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在外交方面其实吃的也是夹生饭，但由于参加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所以才有人以为他是行家，也因此耆英在道光晚年颇受重用。

咸丰执政初期，对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所谓的主和派颇有看法，一次召对时便有意在耆英的话中挑刺，传旨训了他一通。耆英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又是先帝老臣，觉得下不来台，便屡屡称病，连朝也不上了。

不久，咸丰终于抓住了耆英的把柄，那就是他与英国人立下的“两年之约”。当时广东方面与朝廷都已被“两年之约”弄得难以收场，咸丰遂写下手诏，说：“耆英在广东压制民众，奉承英夷，随随便便就答应他们入城，几乎造成不测之变。”

他将耆英与穆彰阿并列，说两人都犯下了贻害国家之罪，区别仅在于穆彰阿隐藏得比较深，表面很难看出来，耆英的罪行却是显而易见。

耆英被革去文渊阁大学士，降为部属，不久又补为工部员外郎。就这，还是念及他当年立“两年之约”毕竟也是为形势所迫，所以予以从宽处理的结果。

耆英的儿子庆锡在绿营当总兵，太平军实行北伐后，庆锡便奏请父子同赴军前。咸丰正在用人之际，就答应了庆锡的请求，命耆英随惠亲王绵愉效力。

耆英父子本来以为可借此咸鱼翻生，不料庆锡自己不争气，犯了向下属借贷之罪——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只是借钱而已，怎么会是犯罪呢？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属于明借暗贿，为清代律法所严禁。

儿子东窗事发，遭到大臣的弹劾，耆英自然急着利用老关系为其脱罪。咸丰发现后，干脆将其一抹到底，予以革职圈禁。

咸丰对耆英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想改变父亲晚年的主抚政策，无奈形势比人强，到头来又不得不重走老路了。绵愉等人保荐耆英，也正是看出了咸丰的这点小心思。

咸丰马上接受了绵愉等人的建议，下诏赏耆英侍郎衔，以方便他赴津谈判，同时在密室里召见耆英，询问其想法。

耆英很清楚，他能否再次获得新君的信任和重用，就看这次机会能不能抓住了，因此在被召见时摆出了一副诚惶诚恐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样子，说：“当此时势，唯有独任其难！”

确认耆英有此决心后，咸丰给予密旨，让耆英赴津后自行谋划，而不必附和桂良。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耆英继续扮演鸽派，桂良、花沙纳扮演鹰派，鹰派先在谈判中拒绝英方的某些不合理要求，再由耆英从中转圜，这样就可以起到有进有退、有张有弛的效果了。

咸丰有咸丰的心机，耆英却也有耆英的套路。他从前搞外交的办法，就是对洋人提出的条件随便答应，同时给皇帝打马虎眼，能瞒则瞒，能敷衍则敷衍，等到出了问题，便扔给后任一跑了之。这次他又想故技重施，但始料不及的是，英国人首先不买账了。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从两广总督衙门的库房中抢夺了一批档案，其中有耆英的奏章。经翻译，英国人发现耆英原来弄虚作假，对于他们先前提的一些条件，明明答应了，却并未向朝廷报告。

当时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关，西洋各国的一切交涉均由两广总督办理，英方认为耆英必然会将所有交涉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中央，哪里能想到他居然敢这么干。额尔金由此对耆英十分厌恶，得知他又要来天津谈判，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桂良得知后害怕谈判破裂，便请求召回耆英，但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咸丰仍寄望于他的进退策略能发挥作用，因此不同意召回耆英，同时严令途中的耆英必须尽快赴津。

此时耆英也已了解英方对他的态度，怕去天津后英国人找他算账，竟然不顾朝廷严令，掉转身径直逃往京城。

绵愉既是耆英复出的主要保荐人，又是耆英擅自回京的最早知情者，闻讯大惊。为了避免牵连到自己，在与其他宗室大臣商议后，他赶紧请求咸丰下达命令给僧格林沁，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于军前。

咸丰急盼耆英到津，没想到送来的却是这个消息，不禁大失所望，同时十分恼怒。

耆英被罢官圈禁时，咸丰曾给他下了一个无才无能的评语。耆英当时不服气，回家后手书一联并悬挂于客厅正中：“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

圈禁相当于软禁，时刻有人监视着，咸丰知道后对耆英更加厌恶，只是蓄而未发罢了。

给机会你不要，偏要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咸丰不假思索地写下一条上谕：“耆英畏葸无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撤自回京，不但辜负朕恩，又有什么脸面对天下人？”

按照咸丰的命令，僧格林沁派员将耆英锁拿进京，由绵愉等王公大臣会同宗人府、刑部严讯。不久，咸丰即传旨宗人府，赐令耆英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