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走向长期化、大规模化，两军都拼命从乡村征兵。幕府直接向乡村管理者下达命令，是从应仁之乱开始的。这很好地表现出了总动员体制中，乡村政治地位上升的状况。另一方面，仅仅靠单方面、强制性的命令，乡村是不会听从的。文明元年（1469）十一月，畠山义就和西军一方的西冈众约定，把寺社本所领庄园四分之一的田租收入转交给他们，以此为利，怂恿他们参战。据此，东寺下属下久世庄的公文久世氏向东寺索取四分之一的田租。

不过以上事例终归只是给予乡村的管理者个人粮食，应仁之乱中，也出现了向乡村提供粮食的事例。其中最早的例子是文明元年六月，东军赏赐给山科七乡（今京都市山科区，由庄园领主各异的七个本乡和九个组乡构成）的半济政策。（《山科家札记》）对乡村给予的半济，指的是田租免除一半。因田租减少而困扰的是寺社本所，也就是庄园领主，武家是不会感到心痛的。因此，武家势力胡乱发出半济给予的命令。

应仁之乱中，通过半济给予来婉转地提供报酬以向乡村征兵的方式，得到了普及。战争结束后，每当战乱爆发，通过半济给予实施军事动员的现象必然存在。乡村反过来利用这点，即便在武家势力不承诺半济给予时也要求他们提供半济，也就是减租，作为军事协作的代价。武家势力收到寺社本所的悲诉，命令停止半济，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乡村要求半济，基本上有要求军功赏赐的特点，但不仅仅如此。战乱、天灾爆发时，为政者有义务实施善政，解救困苦的黎民，这是中世社会的普遍观念。正如田中克行所说，在当时的认识里，战时的半济属于“德政”的一部分，民众要求减租，是理所应当的。近世初期出现了“弓矢德政”这个概念，战时的半济给予政策简直称得上是先驱。

事实上，应仁之乱中，只有京都周边没有发生土一揆，其他地区都时不时出现。文明四年袭击了奈良的土一揆就是一例。我们来看备后国（今广岛县东部）的例子。应仁之乱初期，西军在备后国处于优势，因此应仁二年（1468）十一月，与父亲山名宗全不睦而投靠东军的备后守护山名是丰亲赴备后。（《碧山日录》）东军于是卷土重来，次年，即文明元年，西军被从备后驱逐出去。

这时，备后爆发土一揆，要求实施德政。这次土一揆应该是东军在与西军大内军作战失败之际煽动起来的。因为他们以要求德政为名发起暴动，可能东军许诺了实施“德政”。

这里的“德政”具体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具体状况考虑，譬如说从西军那里借来的米钱不用还了，或者取回自己的担保物或抵押的土地，应该就是这样的内容。在中世，未缴纳田租被视作对领主负债，那么禁止西军来催促交租，并承诺减免田租是有可能的。

利用德政进行的军事动员在应仁之乱后也存在。永正元年（1504）九月，药师寺元一固守淀城，发动对主君细川政元的叛乱。细川军出征讨伐药师寺元一后，京都爆发了土一揆。对此，幕府一面发布德政令，对土一揆采取怀柔之策，一面对京都周边的乡村以半济免除为条件，实施军事动员。以土一揆军为首，京都居民及近处的乡民，在幕府军的率领下进攻淀城，大破药师寺元一。（《后法兴院记》《宣胤卿记》等）

永正八年八月，尊奉足利义稙的细川高国（野州家出身，细川政元养子）与大内义兴在船冈山之战中击败细川澄元（赞州家出身，细川政元养子），占领京都，次月就爆发了土一揆，于是刚刚建立新体制的幕府不得不发布德政令。（《实隆公记》）正如足利义教死后袭击京都的土一揆所说的“换代的时候要实施德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中世人有一种社会观念，认为为政者更替之际，所有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此前既有的社会关系都应该被清算。毫无疑问，永正八年的土一揆是趁京都混乱时发动的，但应该也打出了要求“换代德政”的旗号吧。前面提到的备后土一揆，也是趁统治者由西军改变为东军的当口开始的，并不单单是被东军组织起来的产物，可能也是意识到了“换代德政”的结果。

武家一方在“政权更替”时也积极地发布德政令。文明九年，从京都归国的大内政弘于次年进攻北九州，从少二氏手中夺取筑前。大内政弘于是在十月，于筑前发布了德政令。（《大内氏掟书》）这个德政令是针对应仁之乱中支持大内氏的筑前国人发布的，所以这次德政的一个特点是作为军事动员的报酬，但并不单单如此。这次德政令中，文明十年八月十七日以前的借据被判为无效，因此这次德政令其实也是对旧统治者少二氏时代缔结的借贷关系的否定。这不仅仅是为了强化“政权更替”的印象，也是通过废除筑前国人与少二氏相关人员的债务，来消除少二氏的影响力。换言之，德政令的发布，是占领行政的一部分。

这种以战争结束和政权更替为契机的德政令也被战国大名所继承。提到德政令，总伴随着某种不负责任的印象，但在重新整理土地所有权关系这一意义上，与检地有相通之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领国政策。

战国大名为了防备日常的战乱，在修造城郭时需要从乡村征发民夫（普请役），战时也会征发运输物资的民夫（阵夫役）。当大名的领国整体面临侵略危机之时，也会向乡村农民征兵。既然要实施这样的总动员体制，战国大名就必须为了维持乡村的运行而在民政上下功夫。这就与大名把领国的管理委任给守护代以下，自己在京都获取收益的室町时代大为不同了。

后北条氏曾向乡村发布大量文书，正如这一典型例子一样，与乡村、百姓直接面对面，这是战国大名与前代当权者的最大不同。而这样的社会动向的出发点，就是应仁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