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面包案发生后，包令又惊又怒，下令将店里的五十多个工人全部予以拘捕，但是查来查去，什么都没能查得出来，而且在英国人中毒当天，这些工人全部照常上班，照理下了毒，“凶手”肯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走才对。

离开现场的也有，就是怡升行的老板，那天早上他们一家人全去澳门扫墓去了。警察将老板带回审问，老板比窦娥还冤：“我带了一块面包，给儿子当早点的，儿子现在也中毒了……”言外之意，你们指控人的时候，拜托走走心好不好，我要想下毒，会把自己儿子也赔进去吗？

要依包令的脾气，非得把这个怡升行的人，从老板到伙计全都枪毙了不可。可英国是讲民主法制的社会，你拿不出证据，别说枪毙，让人蹲班房都不可以。

最后香港政府查封怡升行，并将店老板驱逐出境，但是真正的“凶手”是谁，最终还是没弄清楚。

这就是陈桂藉的杰作，他虽不是直接“凶手”，却是最大的幕后策划者。

毒面包案令在港的英国佬人人自危，连港督夫人都难逃劫数，还有谁的家属能保证安全？为此，他们纷纷把家人疏散到澳门，以避免在这场混战中成为牺牲品。

怡升行被封掉了，可是面包还得吃，这次英国人转到了一个新的面包行，新的面包行令陈桂藉无法下手。

既然我做不了手脚，还要这种店铺干什么，新面包行的结局是被人纵火烧掉了，仓库里的一千包面粉全部化为灰烬。

以后要想再吃面包，麻烦各位洋大人自己在家里做吧！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斗，包令被迫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他每天派二十条船在港外巡逻，所有洋商企业的门口都放卫兵，一到下午六点，夜幕还未降临，包令就把全部警察和士兵都赶到街上去执勤。

港岛不过是弹丸之地，为了度过这次风险，香港政府几乎把钱库都掏空了。包令的言语间也已经有了狂躁症的表现，他一直不停地说，我要找船，要搬兵，要成倍地增加警察。

包令还算有种，即便到这种程度，他都没拉下脸来让西摩撤兵回救，但问题是海军少将自己也撑不住了，西摩最终舍弃大黄滘炮台，在摆脱叶名琛的追击后，带着贝特等人灰溜溜地回到了香港。

叶名琛尽管暂时保住了广州，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关闭海关，中止贸易，是两国交兵时的通行规律，总不至于双方一边咬牙切齿地大打出手，一边还美滋滋乐呵呵地做着买卖吧。可是贸易战又是一把双刃剑，伤着别人的同时，也必然会割着你自个儿的手指头。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以来，广州就失去了关税收入，商人们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派捐”自然也无从谈起。特别是西摩火烧中国民房那一次，可以说从根本上伤了广州商界的元气——相当多的中国商栈和货物，都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

财神爷转眼变成了穷汉，这一点连远在京城的咸丰都感觉到了，因此非常着急，一再催问叶名琛何时可以结束战争。

叶名琛无言以对，这场战争并非他所挑起，而且一旦打起来，岂是他说停就能停的，以广东如此境况，实在是无力再对邻省及南方战场提供任何支援了。

全国后勤总管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当广东的叶名琛自顾不暇时，代之而起的是湖北的胡林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