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4月，也就是包令丢掉驻华公使的那段时间，英舰袭击了海上的中国战船，并从战船上抢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军事文件。

正是通过这些文件，包令突然发现，原来此时的叶名琛已经山穷水尽，在财政和兵力上都已无法维持正常作战的需要。

首先当然是财政方面的空前危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以及商栈和货物被烧毁，令广州的富商们都变成了瘪三，无论“派捐”还是收税，皆无从着手，叶名琛不但没有钱负担外省，而且连维持本省都很困难。

财气的不济，严重影响到了人气。曾经对守城起过重要作用的联街团练，也因无人捐款维持，实际已经停止。其他诸如练勇、募勇，亦形同虚设，“十万长城”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再看防守上的硬件设施。西摩在占领广州炮台时，对炮台进行了破坏，叶名琛收复后本应加以修复，并添置新的重炮，但从文件上看，这些都没有做，显然也只能归结到两个字：没钱。

现在的叶名琛，情况比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还要差上很多倍，不仅严重缺血，还缺乏补血能力。当时全国的聚焦点都集中在沿长江的各大战场，其他省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对广东实施援助，只能听任它自生自灭。

包令看过文件后心花怒放。叶名琛原来如此脆弱，瞧这情形，只要英军增援部队一到达，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

不过在吃够叶名琛抄袭香港后路的亏后，包令已不敢轻易动用驻港兵力去打广州，但在援兵到达之前，不做点什么，他又不甘心。

叶名琛会打超限战，我也会啊。包令没法煽动中国人去暗杀中国人，他就花钱印了两千多本宣传小册子，极力抹黑对手，并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叶名琛。

由于叶名琛也针锋相对，组织了反宣传战，包令的宣传战在当时收效并不大，但在广州陷落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对叶名琛的个人声誉造成了很大打击。

1857年7月，额尔金抵达香港，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千五百名英军以及各式舰艇。

额尔金是个自大狂，看不起他所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他不但不信任包令，连海军少将西摩在他眼里也是一个“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

倒是对叶名琛这个未来的对手，额尔金不敢忽视。在从伦敦出发前，他就翻看了中英前期的交战记录，对广州的防守能力暗暗吃惊，不得不承认“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因为这些“严重错误”，包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西摩也成了“呆子”，他额尔金可不想一上来就惹这个晦气，既然广州比较麻烦，不如直接率兵去北京。

见额尔金要绕着走，包令急了，赶紧拿出抢到的军事文件，极力劝说额尔金先拿下广州，再去北京。额尔金看过文件后，也立刻意识到广州城防已今非昔比，看来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那就先打广州吧。

正值摩拳擦掌之际，忽然传来消息，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如此一来，不仅本应前来增援的印度土著士兵无法及时到达，额尔金还得亲自率兵过去镇压。

这一偶发事件，却让叶名琛出现了敌情判断上的失误。

叶名琛组建的谍报网并没有先进的传媒或通信工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亦了解有限。同时随着双方的谍战与超限战愈演愈烈，包令也变得越来越老练，对机密情报的防备尤其严密，而香港报纸是给港人看的，一般只刊登驻港英军的消息，关于英国及印度政府的，大多语焉不详。

探子们只能通过民间转述的方式，去采集来自国外的各种信息。问题是民间转述这东西往往最容易失真。叶名琛虽有很多种情报渠道和来源，但最后归拢在一起，有时竟然就是以伪证伪，全部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比如，克里米亚战争，明明是俄国人输了，英法赢了，叶名琛得到的情报却是俄国人赢了，英法为此还付出了高达七百多万的巨额赔款。更有人说，英国人那么固执地要进广州城，就是为了在广州收税，以便支付赔款。

额尔金到印度去镇压起义，这个重要情报叶名琛得到了，而且准确无误，因为香港布满他的探子，连额尔金何时到港，何时赴印度，都能侦察得到。可是额尔金到印度后怎么样，没有人能够跟去印度，所以对那里的情况并不清楚。

叶名琛得到的，其实都是各种道听途说，而且相当一致，说英军在印度损兵折将，人力财力消耗一空，根本无力再发动新的战争。

退一步讲，就算情报是准确的，叶名琛不出现判断失误，他又能怎样呢？

被英军所截获的军事文件中所透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两广总督如今的处境比这还要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