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许多电视剧，特别是言情剧里，某些反面角色，尤其是擅长搞阴谋诡计，大奸大恶，气得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咬几口的奸角，往往都会有这样一句通用的台词：“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第一个说这句俗话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东晋时代著名的权臣桓温。

如果不了解历史真相，把这句台词，和说这句台词的人对一下号，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人是个坏人，至少是一个奸人。在正史记录中，作为东晋王朝少有的枭雄人物，后代史家对桓温的评价，说法各异，有说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主流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持忠君观念的大儒们，都众口一词地给他一个评价：奸臣、逆贼。然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许多人都对他推崇有加，特别是著名的明末三先生中以研究史学著称的王夫之和黄宗羲，都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评价，王夫之说他“英略过人”，黄宗羲则说他“匡扶华夏第一人”，能够得到两位明末清初最杰出思想家的激赏，这个人无疑也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流杰出人物。

如果真研究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对他的称呼，恐怕还要改一改。无论他忠也好，奸也好，说他是“第一流”，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东晋时代中国南方政权的第一杰出人物，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现之前，基本无人可以和他比肩。

而他一生的忠奸难辨，后世评价各异，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优秀。

一

桓温，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怀远，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身寒门，桓温的家族相当不简单。早在东晋建立前，他所在的家族桓家，就是江南王、桓、虞、谢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四个名门望族，在整个三国两晋时期，都是当地的绝对翘楚。出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家族里，桓温人生的起点自然非常高。

桓温不但生得好，他的才能也同样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来的。那一年，当时的名士温桥到桓家做客，听到小桓温正在嚎啕大哭，当场大惊，二话不说，央求桓温的父亲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温。摸完了之后赞叹说，你的儿子哭声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气，骨相更奇特，将来一定是成就大业的人。桓家上下听到这个评价，自然高兴异常，因为是温先生说的话。为了能够让这段预言应验，就给他取了一个带“温”字的名字：桓温。

虽然温先生当时说得信誓旦旦，但观桓温父母的成就，小桓温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亲，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当时的名将，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是守望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声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多年以来战功赫赫。桓温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晃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悲壮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他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16岁的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驸马爷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温，已然迎来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温父亲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决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他的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要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像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世袭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各个政权的衰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候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开始冒头，始于23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这时候的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是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在当时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东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的话，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对虞翼的这番话，晋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岁的桓温，得以担任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政权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北面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北面的石勒政权，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说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耍诈才得以进去的。桓温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北方的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在统治区域里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收揽北方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四川的成汉则不同，这时候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虽然出身贵族，但这时候的桓温，已经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儿时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炎，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炎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甚至对晋安帝说“观其蒲博，不必胜，则不为”。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在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3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死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三军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军3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户战死，桓温自己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决死一搏的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5处受伤，最严重的一处，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在慰问完了士兵后才接受治疗，相当有魏晋风度。战后，成汉国主李势投降，桓温却对李势的妹妹一见倾心，娶她做自己的小妾，并留下了“我见犹怜”的感慨。自此，沦陷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大地，基本全境收复。

四川的收复，对于东晋政权的巩固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大地物产丰富，经济上的意义不用说，军事上的意义同样重大。整个的南中国汉地，基本被东晋连成一片，四川成为了东晋抗击北方政权侵略的坚定大后方。政治上的号召意义更是无可估量。东晋用行动告诉天下，特别是告诉在沦陷区的百姓们，东晋不是一个偏安的政权，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光复河山的梦想。

收复四川之后，桓温一战成名，俨然成为了东晋朝廷里的第一战神。但是“功高震主”的猜忌，也随即到来了。收复四川，只是桓温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光复北方的山河。比起战前内外局面的顺风顺水，之后东晋的政治形势，越发对桓温不利。这时候的东晋政权，士族当道，虽然此时的士族，还保持着对国家的责任心，但是在收复北方的问题上，东晋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收复四川之战打响前的各派争论，其实只是表象，关键问题是东晋政权是依靠江南本地名门望族的拥立才得以扎根的，如果东晋成功光复北方国土，势必会迁都回经济人口更为发达的北方地区，那么江南世家大族对于东晋王朝的价值也就不大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江南士族的失势，所以在保卫国土的问题上，江南的士族们可以团结一致，桓温早年镇守徐州的战功，也可以得到士族上下的赞赏，因为这时候的桓温，是他们的保护者。西征四川虽然意见不一，但这也不是原则问题，毕竟四川的获得，可以增强东晋的防御，也是符合东晋江南士族利益的，唯独北伐不行。北伐意味着破坏整个江南士族的利益，得益的人，或许只有趁着军功确立地位的桓温。

所以桓温在收复四川后，虽然数次要求北伐，但是都泥牛入海。这时候的桓温已经是“民族英雄”，威望甚高，晋安帝个人的地位，也同样离不开桓温家族的支持。当时东晋主要的军队，是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的，他们之所以作战勇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回家乡，如果不摆出一点北伐的姿态，军队的情绪是很难安抚的。所以桓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最后晋安帝折中了一下，同意了桓温要求北伐的主张，但是在人选上，却选择了外戚殷浩。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如果打赢了，那是殷浩的功劳，正好可以用殷浩来压制桓温，如果打输了，只要能把大部分主力部队带回来，也能对上下有个交代。这个殷浩，半点能力没有，不但打了败仗，还差点全军覆没。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士族中的“北伐派”，纷纷强烈要求启用桓温北伐。就这样，原本晋安帝不想用的桓温，成了必须要用了。

公元354年，桓温发动了他人生里第一次北伐，这次他的打击目标，是当时盘踞关中平原的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当时的北方，原本强大的后赵政权已经灭亡，苻坚的前秦，成为中原各政权里最强的一个，这时候正在开疆拓土，意图统一北方。桓温从江陵出发，水陆齐攻，比起征讨四川的疯狂，这次他深知自己的对手很强大，所以采取了持重的办法，分两路进兵，徐徐推进。此外，他还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小道。从战略上说，他这个战术很稳妥，可以说把所有的困难都考虑到了，既有陆路进攻，也有水上包抄，更有奇兵袭击，而北伐的进程，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时的北方汉族百姓，对晋朝政权依然是有感情的，闻听东晋大军到来，百姓纷纷主动迎接，桓温兵不血刃地从河南进入关中，前秦军队望风而逃，一路竟然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不过麻烦也从此开始了，这不是桓温仅带3天干粮就能收复四川的时候了，要想收复广阔的中原，仅仅有士气和群众基础是不够的，更需要稳定的物资补给。这个时候东晋主政的大臣，是擅长“清谈”的王衍，最擅长夸夸其谈，没有一点行政能力，眼看桓温节节胜利，一直反对北伐的他暗中使坏，对桓温所需要的物资百般拖延，结果桓温进入关中后没多久就断粮了。他对面的苻坚，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名将，本来桓温打算一旦没有粮食，就抢割关中平原的麦子，谁知到了才发现，关中平原的麦子早被苻坚撤退前收割光了，桓温没有办法，但还是不甘心，驻扎在灞水休整。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军，二是决死一搏，背水一战，全力攻打长安，就像他当年打下四川一样。但这次把握比上次小得多，前秦的军事实力远远比成汉要强，而且当年的他只是个新人，可以豁出去，如今他已经声名鹊起，不是轻易能豁出去了。如果就此退兵，自然也不甘心，所以桓温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灞水驻军，一面招募当地名士，收买人心，一面等待机会。他这种做法，连当时来访的华阴名士王猛都误会了，王猛的到来让桓温很高兴，他向王猛求教，王猛却嘲笑他说，你驻扎在灞水，不进也不退，谁知道你想干什么？后人常常拿此事指责桓温，说桓温是私心作祟，故意退缩不前，但事实是，桓温的物资供应，在当时已经断了，这样凶险的局面下，只要有一线的生机，谁都不会贸然赌博，毕竟要为几万北伐军负责。最后，面对前秦的坚壁清野，桓温只好无奈地回军。这次北伐总的来说，是劳而无功。

对桓温来说，这次北伐还是为他挣来了荣耀，毕竟东晋军队在战斗中，把敌人打得溃败，可以说大涨了志气，也给了所有一心收复山河的仁人志士以信心。桓温回来后，因为战功，他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在北伐前秦失败两年后，桓温再次青锋出鞘，这次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利用北方战乱的机会，击败羌族政权姚祥的军队，一举收复原来东晋的故都洛阳。这一场胜利，对于东晋政权来说是一针强心剂。东晋国都的沦陷，一直是奇耻大辱，虽然这次是借了敌人内耗的机会偷袭成功，但是东晋的国都毕竟光复了。此战获胜之后，桓温提出一个建议，得罪了整个东晋士族集团。他要求东晋迁都洛阳，这个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就东晋皇帝本身来说，自然不愿意迁都，建康的政局已经稳定，他早就满足于偏安的局面了。北伐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谁知桓温要来真的，这还了得。东晋的世家大族们更不愿意迁移，他们对于东晋的价值，就在于成为东晋王朝的后盾，如果迁都的话，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众口一词的指责桓温，打了大胜仗的桓温，一下子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士族的罪人。这一次，呕心沥血的桓温沉默了。

后人在说起这段事情的时候，很少有同情桓温的，即使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却还是指责他“邀功贪战”。这主要因为桓温得罪的，不是一个皇帝，也不是哪个奸臣，而是整个在东晋南迁后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后人总在指责桓温利用北伐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观桓温在整个过程中的所为，两次北伐后，他大多把功劳让给了各类士族，并且待人非常谦虚，从来不居功自傲，可以说低调到了极点。特别是第1次北伐的时候，明明是后方的世家大族们耽误事，他却不敢有太多抱怨。第2次北伐，桓温收复洛阳，对着洛阳的废墟，想起当年八王之乱葬送了西晋大好河山，桓温不禁悲从心来，说“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意思是把当时把持政权的王衍等世家大族，比做“千斤大牛”，这也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成语，用来形容草包。

这段时期，也是东晋王朝士族阶层的逆淘汰期，当时东晋的士族们，早期虽然与桓温意见相左，但毕竟还有许多一心为国的名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士族阶层日益“草包化”，因为士族的官位是世袭的，上一代士族去世后，下一代锦衣玉食里成长起来的士族，自然少了前辈的进取精神。而且这时候东晋“清谈”流行，士族们崇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很少重视实际学问，整个士族阶层素质的退化，让桓温的北伐梦想越来越难。

在第2次北伐遭到举国反对后，桓温整整沉寂了13年，到了公元369年，桓温再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时候的他已经年近花甲，到了人生的晚期。这次出兵的规模，是桓温历次出征里最大的，一共动用了5万大军，他从安徽当涂出兵，意图攻打盘踞中原的鲜卑族前燕政权。这次行军的路上，桓温路过了金城，这是30年前他担任琅琊内史的地方，早年，他曾经在当地栽种柳树，安抚难民，而今，那时候他种下的小树苗，此时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亲历时光无情的桓温，面对此景潸然泪下，喃喃说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是不会任北伐的梦想随时光蹉跎的，他发动进攻，东晋军渡过淮河，进入中原境内。这时候老天爷也和他作对，本来桓温想用水师运载粮食，用来解决先前几次出现的粮草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此时北方连续数月干旱，运粮船队根本到达不了前线。艰难困苦下，桓温横下一条心，发动了对前燕的猛攻，东晋军队如猛虎下山，一举击溃前燕的边防部队，杀到了山东金乡。前燕的都城邺城，已经在桓温的眼皮底下了，和早期进军关中一样，此时节节胜利却弹尽粮绝的桓温，也同样有两个选择，一是见好就收，班师回朝，这样可以作为一次北伐胜利，巩固他在东晋的地位。如果桓温仅仅为了个人利益的话，深知战场形势的他，会这么做的。他的部下希超也确实劝说他这么做，但是他拒绝了，他已经过了沽名钓誉的年龄，他要的，是收复中原的梦想。这样他就剩下另一个选择，用最快的速度进攻邺城。这时候前燕新败，正是摇摇欲坠的时候，如果决死一搏，很可能会取得胜的，但是就像当年进军关中一样，这次桓温又犹豫了，毕竟这又是一次风险很大的抉择，结果桓温选择了持重。他先是在金乡原地屯兵，观望局势，等待后援粮草到来。就在这个时候，前燕集结了5万大军，由名将慕容垂统帅猛攻过来。慕容垂是出了名的狡猾人物，他不和桓温交锋，反而绕道河南，断掉了桓温的退路，然后在桓温撤退的路上发动进攻，将师老兵疲的桓温打得大败。这是桓温在历次战争中遭到的第一次惨败，比他每一次北伐都惨，前几次毕竟把部队带了回来，这一次却全军覆没，他一生的荣耀、战功，因为这次失败，几乎全赔光了。

三

第3次北伐的失败，给年近花甲的桓温，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早在第2次北伐的时候，他就有了“千斤大牛”的感慨，这一次，他的心态更不一样了，而且因为这时期东晋士族的“草包化”，原先的好朋友相继离开，他在整个士族阶层里越发孤独，这都改变了他自己的观念。早先，他是一个奋青，后来他成为一个为北伐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军，但当所有的梦想都成空之后，他自然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迷茫，奋斗一生，到如今却两手空空。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桓温的转变，史料上普遍的说法，是当时他长期把持大权，因此生出了不臣之心。但是从桓温本人的行为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已入暮年的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两手空空，就像史料里记录的一样，他经常自言自语说“男人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细看这段话的意思：流芳百世，早先一直是桓温的追求，可是3次北伐劳而无功，特别是由于东晋世家大族的阻挠而功亏一篑，最后一场失败，更是断送了他个人往日的战功。这样的局面下，流芳百世自然无从谈起，至于遗臭万年呢，自然是想篡立了。

桓温开始这么做了，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当年在山东金乡，曾经劝说他进兵的亲信希超，桓温先是废掉了当时的东晋皇帝，立了晋简安帝。这时候他虽然威名大减，但手里有当时东晋最强大的军队，做这件事情也就很容易。但是后面的事情就不容易了，此时东晋世家大族当道，这是他夺权的障碍。桓温先是把反对最激烈的殷、虞两族杀掉，然后，他又驻兵在姑苏，用来遥控京城。

就像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一样，这一次他又犹豫了，既没有直接废掉东晋皇室，也没有悬崖勒马，究原因，还是因为他自己的观念在作祟，他既想成就大业，同时也顾忌自己的名声，不想背上叛贼的骂名，所以就算改朝换代，也是要取得世家大族支持的。公元372年，桓温拥立的晋简安帝病逝，这又给了桓温篡权的好机会，次年春天，桓温带兵来到京城建康，当时坊间纷纷传言，说桓温要把整个士族全都杀光。其实桓温没有这么残暴，他要的只是世家大族对自己的认可，他可以杀掉殷、虞两个家族，但是对于东晋士族中影响力最大的谢家和王家，还是让其三分，毕竟这两个家族在当时的东晋人脉太广，一旦轻举妄动，很可能招来整个东晋世家大族的打击。所以桓温到了建康后，找到了王家的名士王坦之以及谢家的名士谢安，意图取得两大家族的支持。谢安是个聪明人，比起王坦之面对桓温的军队，吓得脸都白了，谢安却镇定自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得到了桓温的敬重，在桓温登基的问题上，谢安假装支持，却故意拖延，迟迟不为桓温主持登基仪式。因为谢安得到消息，这时候的桓温，已经病入膏肓了。公元373年八月，一代枭雄桓温病故，到死，他都没有完成最后一步篡位，流芳百世没有做到，遗臭万年也没有实现。

虽然历史上对桓温争论很多，但关于他的贡献，不管是批评他的人还是称赞他的人，都是认账的。他当政时期，是东晋军事力量的迅速上升期，他在荆州打造出来的军队，后来和北府军一样，成为了在淝水之战抗击苻坚南下的主力。而他个人的能力、功勋，在当时已经日益腐化的士族阶层中，更属于难得的英雄人物。他卓越的战略眼光，持重的用兵特色，也堪当此时东晋的翘楚。桓温去世之后，他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的职务，和谢安同心协力，东晋政权因此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一切，都对之后那场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淝水之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过最后想遗臭万年的桓温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理想被他的儿子实现了。桓温去世32年后，桓温的儿子桓玄发动叛乱，废除了东晋皇室，建立了“楚政权”，当年篡权不成的桓温，被他的儿子追认为“宣武皇帝”，早已作古的桓温，也就因此过了把皇帝瘾。但是过瘾之后，却是他们整个家族的灾难，桓玄后来败给了东晋晚期的新军阀刘裕，桓温全家被划作贼，遭到屠戮。曾经在江南大地举足轻重的桓家，就这么完蛋了。而桓玄的这场变乱，也为他的对手刘裕做了嫁衣裳。寒门出身的刘裕，没有桓温脑袋里这么多条条框框，最后借着战功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东晋，开始了南北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