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的表现，让咸丰既纳闷又不解。湖北上一份奏折，无论是署胡林翼的名，还是官文的名，抑或是联合上奏，他根本就分不清究竟是胡林翼的意思，还是官文的主意。

在南方各省之中，咸丰最重湖北，怕的就是这种督抚“团结如一人”的情况，当初不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也就是担心以曾国藩的威望，在湖北会成尾大不掉之势。

要不，像对待曾国藩那样，把胡林翼调出湖北？可是过去的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曾国藩的仓促离开，就不会有武昌的失守和湖北战局的一败涂地。花了一年多工夫，好不容易转危为安，咸丰再无脑，也不至于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去。

调离不行，不调又有隐患，咸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旁边有人告诉他：别瞎琢磨了，胡林翼不仅要用，还得重用！

右眼跳，贵人来。胡林翼比曾国藩更走运的地方就在于，关键时候，朝中还有人帮他说话。

祸福相倚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在人们生活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几乎就是你的“灾星”，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又能成为你的“贵人”。

胡林翼这辈子在官场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是做考官的时候受人牵连，连累他的主考官名叫文庆。

文庆和鸦片战争时的裕谦一样，都是满人子弟中难得的读书郎，虽出身官宦世家，条件优越，但在和汉人同挤一座独木桥时并不落于下风。

与裕谦的一贯本分相比，文庆的特点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安分，不客气地说，此君简直就是个闯祸大王。因为江南科场案出事，道光将他发配新疆，后又重新起用，但时间一长，他那惹祸的毛病又上来了，于是再次罢官。

这两次处罚都还算是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处分更是多如牛毛，究竟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道光对文庆打归打，骂归骂，然而打骂过后照样起用，在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中，文庆赫然在列。

咸丰即位，文庆并没能改掉老毛病，依旧是糗事一箩筐，这使得他始终在革职、起用、再革职、再起用的循环里面不断打转，直至顶替下课的恭亲王奕訢，成为新的军机首辅。

清代在用人方面，早期一直是文多用汉臣，武多倚满臣，一方面确有军权旁落的担心，另一方面倒也符合当时满汉大臣各自的特点，但到道光、咸丰时期，这一“定律”突然就不灵了：前有奕山、奕经，后有赛尚阿、讷尔经额，谁都没能在打仗方面显示出过人天赋，以至于把他们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僧格林沁好使。

在满臣打不了仗的同时，一批本来文质彬彬的汉臣，倒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潜质和气象。

文庆对咸丰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画地为牢，在满臣这个小圈子里面犯嘀咕呢？既然汉臣行，就重用汉臣好了。”

在军机大臣里面，祁寯藻、彭蕴章之流之所以排斥自己的同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汉臣。奕訢、文庆没有这一顾虑，加之屁股下面坐的又不是龙椅，也不用像咸丰那样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因此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文庆还能够由浅入深，讲出一番道理。他说：“像我们这样的满人，打小就出生在锦衣玉食的上层社会，耳濡目染的全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对国家大计无知得很。曾国藩等人来自乡间，最为了解百姓疾苦，也知道社会上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大概就是当身处乱世时，他们看上去要比我们要更技高一筹的原因吧！”

文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尤其要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格以用人。”

曾国藩和胡林翼无疑都是汉臣中的佼佼者，文庆也都不忘为二人美言。曾国藩初建湘军时，屡战屡败，朝中嫉恨他的人便乘机说他坏话，只有文庆独言：“国藩在社会上声望高，能杀贼（太平军），终当建非常之功。”时论认为，如无文庆从中维护，曾国藩一定会遭到朝廷排斥。

相对于曾国藩，文庆对胡林翼更是熟悉不过。说起来这还得亏当年一起在江南做考官的经历，他知道胡林翼有能力有本事，在入值军机前就利用各种机会鼎力推荐，胡林翼在湖北能够连升四级，除恭亲王奕訢一度主持军机外，也有文庆的密奏之功。

等到文庆成为军机首辅，俨然就是胡林翼在朝中的“护花使者”，天天在咸丰耳边说着胡林翼的种种好处。对咸丰说必须重用胡林翼的，正是文庆。

一个人在拿不定主意时，身边人的只言片语都会变得举足轻重。想当初，彭蕴章不过是小小的军机章京，在对待曾国藩问题上还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更不用说文庆这样的军机首辅了，不过以前起到的效果是负面，现在则是正面。

有了文庆的力保，咸丰不再对胡林翼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湖北上来的奏折，均大笔一挥予以通过。

对胡林翼来说，前路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然而亦非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