，以截断太平军的增援水道。

围绕这一条生命线，湘军水师和太平军水营展开了殊死角斗。

太平军水营曾经被打到灰飞烟灭，它的复振，是从翼王石达开执掌前线指挥大权开始的。所有太平军将帅中，石达开是发现水营弊端，并主动矫正其缺陷的第一人。

水营弊端在哪里，首先是船只。太平军多用民船，掳获民船固然省事，一下子就可能弄到成百上千，可是面对湘军的正规战船和洋炮，改造版的民船往往就跟纸糊的一样，一打就破，一破就沉，损失之后又无法补充，即便上万船只也很快就消耗一空。随着船只越来越少，水营的战斗力也就相应越来越弱。

其次是训练。由于原先忽视训练，水营将士的军事素养普遍很差，以至于“水战诸法，茫然不解”。打仗的时候，都是呼啦啦一道上，有一个地方受挫失利，便轰隆隆地全队赶过去，结果常常顾此失彼，被各个击破。

石达开从这两处入手，仿照湘军的模式，在安庆和九江分别督造战船，同时加强水战训练，从而打造出了一支以“湘式”大战船为基干，以改造民船和小划相配合，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新水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