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和王导是如何一手缔造东晋王朝的呢？那得先从王导、司马睿一行初到江南时的南北情况说起。

此时在北方（长江以北），东海王司马越成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可他接手的国家，内是因连年战乱而满目疮痍的社会，外有匈奴、羯族、鲜卑等异族铁骑的虎视眈眈，可谓危在旦夕。面对每况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势，司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制定了屯兵中原、荆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体防御计划；同时，又命王衍堂弟王导携同琅邪王司马睿南下江东，坐镇建康（今南京市），与湖北、湖南遥相呼应，保卫司马越的大本营徐州（今苏北地区），并同中原地区互成犄角。

此时在南方（长江以南），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连年战乱，又受到强大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大势已去。此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在江东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孙坚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带领他们重新割据自立，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为上策。二，接纳南渡的晋皇室和中原士族，与他们共建政权，并在新政权中得到权位和经济利益的充分尊重，此为中策。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南方找到一个类似孙坚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贸然逞强，割据自立，实在太过冒险，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策，即与中原士族共建政权，共享利益。

王导和司马睿便是在这样的南北环境下，来到江东的。

一个成熟的赌徒在下注前，总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局面；政治人物在决定站哪个队时，同样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对初来乍到的王导和司马睿也有怀疑，不知这些从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门会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没有太多主动的积极表示。

那么，在这种有些僵持，处于试探阶段的交往中，王导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为司马睿在江南打开局面，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导首先用吴语扣开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王导一到江南，便苦练吴语，小有所成后，便立刻用还不太标准娴熟的吴语主动同许多江南人士交谈。那些江南人士们，听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动用吴地方言同自己交谈，无不感到深深的触动，感到了王导对他们的尊重和王导的一片赤诚，渐渐地对王导和王导极力推崇的司马睿有了好感，开始频繁交流，并且渐生爱戴之心，拥护之意。

王导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吴语交谈，也鼓励其他北方人士学习吴语，并多用吴语同南方人交流。很显然，这样一种“入乡随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对司马睿、王导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导安排司马睿和众中原名士在建康城举行华丽隆重的车骑游行，以吸引南方士族侧目之事，后经多位名学者考证，确定属后人加工创作，所以笔者在此不录）。

那么，在王导、司马睿一行人渐渐在江南立稳脚根之时，中国北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领刘聪遣多路大军入侵中原，先是大将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围歼晋中原主力10余万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爷、以及众多当时名士都不幸遇难。同年，匈奴另一大将刘曜又攻陷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并在京城里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万多士兵百姓。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在异族铁骑的蹂躏下，已经由中华文明的摇篮变为了满是烧杀抢掠的人间炼狱。大量汉族百姓、士族子弟为了躲避强盗的洗劫，恶魔的追杀，不得不背起行囊，携妻带子，举家南渡长江，流落江南。这一年，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面对源源不断南下避乱的北方老乡，冷静、沉着的王导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气度和智慧。他向司马睿提了三点建议：一，设立侨州侨县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难民；二，选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干的士子，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占田产时，尽量避开江南土家大族的势力范围，不要去触及他们固有的土地利益。

后来，这三项建议被司马睿一一采纳，并成为推动东晋立国的关键性因素。第一，侨州侨县的设立，使得大量北方难民在南方有了栖身之所，点燃了他们重建家园的希望，他们自然对司马睿感激拥护；另外，北方流民的涌入，为开发经济落后的江南，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这些都刺激了南方经济的繁荣。第二，任用大量南渡的士族子弟，使得司马睿王府精英荟萃，既笼络了南渡北方士族的心，又为日后的东晋政府做好了人力资源的储备。第三，不去触及江南土著大族的固有土地利益，使得江南大族在司马睿那里，得到了尊重和利益上的安全感，所以也对司马睿、王导真心支持。王导、司马睿能够雄据东南半壁江山，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军方实力派的支持。

王导一方面在建康为司马睿立国江南做着种种内政准备，一方面又积极游说琅邪王氏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此时正屯重兵于建康上游军事重镇扬州的他的堂兄王敦，劝说他与自己统一立场，支持琅邪王司马睿。结果，王敦在王导的游说下，非但旗帜鲜明地支持司马睿，还用实际的军事行动为司马睿立国江南扫清障碍。公元311年，王敦先是亲自率军击杀了不肯听命司马睿的江州刺史华轶；3年后，他又派大将陶侃剿灭了活跃于湖北、湖南一带以杜弢为首的四川流民军。可以说，王敦用“铁和血”为东晋立国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王导做好了内政上的准备，王敦又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司马睿立国江南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公元316年，长安被匈奴铁骑踏破，晋愍帝被俘，王氏兄弟和司马睿终于等来了“东风”。王敦作为威名显赫的大将，率先向司马睿上劝进表，支持他称帝江南。在王敦的带动下，其他拥兵在外的大将，如并州刺史刘琨、豫州刺史祖逖、幽州刺史段匹（鲜卑人）等也先后上劝进表，支持司马睿称帝。

公元318年，在晋怀帝、愍帝先后被俘，北方流民，南北方士族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一致支持的情况下，司马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在建康登上皇位，东晋正式立国。至于晋书记载的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邀请王导与他共坐龙椅，接受百官朝贺，“王与马共天下”一事，虽属后人加工渲染，不太可信，但至少能说明两点：一，司马睿对王导一手策划帮助他这个皇室远支子弟登上皇位，心怀感激；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琅邪王氏居主导，皇权处弱势，所以司马睿不得不对王导敬重有加。

晋国初建，“王与马共天下”的实质是王导在京城总理内政，王敦在外总督军事。可以说，皇权在与琅邪王氏所代表的贵族特权的斗争中，完全处于弱势。

正因为如此，司马睿继位不久，便对琅邪王氏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他重用寒族子弟刘隗、刁协，有什么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商量，而不让王导参与，希望以此逐渐驾空王导在中央的权力。

面对司马睿的“鸟尽弓藏”，王导虽有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极力掩饰，在朝廷里尽量做出若无其事，一如往常的样子。自小就骄傲蛮横的王敦，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得知王导被冷落后，立刻上书司马睿为王导喊冤，并要求讨回公道。这份奏表先是落到了王导手里，王导为了稳定全局，不想让琅邪王氏与皇室的矛盾公开化，所以就把这份奏表又退了回去。

骄横惯了的王敦，哪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不依不饶地又把这份奏表给递了上去。果然不出王导所料，司马睿在看到这份奏表后，对琅邪王氏更有戒备疏远之心了。他命心腹刘隗、戴渊分别领重兵驻守合肥和淮阴，名义上是北上征讨匈奴人，实际上是让合肥、淮阴、建康三地驻军形成犄角之势，专门防备王敦。

司马睿启用刘隗、刁协这样的寒族人士来防范王敦这样的高等士族，无疑激怒了已经窝了一肚子火的王敦，并使司马皇族和琅邪王氏所代表的士族集团的矛盾，走向公开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诛杀刘隗为名，率军进攻东晋都城建康。

王敦起兵后，刘隗立即进言司马睿，要求以王敦叛乱为由，将京城里包括王导在内的琅邪王氏子弟全部斩尽杀绝。对于这个建议，司马睿权衡再三，最终给予了否决。司马睿没有因为王敦叛乱，而将琅邪王氏灭族。笔者认为他主要有三点顾忌：一，司马睿还是顾念旧情的，不愿将昔日帮他登上皇位的恩人王导送上刑场；二，前方战事胜负难料，司马睿在为自己和皇室留后路，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三，如果将声名显赫的魏晋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灭门，势必激起其他大族对他的猜疑、不满和怨恨，这样即便前线获胜，他也将失去他的统治根基——士族的支持。

后面事态的发展，证明司马睿的投鼠忌器，预留后路的做法是很有预见性的。王敦大军从武昌（今武汉市）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败了刘隗、刁协等人所率领的守军，占领了东晋的都城建康。

进入建康后，除了政敌刘隗、刁协一死一逃外，王敦找王导商量如何在朝臣中重新洗牌，制定了敌对朝臣的黑名单，并根据这份名单诛杀了周、戴渊这样久负名望的大臣。然后，王敦又在朝廷内外广树亲信，不但加封自己为丞相兼江州牧，并进爵武昌郡公，而且还将许多琅邪王氏子弟一一安排要职。而此时的司马睿，这个由琅邪王氏一手捧上皇位的皇帝，也终玩火自焚，彻底沦为了琅邪王氏的提线木偶。后来，没过几个月，司马睿便忧愤而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琅邪王氏爬上了其家族政治命运的巅峰，而王敦、王导兄弟此时的权势、威望，比起当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王敦也确实有“司马昭之心”。司马睿死后，王敦忌惮太子司马绍贤明，提议改立一个更易受控制的皇室子弟为帝，为自己日后称帝，改朝换代做准备。

显然，从琅邪王氏再“高升一步”的角度出发，王敦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但这次，王导却极力反对，并用自己在朝中和家族内的影响力使王敦这个提议“胎死腹中”。那王导为什么要阻止王敦改立新皇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一手策划建立东晋的王导，是晋皇室的大忠臣，对司马氏忠心耿耿，力阻王敦改立新皇，是恪守臣节。

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不仅在于贵族特权对皇权的牵制，也在于各个贵族之间的互相牵制。王敦第一次发兵进攻建康，能得到大多数士族的支持，是因为他们同样不满意司马睿为加强皇权而打压贵族特权。而这次，如果琅邪王氏要再“高升一步”成为皇室，势必打破目前贵族间的权力平衡，激起其他大族的强烈反对，并有可能让他们与司马氏站在一起，反对琅邪王氏。换句话说，肯定会有其他大族的联手反对，琅邪王氏想要改朝换代的风险系数依旧不低，这是王导不能不考虑的。

三、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琅邪王氏根本没有必要改朝换代，晋升为皇室。在士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相对于皇室的高处不胜寒，随时都会有危险，琅邪王氏高等贵族的位置好太多了。随后，东晋南朝的历史发展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从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一个朝代、一个皇室，长不过103年，短则只有23年。相反，在士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无论朝代如何变化，琅邪王氏最高等贵族的社会地位却始终不变，琅邪王氏的子弟在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始终能钟鼎玉食，享尽人间繁华。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的血统绝对比任何一个皇室都要高贵，是真正蓝到发紫的蓝血贵族。以至于在王导去世后的200多年后，一代枭雄，西魏权臣宇文泰（后被追谥为周文帝）在面对身为自己俘虏的琅邪王氏子弟王褒和王克时，竟冒认他们为舅舅，他曾如此煽情地说道：“我就是琅邪王氏的外甥，你们都是我的舅舅，请看在亲戚的情面上，不要再怀念家乡了。”然而，实际上宇文泰出身低微，他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是琅邪王氏的女子。他之所以要冒认俘虏王褒、王克为舅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借琅邪王氏的招牌，来抬高自己的出身。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琅邪王氏，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高贵程度，连叱诧风云的英雄人物也要沾他们的光。相信，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设计者王导，对这样的历史发展，是有预见性的。所以，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他反对王敦进一步的篡位行动。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两年后，王敦又一次率军攻向建康，意图篡位之时，王导旗帜鲜明地倒向晋明帝司马绍一边，并代表琅邪王氏与王敦彻底绝裂，划清了界限。

王敦这一次率军进攻建康，也没了上一次的运气，先是自己重病卧床，不能亲自上阵指挥，后来帐下大将又接二连三地战败。重病在身，加上不断的战败消息，王敦，这个一代枭雄，终于没能实现他篡位的野心，含恨而死。王敦的军队，在王敦死后，士气大挫，很快被忠于皇室的东晋军队剿灭。

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绍非但没有牵连怪罪王导，反而因为王导坚定支持自己的立场，加封王导太保，并晋爵始兴郡公。可以说，王导同琅邪王氏，并没有因为王敦叛乱失败而遭到大的损失，王导仍旧官居宰辅，琅邪王氏也仍旧是第一豪门。

晋明帝司马绍年轻英武，睿智果断，很想大干一番事业，但无奈天不假年，在平定王敦叛乱一年后，年仅27岁的司马绍也一样与世长辞了。

晋明帝死后，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受遗诏辅政。虽然之后，颍川庾氏的庾亮、浔阳陶氏的陶侃都有心挑战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地位，并且在实际利益上也与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存在冲突，但无论是国舅爷庾亮，还是强兵在握的名将陶侃，都不敢公开同王导和琅邪王氏起冲突。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王导“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执政理念。正如这则《世说新语》所引用的，王导不许亲信去调查下属办公桌上的文件那样，王导对下属的南、北士族子弟，非常宽容。王导这样一种官员管理理念，无疑使下属的士族子弟能够容易使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经济利益，而这正满足了士族阶层的利益需求，所以大多数士族子弟都支持王导。

二、王导居中，能够调解各方面的矛盾。王导性情宽和，善于忍让，他居京城，掌管朝政，虽然限制了颍川庾氏、浔阳陶氏等大族的利益，但至少各大家族包括皇室，都有稳定的利益，大家可以大体维持和睦共处。相反，如果王导和琅邪王氏被斗垮了，势必打破当时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各大家族包括皇室，势必会为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斗个你死我活。然而，在这样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谁又能保证拼杀来的权势一定比原来的多呢？谁又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会覆灭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点的顾忌，是庾亮、陶侃等人，虽对王导有怨言，而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

三、庾亮所代表的颍川庾氏，陶侃所代表的浔阳陶氏，他们同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晋王朝是贵族阶层的黄金时代。在“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下，贵族享有超越皇权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最大化。所以，对庾亮、陶侃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维系东晋王朝，如何维系“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权力结构。与之相比，贵族之间的权益矛盾，无疑是次要的。

“八王之乱”紧接“永嘉之乱”，汉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先因自相残杀而遍体鳞伤，后因异族铁骑而荡然无存。值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王导凭借高贵的出身，宏远的政治远见，开阔的胸怀和卓越的政治协调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在江南重建我汉族江山，重树我衣冠文明。无论是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还是“王与马共天下”这个权力体系，能够大致满足各方面需要，协调各方面矛盾的王导，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件。

与王导、司马睿等人建立的东晋相比，1327年之后，由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手扶值的南明，就实在是相距千里了。

王导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也有自己的私心，但他分得清主、次矛盾，知道该忍让的时候忍让，所以他能协调其他各方面的矛盾，维持东晋政局的大体安定。马士英全然不同，他只知道一味排斥异己，贪婪地、毫无止境地追求个人政治利益，完全不顾南明政权的大局。最终，在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南明弘光政权只存在了两年，马士英自己也被清军所杀，为天下人耻笑、痛恨，并被归入《明史·奸臣列传》，遗臭万年。

试想，要是马士英有王导的心胸气度，远见卓识，仍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南明弘光政权，又怎会在短短两年间就灰飞烟灭。遥想当年，项羽用区区8000江东子弟，便能横扫天下；孙策用区区几旅吴越义士，便能割据一方；岂有十万雄师，两年间，便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之理！

试想，要是马士英有王导的智慧雅量，长袖善舞，他就能在南明弘光政权这个根本利益下，协调同东林党、复社成员的矛盾。那么柳如是、李香君的秦淮歌舞便不会谢幕；陈子龙、夏完淳的华亭鹤唳，也不会成为绝唱！

纵观王导一生，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建国于江左，为汉族政权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他缔造了“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有效地限制了皇权，使得政治决策由皇帝的一人决断，扩大为贵族的一群人决断，相对扩大了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度。他就如同元老院的长老，一直致力于调解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使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始终能有效运转，不至于分崩离析。他将琅邪王氏带上了家族命运的巅峰，为日后琅邪王氏的持续高贵，打好了基础，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