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1529年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曾经有位希腊国王养育了三十三个女儿。每个女儿都起来造反，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她们宽宏的父亲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养出这样的叛逆，但是又不想杀死自己的亲骨肉，于是将她们流放，让她们乘坐没有舵的船只漂流。

船里装有可以使用半年的物品。半年快结束时，海风和潮水将她们带到了已知大陆的岸边。她们登上一座迷雾笼罩的岛屿。由于岛屿没有名字，年龄最大的凶手用她自己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阿尔比娜。

上岸后，她们非常渴望男人的肉体。但是这里没有男人。岛上只是魔鬼的家园。

三十三位公主与魔鬼交媾，生出了一群巨人，巨人接着又与自己的母亲交媾，生出了更多的同类。这些巨人散居到不列颠全岛的各地。没有神父，没有教堂，没有法律。也没有办法知道时间。

统治了长达八个世纪之后，他们被特洛伊人布鲁图推翻。

布鲁图是埃涅阿斯的曾孙，出生于意大利；他母亲在生他时难产而死，而他父亲则被他不慎用箭射死。他逃离出生地，在特洛伊成了一帮曾经身为奴隶的人的首领。他们一同乘船北上，变幻无常的海风和潮水将他们送到了阿尔比娜岛的岸边，就像三十三姐妹曾经被送到这里一样。上岛后，他们被迫与歌革玛各所率领的巨人作战。巨人战败，他们的首领被扔进海里。

不管你怎么去看，事情都是起于杀戮。特洛伊人布鲁图与他的后人一直统治到罗马人的到来。在被称为路德城之前，伦敦被称为新特洛伊。而我们曾经是特洛伊人。

有人说，都铎王朝超越了这段既血腥又混乱的历史： 他们经由圣海伦娜之子康斯坦丁一系而成为布鲁图的后裔，而圣海伦娜是英国人。至高无上的不列颠国王亚瑟是康斯坦丁的孙子。他娶了三个女人，都叫格温娜维尔，他的坟墓在格拉斯顿伯里，不过你得明白，他并没有真的死去，而只是在等待着卷土重来。

他神圣的后代，英格兰的亚瑟王子，出生于1486年，是第一任都铎国王亨利的长子。这位亚瑟娶了阿拉贡的公主凯瑟琳为妻，然后于十五岁时去世，葬于伍斯特大教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就会是英格兰国王，他的弟弟亨利就可能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就不会（至少我们虔诚地希望不会）去追求一个红衣主教从来不曾听人说过她半句好话的女人： 在公爵们闯进来抢劫他的几年前，他就应该留心这个女人；在他倒霉之前，他就应该理解这个女人的历史。

在每一段历史下面，都有另一段历史。

那个女人于1521年圣诞节出现在宫廷里，当时穿着一条黄裙子翩翩起舞。那年她——大概——二十岁左右吧。她是外交官托马斯·博林的女儿，从小在梅赫伦和布鲁塞尔的勃艮第宫廷长大，近些年是在巴黎，常常跟着克劳德王后的随从队伍在卢瓦尔河边的漂亮城堡间走动。现在她说的母语带着几分让人不易确定的口音，每当假装想不起英语时，她就在句子中夹上几个法语词。忏悔节时，她在宫廷的假面舞会上跳舞。女士们装扮成各种美德女神，而她则扮演了 “毅力”的角色。她的舞姿优美而轻快，脸上是开心的神色，挂着一种淡然、清高的笑容。过了不久，她身后就跟了一小群没什么名头的男人；还有一个却颇有名头。有传闻说她要嫁给诺森伯兰伯爵的继承人哈里·珀西。

红衣主教召来了她的父亲。“托马斯·博林爵士，”他说，“跟你女儿谈谈，否则我自己去谈。我们把她从法国接回来，是为了嫁给巴特勒家族的继承人，与爱尔兰联姻。她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巴特勒家……”托马斯爵士开口道，红衣主教说，“怎么了？巴特勒家怎么了？如果这方面有任何问题，我会找巴特勒家解决。我想知道的是，是你让她这么做的吗？在角落里跟那个蠢小子偷偷摸摸？因为，托马斯爵士，让我把话说清楚： 我不允许这样。国王不允许这样。必须到此为止。”

“最近几个月我几乎都不在英格兰。大人可不能认为这里有我的一份。”

“是吗？至于我可能怎么认为，你会感到吃惊的。你没有更好的借口吗？也就是说，你管不住自己的孩子？”

托马斯爵士露出苦笑，并伸出双手。他正想说，如今的年轻人……可红衣主教拦住了他。红衣主教怀疑——而且说出了他的疑虑——那年轻女人对基尔肯尼堡及其非常有限的条件不甚满意，也不满于那有限的社交生活，到时候，每逢特殊的场合，她得在泥土路上一路颠簸着去柏林。

“谁在那儿？”博林说，“在那个角落里？”

红衣主教摆摆手。“只是我的一位法律顾问。”

“让他出去。”

红衣主教叹了口气。

“他在记录这次谈话吗？”

“你是吗，托马斯？”红衣主教叫道，“如果是的话，马上停下来。”

全世界有一半的人都叫托马斯。后来，博林永远也不会弄清楚指的是否是他。

“您瞧，大人，”他说，一边使出外交家的惯技，让声音抑扬顿挫： 他很坦率，他是个通世故的人，而他的笑容则说，得了沃尔西，得了沃尔西，你也是个通世故的人。“他们还年轻。”他做了一个手势，旨在表明自己的坦率。“她吸引了那孩子的目光。这很自然。我已经跟她说过了。她知道不能这样下去。她知道自己的身份。”

“好的，”红衣主教说，“因为这与珀西家的地位不符。我是说，”他补充道，“在王朝的意义上不符。我所谈的不是一个人在温暖的晚上可能在干草堆里干的事情。”

“那年轻人并没有接受。他们要他娶玛丽·塔尔波特，可是……”博林短促而没有顾忌地笑了一声，“他不愿意娶玛丽·塔尔波特。他相信自己能自由选择他的妻子。”

“选择他的——！”红衣主教打断了他。“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一套。他不是什么农夫。过不了多久，他将要为我们守住北方，如果他不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话，他要么必须学会，要么必须失去。与什鲁斯伯里的女儿已经定下的婚姻对他来说门当户对，它是我定下的，而且得到了国王的同意。我可以告诉你，对一个已经跟他女儿订婚的小子这样疯疯癫癫丢人现眼，什鲁斯伯里伯爵可不会太喜欢。”

“问题是……”博林有意谨慎而巧妙地顿了一下。“我想，哈里·珀西跟我女儿，他们可能已经发展得快了一点。”

“什么？你是说，我们谈的就是干草堆和温暖的夜晚吗？”

他在黑暗中观察着；他觉得博林是他所见过的最冷酷、最圆滑的人。

“从他们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在证人面前发了誓。所以说，誓言怎么能收回呢？”

红衣主教一拳砸在桌子上。“我来告诉你好了。我会把他父亲从边境召回来，如果那个浪子跟他父亲作对，他就会被彻底剥夺继承权。伯爵还有其他的儿子，他们更有出息。如果你不想让跟巴特勒家的婚姻取消，不想让你的宝贝女儿在苏塞克斯嫁不出去孤独终老并要你为她的后半辈子提供食宿，你就会再也不提什么誓言，或者证人——那些证人是谁呀？我知道一些证人，当我要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露面。所以，再也不要让我听到这一套。誓言。证人。契约。我的老天！”

博林仍然面带微笑。他是个沉着而身材修长的人；他身上每一块训练有素的肌肉都得做出努力，才能保持他脸上的笑容。

沃尔西不留情面地说，“我没有问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否咨询过你们霍华德家亲戚的意见。我不想觉得，你是经过了他们的同意才使出了这一招。如果我听说诺福克公爵早就知情的话，我会很遗憾的： 哦，甚至会非常遗憾。所以，不要让我听到，好吗？去让你的亲戚提些好的建议。趁着巴特勒家还没有听到那些风言风语说她行为不检前赶紧把她嫁到爱尔兰去。倒不是说我会主动提起。但宫廷里的闲话的确很多。”

托马斯爵士的双颊上有两团愤怒的红晕。他说，“讲完了吗，红衣主教大人？”

“是的。走吧。”

随着一阵黑色丝绸的拂动，博林转过身子。他眼里是气愤的泪水吗？灯光很暗，但是他，克伦威尔，视力很敏锐。“哦，等一等，托马斯爵士……”红衣主教说。他的声音传到房间的另一头，将他的受训对象拖了回去。“听着，托马斯爵士，别忘了你的祖先。我从内心里认为，珀西家是本国最高贵的家族之一。而你们家呢，尽管走了大运，娶到一位霍华德家的女儿，但博林家族早年是经商的，对吧？有个跟你同姓的人曾经当过伦敦市长，对不对？要不，就是我把你们跟另一个更高贵的博林家弄混了？”

托马斯爵士的脸变得煞白；他面颊上的红晕已经无影无踪，他气得几乎要晕倒。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嘀咕了一句，“屠夫崽子”。而当他从职员——职员的一只结实的大手随意地放在桌子上——身旁经过时，又挖苦道，“屠夫的狗。”

门“砰”地一响。红衣主教说，“出来吧，狗。”他双肘搁在桌子上，坐在那儿抱头大笑。“好好学着吧，”他说，“你永远都不可能提高自己的出身——而且天知道，汤姆，你出生的场所比我的更不光彩——所以诀窍就在于，永远让他们极力维持自己的标准。他们制定了规则；如果我执行得不偏不倚，他们也无可抱怨。珀西家比博林家更高贵。他以为自己是谁？”

“激怒别人算上策吗？”

“哦，不算。但是这让我开心。我活得不容易，觉得自己要寻点儿开心。”红衣主教和蔼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禁怀疑，既然博林已经被撕成碎片并像桔子皮一样扔在地上，他自己可能会成为今晚寻开心的另一个靶子。“人们该尊敬谁呢？珀西家，斯塔福德家，霍华德家，塔尔波特家： 没错。如果需要的话，拿根长棍子将他们搅一搅。至于博林——哦，国王喜欢他，他也很能干。正因如此，我才拆开他的所有信件，而且拆了好多年了。”

“那么，大人已经听说——不，请原谅，这话不该说给您听。”

“什么话？”红衣主教说。

“只是些传闻。我不想误导大人。”

“你不能说半句留半句。现在你一定得告诉我。”

“只是女人们的议论。那些做丝绣的女人。还有布商们的妻子。”他笑眯眯地等待着。“我敢肯定，您对这些没兴趣。”

红衣主教哈哈笑了，他推开座椅，他的影子与他本人一道站了起来。在火光映照下，那影子跳跃着。他伸出手臂，他的手臂很长，他的手就像上帝之手。

但是当上帝握拢自己的手时，他的臣民在房间的另一端，靠在墙上。

红衣主教收回手臂。他的影子摇曳着。它摇曳着，然后静止下来。他站定不动。墙壁记录着他呼吸的动作。他垂着头。在一道光环里，他似乎顿了片刻，研究着自己空空的手。他张开手指，张开那只火光映照着的大手。他把手平放在桌子上。它消失了，被绸缎布掩住。他重新坐下。低着头；面孔半明半暗。

他，托马斯（也叫托莫斯，或托马索，或托梅斯）·克伦威尔，把过去的自己收进他现在的身体内，慢慢挪到他刚才所站之处。他一个人的影子在墙上移动，犹如一位不确定是否受欢迎的客人。哪一个托马斯意识到了变故即将发生？有时候，一段往事会突然浮现在你的面前。你退让，你躲闪，你跑开；否则，不等意志的干预，过去就会抓住你的手让你马上行动。假设你手里有把刀子呢？杀人就是这样发生的。

他说了句什么，红衣主教也说了句什么。两个人都停住。两个句子不知所终。红衣主教坐在自己的椅子里。他在他面前迟疑片刻；也坐了下来。红衣主教说，“我真的很想听听伦敦的那些传闻。可我不打算用武力逼你说出来。”

红衣主教垂着头，蹙眉望着桌上的文件；他拖延着，捱过那艰难的一刻，重新开口时，他的语气平静而轻松，就像晚饭后在讲些趣闻轶事。“我小时候，我父亲有位朋友——其实是顾客——他的脸膛很红。”他碰了一下自己的衣袖，解释着，“跟这个……一样红。他叫瑞威尔，麦尔斯·瑞威尔。”他的手滑到一旁停住，手掌朝下搁在发暗的缎子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以为……尽管我敢说他是个诚实的市民，喜欢喝点儿莱茵白葡萄酒……我总是以为他喝人血。我不知道……我猜可能是由于从我的保姆那儿听到的什么故事，也可能是从别的哪个傻孩子那儿听到的……后来，我父亲的学徒都知道了——只是因为我很蠢，又哭又闹的——他们常常大喊，‘瑞威尔来喝血了，快跑，托马斯·沃尔西……’我总是撒腿就跑，像被恶魔追赶似的。一气跑到集市的另一头。我都纳闷自己居然没有被货车撞倒。我总是狂奔，从不回头。即使到了今天，”他说——他从桌上拿起一枚火漆印章，翻过来，翻过去，又放下——“即使到了今天，每当看到金发、红脸膛的人……比如说，萨福克公爵……我都很想哭一场。”他顿了片刻，视线也停止不动。“所以，托马斯……一位教士难道只要是一起身，你就认为他是来喝你的血吗？”他再一次拿起印章，在手里转动着；他移开目光，开始玩起文字游戏。“主教会让你紧张吗？教区执事会让你惶恐吗？执事会让你不安吗？”

他说，“那个词怎么说？我不知道它的英文……estoc……”

也许英文中没有这个词： 那种短刃刀，近身时可以插进别人的肋骨。红衣主教说，“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大约二十年前。他吸取了教训，深深地吸取了教训。夜晚，寒冰，欧洲的宁静的心脏： 一座树林，湖面在一片冬天的星辰下泛着银光；一个房间，炉火在闪烁，一个身影在墙上悄悄移动。他没有看到他的杀手，但看到他的影子在移动。

“不过……”红衣主教说。“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见到瑞威尔先生了。我想，他应该早就死了。你那位呢？”他迟疑着。“也早就死了吗？”

这是能够想到的最为巧妙的方式，来问别人是否杀了人。

“我想，下地狱了。如果大人愿意的话。”

沃尔西听到这里笑了；倒不是因为提到了地狱，而是因为证实了他的大致判断。“这么说，谁要是攻击年轻的克伦威尔，就直接下火坑了？”

“您如果见过他就知道了，大人。他太脏了，不能进炼狱。我们也听说，绵羊的血很有作用，可我怀疑能否将那家伙洗干净。”

“我很拥护一个完美无瑕的世界，”沃尔西说。他显出几分悲哀。“你好好地忏悔过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你好好地忏悔过吗？”

“红衣主教大人，我当时是军人。”

“军人也有希望上天堂。”

他抬头望着沃尔西的面孔。很难看出他相信什么。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军人，乞丐，水手，国王。

“这么说，你年轻时是个恶棍，”红衣主教说，“这不算什么。”他沉思着。“那个攻击你的脏家伙……从事的其实不是圣职？”

他微微一笑。“我没有问。”

“这种记忆的小把戏啊……”红衣主教说，“托马斯，如果我要动手，我会尽量事先提醒你。这样我们就会合作得很好了。”

但红衣主教在打量他；他还是感到不解。这是他们刚刚共事不久的时候，而他的性格，经过红衣主教的调教，此时正处于逐渐进步的阶段；其实，也许是今天晚上才开始进步的？在随后的年月里，红衣主教总是说，“我经常想不明白，关于修道士的理想——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比如说我的仆人克伦威尔——他年轻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整天都在斋戒、祈祷和研究那些教父。正是因为这样，他现在才这么野性。”

有时别人会说，是吗？——但想来想去，似乎也只能想起一个似乎特别谨慎的人；还有时会说，真的吗？你的仆人克伦威尔？于是红衣主教就会摇摇头，说，不过当然，我会尽力补救。如果他砸了别人的窗户，我们就马上把装玻璃的工人找来，出钱完事儿。至于那一个又一个被他糟蹋过的年轻女人……那些可怜的人啊，我就拿钱打发走她们……

但今天晚上，他又回到了正题；他的双手放在桌上，彼此交叉，仿佛想握住傍晚已逝的时光。“好了，托马斯，你刚才说要告诉我什么传闻。”

“根据丝绸商得到的订单，那些女人判断国王有了一位新——”他顿了顿，说，“大人，如果一位妓女刚好是一位骑士的女儿，那该怎么称呼她？”

“哦，”红衣主教只当这是一个问题，说，“当她的面，就称‘小姐’。在背后嘛——嗯，她叫什么？哪位骑士？”

他朝博林十分钟前所站的地方点点头。

红衣主教似乎大吃一惊。“你刚才干吗不说出来？”

“我怎么能提这个话题呢？”

红衣主教一时难住了。

“但不是那位刚进宫廷的博林小姐。不是哈里·珀西的女友。而是她姐姐。”

“我明白了。”红衣主教重新靠在椅背上。“当然了。”

玛丽·博林是一位和善、娇小的金发姑娘，据说在法国宫廷里很不检点，最近才回到国内的宫廷，逢人就表示友好： 她妹妹则总是满脸不悦地跟在她的身后。

“当然了，我顺着陛下的目光观察过，”红衣主教说。他自顾自地点着头。“他们现在很密切吗？王后知道吗？还是你也说不清？”

他点点头。红衣主教叹了口气。“凯瑟琳是个圣人。不过，如果我是圣人，同时还是王后，也许我会觉得玛丽·博林不会危害到自己。礼物，对吧？你说不是太贵重？那么，我为她感到遗憾；她得趁着现在尽量抓住自己的机会。倒不是说我们的国王有太多的风流韵事，尽管人们的确说……他们说，陛下年轻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当国王，是博林的妻子帮他破了童子之身。”

“伊丽莎白·博林？”他很少大惊小怪。“这一位的母亲？”

“哪位都一样。也许国王在这方面缺乏想象力。我倒是从来都不信……如果我们是在另一边的话，你知道，”他朝多佛的方向指了指，“我们甚至会懒得记住那些女人。我的朋友弗朗索瓦国王——他们真的说，有一次，他缓缓走到一位头天晚上跟他共度良宵的女人面前，很正式地亲吻她的手，询问她的名字，并且说希望他们能成为更好的朋友。”他点着头，为这个精彩的故事而得意。“但玛丽不会惹麻烦的。她是个好对付的小美人。国王这样还不算太糟。”

“可她家里的人一定想从中得到什么。他们以前得到什么了？”

“给自己派上用场的机会。”沃尔西停住话头，写了一点儿什么。他能想象它的内容： 如果好好地要求的话，博林能得到什么。红衣主教抬起头。“这么说，我跟托马斯爵士交谈时，本该——用什么词表达——更温和一些的？”

“我觉得，大人已经是友好至极了。瞧瞧他离开我们时的脸色。简直是一脸的轻松和满意。”

“托马斯，从现在开始，城里有任何传闻，”他摸了摸缎子衣服，“就马上来向我汇报。别管是怎么传出来的。让我来操心好了。而且我保证永远不会袭击你。真的。”

“我已经忘了。”

“我不相信。如果这些年来你一直记着那次教训，你就不会忘。”红衣主教靠到椅背上；沉思了一会儿。“起码她结婚了。”他指的是玛丽·博林。“所以，如果她有了孩子，他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随他自己乐意。他让约翰·布朗特的女儿生了个儿子，他可不想要太多。”

王室的育儿室太大，对国王会是一种拖累。历史以及其他国家的例子表明，母亲们会争宠夺利，并使用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孩子获得继承权。亨利所承认的那个儿子名叫亨利·菲茨罗伊；他是个面容俊秀、一头金发的孩子，长相酷似国王。他父亲封他为萨默塞特公爵和里奇蒙公爵；他还不到十岁，已经是英格兰的高等贵族了。

儿子相继夭折的凯瑟琳王后很有耐性地接受了这一切： 也就是说，她忍受了下来。

离开红衣主教之后，他既痛苦又生气。当他回想起早年的自己——那个奄奄一息地躺在帕特尼的鹅卵石上的孩子——时，他对他不觉得同情，而只是隐隐有些不耐烦： 他干吗不站起来？而对后来的自己——仍然动不动就打架，或者起码是经常出现在打架的地方——他则感到几分不屑，同时还有些不安。世界就是这样： 黑暗中的刀子，眼睛余光里的动作，一连串最终捅进身体里的警告。他让红衣主教吃惊不小，这不是他的职责；他的职责，按照他这一次的说法，就是向红衣主教传递信息，帮他调整心情，理解他，附和他的笑话。错只错在他没有把握好时间。如果红衣主教没有行动太快；如果他不是太过焦急，因为不知道该怎样示意红衣主教对博林不要那么不由分说。他想，英格兰的问题就在于手势过于贫乏。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手势，表示“打住，国王跟这个人的女儿有一腿。”他很奇怪意大利人没有发明这个手势。不过也许他们有了，只是他一直没能理解。

1529年，红衣主教大人刚被革职时，他会回想起那个夜晚。

他在伊舍；这是一个没有灯、没有火的晚上，那位伟人已经上了（可能很潮湿）的床，只有乔治·卡文迪什来帮他提振心绪。他问乔治，哈里·珀西跟博林的女儿安妮后来怎么样了？

对这个故事，他听到的只是红衣主教冷冷的、很是不屑的说法。但乔治说，“我来告诉你怎么样了。好了，站起来，克伦威尔先生。”他站了起来。“往左移一点儿。好了，你想扮演谁？红衣主教大人，还是年轻的继承人？”

“哦，我明白了，是演戏吧？你当红衣主教。我觉得演不了。”

卡文迪什调整了一下他的位置，将他从窗边稍稍挪开，窗外的夜幕和光秃秃的树是他们的观众。他的目光望向空中，仿佛在看着过去： 影影绰绰的身形，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移动。“你能做出苦恼的样子吗？就像你在思考一段大逆不道的话，可又不敢说出来？不，不，不是那样。你年纪很轻，瘦瘦高高的，低着头，红着脸。”卡文迪什叹了口气。“我想你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克伦威尔先生。这样吧。”他把双手轻轻地放在他的上臂上。“我们交换一下角色。坐在这儿。你当红衣主教。”

他看到卡文迪什马上变了一个人。乔治颤抖着，手足无措，只差没有哭出来；他变成了浑身哆嗦的哈里·珀西，一个恋爱中的年轻人。“我跟她为什么不般配呢？”他叫道，“尽管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姑娘——”

“单纯？”他说，“姑娘？”

乔治瞪着他。“红衣主教从来不会这么说！”

“当时不会，我相信。”

“现在我又是哈里·珀西了。‘尽管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姑娘，她父亲只是一位骑士，但她的家世不错——’”

“她是国王的什么表亲，对吧？”

“什么表亲？”卡文迪什又一次停下自己的角色，显出一脸忿然。“红衣主教大人会把他们的身世摆在他的面前，全都由纹章官画得清清楚楚的。”

“那我该怎么办？”

“假装呀！听着： 她的祖先并非一无是处，年轻的珀西争辩道。但是那孩子越争，红衣主教大人就越生气。那孩子说，我们已经订有婚约，几乎就是真正的婚姻了……”

“真的？我是说，他这么说了？”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几乎是真正的婚姻。”

“那红衣主教大人是什么反应？”

“他说，老天啊，孩子，你在跟我说些什么？如果你做出了这种不该做的事情，就该让国王知道了。我会派人去叫你父亲，我们会一起想办法消除你做的蠢事。”

“哈里·珀西怎么说？”

“没怎么说。他低着头。”

“我怀疑那姑娘是否在乎他。”

“不在乎。她只喜欢他的爵位。”

“我明白了。”

“后来，他父亲从北方回来了——你愿意当伯爵，还是那孩子？”

“孩子吧。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他跳了起来，假装后悔不迭。伯爵和红衣主教似乎在走廊里谈了很久；接着，他们喝了一杯酒。肯定是某种烈酒。卡文迪什说，伯爵“嗵嗵嗵”地从走廊上过来，然后坐在一张仆役们常常坐在那儿待命的凳子上。他叫他的继承人站到他面前，当着仆人们的面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先生，’卡文迪什说，‘你一直都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眼高于顶，挥霍无度。’怎么样，这开场白不错吧？”

他说，“我喜欢你记得清清楚楚。你当时把它们都记下来了吗？还是你获得了某种许可？”

卡文迪什露出狡黠之色。“谁的记忆力都不会超越你，”他说，“红衣主教大人问到什么账目时，你对那些数字总是张口就来。”

“没准我是编的。”

“哦，我不这么想，”卡文迪什显得愕然，“你不可能长期这么干。”

“是一种记忆的方法。我在意大利学的。”

“在这个府上以及其他的地方，有人愿意出大本钱来了解你在意大利学到的一切。”

他点点头。他们当然愿意。“但是行了，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跟安妮·博林小姐几乎是结了婚的哈里·珀西站在他父亲面前，他父亲说——？”

“如果他继承了爵位，就会彻底毁了他高贵的家族——他将是最后一任诺森伯兰伯爵。不过‘赞美上帝’，他说，‘我还有别的儿子……’说完，他‘嗵嗵嗵’地走了。那孩子留在那儿痛哭。他全身心放在安妮小姐身上。但红衣主教让他娶了玛丽·塔尔波特，现在他们就像圣灰星期三的黎明一样痛苦。而安妮小姐则说——我们当时都哈哈大笑——她说，任何能让红衣主教大人感到不快的事，她都愿意去做。你能想象我们笑得多么厉害吗？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丫头，原谅我，一位骑士的女儿，居然威胁红衣主教大人！因为得不到一位伯爵，她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她会怎样步步高升。”

他笑了。

“那么告诉我，”卡文迪什说，“我们哪儿做错了？我来告诉你。自始至终，我们都被误导了，不仅是红衣主教，年轻的哈里·珀西，他父亲，还有你和我——因为，当国王说，安妮小姐不能嫁给诺森伯兰时，我想，我想，国王就已经盯上她了，已经很久很久了。”

“他一边与玛丽关系亲密，一边却想着她的妹妹安妮？”

“没错，没错！”

“我真是想不明白，”他说，“怎么能够这样，虽然所有的人都自以为了解国王的好恶，国王到头来却处处碰壁。”处处受到阻挠： 感到愤怒和沮丧。他挑选了安妮小姐来让自己开心，当他抛开旧妻，迎进新人后，安妮小姐却拒绝跟他上床。她怎么能拒绝呢？谁也无从知道。

卡文迪什显得情绪低落，因为他们没有继续演戏。“你肯定累了，”他说。

“不。我只是在思考。红衣主教大人怎么……”他想说“错过了机会”。但是这样说红衣主教未免显得不敬。他抬起头。“继续吧。后来怎么样了？”

1527年5月，一方面迫于压力，另一方面心境很糟，红衣主教大人便在约克宫开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国王婚姻的有效性进行调查。这是一个秘密法庭；王后没有被要求出庭或派代表出庭；她甚至不应该知道，但整个欧洲都知道。亨利被要求出庭，并出示允许他娶他兄长的遗孀的特许状。他出示了，并且相信法庭会找到该文件的某些漏洞。沃尔西准备说他们的婚姻很容易被质疑。但是他告诉亨利，在完成这一准备步骤之后，他不知道教皇使节法庭能为他做些什么；因为凯瑟琳无疑会向罗马上诉。

凯瑟琳与国王（就世人所知）曾经六次有望得到一位继承人。“我还记得冬天出生的那个孩子，”沃尔西说，“我猜想，托马斯，你当时还没有回到英格兰。王后突然发生阵痛，王子提前降生了，正好是在新年开始之际。他出生不到一小时的时候，我把他抱在怀里，窗外飘着雨夹雪，室内炉火通明，三点钟天色就暗了下来，那天晚上鸟兽的脚印被雪覆盖，旧世界的印迹被彻底清除，我们所有的痛苦烟消云散。我们称他为‘新年王子’。我们说，他会是最富有、最漂亮、最受拥戴的人。伦敦城灯火辉煌，全城庆祝……他度过了五十二天，我计算着每一个日子。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们的国王可能会——我不是说会是个更好的国王，因为这不大可能——但会是一位心满意足的基督徒。”

第二个孩子是男孩，不到一小时就夭折。1516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玛丽公主，身材瘦小，但精力充沛。一年后，王后流产了一个男孩。接着，一位小公主只存活了几天；她被取名为伊丽莎白，用的是国王母亲的名字。

红衣主教说，有时候，国王谈起自己的母亲伊丽莎白·金雀花，会眼含泪光。你知道，她是一位绝代佳人，非常冷静，面对上帝降临的不幸，表现得那么隐忍。她和老国王有幸生育了很多孩子，也有些没有活下来。但是，国王说，我父母结婚不到一年，就生了我哥哥亚瑟，接着，没有过太久，就又有了一个优秀的儿子，那就是我。所以，二十年后，为什么我只留下一个随便起一阵风就可以要了她的命的弱女儿？

时至今日，这对结婚已久的夫妇被无法理解的负罪感拖垮了。有人说，让他们解脱也许是件好事？“我不相信凯瑟琳会这么认为，”红衣主教说，“如果王后觉得良心负罪的话，相信我，她会去忏悔以求赎罪的。哪怕要花去随后的二十年。”

我干什么了？亨利向红衣主教发问。我干什么了，她干什么了，我们一起干什么了？红衣主教无法回答，尽管他的心在为他最仁慈的君王流血；他无法回答，在这个问题里，他觉察出几丝不太真挚的成分；他想，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崇拜一个动不动就实施报复的上帝，而他相信国王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过这些话他不会说出口，除非是跟他的律师单独呆在一间小房里。“看看我们前面的例子吧，”他说，“克利特主教，那位大学者。他父母养了二十二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长大成人。有人会说，亨利·克利特爵士和他妻子一准是多行不义的恶人，在基督教世界声名狼藉，才会得到上天如此的惩罚。但事实上，亨利爵士一度是伦敦市长——”

“是两度。”

“而且发了大财，所以我得说，上帝待他丝毫不薄；相反，他们得到了神的各种眷顾。”

杀死我们的孩子的不是上帝之手。而是疾病，饥饿，战争，老鼠咬伤，污浊的空气以及疫病地区散发出来的瘴气；是年成歉收，就像今年和去年；是照料不周。他对沃尔西说，“王后现在多大年龄了？”

“马上四十二了，我想。”

“而国王说她不会再生孩子了？我母亲生我时，已经五十二了。”

红衣主教盯着他。“你确定吗？”他说，接着他笑了起来，笑得开心而爽朗，你不禁觉得当红衣主教真好。

“哦，反正差不多。五十多岁。”克伦威尔家对这类事情总是含糊其辞。

“而她熬过那场折磨了？是吗？祝贺你们母子。但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王后多次分娩的仅存结果是小玛丽——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公主，也许只能算是三分之二个公主。他陪同红衣主教进宫时见过她，觉得她跟他女儿安妮一般大小，而安妮却要小两三岁。

安妮·克伦威尔是个健壮的小姑娘。她早餐可以吃下一个公主。像圣保罗的上帝一样，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一旦有谁跟她作对，她就用那双与她父亲酷似的坚定的小眼睛冷冷地盯着别人；家里人常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安妮如果成了伦敦市长，不知道伦敦会变成什么样。玛丽·都铎是个面色苍白、头脑机灵的小丫头，长着一头赤褐色金发，说话的模样比一般的主教还要严肃。她还不到十岁，她父亲就将她送到勒德洛，以威尔士王妃的身份坐镇宫殿。凯瑟琳早年就是在那里成了新娘；她丈夫亚瑟也在那里去世；而她自己在那年的流行病中也险些性命不保，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浑身无力，被人遗忘，直到老国王的妻子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派人用马车来接她，辗转多日之后她才回到伦敦。凯瑟琳掩藏了——她掩藏了太多——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她自己也是一位在任女王的女儿。玛丽为什么就不能统治英格兰呢？她认为那是国王感到满意的迹象。

但是现在，她知道并非如此。

秘密听证刚刚开始，凯瑟琳的满腹怨愤就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在她看来，事情全是红衣主教的错。“我告诉过你的，”沃尔西说，“我告诉过你会是这样。寻找国王的作用？寻找国王的意愿？不，她不能那么做。因为在她的眼中，国王是完美无缺的。”

王后说，自从沃尔西得到提升，开始效命于国王之后，他就处心积虑地剥夺她作为亨利的知己和顾问的合法地位。她说，他用尽了一切办法，将我从国王的身边赶走，好让我对他的计划一无所知，好让他自己，红衣主教，一手遮天。他阻止我与西班牙大使见面。他在我的宫里安插密探——我的女侍都是为他工作的密探。

红衣主教疲倦地说，我从来没有偏袒法国人，也没有偏袒皇帝： 我偏袒的是和平。我没有阻止她见西班牙大使，只是提了一个很合理的要求，让她不要单独见他，以便我能了解他跟她说的有哪些是含沙射影和不实之词。她宫里的女侍都是英国的淑女，她们有权侍候自己的王后；她在英格兰已经快三十年了，难道还只肯用西班牙人吗？至于把她从国王的身边赶走，我怎么可能呢？多少年来，他挂在嘴上的话就是“王后必须了解这个”，以及“凯瑟琳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去她那儿。”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了解她丈夫的需要。

她了解那些需要；有生以来第一次，她不想满足他那些需要。

一个女人难道必须惟夫命是从吗，如果结果是被剥夺妻子的身份？他，克伦威尔，很敬重凯瑟琳： 他喜欢看到比较矮胖的她穿着长裙在偌大的王宫里走动，那缀满长裙的宝石看上去与其说是为了装饰，不如说是为了抵挡利剑的攻击。她赤褐色的头发已经褪色，并染上几丝花白，它们被罩在一顶三角形发帽之下，犹如城里麻雀的谦恭的翅膀。在长裙里面，她穿着圣方济各会修女的服装。沃尔西说，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了解别人衣服里面穿的是什么。换了更年轻的时候，他听了会很吃惊；他一直以为，人们的衣服里面，“穿”的就是皮肤了。

红衣主教说，有很多先例有助于国王解决他目前的心事。国王路易十二曾获准将第一任妻子撇到一边。从更近处说，他自己那位先是嫁给苏格兰国王的姐姐玛格丽特，在与第二位丈夫离婚后，又重新再嫁。还有国王的老朋友查尔斯·布兰顿，如今是他最小的妹妹玛丽的夫君，但以前也解除过一段婚姻，当时的情形几乎不堪一查。

但尽管如此，问题是教会不能拆散既成的婚姻，或者让孩子为父母所弃。如果特许状存在技术上的漏洞，或任何其他方面的漏洞，为什么不能用一纸新文来弥补呢？克雷芒教皇也许会这么想，沃尔西说。

他此话一出，国王就咆哮起来。对这种咆哮，他可以不去在乎；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于是他观察着红衣主教在雷霆当头时的举止；他面带笑意，礼貌而歉然地等待着随后而来的平静。但沃尔西已经开始不安，他等待着博林的女儿——不是那位和气的小美人，而是那个胸脯平平的妹妹——给予羞怯的暗示，讨取国王的欢心。如果她能这样，国王就会持更宽容的人生观，就不会经常谈及自己的良心了；说到底，如果两人情意正浓，他又怎么会那样呢？但是有人说，她在跟国王讨价还价；有人说她想成为新妻；这真是荒唐，沃尔西说，不过话说回来，国王已经被她迷住，所以，他也许不会表示反对，起码当她的面不会。他已经让红衣主教注意到安妮小姐现在所戴的绿宝石戒指，并且告诉了他来源和价格。红衣主教似乎大吃一惊。

哈里·珀西败退之后，红衣主教将安妮送到了她位于赫弗的家里，但不知怎么回事，她又夹在王后的女侍当中，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宫里，现在他永远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知道亨利是否会从他的控制下消失，因为他在天南海北地追她。他想把她父亲托马斯爵士找来，再教训他一次，但是——就算不提亨利与博林夫人当年的孽情——你怎么能跟一个人解释，由于他的大女儿是婊子，所以他的二女儿也一定是婊子： 含沙射影地说，他让她们卷入的是某种家族事业？

“博林不是很有钱，”他说，“我去把他找来。帮他算算账。贷方是多少，借方是多少。”

“好呀，”红衣主教说，“可你擅长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我呢，身为一位教士，就得小心翼翼，不能主动建议我的国王开始一段有计划的奸情。”他把羽毛笔在桌上移来移去，又清理了一下纸张。“托马斯，一旦你有机会……我该怎么说呢？”

他想象不出红衣主教接下来可能说些什么。

“一旦你有机会接近国王，一旦你发现，也许在我走了之后……”谈论死亡并不容易，就算你已经安排好后事。沃尔西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沃尔西的世界。“哦，好了。你知道，我很愿意向他举荐你，决不会阻拦你，可问题是……”

他指的是帕特尼。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由于他不是教士，所以没有教会的头衔来软化它，正如它们软化了有关伊普斯威奇的铁一般的事实一样。

“我在想，”沃尔西说，“你对我们的君王会有耐心吗？三更半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与布兰顿一起喝酒，说笑，或者唱歌，当天的文件还没有签署，而如果你催促他，他就会说，现在我要上床了，我们明天要去打猎……如果你得到任职的机会，你一定得接受他的现状——他是一位追求享乐的国王。他也将不得不接受你的现状——你很像一条低地人用绳子套着牵来牵去的方头斗狗。不过你偶尔也不乏魅力，汤姆。”

说到他或者任何别的人可能会对国王具有沃尔西那样的影响力，这简直就跟安妮·克伦威尔成为伦敦市长一样，希望很是渺茫。不过他也没有完全不信。人们听说过圣女贞德的故事；它不一定得以大火结束。

他回到家，跟丽兹谈起斗狗的比喻。她也觉得十分贴切。他没有跟她提及偶尔的魅力，也许只有红衣主教才能发现这一点。

调查委员会正准备解散，让事情得到进一步的考虑时，从罗马传来了消息： 由于连续几个月没有发放军饷，皇帝的西班牙和德国军队在圣城横冲直闯犒劳自己，他们抢劫财宝，砸毁艺术品。他们怪模怪样地穿着偷来的衣服，随意奸淫罗马的妇人和处女。他们将雕像和修女打翻在地，让他们的脑袋撞击地面。有位普通士兵偷走了刺中基督肋部的长矛的矛头，并将它安在自己的杀人武器的柄上。他的战友挖开了古墓，掏出死者的骨灰，让它随风飘走。台伯河上满是新的尸体，被刺身亡或窒息而死的人拍击着河岸。最令人痛苦的消息是教皇已经被俘。由于年轻的查理皇帝在名义上统领这些军队，同时可能宣布掌权并利用这种形势，亨利国王的婚姻诉讼被搁置下来。查理是凯瑟琳的外甥，克雷芒教皇只要控制在皇帝的手里，对英格兰使节呈上的任何请求，他就不可能持于国王有利的看法。

托马斯·莫尔说，帝国军队正在把活生生的婴儿插在铁棒上烧烤来取乐。哦，亏他说得出来！托马斯·克伦威尔说。听着，当兵的不会那么干。他们太忙，只顾着搬走他们可以换成现钱的所有东西。

大家都知道，莫尔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件马毛短上衣。他用有些神职人员使用的那种小鞭子抽打自己。托马斯·克伦威尔心里所想的是，有人在制造这些日常折磨的工具。有人把马毛简单地梳成一束束的系好，切下钝端，知道其目的在于扎进皮肤，形成流血的伤口。干这个的是僧侣们吗？他们满怀正义感地又系又切的，想到会给那些不知名的人带来的痛苦，禁不住暗自发笑？单纯的乡民们制造带有上蜡的结的连枷，得到了报酬吗？是怎样付酬——按打计算吗？在冬天漫长的几个月里，这会让农场工人有活可干吗？当那些制造者用诚实的劳动所换来的钱交到他们手中时，他们是否想到将拿起这种产品的手？

我们没有必要自寻痛苦，他想。痛苦在等待着我们： 这只是迟早的问题。问问罗马的处女们好了。

他还想到，人们应该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红衣主教这时说，让我们从眼前的形势下后退一步。他的确是吃惊不小；他一直都很清楚，维护欧洲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让教皇保持中立，既不被法国左右，也不受皇帝牵制。但他敏捷的头脑已经开始为亨利着想了。

他说，假设——因为在这种紧急事态下，克雷芒教皇会指望我来把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假设我穿越海峡，在加来稍作停留，以稳定我们的民心并平息所有不利的传闻，接着前往法国，与他们的国王进行面对面的交谈，然后再去阿维尼翁，那儿的人们知道如何成立教廷，那儿的肉商、面包师、烛台制造商、旅店主乃至妓女这些年来都生活在希望之中。我会邀请红衣主教们来跟我会面，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当教皇陛下承受着皇帝的款待时，教会政府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如果呈至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包含国王的私事，那么，为解决意大利的军事问题，我们有理由让这么虔诚的一位国王久等吗？我们就不能裁决吗？凡人或者天使应该能想出办法，给哪怕是囚禁中的克雷芒教皇捎个信，还是那些人或者天使会传信回来——他肯定会赞成我们的裁决，因为我们会听取全部的事实。等到——当然，不会太久，而我们都多么期待着那一天——克雷芒教皇彻底恢复了自由，对于我们在他离开期间保持的良好秩序，他会十分感激，任何签名或者盖章之类的小事就成了一种形式。于是——英格兰国王成为一个单身汉了。

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国王必须跟凯瑟琳谈谈；当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他摆好晚餐，耐心而坚定地等待着他时，他不可能总是在别处打猎。现在是1527年6月；国王的头发和胡子经过精心的修剪和卷曲，他身材魁梧，从某些角度看去仍然风流倜傥，穿着白色的丝绸服装，朝他妻子的房间走去。当他走过时，周围飘过一阵玫瑰精油所散发的香气： 仿佛他拥有所有的玫瑰，拥有所有的夏夜。

他的声音低沉，温和，很有说服力，充满了遗憾。他说，如果他能选择，如果没有障碍，在所有的女人中，他会选择她作为他的妻子。没有儿子并不重要；那是天命。他多么希望能重新来过，再娶她一次；这一次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 这不可能。她是他哥哥的妻子。他们的结合违反了神的戒律。

你能听到凯瑟琳说了什么。从那由饰带和胸衣所支撑的饱受打击的身体里，发出了你远在加来都能听到的声音： 它回荡着，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在这里与马德里之间，与罗马之间。她在坚持自己的地位，她在坚持自己的权利；窗户咔哒作响，从这里一直传到君士坦丁堡。

她真是个不寻常的女人，托马斯·克伦威尔用西班牙语自言自语道。

到七月中旬时，红衣主教在为自己的跨越海峡之行做准备。温暖的天气把汗热病带到了伦敦，城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人已经病倒，更多的人想象自己患了病，抱怨头痛和四肢发痛。人们在商店里谈的全是药片和冲剂，修士们在街上卖圣章大捞了一笔。这种疫病在1485年发生过，当时是随着为我们带来亨利都铎一世的军队而来。如今每隔几年，它就让墓地尸满为患。不到一天就可以要人的命。他们说： 早餐还乐呵呵的，中午就没命了。

所以，能够离开城里，让红衣主教颇觉宽慰，尽管他必须带上与其身份相称的随从队伍才能启程。他必须让弗朗索瓦国王确信应该在意大利做出努力，用军事行动救出克雷芒教皇；他必须让弗朗索瓦相信英格兰国王的友好和帮助，但不能承诺派兵或提供经费。如果上帝赐他顺风的话，他带回来的将不只是婚姻无效的判决，还有一份英法两国互相帮助的条约，它会让那年轻的皇帝哆嗦着大嘴，会让他哈布斯堡家族的小眼睛滴出眼泪。

那么，当他在约克宫内他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他为什么不太开心呢？“如果我取得了我想要的一切，克伦威尔，我又会得到什么？王后会被抛弃，她并不喜欢我，而如果国王一意孤行，博林家的人就会得势，他们也不喜欢我；那姑娘恨我，她父亲呢，这些年来我总是让他出尽洋相，还有她舅舅诺福克，宁愿看到我死在阴沟里。你觉得等我回来时，这场瘟疫会结束了吗？他们说这些灾难都是来自上帝，可我不能假装了解他的意图。我走了之后，你自己也该离开城里。”

他叹了口气；红衣主教是他全部的工作吗？不是；他只是一位要人时刻陪伴在侧的保护人。事情总是越来越多。当他在伦敦或别的地方为红衣主教工作时，他自己以及他派出去为沃尔西办事的人员的费用都是由他自己支付。红衣主教说，你自己报销吧，并让他额外拿走一定的比例；他没有推辞，因为对托马斯·克伦威尔有利的事情，对托马斯·沃尔西同样有利——反之亦然。他的法律事务蒸蒸日上，他已经能取息贷款，并在国际市场组织大额借贷，获取中间人的费用。市场变幻无常——来自意大利的消息从来没有连着好过两天——但是，正如有些人眼光独特，知道马或牛会升值，他则对风险独具慧眼。许多贵族都很感激他，不仅因为组织借贷，还因为让他们的房地产有了更好的收益。不是去找承租人强行索要，而是首先，为地主们准确测出土地的价值、作物的产量、供水情况、建筑资产，再对以上各项的潜力做出评估；然后，选用头脑聪明的人做房地产经纪人，与他们共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逐年审计的会计制度。在选择海外贸易伙伴方面，城里的商人都需要听取他的意见。他还兼职仲裁，大多是商务纠纷，因为在这里、加来以及安特卫普，他评估案件的事实和迅速而公正地做出裁断的能力广受信任。如果你和你的对手能达成起码的一致，都想节省开销，避免拖拖拉拉的庭审，那么，支付一定的费用，克伦威尔就可以为你们所用了；而且他还经常能够友好而荣幸地让双方满意而去。

这是他的一段好时光： 每天都能打一场胜仗。“看来，你还在效忠你的希伯来上帝，”托马斯·莫尔爵士说，“我是说，你的高利贷偶像。”但是，当受全欧洲尊敬的学者莫尔在切尔西醒来，即将用拉丁文晨祷时，他醒来去朝见的则是一位说着流利的市场行话的创造者；当莫尔准备开始一顿自我鞭笞时，他和雷夫正奔往朗伯德街去了解当天的汇率。不完全是奔跑；有一处旧伤拖累了他，有时累了之后，他的一只脚会向内转，仿佛正朝他自己走回来。有人说，这是在凯撒·博基亚手下战斗了一个夏天所留下来的伤。他喜欢别人编排的关于他的故事。但凯撒现在在哪儿？他已经死了。

“托马斯·克伦威尔？”人们说，“那人很聪明。你知道吗？他对《新约全书》烂熟于心。”发生关于上帝的争论时，你找他准没错；他能告诉你的承租人租金很合理，并说出十二条漂亮的理由。他能帮你一举解决纠缠了你们家三代人的法律纠纷，或者说服你哭哭啼啼的小女儿接受她誓死不从的婚姻。不管是对动物、女人还是腼腆的当事人，他的态度都是亲切而随和；但是他能让你的债主伤心流泪。他可以跟你谈论凯撒家族，或者以非常合理的价格帮你买到威尼斯玻璃器皿。只要他想说话，就谁也说不过他。当市场崩溃，人们站在思罗格莫顿的街上痛哭流涕，撕毁信用凭证时，他能比任何人更好地保持冷静。有天晚上，他说，“丽兹，我想，再过一两年我们就会很富有了。”

她正在用一种黑缎图样为格利高里绣衬衣；王后用的也是这种图样，因为国王的衬衣她总是亲手缝制。

“如果我是凯瑟琳，我会把针留在里面，”他说。

她笑了。“我知道你会。”

当他说起国王跟凯瑟琳见面时说的那些话时，丽兹一言不发，表情严肃。他跟她说，在等待对他们婚姻的裁决期间，他们应该分居；也许她愿意离开宫廷？凯瑟琳说不；她说这不可能；她说，她会向精通宗教法规的律师咨询，而他自己呢，最好也找几位更好的律师，还有更好的神父；然后，在叫过闹过之后，那些把耳朵贴在墙上的人听到凯瑟琳在哭。“他不喜欢她哭。”

丽兹伸手拿起剪刀。“男人常说，‘我受不了女人哭’——就像在说，‘我受不了这潮湿的天气’。似乎女人的哭跟男人毫无关系。似乎这只是一件平常小事。”

“我可从来没有让你哭过，对吧？”

“你只是让我笑得哭，”她说。

两人渐渐不再说话；她在若有所思地绣着，他在寻思如何处理自己的钱。他在资助两位年轻学生，他们不是这个家里的人，直到他们念完剑桥大学；天资只赋予肯付出的人。我可以增加资助，他想，而且——“我想，我该立个遗嘱，”他说。

她伸手握住他的手。“汤姆，不要死。”

“天啊，不，我可没有想死。”

他想，我也许不富有，可我很幸运。瞧瞧我怎样从沃尔特的靴子底下死里逃生，还有凯撒的那个夏天，以及一连串在背街小巷里的可怕夜晚。据说，人们都想把智慧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他宁愿付出很多，只要不让他儿子得到他学识的哪怕四分之一。格利高里可爱的天性是从哪里来的呢？肯定是他妈妈祈祷的结果。凯特的儿子理查德·威廉斯为人机灵、热心而懂事。他姐姐贝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很聪明和听话。他还有雷夫·赛德勒，他像信任自己的儿子一样信任他；他想，这不是一个王朝，但是一个开端。像这样宁静的时刻非常少有，因为他家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他们都希望被带去面见红衣主教。有寻找创作主题的画师。有腋下夹着书本的一脸庄重的荷兰学者，以及滔滔不绝地讲着黑色的德国笑话的吕贝克商人；有半路经过的乐师在抱着奇怪的乐器调音，有吵吵嚷嚷的意大利银行经纪人；有愿意提供秘诀的炼金术士和帮你算出好命的占星家，有路过时进来看看谁会讲他们的语言的孤独的波兰皮货商；有印刷商、雕刻工、翻译家和密码专家；有诗人、园林设计师、秘法家和几何学家。他们今晚都在哪儿？

“别出声，”丽兹说，“听听房子的声音。”

开始时，没有任何声音。接着，木头嘎吱轻响，在缓缓呼吸。烟囱里，有筑巢的鸟儿在走动。一阵微风从河面吹来，轻轻地摇动着树梢。他们能想象孩子们睡在其他的房间里，听得到他们的呼吸。“上床吧，”他说。

国王对他妻子不能说这句话。而对人们所说的他心爱的女人，即使说了也没有用。

现在，红衣主教去法国的各种行李已经收拾完毕；他的随从队伍声势浩大，比起七年前跨海奔赴金锦营时并不逊色。他上船前的行程很从容： 将经过达特福德，罗切斯特，法弗沙姆，然后在坎特伯雷停留三四天，在贝克特的圣坛前祈祷。

所以，托马斯，他说，一旦知道国王得到了安妮，你就马上给我送信。只有从你这儿听到我才相信。你怎么知道到了这一步？我想你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如果你没有这种荣幸怎么办？这倒也是。真希望我早些举荐了你；我早该利用好机会的。

“如果国王没有很快厌倦安妮，”他对红衣主教说，“我想不出您会怎么办。我们知道，君王们总是随心所欲，而且通常情况下，为他们的行为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难。但您能为博林的女儿找个什么说法呢？她能带给他什么？没有条约。没有土地。没有钱财。您该怎样说明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婚姻呢？”

沃尔西坐在那儿，双肘支在桌上，手指揉着紧闭的眼皮。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说了起来： 开始说起了英格兰。

他说，要了解阿尔比恩，你就必须返回到人们对阿尔比恩有所了解之前。必须返回到凯撒军团到来之前，返回到久远以前的年代，当时，在有朝一日将建成伦敦城的土地上，巨兽和巨人的尸骨还随处可见。你必须返回到新特洛伊，新耶路撒冷，了解那时的国王所犯下的罪孽——他们骑在马上打着亚瑟的破旗，或者娶了来自海里或从蛋里孵出来的身上有鳞和鳍或羽毛的女人；相比之下，他说，与安妮的婚姻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这都是些古老的故事，他说，但是我们得记住，有些人还真的相信。

他说起了国王之死： 说起理查二世怎样消失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在那里被杀害或者饿死；说起篡位者亨利四世怎样死于麻风病，那种病让他面目全非，并且让他的身体缩小得只有侏儒或孩子一般大。他说起亨利五世在法国的胜利，以及为阿金库尔战役所付出——不是用钱——的代价。他说起那位伟大的王子所娶的法国公主；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可她父亲是个疯子，并且相信自己是玻璃人。从亨利五世与玻璃公主的婚姻中，诞生了另一位亨利，他统治的英格兰像冬天一般黑暗，寒冷，死气沉沉，灾祸连连。约克公爵的儿子爱德华·金雀花降临人世，成为春天的第一个迹象： 他属于白羊星座，那正是整个世界重现生机的星座。

十八岁时，爱德华夺取了王国，他做出此举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征兆。他的部队屡屡受阻，十分厌战，时值上帝最黑暗的年月里的最黑暗的时候，他刚刚听到一个本该让他崩溃的消息： 他的父亲和最小的弟弟被兰卡斯特王朝的军队俘获、羞辱并最终杀害。当时是圣烛节；他与他的将军们一起挤在帐篷里，为被杀害的灵魂祈祷。圣伯拉修节到了： 二月三日，黑暗而冰冷。上午十点钟，天上出现了三颗太阳： 三个模糊的银盘，在迷蒙中隐隐地闪烁。它们的光环罩在悲伤的战地上，罩在威尔士边境湿漉漉的森林上空，罩在他的士气低落、军饷未付的队伍身上。他的下属跪在冻地上祈祷。他的骑士在朝天跪拜。他的全部生命长出了翅膀，飞向高空。在那片金色的光芒中，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别人都看不见时，他却能看见： 而这正是身为王者的意义所在。在莫提玛十字一役，他俘获了一位欧文·都铎。他在赫里福集市上将他斩首，并将他的头颅挂在集市的十字架上腐烂。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端来一盆水，洗净被斩下的头颅；她梳理着那溅满鲜血的头发。

从那天——伯拉修节，三颗太阳同时照耀——起，只要一碰自己的剑，他就战无不胜。三个月后他到达伦敦，成了国王。但是，他再也没有像那一年那样，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未来。他双眼昏花，犹如在迷雾之中，跌跌撞撞地行使着王权。他完全成了占星家、圣人和幻想家的玩偶。他没有像他该做的那样，为了外交利益而婚娶，而是陷入一连串对数不清的女人所作的半真半假的承诺。其中包括一位姓塔尔波特的姑娘，名叫艾莉诺，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据说，她的一位祖先——母系一支——是个由天鹅变成的女人。那他为什么最终钟情于那位兰卡斯特骑士的遗孀呢？是因为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她冰冷的白肤金发之美让他心跳加快吗？并不尽然；而是因为她自称为蛇女的后代，在古老的羊皮纸书上，你可以看到蛇女，身体缠在智慧树上，主持日与月的婚姻。蛇女化身为一位普通的公主，一个凡人，但是有一天，她丈夫发现她光着身子，所以瞥见了她的蛇尾。从他手里逃脱时，她预言说，她的子孙将建立一个王朝： 权力无边，有魔鬼作保。红衣主教说，她逃走了，再也没有任何人见过她。

有些蜡烛已经熄灭；沃尔西没有叫人再点一些。“所以你看，”他说，“爱德华国王的顾问当时计划让他娶一位法国公主。我……我也一直这么打算。可你瞧瞧到头来怎么样了。瞧瞧他选了什么人。”

“有多久了？从蛇女之后？”

时候已经不早；约克宫偌大的宫内一片寂静，城市正在沉睡；河水在河道里悄悄地流淌，侵蚀着河岸。红衣主教说，在这种事情上，不存在时间之说；这些幽灵很阴险，多变，狡猾，它们从我们的手里逃脱，溜进了岁月的长河。

“但是，爱德华国王所娶的女人——她不是卡斯提尔王位的继承人吗？那个王国很古老，几乎被人淡忘了吧？”

红衣主教点点头。“这就是三颗太阳的意义。英格兰王位，法国王位，卡斯提尔王位。所以，我们的现任国王迎娶凯瑟琳时，便朝他古老的权利更近了一步。当然，我想谁也不敢向伊莎贝拉王后和斐迪南国王提起这些。但是，还是要记住，并时时提起，我们的国王是三个王国的统治者。如果它们各有统治者的话。”

“按照您的说法，大人，就是我们国王的金雀花外祖父将他的都铎曾祖父斩了首。”

“这种事知道就行。不要去说。”

“那博林家族呢？我以为他们是商人，但是不是还该知道他们是否有蛇的毒牙，或者有翅膀呢？”

“你在笑话我，克伦威尔先生。”

“丝毫没有。但是您要我留心目前的事态，所以，我想充分了解情况。”

于是，红衣主教说起了谋杀。他说起了罪孽： 说起了需要赎的罪。他说起了被谋杀在伦敦塔里的亨利六世国王；说起了属于天蝎座的理查国王，而蝎子正是阴谋、灾难和恶行的象征。在天蝎座国王死去的博斯沃思，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诺福克公爵为败方作战，其继承人被剥夺了爵位。他们不得不尽力卖命，长期而尽力地卖命，才重新获得爵位。所以，他说，你是不是感到奇怪，有时一旦国王发怒，诺福克就会浑身哆嗦？这是因为他觉得，凭着一个正值气头上的人的一时冲动，他会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属下记住了这一点；他又说起伦敦塔铺路石下那些零零落落、咔哒作响的骸骨，那些被砌进楼梯、埋进泰晤士河底淤泥的骨头。他说起爱德华国王的两个失踪的儿子，其中的小儿子死心塌地闹复辟，并且几乎将亨利·都铎赶下王位。他说起觊觎王位者制造的硬币，上面铸有给都铎国王的信息：“你已经时日无多。你被放在天平上称过： 被发现不合格。”

他说起当时的忧虑，关于再次爆发内战的恐慌。凯瑟琳三岁时起，就缔结了婚约，她被封为“威尔士王妃”，将嫁往英格兰；但是，在让她从科伦那启程之前，她的家人索取了一项血和肉的代价。他们要求亨利注意金雀花的主要继承人——爱德华国王以及邪恶的理查国王的侄子，还是个十岁的孩子时起，他就被亨利关在塔里。为缓解压力，亨利国王做出了让步；时年二十四岁的白玫瑰得以出来重见天日，以便将他斩首。但总是有另外的白玫瑰；金雀花一系的白玫瑰，虽然并非未受关注。总是会需要杀更多的人；我想，人们肯定有这种嗜好，红衣主教说，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这样，处决人时我总是觉得难受。我为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祈祷。有时，我甚至为邪恶的理查国王祈祷，尽管托马斯·莫尔告诉我他正在承受地狱的大火。

沃尔西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摆弄着指头上的戒指。“我不知道，”他喃喃着，“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那些妒忌红衣主教的人说，他有一颗奇妙的戒指，可以令其主人飞起来，还可以置他的敌人于死地。它能查出毒物，能让猛兽不伤人，能保障君王的青睐，能保护他不被溺死。

“我想别的人知道，大人。因为他们雇用了魔法师，好把它抄录下来。”

“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会让人抄录下来。我还会给你一份。”

“有一次，我抓起了一条蛇。是在意大利。”

“你干吗要那样？”

“为了打赌。”

“是毒蛇吗？”

“当时不知道。所以才会值得打赌。”

“它咬你了吗？”

“当然。”

“为什么说当然？”

“否则就不算什么了，对吧？如果我没有受伤就把它放下来，并让它溜走了的话。”

红衣主教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说：“置身于言不由衷的法国人中间，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在奥斯丁弗莱的家里，丽兹躺在床上，但睡得并不安稳。她迷迷糊糊地醒来，叫着他的名字，钻进他的怀里。他亲亲她的头发，说，“我们国王的祖父娶了一条蛇。”

丽兹喃喃道，“我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她听到了心跳声，便从他怀里挪开，翻了个身，伸出一条胳膊；他心里想，不知道她会梦见什么。他毫无睡意地躺在那里，寻思着。爱德华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打仗，还是征服，都是依赖美第奇家族的经济支持；他们的信用证比征兆和奇迹更为重要。如果像许多人所说，爱德华国王不是他父亲的儿子，不是约克公爵之子；如果像许多人坚信的那样，爱德华国王是他母亲与一位普通的英国士兵——一位名叫伯雷波恩的弓箭手——所生；那么，如果爱德华娶了一位蛇女，他们的后代就会……他脑海里想到的是“不可靠”这个词。如果要相信所有这些古老的故事，有些人也要我们记住一定得相信，那么，我们的国王就既是弓箭手的私生子，又是隐藏的蛇的后代，还有威尔士人的血统，不管是哪种身份，他都受惠于意大利银行……渐渐地，他也进入了梦乡。他不再在算账；鬼怪的世界飘了进来，取代了一页页的数字。红衣主教说，总是要尽力了解别人衣服里面穿的是什么，因为里面不仅仅是皮肤。在国王身上彻底查一查，你就会找到他的带鳞的祖先： 找到他那温暖、结实、蛇一般的肉体。

在意大利的时候，为了打赌他抓起过一条蛇，他得一直抓着它，直到他们数到十。他们数得很慢，用的是语速很慢的语言： eins, zwei, drei……数到四时，受惊的蛇掉头咬了他一口。从四数到五时，他抓得更紧了。有人叫了起来，“天啊，快扔掉！”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咒骂，还有些人只是继续数着。蛇看起来很难受；他坚持到最后，直到他们全都数到十，才将那盘成一团的蛇轻轻地放在地上，让它溜进了自己的未来。

当时并不觉得痛，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针眼般的伤口。他下意识地尝了尝，几乎咬到自己的手腕。他注意到并惊讶于自己手臂内侧那较为隐秘的、白色的、英国人的肌肉；他看到了那细小的蓝绿色血管，蛇将毒液射进了那血管之中。

他拿到了赢得的钱。他等待着一死，但根本就没有死成。相反，他变得更加强壮，藏身快，出手也快。米兰军需官谁也吵不过他，他恶名在外，常常是先让你流血，再讨价还价，拿钱买到官衔的伯尔尼上尉一概对他敬而远之。今晚很热，现在是七月；他睡着了；他在做梦。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一条蛇有了后代。它给自己的后代取名为托马斯；它们的脑袋里装着泰晤士河的画面，装着泥泞而低矮的河岸的画面，那河岸潮汐漫不到，河水冲不到。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丽兹还在沉睡。床单有些潮湿。她身上很暖和，面色红润，脸孔像年轻姑娘的一样光滑。他亲了亲她的发际线。感觉有点咸。她喃喃道，“你回来之前，先捎个信。”

“丽兹，我不走，”他说，“我不跟沃尔西一起走。”他离开她。他的理发师来帮他刮脸。他对着一面发亮的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它们充满生气；蛇的眼睛。他对自己说，真是个奇怪的梦。

下楼时，他觉得看到丽兹跟在他身后。他觉得看到她的白帽子闪了闪。他转过身说，“丽兹，回去睡吧……”但丽兹不在。他弄错了。他拿起文件，朝格雷会堂走去。

现在不是开会期。这是违法的活动；讨论经文以及廷德尔的下落（在德国的某个地方），而眼下的问题是一位律师同行（所以，谁能说他不该在这儿，不该来格雷会堂呢？），名叫托马斯·比尔尼，他也是一位神父，还是三一学堂的学者，由于身材瘦小和虫子般地动个不停的特点，他被称为“小比尔尼”；他坐在长凳上扭着身子，讲述自己探访麻风病人的经历。

“对我来说，圣经就犹如甘泉，”小比尔尼说，一边扭动着自己的瘦屁股和踢着两条细腿。“我陶醉于福音之中。”

“看在耶稣的份上，伙计，”他说，“别以为红衣主教走了，你就可以从洞里爬出来了。因为伦敦主教现在已经腾出手来，更不用说我们在切尔西的那位朋友了。”

“弥撒，斋戒，守夜，免受炼狱之苦……这些都毫无益处，”比尔尼说，“我得到了启示。事实上，剩下的就是去罗马，跟教皇陛下讨论。我相信他一定会接受我的观点。”

“你以为自己的观点很有创意吗？”他阴沉着脸说，“不过在这一点上，也算是吧，比尔尼神父。如果你以为在这些事情上教皇会欢迎你的建议。”

他走了出去，一边说，这是个准备跳进火坑的人。先生们，你们可要小心。

参加这种集会时，他没有带上雷夫。只要有危险，他就不让家里的任何人陪伴。克伦威尔的家庭与伦敦所有的家庭一样正统，一样虔诚。他说，他们必须是无可指责。

这一天里其余的事情不值一提。他原本可以早点回家，但因为安排了一次会面，他要去德国商站斯蒂尔亚德见一个从罗斯托克来的人，那人带了一位来自斯德丁的朋友，愿意教他一点波兰语。

傍晚结束时，他说，这比威尔士语还难学。我需要好好练习。他说，以后去我家吧。提前通知我们，我们可以腌一点鲱鱼；要不就只能吃顿便饭了。

如果你傍晚回家，而家里却燃着火把，那一定是出了事。空气甜丝丝的，你进门时感觉非常好，你觉得年轻，身心健康。接着，你注意到了愕然的面孔；一看到你，他们就别过脸去。

茉茜走了过来，站在他面前，但现在没有仁慈。“说吧，”他央求道。

她移开目光，一边说，真是对不起。

他以为是格利高里；他以为他的儿子死了。接着他明白了一半，因为丽兹在哪儿？他央求她，“说吧。”

“我们找过你。我们说，雷夫，去看看他在不在格雷会堂，去叫他回来，但看门人说一整天都没有见过你。雷夫说，相信我，我会找到他的，就算是把城里找遍： 但到处都没有你的影子。”

他想起了早上的情景： 那潮湿的床单，她潮湿的额头。他在心里说，丽兹，你没有反抗吗？如果我知道死神来了，我会抓住他，揍扁他的脑袋；我会把他钉在墙上。

小姑娘们还没有睡，虽然有人帮她们换上了睡衣，仿佛这只是一个平常的夜晚。她们光着腿，光着脚，戴着睡帽，是她们的妈妈所做的圆形蕾丝女帽，由一只坚定的手将带子系在她们的下巴底下。安妮的面孔犹如一块石头。她紧紧地握着格蕾丝的手。格蕾丝抬头望着他，将信将疑。她几乎很少看到他；他来这儿干什么？但是她相信他，一声不吭地让他把她抱进怀里。她靠在他的肩膀上，转眼就睡着了，胳膊还搂着他的脖子，脑袋依偎在他的下巴下。 “好了，安妮，”他说，“我们得送格蕾丝上床，因为她很小。我知道你还不准备睡觉，但是你得去躺着陪她，因为她可能会醒来并觉得冷。”

“我可能会觉得冷，”安妮说。

茉茜走在他前面进了孩子们的房间。把格蕾丝放上床时，她还在熟睡。安妮在哭，但是在无声地哭。我陪她们坐一会儿，茉茜说： 但是他说，“还是我来吧。”他等在那里，直到安妮不再流泪，她的手在他手里放松下来。

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现在让我见见丽兹，”他说。

房间——早晨还只是他们的卧室——里弥漫着为防止传染而燃烧的药草的味道。他们在她的头和脚旁点了蜡烛。他们还用亚麻布把她的嘴巴包了起来，所以，她看上去已经不像是她了。她看上去像是死人；她看上去无所畏惧，而且像是能评判你；她看上去比他在战场上看到的肠子流了出来的人还要扁平，还要没有生气。

他下了楼，要听听她临死前的情况；也安排一下一家老小。茉茜说，今天上午十点钟时，她坐了下来，说： 天啊，我太累了。一天的活儿才干了一半呢。这可不像我，对吧？她说。我说，是不像你，丽兹。我伸手摸摸她的额头，说，丽兹，亲爱的……我告诉她，去躺一会儿，上床去，你得把汗发出来。她说，不，给我几分钟，我头昏，也许我需要吃点什么东西，可我们坐在桌子旁时，她却把食物推开了……

他希望她能长话短说，但是他明白她需要倾诉，需要一点一点地说出来。她就像在制造一个语言的包裹，好交给他： 现在它是你的了。

中午时分，伊丽莎白躺了下来。她全身发抖，但皮肤发烫。她说，雷夫在家吗？叫他去找托马斯。雷夫马上就去了，许多人都去了，但是都没有找到你。

十二点半时，她说，告诉托马斯照顾好孩子们。接着还说了什么？她说头很痛。但是没给我留什么话吗？一句也没有吗？没有；她说她很渴。再没有说别的。不过话说回来，丽兹一向都话语不多。

一点钟时，她要人去请神父。两点钟，她做了忏悔。她说她曾经在意大利抓起过一条蛇。神父说，这是发热说胡话。他赦免了她的罪。他当时迫不及待，茉茜说，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所房子，他害怕自己会被传染而死。

下午三点钟时，她不省人事。四点钟，她放下了生命的负担。

他说，我猜想，她会希望跟她的前夫埋葬在一起。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他在我之前。他走开了。没有必要把平常的关于丧服、祈福者、蜡烛等各项吩咐写下来。像所有其他染上此病的人一样，丽兹必须马上下葬。他不可能派人去接格利高里或者将全家人召集拢来。根据规定，他们必须在家门外挂一把草，作为传染的标记，然后闭门谢客四十天，并尽量不要外出。

茉茜走了进来，说，只是发热，可能是任何性质的发热，我们不必承认出汗的事……如果我们都呆在家里，那伦敦就会陷入停顿了。

“不行，”他说，“我们必须这样。红衣主教大人制定了这些规矩，如果我不遵守会很不合适。”

茉茜说，你到底去哪儿了？他直视着她的面孔，说，你知道小比尔尼吗？我跟他在一起；我警告了他，我说，他会跳进火坑。

那后来呢？后来我在学波兰语。

当然。你会那样的，她说。

她没有指望听明白。他也从来没指望比现在说得更明白。他已经将整部《新约》熟记于心，但是找一段经文吧： 找一段适合于眼下的经文。

后来，回想起那天早晨时，他希望能再一次瞥见她的白帽子的闪动： 尽管当他转过身去，却并没有人。他希望能想象她站在门口的情景，身后是忙碌而温暖的家，她口里说着，“你回来之前通知我一声。”但是，他只能想象出她孤零零地站在门外；身后是一片荒地，还有一盏蓝色的灯。

他想起了他们的新婚之夜；她穿着塔夫绸拖地长裙，有些戒备地抱着双肘。第二天，她说，“这样还不错。”

他笑了。她留给他的就是这些。一向话语不多的丽兹。

他在家里呆了一个月： 读书。读《新约》，但里面的内容他早已熟悉。也读他所喜欢的彼特拉克的书，了解他如何向医生挑战： 当他们放弃对他的汗热病的治疗后，他仍然活着，而等他们第二天早上再来时，他已经坐在那里写作。从那以后，诗人再也不相信任何医生；但丽兹走得太快，没有听到医生的建议，管它是好是坏，也没有得到药剂师用肉桂、良姜、苦艾配制的药，或者印有祈祷文的纸牌。

他得到了尼科洛·马基雅弗利的书，《君主论》；是拉丁文版本，印刷于那不勒斯，质量很低劣，而且似乎经过了许多人之手。他想到了战场上的尼科洛；想到了行刑室里的尼科洛。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在行刑室里，但是他知道，有朝一日他能找到出去的门，因为钥匙掌握在他的手里。有人问他，你那本小书里讲了什么？他说，一些格言警句呀，老生常谈呀，都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

他每次从书中抬起头来，都能看到雷夫·赛德勒。雷夫身材瘦小，理查德和其他人经常开的玩笑就是假装对他视而不见，然后说，“不知道雷夫在哪儿？”他们像三岁的小孩一样对这个玩笑乐此不疲。雷夫长着一双蓝眼睛，头发是沙褐色，你不可能把他当成克伦威尔家的人。不过，从将他养大的人的身上，他仍然受到影响： 性格顽强，有些愤世，有很强的领悟能力。

他和雷夫读起一本棋谱。这本书印刷于他出生之前，但配有图片。他们蹙眉研究着那些图片，不断完善自己的棋艺。有时候，两人似乎几个小时都一动不动。“我真蠢，”雷夫说，食指放在一枚卒上。“我本该找到您的。当他们说您不在格雷会堂时，我应该知道您在的。”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不一定就在我不该在的地方。你是打算走那枚卒呢，还只是摸一摸而已？”

“我只是把它摆正，”雷夫拿开了手。

两人坐在那里，久久地注视着棋子，注视着彼此相持不下的棋局。他们明白，只能和棋了。“我们真是棋逢对手。”

“也许我们该找别人比一比。”

“以后吧。等我们能打败所有比赛者的时候。”

雷夫说，“哦，等一等！”他执马跳了一步。接着，他望着结果，目瞪口呆。

“雷夫，你完蛋了。”

“不一定。”雷夫揉着额头。“没准您也会走一着臭棋。”

“没错。你还有希望。”

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外面阳光明媚。他觉得自己几乎要睡着，但一旦睡着，丽兹·维基斯就会回来，快乐而忙碌，等他醒来后，就不得不再一次感受失去她的痛苦。

不远处的房间里有个孩子在哭。头顶响起了脚步声。哭声停止了。他拿起国王，看看它的底座，似乎想弄清是怎么制成的。他小声说了句“我只是把它摆正”，然后将它放回了原位。

外面在下雨，安妮·克伦威尔坐在他旁边，正在自己的练习本里学写拉丁文。到圣约翰节时，她学会了所有的普通动词。她比她哥哥学得快，他告诉了她这一点。“让我看看，”他说，一边伸手接过她的本子。他发现她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安妮·克伦威尔，安妮·克伦威尔……”

从法国传来了消息，说红衣主教大获成功，举行了游行、公共弥撒和拉丁文即兴演讲。登陆之后，他似乎登上过皮卡第的每一座圣坛，赦免了礼拜者的罪过。几千个法国人获得了自由，又可以新生了。

国王多数时候都在波利欧，这座府邸位于埃塞克斯，是他不久前从托马斯·博林爵士手里买来的，他已经封博林为罗奇福德子爵。他成天都去打猎，风雨无阻。到了晚上，他就宴请宾客。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与他共进私人晚餐，新任的子爵也加入其中。萨福克公爵与国王是多年的朋友，如果国王说，给我编一对翅膀，好让我能飞起来，他就会说，要什么颜色？而诺福克公爵呢，当然是霍华德家族的首脑以及博林的大舅子： 他矮小而健壮，很会察言观色，决不放过有利可图之机。

他没有给红衣主教写信，说英格兰的所有人都在说国王准备娶安妮·博林。他没有红衣主教需要的消息，所以他干脆不写。他把写信的差事交给了他的职员，以便让红衣主教随时了解他的法律事务以及财政状况。他说，告诉他我们这儿一切都好。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和忠诚。告诉他我们多么盼望见到他。

家里再没有其他的人染病。伦敦今年逃过了一劫，损失不大——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说。城市教堂里举行了感恩祷告；不过，也许该称之为安抚祷告？在夜晚召集的秘密会议里，上帝的意图受到了质询。伦敦知道自己犯了罪。正如《圣经》中所言，“行商的必难免不做不义之事。”在另外一处还说，“一夜暴富者必不是无辜之人。”习惯于引用圣经，正是感到迷惘的表现。“上帝爱之，则改正之。”

到九月初，疫情已经结束，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为丽兹祈祷。她那么突然地离他们而去，现在终于可以得到当初省去的仪式。给教区里的十二个穷人发了黑衣服，他们原本会跟在她的棺材后面哀悼；家里的每个男人都发誓要为她的灵魂做七年的弥撒。在定好的日子里，天空短暂放晴，空气有些寒冷。“收成已经过去，夏天已经结束，我们还没有得到拯救。”

最小的孩子格蕾丝半夜醒来，说看到她妈妈穿着寿衣。她没有像小孩子那样又叫又闹或者抽抽搭搭地哭，而是像个大人一样，留下了恐惧的泪水。

“所有的河流都归入大海，但大海现在还没有满。”

摩根·威廉斯一年一年地老了。今天，他尤其显得瘦小、苍白和疲惫，他抓住他的胳膊，说，“为什么让好人都走了？哦，这是为什么？”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跟她生活得很快乐，托马斯。”

大家回到了奥斯丁弗莱，一群女人和孩子，还有身强体健的男人们——他们服丧时几乎不用换下平常的黑色服装，那都是律师、商人、会计师和经纪人的装束。他姐姐贝特·威利费德也来了；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以及小女儿艾丽丝。凯特也在这里；两位姐姐正在商量，看看由谁搬进来帮助茉茜照看两个小姑娘。“直到你再一次结婚，汤姆。”

他的外甥女和姨外甥女是两位乖巧的小姑娘，手里仍然握着念珠。她们朝四周看了看，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大人们都在讲些她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无暇顾及她们，于是她们靠到墙上，彼此对望了一眼。接着，她们直着背，慢慢地蹲下来，直到只有两岁的孩子那么高，然后踮着脚尖蹲在那儿。“爱丽丝！乔安！”有人厉声喊道；她们又表情严肃地慢慢起身，完全站直身子。格蕾丝靠近了她们；她们一声不响地把她吸引了过来，取下她的帽子，松开她的金发，帮她编起了辫子。他的姐夫们还在谈论着红衣主教在法国干些什么，他的注意力却转到了她的身上。当表姐们把她的头发往后拉紧时，格蕾丝睁大了眼睛。她的嘴巴也无声地张开，像鱼的嘴巴。她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这时，丽兹的妹妹大乔安走过房间，将她抱了起来。他望着乔安，像往常那样在心里想，她们姐妹俩真是相像： 丽兹在世时，两人真是相像。

他的女儿安妮不理睬那些女人，而是挽住她姑父的胳膊。“我们在谈低地国家的贸易问题，”摩根告诉她。

“有一点可以肯定，姑父，如果沃尔西跟法国签订条约，安特卫普的人是不会高兴的。”

“我们跟你爸爸说的正是这个。但是，他会支持他的红衣主教的。行了，托马斯！你跟我们一样，并不喜欢法国人。”

他知道——而他们却不知道——红衣主教多么需要弗朗索瓦国王的友谊；如果没有欧洲的大国之一帮他说话，国王怎么离得了婚呢？

“永久和平的条约？我们想想看，上一次的永久和平是什么时候？我看也就三个月。”说话的是他的姐夫威利费德，还伴随着哈哈的笑声；而约翰·威廉逊，也就是乔安的丈夫，则问他们是否愿意打个赌：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接着，他想起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对不起，汤姆，”他说，随后是一阵猛咳。

乔安的声音响了起来：“这老赌棍如果再这样咳个不停，这个冬天就会让他完蛋了，到时候我就嫁给你，汤姆。”

“你会吗？”

“哦，当然。只要我从罗马得到准许的文件。”

大家不禁笑了，但马上藏起笑容。他们会心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格利高里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你不能娶你妻子的姐姐，对吧？他与几位表兄弟——贝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威尔，凯特的儿子理查德和沃尔特——走到一个角落，说起了悄悄话。他们干吗给那孩子取名为沃尔特？难道需要有人提醒他们，别忘了他们那位死后还躲在附近的父亲，需要有人提醒他们不要太快乐？一家人从来没有相聚过，但是他感谢上帝，沃尔特再也不会跟他们在一起了。他告诉自己对父亲应该宽容一些，但他的宽容只能限于花钱为他的灵魂做弥撒。

在他永远回到英格兰之前的那一年，他曾几度跨越海峡，始终犹豫不定；在安特卫普，他不仅有很好的业务关系，还有许多朋友，而随着城市不断扩大——每年都在扩大——他似乎越来越应该留在那里。如果说有思乡病的话，那么，他想念的是意大利： 那里的阳光，以及语言，他在那里被称为托马索。即使他对泰晤士河岸有任何思念，也已经被威尼斯治愈。佛罗伦萨和米兰给了他比呆在国内的人更为灵活的思想。但他心里还是有所牵挂——想了解哪些人死了、哪些人已经出生的好奇心，想再次见见两位姐姐并对小时候的事情一笑置之——人们总能找到笑的理由——的愿望。他给摩根·威廉斯写了信，信中说，我在考虑回到伦敦。但不要告诉我父亲。不要告诉他我准备回来。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尽力对他好言相劝。你瞧，沃尔特现在安定些了，你会发现他几乎变了一个人。他的酒喝得少了。嗯，他知道这会要他的命。他近来一直没有进过法庭。他甚至还当过教会执事。

什么？他说，他没有拿圣酒把自己灌醉吗？他没有揣着蜡烛钱逃走吗？

任凭他们说破嘴皮，也不能说服他回帕特尼。他等了一年，直到娶妻生子。然后，他觉得安全了，可以回去了。

他离开英格兰已经不少于十二年。人们的变化让他感到吃惊。他走的时候，他们都还年轻，现在却是人到中年，要么变得温和，要么变得急躁。当年身手矫捷的人如今又干又瘦。当年身材丰满的人则进一步发福。清秀的五官已经变得模糊，失去了棱角。明亮的眼睛失去了光彩。有些人他第一眼根本就认不出来。

但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认出沃尔特。当他父亲朝他走来时，他在心里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二三十年后的我自己，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他们说，酗酒几乎要了他的命，但他看上去并没有半死不活。他看上去跟往常完全没有两样： 仿佛能把你打倒，并且似乎决定这样做。他矮而壮实的身材变得宽阔、粗糙了。那头浓密的卷发几乎没有一根发白。他的目光像锥子一样；那双金褐色的小眼睛炯炯有神。他以前常说，在铁匠铺里你需要一双好眼睛。不管你在哪里都需要一双好眼睛，否则他们会将你洗劫一空。

“你去哪儿了？”沃尔特说。如果是在过去，他的语气会很愤怒，但现在只是有些不高兴。仿佛他的儿子只是去莫特莱克送了个信，并在那儿耽搁了一阵。

“哦……许多地方。”

“你看起来像个外国人。”

“我是个外国人。”

“那么，你一直在干些什么？”

他能想象自己在说，“各种各样的事儿，”并说了出来。

“那你现在在干哪种哪样的事儿？”

“学习法律。”

“法律！”沃尔特说，“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法律，我们早就是贵族了。还有庄园。在这一带有很多的庄园。”

他想，这一点说来倒是有趣。如果通过打架、大叫大嚷以及比别人块头大、有力气、更大胆、更无耻就可以成为贵族，那么，沃尔特的确应该是贵族。但事情还不仅如此；沃尔特认为他有这种资格。他小时候听到过无数次： 克伦威尔家族曾经很有钱，我们拥有过庄园。“什么时候？在哪儿？”他常常问。沃尔特就说，“北部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并因为他顶嘴而朝他大吼。他父亲在告诉别人弥天大谎时，不喜欢别人怀疑。“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败落到这一步了呢？”他会问，而沃尔特就说，是因为律师和骗子，那些律师全是骗子，把土地从别人的手里偷走。懂不懂随你，沃尔特会说，反正我是不懂——而我并不傻，小子。就因为我在所谓的公地上放羊，他们竟敢把我拽上法庭，罚我的款！既然人人都有份，那儿就该是我的公地。

这又怎么可能，既然家里的土地是在北部？说这话毫无意义——事实上，从沃尔特的拳头里吸取教训是最快的方式。“但是难道没有钱吗？”他会追问，“钱都去哪儿了？”

只有一次，沃尔特在清醒的时候，似乎说过几句真话，而且说得很在理： 我想，他说，我想是我们把它败掉了。我想，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了。我想，财富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再来。

许多年来，他常常想起这个问题。在回帕特尼的那一天，他问过他，“如果克伦威尔家曾经富有过，如果我去把剩下的东西找回来……你会满意吗？”

他用的是安慰的语气，但是你难以安慰沃尔特。“哦，是呀，我猜再跟别人分享？你跟那该死的摩根，你们真是够热乎的。那是我的钱，如果人人都有份的话。”

“那会是家族的钱。”他心里想，我们这是干什么，见面不到五分钟就吵，为并不存在的财富争执不休？“你现在有了个孙子。”接着，他声音不大地加了一句，“你绝对不许靠近他。”

“哦，我早就有了，”沃尔特说，“孙子们。她是什么人？某位荷兰姑娘吗？”

他跟他说起了丽兹·维基斯，因而也承认他早已回到英格兰，在这里娶妻生子。“给自己捞了个有钱的寡妇，”沃尔特嘲笑道，“我想，这比回来看我更重要。一定是的。我想，你大概以为我死了。律师，对吧？你一贯都很多话。掴你嘴巴都止不住。”

“但上帝知道你试过。”

“我想，你现在不会承认干过铁匠活了。也不会承认给你叔叔约翰打杂或者在萝卜皮上睡觉的事儿。”

“天啊，爸爸，”他说，“在朗伯斯宫，他们不吃萝卜。莫顿红衣主教吃萝卜！亏你想得出来！”

当他年龄很小，而他叔叔约翰为大人物当厨师的时候，他经常跑到朗伯斯的宫邸，因为那里更可能填饱肚子。他总是在最靠近河边的那个门口转悠——当时莫顿还没有修建那座气派的大门——看着他们进进出出，询问他们是谁，下一次再根据他们衣服的颜色以及画在盾牌上的动物和其他东西来辨认他们。“别老站在那儿，”人们朝他喊道，“去找点儿活干。”

除他之外，其他的孩子都在厨房里找活儿干，做些杂事，他们的小手指忙着为鸟儿脱毛，为草莓去蒂。每到用餐时间，府里的官员们就在厨房外的过道上排成一队，把桌布和各种调料逐一送进去。他叔叔约翰负责称量食物，如果分量或大小不对，就扔进篮子留给下人。那些称量过关的食物，每送进去他都会计数；而他站在他叔叔身边，装成他的助手，就这样学会了数数。各种肉和奶酪、腌制的水果和喷香的薄脆饼进了大厅，送上大主教的餐桌——当时他还不是红衣主教。残羹剩菜撤回来后，被分成几份。最好的给厨房的员工。剩下的送往济贫院、医院，或打发门外的乞丐。不适合给他们的则交往更下一层，填进孩子和猪的肚子里。

每天早晚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后楼梯奔上跑下地挣口饭吃，他们将啤酒和面包送到楼上的食柜里，为年轻的绅士们准备好。那些年轻人是红衣主教的侍从，都有良好的出身。他们侍候在餐桌旁，因此与一些大人物关系密切。他们听那些人高谈阔论，从中不断学习。如果不在餐桌旁侍候，他们就在阅读音乐大师或其他大师的大部头作品，那些大师说的是希腊语，手持花束和香盒在主教府踱来踱去。有人指着一位侍从告诉他： 那是托马斯·莫尔先生，连大主教自己都说，他已经是学富五车，而且性格风趣讨人喜欢，将来肯定会成为大人物。

有一天，他送来一条全麦面包，放进食柜，然后留在那儿不走，托马斯先生说，“你怎么还不走？”但是并没有扔东西砸他。“那本大书里有什么？”他问，托马斯先生笑着回答，“文字，文字，仅仅是文字而已。”

有人说，莫尔先生今年十四岁，即将去牛津。他不知道牛津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想去或只是受人派遣。孩子可以受人派遣；而托马斯先生还不是大人。

十四是七的两倍。我七岁了吗？他问。不要只说“对”。告诉我是不是。他父亲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凯特，给他编个生日吧。跟他怎么说都行，但是让他安静下来。

每当他父亲说，我讨厌看到你，他就离开帕特尼去朗伯斯。每当约翰叔叔说，我们这一周帮手很多，魔鬼会为游手好闲的人找事儿做，他就动身回帕特尼。有时他会得到一个礼物带回家。有时是一对腿被绑在一起、张着红喙的鸽子。他沿河岸走着，一边在头顶挥舞着鸽子，使它们显得像在飞翔一般，直到有人朝他喊叫，住手！他做任何事情，总是会惹得别人喊叫。约翰说，你调皮捣蛋，动不动就跟人顶嘴，总是出现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都让人见怪不怪了！

在厨房过道旁边一间寒冷的小屋里，有个名叫伊莎贝拉的女人，负责制作杏仁蛋白小糖人，以供大主教和他的朋友们晚饭后游戏之用。有些糖人是英雄，如亚历山大国王和凯撒国王。有些是圣人；我今天制作的是圣托马斯，她说。有一天，她制作了不少小动物，给了他一只狮子。你可以吃掉它，她说；他宁愿保存起来，但伊莎贝拉说它很快就会破碎。她说，“你难道没有妈妈吗？”

从出自伙房的写有小麦粉或干豆子、大麦、鸭蛋等的字迹潦草的货物单上，他学会了认字。在沃尔特看来，能够认字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占那些不能认字的人的便宜；出于同样的目的，一个人还应该学会写字。所以，他父亲将他送到了神父那里。但他总是犯错误，因为神父们有些很奇怪的规定；他应该专程来上课，而不是在干别的事情时顺道而来，书包里不能装有癞蛤蟆，不能装着没有磨好的小刀，身上不能有被某扇门划伤或撞伤的痕迹——他常常闯进那些名叫沃尔特的门里。神父们朝他怒吼，忘了让他吃饭，于是他又去了朗伯斯。

每当他回到帕特尼，他父亲就说，我的天啊，你都去哪儿了： 除非他在里屋，正在哪位后妈的身上忙乎。有些后妈呆的时间太短，等他回家时，他父亲已经跟她们告吹，将她们赶了出去，但凯特和贝特会跟他说起她们，一边乐得大笑。有一次，他身上又脏又湿地回来，当天的后妈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还想把他踢到院子里。

有一天快到家时，他发现第一只贝拉躺在街上，还看出谁也不想要它。它的体型跟一只小耗子差不多，而且又惊又冷，甚至都没有哀叫。他用一只手将它抱回家，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小块用蒿叶包着的奶酪。

那只狗死了。他姐姐贝特说，你可以再找一只。他到街上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狗倒是有。但它们都有主人。

从朗伯斯到帕特尼，路上的时间可能很长，有时他会吃掉礼物，如果是熟食的话。但如果得到的只是一棵白菜，他就会将它一路滚着踢着，直到彻底踢烂。

在朗伯斯时，他常常跟在管理员的身后，他们说出一个数字，他就记在心里；于是大家说，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下来，就告诉约翰的侄子好了。对于订购的任何东西，他只要朝袋子看过一眼，就会提醒他叔叔检查一下，看是否缺斤少两。

在朗伯斯时，到了傍晚，如果天色还亮，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已经洗刷干净，孩子们就会到外面的碎石地上踢足球。他们的叫声升到了半空。他们骂骂咧咧，互相冲撞，有时拳脚相加，甚至用嘴巴咬，直到有人高喊要他们停下。楼上敞开的窗户里，年轻的绅士们正用他们学会的尖嗓门在认真地合唱。

托马斯·莫尔先生的面孔有时也会出现。他朝他挥手，但托马斯先生望着下面的孩子们，并没有认出他。他一视同仁地微笑着；那只学者特有的白皙的手把百叶窗拉了下来。月亮升起来了。侍从们各自上了自己的小床。厨房的杂工则用粗麻布将自己一裹，在炉边席地而卧。

他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踢球的孩子们静静地站在那儿，抬头仰望。正是暮色苍茫之际。有支竖笛吹出了尖而细的音符，在空中回荡。一只乌鸫听见了，在水闸旁的灌木丛中跟着唱了起来。有位船夫在河面上吹起了口哨，与之应和。

1527年： 红衣主教刚从法国回来，就马上开始筹备宴会。法国大使将会出席，以便将协议确定下来。他说，款待这些先生要用最好的东西。

国王一行于8月27日离开波利欧。过了不久，亨利接见了回国的红衣主教，这是六月初以来两人第一次会面。“你会听说国王接见我时很冷淡，”沃尔西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并非如此。她——安妮小姐在场……这没错。”

从表面上看，他的出国之行收效甚微。红衣主教们不愿到阿维尼翁与他会晤： 他们借口说，不想顶着酷热去南方。“不过现在，”他说，“我有了一个更好的计划。我会请求教皇再给我派一位使节，我要在英格兰审理国王的案件。”

您在法国的时候，他说，我妻子伊丽莎白去世了。

红衣主教抬起头来。他的双手猛地捂住胸口。他的右手向下移到自己佩戴的十字架上。他问是怎么回事。他听着。他的拇指抚摸着上帝受难的身体： 一遍又一遍，仿佛从中可以吸取勇气。他低下头，喃喃道，“我主所爱……”他们静静地坐着。为了打破沉默，他开始向红衣主教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他几乎不需要打听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所使用的策略。红衣主教答应帮忙资助一支法国军队，该队伍将开往意大利，设法把皇帝赶出去。而与此同时，不仅失去了梵蒂冈以及教皇领地，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美第奇亲友被赶出佛罗伦萨的教皇，则会对亨利国王感激不尽。不过，说到与法国恢复长期邦交——他，克伦威尔，与他城里的朋友一样心存怀疑。如果你到过巴黎或鲁昂的街上，看到一位母亲用手拽着自己的孩子，口里说，“别嚎了，否则我找个英国人来治你，”你就很容易相信，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种形式，为时不会长久。英国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岛国，就展现出巨大的破坏才能，为此他们永远不会得到原谅。英国军队所过之处，总是一片狼藉。他们仿佛是有系统地做出有悖于骑士规范的所有行为，并违犯所有的战争法。打仗不算什么；留下印记的是他们在打仗间隙的所作所为。他们行军途中对方圆四十英里的地方抢掠奸淫。他们烧毁田中的作物，还连人带房一起焚烧。他们接受钱物的贿赂，如果在某地扎营，就让当地民众为没有被骚扰的每一天进行补偿。他们杀死神父，将他们扒光衣服吊在集市上。就像异教徒一般，他们对教堂大肆洗劫，将圣杯装进行李，用宝贵的书籍生火做饭；他们毁掉文物，将祭坛清洗一空。他们找到死者的亲属，要活人为死者付赎金；如果活人无力支付，他们就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焚烧尸体，没有仪式，没有任何祈祷，就像处理病牛的尸体一样处理这些死者。

尽管如此，国王们可能会互相原谅；民众却很难做到。这句话他没有对沃尔西说出口，等待着他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他不在时，国王已经派出自己的特使前往罗马秘密协商。红衣主教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不过当然毫无作用。“可是，如果国王不跟我开诚布公，对我们的目标就毫无助益。”

他以前从没遇到这种两面手腕的行为。事实上，国王明白自己的案子在法律上处于弱势。他明白这一点，却不愿意明白。在他的思想中，他已经让自己相信他从未结婚，所以现在能随意婚娶。不妨这么说吧，他的意志相信了，但他的良心没有信服。他了解教会法规，对以前不了解的内容现在也烂熟于心。作为弟弟的亨利原本是为教会抚育培养的，以便担任教会内的最高职务。“如果国王陛下的哥哥亚瑟还活着，”沃尔西说，“那么，红衣主教就会是国王陛下，而不是我了。哦，这念头真棒。你知道吗，托马斯，自从……我想是自从上船之后，我就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了。自从在多佛启程，我晕船的那天起。”

他们曾经一起跨越过海峡。红衣主教躺在下面，呼天喊地，而习惯了航行的他则将时间花在甲板上，画着船帆和索具，或者画装有假想的索具的假想的船，并想让船长相信——“请别介意，”他说——有一种方法可以航行得更快。船长想了片刻，说，“等你装备了一艘自己的商船时，你就可以那么干了。当然，所有基督徒的船只都会以为你们是海盗，所以，如果遇到麻烦，可别指望得到帮助。水手们都不喜欢新事物。”

“别的人也一样，”他说，“就我看来都一样。”

英格兰不可能有新事物。会有旧事物以新的形象出现，或者新事物假装成旧事物。为了受到信任，新人必须为自己编出一个古老的门第；像沃尔特的一样，或者进入古老的家族效命出力。别打算单干，否则别人会认为你们是海盗。

今年夏天，红衣主教重新踏上旱地之后，他想起了那次航行。他等待着敌人来到身边，等待着交手的开始。

但此时此刻，他下楼来到厨房，想看看他们在准备什么拿手好戏，好赢得法国特使的好感。他们已经做好圣保罗教堂的甜面模型上的尖塔，但制作十字架和上面的小球时却遇到了麻烦。他说，“用杏仁蛋白软糖做些小狮子吧——红衣主教想要。”

他们翻了翻眼睛，说，难道没完没了了吗？

他们的主人从法国回来之后，脾气一直不好。让他抱怨的不只是公开的失败，还因为幕后见不得人的把戏。有人印发讽刺和诋毁他的材料，他刚刚将它们全部买下，新的一批就在街上出现。法国的所有窃贼似乎都朝他的行李车涌来；在贡比涅时，尽管他派人日夜守卫着他的金器，还是发现有个小男孩在后楼梯溜上溜下，将盘子偷给一个训练过他的大盗。

“后来怎么样了？您抓到他了吗？”

“大盗被处以枷行。小男孩逃走了。接着有天夜里，有个坏蛋溜进我的房间，在窗户旁刻了一样东西……”第二天早晨，透过薄雾和细雨，初升太阳的一缕亮光映照出一个绞刑架，红衣主教的一顶帽子挂在上面晃荡着。

又是一个潮湿多雨的夏天。他可以发誓根本就没有晴朗过。收成要遭殃了。国王和红衣主教交流着治病的药方。国王一旦打个喷嚏，就会放下国事，给自己开出轻松一天的处方，奏奏乐，或者——如果雨停了的话——在花园里散散步。到了下午，他和安妮有时会避开众人，闭门不出。已经有了传言，说她允许他脱掉她的衣服。每天傍晚，好酒会驱除寒意，然后安妮会阅读《圣经》，向他指出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晚饭之后，他开始胡思乱想，说法国国王可能在笑话他；皇帝可能也在笑话他。天黑之后，国王就为相思所苦。他心情忧郁，有时让人无法接近。他喝很多酒，睡得很沉，孤枕独眠；一觉醒来时，由于他很健壮，而且还年轻，他又变得乐观，头脑清晰，做好了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在大白天里，他的目标又有了希望。

红衣主教即使生病也不会停止工作。他只是继续坐在桌子旁，打着喷嚏，全身酸疼，口里咕咕哝哝地抱怨着。

如今回想起来，不难看出红衣主教的失宠是起于何时，但当时却并不容易。回首过去，就会想起在海上的情景。地平线令人晕眩地一起一伏，海岸线消失在迷雾之中。

到了十月，他的两位姐姐以及茉茜和乔安拿出他亡妻的衣服，将它们细致地剪成新的式样。没有任何浪费。每一小块好布都改成了别的东西。

圣诞节时，宫廷里唱着：

正如冬青树长成青翠，

颜色从来不变，

我心如是，一如既往，

对姑娘你真情直到永远。

冬青树长成青翠，常春藤也一样，

尽管冬天里风寒且狂。

正如冬青树长成青翠，

常春藤也一样，

当百花不见踪影

新树的叶儿落尽，

冬青树青翠如常。

1528年春： 和蔼可亲、不修边幅的托马斯·莫尔缓缓走过来。“正好是你，”他说，“托马斯，托马斯·克伦威尔。我正好想见你。”

他和蔼可亲，总是和蔼可亲；他的衬衣领很脏。“你今年要去法兰克福吗，克伦威尔先生？不去？我还以为红衣主教会派你去交易会，打入那些异教徒书商里去。他花了不少的钱来买他们的书，但诋毁他的潮流屡堵不止。”

在攻击路德的小册子中，莫尔称那位德国人为臭大粪。他说他的嘴巴就像世界的肛门。你不会想到这种话会出自托马斯·莫尔，但事实却是如此。只有他才使拉丁文变得这么粗俗。

“异教徒们的书，”克伦威尔说，“其实不关我的事。国外的异教徒会在国外得到处理。教会是世界性的。”

“哦，可一旦这些圣经学者到了安特卫普，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没有主教，没有大学，没有适当的学术中心，没有适当的官方部门来阻止所谓译本的扩散，在我看来，那些圣经译本都居心不良，有意误导民众……不过当然了，这些你知道，你在那儿呆过一些年。有人说，现在在汉堡又发现了廷德尔的译本。如果看到他，你能认出他来，对吧？”

“伦敦主教也能认出来。您自己可能也一样。”

“没错。没错。”莫尔思索着。他咬着嘴唇。“嗯，你会跟我说，追查伪译本不是律师的职责。可我希望能找到途径，以起诉教友们发表煽动言论，你明白吗？”他用了“教友们”这个词；这是他的小玩笑；语气中充满了鄙夷。“如果有反政府罪，我们的协议就能起作用了，我可以将他们引渡过来。让他们在更严格的法庭体系中对自己负责。”

“您在廷德尔的书里找到煽动言论了吗？”

“啊，克伦威尔先生！”莫尔搓着双手。“我欣赏你，真的欣赏你。现在我体会到肉豆蔻被碾压时的反应了。换了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律师——就会说，‘我读过廷德尔的书，觉得里面没有问题。’但克伦威尔可不会上当——而是把球又踢给了我，反而问我，您读过廷德尔的书吗？我承认读过。我研究过这个人。我给他的译本挑过毛病，逐字逐句地挑过。我当然读他的作品，是的。我得到了许可。我的主教许可了。”

“《次经传道书》里说，‘摸过沥青之人必会脏手。’除非他的名字叫托马斯·莫尔。”

“你瞧，我就知道你也读《圣经》！一准会这样。如果神父在听忏悔，听到淫邪的事情，难道神父就因此变得淫邪吗？”为了转移注意力，莫尔取下帽子，心不在焉地在手里叠着；帽子对折起来；他那双明亮、疲惫的眼睛朝四周扫视了一番，仿佛他会受到各方的反驳。“我还相信，对红衣主教学院的那些年轻神父，约克红衣主教自己也许可他们阅读分裂教派的小册子。也许他把你包括在他的许可范围之内。对吧？”

把自己的律师包括进去未免奇怪；但话说回来，律师干的也全是奇怪的事情。“我们兜了一圈又回来了，”他说。

莫尔朝他一笑。“哦，这毕竟是春天。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围着五月柱跳舞了。是出海航行的好天气。你可以借此机会做一点羊毛生意，除非你现在只想拔人身上的毛了？如果红衣主教要你去法兰克福，我想你会去吧？如果他想拆除某座小修道院，因为他觉得它有不小的捐赠，因为他觉得僧侣们年老体衰——上帝保佑他们——而且有些神志模糊；因为他觉得粮仓已满，池塘里鱼虾充足，牛羊肥壮，而修道院长又老又瘦……去吧，托马斯·克伦威尔。东南西北都行。你和你的小徒弟们。”

如果说这些话的是另一个人，他很可能会拳脚相向。可说这些话的是托马斯·莫尔，到头来则以共进晚餐的邀请而结束。“上切尔西来吧，”他说，“那儿的交谈很精彩，我们希望你去锦上添花。我们的饭菜很简单，但很不错。”

廷德尔说，在上帝的眼中，厨房里洗盘子的孩子与布道坛上的传道士和加利利岸边的使徒一样让人喜爱。他想，也许我不会提起廷德尔的观点。

莫尔拍拍他的胳膊。“你没有再婚的打算吗，托马斯？没有？也许是明智之举。我父亲总是说，挑选一位妻子就像把手伸进一只装满蠕动的动物的袋子，里面鳗鱼和蛇的比例是1∶6。抓出鳗鱼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您父亲结过……嗯……三次婚吧？”

“四次。”他笑了。这是真正的笑容。让他的眼角堆起了皱纹。“为你祈祷，托马斯，”说完，他慢慢地走了。

莫尔的第一任妻子死后，尸骨还未寒，她的继任者就进了家门。莫尔原本会成为神父，但是，人的肉体将容易造成麻烦的需求向他呼吁。莫尔不想成为不称职的神父，因此成了一位丈夫。他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但她十七岁的姐姐尚未出嫁；他娶了姐姐，以免她的自尊受到伤害。他并不爱她；她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希望这种情形能得到改善，但看来没有如愿。他要她背诵布道文，但她牢骚满腹，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无知；他把她送到她父亲家里，她父亲建议揍她一顿，她吓坏了，发誓再也不会抱怨。“她的确再也没有抱怨了，”莫尔总是说，“不过也没有学会任何布道文。”莫尔似乎对这种协商很满意： 从各方面保住了荣誉。那个冥顽不化的女人给他生了孩子，当她二十四岁那年去世时，他娶了一位城里的寡妇，年纪不小，顽固的性格也颇有了年头： 又是一个不会认字的女人。就是这样： 如果你放任自己，一定要找个女人一起生活，那么，为了你的灵魂起见，你应该找一个你真正不喜欢的女人。

教皇应沃尔西的要求派到英格兰来的坎佩吉奥红衣主教，在当神父之前已经结婚。这使得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阻挠国王心愿这一旅程的下一个阶段，可以为沃尔西——对婚姻问题他当然没有任何经验——提供协助。尽管帝国军队已经撤离罗马，一个春天的谈判并没有产生任何确切的效果。斯蒂芬·加迪纳已到罗马，带有红衣主教的一封称赞安妮小姐的信，想打消教皇可能产生的心理——以为国王选择自己的新娘是率性而为，心血来潮。写那封信时，红衣主教坐在那儿斟酌了很久，一一列举她的品德，在自己的手上写着。“女性的谦逊……贞洁……我能说贞洁吗？”

“最好要说。”

红衣主教抬起头。“知道吗？”他迟疑着，又回头看那封信。“应该很能生养吧？嗯，她家的人都很能生养。是教会的可爱而忠诚的女儿……说一句也许是题外话……有人说，她让人在房间里摆放法文圣经，还让侍女们阅读，不过，我对此事也没有确切的了解……”

“弗朗索瓦国王允许有法文圣经。我想，她是在那儿学的圣经。”

“啊，但是女人，你瞧。女人读圣经，这是另一个受到争论的问题。她知道马丁教友是怎么看待女人的地位的吗？他说，如果我们的妻子或女儿在分娩时死去，我们不应该悲哀，因为她只是在履行上帝赋予她的职责。马丁教友很严厉，很难以对付。不过也许她并不是个读圣经的女人。这也许是对她的诽谤。也许她只是对神父们失去了耐心。但愿她不要把自己的难题都怪到我的头上。不要怪罪我太多。”

安妮小姐让人给红衣主教捎来了友好的口信，但他觉得她不是出于真心。沃尔西曾说，“如果我看出国王的婚姻真有宣布无效的可能，那么，我会亲自去梵蒂冈，切开自己的血管，让他们蘸着我的血书写那些文件。如果安妮知道这一点，你觉得她会满意吗？不，我想不会，可如果你见到博林家的任何人，主动跟他们提一提。顺便说一下，我想你认识一位叫翰弗里·蒙茂斯的人吧？在廷德尔逃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之前，是他让廷德尔在他家里藏了半年。他们说他还在送钱给他，但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怎么知道送到哪儿呢？蒙茂斯……我只是顺口提起他的名字。因为……嗯，我为什么要提起呢？”红衣主教闭上眼睛。“因为我只是顺口提提而已。”

伦敦主教已经把自己的监狱装满了犯人。他把路德教徒和分裂派教徒关在纽盖特监狱和舰队监狱，与普通罪犯关在一起。他们会呆在那里，直到放弃信仰并公开悔罪。如果他们恢复之前的信仰，就会被烧死；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蒙茂斯的家被突然查抄时，里面没有任何可疑书籍。几乎就像事先有人通风报信。没有任何可以表明他与廷德尔及其朋友有牵连的书或信件。不过，他还是被关进了伦敦塔。他家里人惊恐万分。蒙茂斯温和慈祥，是一位大布商，在自己的同业公会乃至整个城市都口碑很好。他爱护穷人，即使生意不好，也买他们的布，以便织工们不至于失业。关押的目的无疑在于整垮他；等他出狱时，他的生意已经摇摇欲坠。由于缺乏证据，他们不得不释放他，因为你无法拿炉子里的一堆灰烬做文章。

如果依托马斯·莫尔的意思，蒙茂斯自己也会变成一堆灰烬。“还没来看我们吗，克伦威尔先生？”他说，“还在地下室里吃光面包吗？来吧，我的嘴巴虽然不饶人，但不会针对你。我们得成为朋友，你知道。”

听起来像是威胁。莫尔摇着头慢慢走开，一边说，“我们得成为朋友。”

灰烬，光面包。红衣主教说，英格兰一直是个痛苦的国家，是一个被排斥、被抛弃的民族的家园，这个民族在为自己的救赎而缓缓地努力，这个民族承受着上帝降临的特殊苦难。如果英格兰受到上帝的诅咒，或者中了某种邪恶的魔咒，那么，这种诅咒或魔咒似乎一度被魅力四射的国王及其魅力四射的红衣主教所破解。但那些魅力四射的黄金年代已经结束，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大海将会封冻；亲眼见过的人将会终生难忘。

乔安与她丈夫约翰·威廉逊以及女儿小乔安——孩子们都叫她乔，他们觉得她太小，不用叫全名——一起搬进了奥斯丁弗莱的房子里。克伦威尔家的生意需要威廉逊帮忙。“托马斯，”乔安说，“你现在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

她以这种方式把他留下来说话。他说，“我们的生意是让别人致富。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而约翰就是要帮我使用这些方法。”

“但约翰不用跟红衣主教大人打交道，对吧？”

有传言说，关于红衣主教关闭的修道院，已经有人——有影响的人——向国王抱怨，而国王则向沃尔西有过抱怨。他们不关心红衣主教对相关资产的妥善利用；他们不关心他的学院，不关心他资助的学者和他正在建立的图书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从那些战利品中分一杯羹。由于他们被撇在该事件之外，便假装相信僧侣们已经衣不蔽体，在大路上伤心痛哭。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被调往其他的地方，调往管理得更好的更大的修道院里。有些年轻人倒是被打发走了，他们对这种生活没有使命感。询问他们时，他常常发现他们一无所知，这对修道院宣称要成为学术之光的传播体是一种讽刺。他们可以结结巴巴地说出一段拉丁文祈祷词，但是如果你说，“好的，再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意思，先生？”仿佛在他们看来，语言与意思只是松松垮垮地系在一起，随便一拉就会断开。

“别人说什么你不用担心，”他对乔安说，“一切由我负责，我一个人负责。”

红衣主教十分傲慢地听取了那些怨言。他在自己的文件夹里严肃地记下抱怨者的名字。接着，他从文件夹里取出那张名单，苦笑着交给他的亲信。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新建筑，以及让他的旗帜飘扬，让砖墙上饰有他的纹章浮雕，还有他的牛津学者；他从剑桥挖了一批最有前途的年轻博士，送到红衣主教学院。复活节前出了一点麻烦，院长发现有六位新人藏有不少禁书。务必把他们关起来，沃尔西说，把他们关起来，跟他们讲道理。如果天气不是太热或总是下雨的话，我可能会亲自过来跟他们讲道理。

跟乔安解释这些毫无用处。她只想知道她丈夫不会被那些蜚短流长所中伤。“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的眼睛望向半空。“最起码，汤姆，你看起来一直像是知道。”

她的声音，她的脚步，她抬起的眉毛，她明朗的笑容，这一切都让他想起丽兹。有时候他转过身，以为丽兹进了房间。

这种新的格局让格蕾丝感到不解。她知道她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叫汤姆·威廉斯；他们在家庭祷告中会提到他。那么，威廉逊叔叔是他的儿子吗？她问。

乔安想尽力跟她解释。“别费口舌了，”安妮说。她敲敲自己的脑袋，那可爱的小手指从帽子上的小珍珠上弹回来。“迟钝，”她说。

后来，他告诉她，“格蕾丝不是迟钝，而是太小。”

“我从来不记得我有那么蠢过。”

“他们都很迟钝，除了我们？是这样吗？”

安妮的表情在说，差不多是这样吧。“人干吗要结婚？”

“为了可以生孩子。”

“马不结婚。但是有马驹。”

他说，“多数人觉得这能让他们更幸福。”

“哦，是这样，”安妮说。“我可以自己挑丈夫吗？”

“当然，”他说；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

“那我就挑雷夫。”

有一分钟，一共有两分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出现转机。但他转念一想，我怎么能要求雷夫久等？他需要建立自己的家。就算从现在起再过五年，安妮仍然会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新娘。

“我知道，”她说，“而时间过得很慢。”

的确如此；人们似乎总是在等待着什么。“你好像都考虑好了，”他说。你不必告诉她，把这个埋在心里，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你不必用大多数女人所要求的转移话题和表示反对的小手段来让这个小姑娘跟你聊下去。她不像一朵花，一只夜莺： 她像……像一个商人冒险家，他想。只需看你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意图，于是手掌一拍就做成一桩生意。

她取下帽子；她的手指捻弄着小珍珠，又拉起自己的一缕黑发，拉得长长的，直到显不出波浪。她拢起其他的头发，扭了扭，再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我可以绕两圈，”她说，“如果我的脖子再细一点的话。”她听起来很苦恼。“格蕾丝认为我不能嫁给雷夫，因为我们是亲戚。她认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所有人肯定都是亲戚。”

“你跟雷夫不是亲戚。”

“你肯定吗？”

“我肯定。安妮……把帽子再戴上。你姨妈会怎么说呢？”

她做了个鬼脸。模仿她的乔安姨妈的样子。“哦，托马斯，”她喃喃道，“你总是这么肯定！”

他抬手掩住自己的笑意。一时间，乔安似乎不那么令人担心了。“把帽子戴上，”他温和地说。

她把帽子压在自己的头上。她是那么小，他想；不过她更合适戴头盔。“雷夫是怎么来这儿的？”她说。

他是从埃塞克斯来这儿的，因为他父亲当时刚好就在那里。他父亲亨利是爱德华·贝尔纳普爵士的管家，而爵士是格雷家的表亲，因此也与多塞特侯爵攀上了亲戚，侯爵又是沃尔西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当时还是牛津的学者。哦，没错，都是裙带关系。事实上，他回到英格兰才刚刚一两年，似乎就与红衣主教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他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大人本人；他，克伦威尔，当时已经是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人。他为多塞特家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诉讼。老侯爵夫人让他到处为她搜罗床帷和地毯。把那个送来。上这儿来。在她看来，全世界的人都得听她使唤。如果想要龙虾或鲟鱼，她就只管吩咐，如果想要好味道，她同样是只管吩咐。侯爵夫人常常抚摸着佛罗伦萨丝绸，开心得咯咯直笑。“你买到这个了，克伦威尔先生，”她常常说，“而且非常漂亮。你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想好我们怎么付钱。”

就是在履行这各种各样的职责和任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亨利·塞德勒，并同意把他儿子接到他家中。“把你知道的都教给他，”亨利说，他的语气有点担忧。他做好了安排，在去他负责的地区办完事情之后，顺道来接雷夫，但不巧那天碰上了坏天气： 道路泥泞，大雨倾盆，乌云从海岸边滚滚而来。当他一身泥水地赶到他家门口时，才两点刚过不久，但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亨利·塞德勒说，你不能留下来吗，没等你赶到伦敦，可能就关城门了。他说，我今晚得尽量赶回去。我要上法庭，再说还要打发多塞特夫人的债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塞德勒太太担心地看看外面，又看看自己七岁的儿子： 她现在要与他分别，把他交给天气和旅途。

这并不残酷，而是很正常。但雷夫身材太小，他几乎觉得有些残酷了。他的小卷发刚刚剪过，姜黄色的头发立在头顶上。他的父母跪下来拍着他。接着，他们用一层层的厚衣服将他裹了又裹，全身上下严严实实，以至于他的小身材臃肿起来，像一只小木桶。他看着外面的大雨，心里想，有时候，我本该跟别人一样干爽暖和；可为什么他们能做到，我却永远做不到呢？塞德勒太太跪在地上，双手捧住儿子的脸。“记住我们跟你说的一切，”她低声道，“要祷告。克伦威尔先生，请一定要他祷告。”

她抬起头时，他看到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还看到孩子也无法忍受，正在那一堆厚衣服里全身发抖，马上就要号啕大哭。他自己披上斗篷。一阵雨点飞溅起来，给这一幕进行了洗礼。“嗯，雷夫，你看怎么样？如果你是个男子汉的话……”他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孩子把自己的手放了进去。“我们看看能走多远行吗？”

他想，我们行动要快，好让你不回头。门开了，交加的风雨将父母逼到一旁。他把雷夫抱上马鞍。大雨呈水平方向朝他们袭来。到达伦敦市郊时，雨停了。他当时住在芬丘奇街。在门口，有个仆人伸出胳膊，准备接过雷夫，可是他说，“我们这些溺水的人要守在一起。”

孩子沉沉地睡在他的怀里，瘦小的身体缩在七层湿透的毛料衣服里。他让雷夫站在火旁；蒸汽从他身上袅袅升起。温暖让他醒了过来，他抬起冻僵的小手指，开始试着脱去那一层层的衣服。这是什么地方，他用清醒、礼貌的语气说。

“伦敦，”他说，“芬丘奇街。家。”

他拿出一条亚麻毛巾，从他脸上轻轻擦去一路旅行的痕迹。他擦擦他的头。雷夫的头发一束束地竖了起来。丽兹走了进来。“天啊： 这是孩子还是刺猬？”雷夫朝她转过脸去。他微微一笑，站在那儿睡着了。

当汗热病在1528年的这个夏天卷土重来时，人们又像去年那样说，只要不去想它，你就不会得病。但怎么可能不想呢？他把几个小姑娘送出了伦敦；先安置在斯特普尼的家里，后来送得更远。这一次宫廷里有人传染。亨利从一个狩猎营地转到另一个狩猎营地，想躲过疫病。安妮被送到了赫弗。汗热病是在那儿的博林家里爆发的，那位小姐的父亲最先病倒。他活了下来；她姐姐玛丽的丈夫死了。安妮也病了，但据说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痊愈。不过，还是可能毁掉女人的容貌。你不知道该为什么样的结果而祈祷，他对红衣主教说。

红衣主教说，“我在为凯瑟琳王后祈祷……也在为亲爱的安妮小姐祈祷。我在为弗朗索瓦国王在意大利的军队祈祷，祈祷他们取得胜利，但不要是太大的胜利，好让他们记得还需要他们的朋友和盟友亨利国王。我在为国王陛下和他的所有议员、为地里的牲口、为教皇和罗马教廷祈祷，但愿他们的决定受到上天的指引。我在为马丁·路德、为所有受他的异端邪说蛊惑的人、为所有跟他战斗的人，尤其是兰卡斯特郡的大法官、我们亲爱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祈祷。尽管有违所有的常识和眼前的实际，我还在祈祷有个好收成，祈祷雨能够停止。我为所有的人祈祷。我为所有的事祈祷。身为红衣主教就是这样。只有当我对上帝说，‘嗯，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上帝才回答我，‘沃尔西，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吗？’”

当汉普顿宫出现传染时，红衣主教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了开来。只有四位仆人可以接近他。等他重新露面时，看上去真像是一直都在祈祷。

当姑娘们在夏末回到伦敦时，已经长大了一些，格蕾丝的头发由于日晒而颜色稍稍变浅。她在他面前有些胆怯，他心里想，不知道现在看到他，她是否只会想起那天晚上，当她听说她妈妈死后，他送她上床的情景。安妮说，明年夏天，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宁愿跟你在一起。城里的疫病已经结束，但红衣主教的祈祷效果却各不相同。收成非常糟糕；法军在意大利节节溃败，他们的指挥官染病身亡。

秋天来了。格利高里要回到他的老师那儿；他看得出他不情不愿，尽管他对格利高里的了解其实很少。“怎么了？”他说，“有什么问题吗？”孩子不肯说。跟别人在一起，他总是开朗活泼，但在他父亲面前，他却戒备而礼貌，仿佛要在两人之间保持正式的距离。他对乔安说，“格利高里是害怕我吗？”

像针尖刺进帆布一般，她飞快地扭头看他。“他不是僧侣，干吗要怕你？”接着，她的语气有所缓和。“托马斯，他怎么会怕你呢？你是一位和蔼的父亲；事实上，我都觉得你太和蔼了。”

“如果他不想回他的老师那儿，我可以送他去安特卫普，到我的朋友斯蒂芬·沃恩那儿。”

“格利高里绝对成不了商人的。”

“是呀。”你无法想象他跟福格尔家族的某个代理人或某位暗自窃笑的美第奇职员就利率问题谈成生意。“那么，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来告诉你怎么办——等他准备好后，给他结一门好亲事。格利高里是一个绅士。这一点谁都能看出来。”

安妮迫切地想开始学希腊文。他在考虑由谁来教她最好，并询问其他人的意见。他想找一个意气相投的人，一个他可以在饭桌上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住在他家里的年轻学者。对于给他儿子以及外甥们请的老师，他感到后悔，但眼下不想让他们调换。那家伙喜欢争吵，当然，的确发生过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由于他喜欢点支蜡烛在床上看书，不知道是哪个小子让他的房间着了火。“不会是格利高里，对吧？”他当时说，心里也一直这么希望；那位老师似乎以为他拿这件事情当玩笑。而且他不断地给他寄来一些他觉得已经付过的账单；我需要一个家庭会计了，他想。

他坐在桌旁，面前堆着厚厚一叠从伊普斯维奇和红衣主教学院送来的图纸和方案，还有工匠们为沃尔西的建设计划提出的报价和账单。他端详着手掌上的一道疤痕；早年烫伤的疤痕，形如麻花状。他想起了帕特尼。想起了沃尔特。想起了受惊的马战战兢兢移动的脚步，以及酿酒厂的气味。想起了朗伯斯的厨房，还有总是送鳗鱼来的那个蓬头散发的小男孩。他记得曾经拽着那孩子的头发，把他的头按进一桶水里，捂了好一会儿。他想，我真的干过这种事吗？真不明白是为什么。红衣主教也许说得没错，我真是罪不可恕。疤痕有时会痒；硬得像一枚骨刺。他想，我需要一个会计。我需要一位教希腊语的老师。我需要乔安，可谁说我需要就能要到呢？

他打开一封信。是一位名叫托马斯·伯德的神父写来的。他需要钱，而红衣主教似乎欠他一笔钱。他把事情记了下来，准备去查一查并把钱还掉，然后又拿起信。信里提到了两个人，两位学者，克勒克和萨姆纳。他知道这两个名字。是六位大学教师、藏有路德著作的牛津学者之二。红衣主教当时说，把他们关起来，跟他们讲道理。他手里拿着信，转开了视线。他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它的影子正在墙上移动。

他开始读信。写信的人说，克勒克和萨姆纳已经死了。红衣主教应该了解。由于没有其他的安稳之处，院长认为只能把他们关在学院的地下室里，那里又深又冷，原本是存放鱼肉的地方。即使在那种寂静、隐秘、寒冷的所在，夏天的疫病还是盯上了他们。他们死在黑暗之中，没有任何神父到场。

我们一整个夏天都在祈祷，但祈祷得还是不够。红衣主教会不会是完全忘记了他的异教徒？我得去告诉他，他想。

这是九月份的第一周。他压抑的痛苦变成了愤怒。但他能拿愤怒怎么办呢？同样得压抑下去。

不过，当终于迎来新的一年时，红衣主教说，托马斯，我该给你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呢？他说，“把小比尔尼给我吧。”不等红衣主教回答，他又接着说，“大人，他已经在塔里关了一年。伦敦塔会让所有的人感到恐惧，而比尔尼胆子很小，身体瘦弱，而且我担心他们对他很严厉，大人，您还记得萨姆纳和克勒克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大人，动用您的权力，写写信，必要的话向国王请求。放了他吧。”

红衣主教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尖相接。“托马斯，”他说，“我亲爱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很好。但比尔尼神父必须回到剑桥。他必须放弃去罗马找教皇、要教皇改变思维方式的打算。梵蒂冈有非常深的地下室，他一旦到了那里，我的胳膊再长也够不着了。”

“您连自己学院的地下室都够不着，”这句话到了他的嘴边，可他又咽了回去。允许他说些怪话——偶尔调侃几句——是红衣主教对他小小的纵容。他总是乐于得到最新的禁书，并用饰带点缀封面，以及了解德国商人聚居地斯蒂尔亚德的各种传言。他喜欢拿一两本书翻一翻，或者晚饭后来一场争论。但在红衣主教面前，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用最委婉、像头发丝一般柔软的语言一层层地包裹起来。表达任何危险的见解时，也必须用几串笑声、几次道歉来遮遮掩掩，乃至于到头来，这种见解变得像你背后的靠垫一样膨胀而无害。诚然，听到地下室里的死亡事件时，红衣主教大人也曾伤心落泪。“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说，“那些优秀的年轻人！”

近几个月来，他动不动就落泪，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泪水不再真诚；事实上，此时此刻，他就抹去了一滴泪水，因为他知道那个故事： 格雷会堂里的小比尔尼，那个说波兰语的人，无功而返的送信人，目瞪口呆的孩子，伊丽莎白·克伦威尔的面孔以及她那僵直、严肃的遗体。他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说，“托马斯，请不要绝望。你还有孩子。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希望再婚。”

他想，我是个谁也安慰不了的孩子。红衣主教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宝石在日光下闪烁，显得深不见底： 像血泡一般的石榴石，闪着银光的绿松石；还有散发着黄灰色光芒的钻石，像猫的眼睛。

他永远也不会跟红衣主教说起跟玛丽·博林那一幕，虽然肯定会有这种冲动。沃尔西可能会笑话他，他可能成为笑料。他得断章取义地把信息透露给他。

1528年秋： 他进宫为红衣主教办事。玛丽朝他跑来，她拎着裙子，露出一双漂亮的绿色丝袜。她妹妹安妮在追赶她吗？他等在那儿想看个究竟。

她猛然停下脚步。“哦，是你！”

他原以为玛丽并不认识他。她一只手撑住墙板喘息着，另一只手扶在他肩上，仿佛他也是墙壁的一部分。玛丽还是非常迷人；皮肤白皙，五官秀美。“今天早上，”她说，“我舅舅。我舅舅诺福克。他为你大发雷霆。我问我妹妹，那可怕的家伙是什么人，她说——”

“是那个看起来像一面墙的人？”

玛丽的手拿开了。她咯咯一笑，脸红了起来，胸脯轻微起伏着，努力止住喘息。

“诺福克大人发什么牢骚了？”

“哦……”她的一只手像扇子似的给自己扇着。“他说，红衣主教呀，教皇使节呀，只要我们这儿有红衣主教，英格兰就绝对不会有开心的时候。他说约克红衣主教在洗劫贵族家庭，他说他恨不得一手遮天，而让那些贵族像小学生一样匍匐上前挨鞭子。不过我说的这些你不必在意……”

她看上去很柔弱，还在娇喘吁吁： 但他的眼睛告诉她说下去。她发出一声轻笑，说，“我弟弟乔治也大发雷霆。他说约克红衣主教出生于一家专门收容穷人的医院，他还雇佣了一个在阴沟里出生的人。我父亲说，得了，我亲爱的孩子，说清楚点儿你也不会有损失： 我想，不完全是阴沟，而是一个酿酒商家的院子里，因为他显然不是绅士。”玛丽退开一步。“你看起来像是绅士。我喜欢你的灰色丝绒，你是在哪儿弄到的？”

“意大利。”

他得到了提拔，不再是一面墙。玛丽的手又悄悄探了回来，入迷似的抚摸着他。“你能帮我买点儿吗？尽管对一个女人来说，颜色也许素淡了些？”

对寡妇来说并不素淡，他心里说。这个念头可能表现在他的脸上，因为玛丽说，“是呀，你瞧。威廉·凯里不在了。”

他垂下头，表现得非常得体；玛丽让他感到害怕。“宫廷上下都很悲伤，都想念他。你自己肯定也一样。”

她叹了口气。“总体而言，他是个好人。”

“您当时肯定很不容易。”

“由于了解法国是什么样的情形，国王把心思转到安妮身上时，以为她可能会接受……某种地位，在宫廷里。还在他的心里，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说他愿意放弃所有别的情妇。他写了很多信，亲手写的……”

“是吗？”

红衣主教总是说，你永远不可能让国王亲手写信。哪怕是给另一位国王。哪怕是给教皇。即使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是的，从去年夏天起。他总在写信，而且有时候，在原本该署亨利国王之名的地方……”她拿起他的手，让它掌心向上，再用自己的食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形状。“在本该署名的地方，他画了一颗心……并且把他们两人的首字母写在里面。哦，你不要笑……”她自己也掩不住笑意。“他说他在受煎熬。”

他很想说，玛丽，那些信，你能帮我把它们偷来吗？

“我妹妹说，这儿不是法国，我也不像玛丽你这么蠢。她知道我是亨利的情妇，也看到了我现在的下场。她从中吸取了教训。”

他几乎屏住了呼吸： 不过她现在已经不管不顾了，一定得一吐为快。

“告诉你吧，就算要赴汤蹈火，他们也会结婚的。他们已经发过誓。安妮说她一定要得到他，她才不管凯瑟琳或所有的西班牙人是不是在海上并且淹死。只要是亨利想要的，他就一定会得到，而只要是安妮想要的，她也一定会得到，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了解他们两人，还有谁比我更了解呢？”她的眼神柔和起来，泪水盈眶。“正因为这样，”她说，“我才想念威廉·凯里，因为现在她成了一切，而我则像残羹剩饭一般在晚餐后会被扫地出门。我既然没有了丈夫，他们就可以对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父亲说我是一张要吃饭的嘴，而我舅舅诺福克则说我是婊子。”

倒好像其中没有他的功劳似的。“你缺钱吗？”

“哦，是的！”她说，“是的，是的，是的，可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想到这一点！以前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有孩子。这你知道。我需要……”她用手指按住自己的嘴唇，不让它颤抖。“如果你见过我儿子……嗯，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他取名为亨利呢？国王原本会认他为子，就像他认了里奇蒙那样，但是她不让。他对她言听计从。她想自己给他生个王子，所以不愿让我的儿子留在他的育儿室里。”

红衣主教得到过报告： 玛丽·博林的孩子是个健康的男孩，长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胃口很好。她还有个女儿，年龄稍大一点。不过在这种环境下，女儿不太令人关注。他说，“你儿子现在多大了，凯里夫人？”

“到三月份三岁。我女儿凯瑟琳五岁了。”她又一次按住自己的嘴唇，显出几分愕然。“我忘了……你妻子去世了。我怎么能忘了呢？”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他心里说，可她马上做出了回答。“凡是为红衣主教工作的人，安妮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她问一些问题，还把答案写在一个本子里。”她抬起头来望着他。“你有孩子吗？”

“是的……你知道吗，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将一边肩膀靠在墙上，她也朝他稍稍凑近，两人的神色可能也有所缓和，从平常勇敢面对的痛苦，转为丧亲的同病相怜。“我有个儿子，比较大了，在剑桥他的老师那儿。还有个小女儿，叫格蕾丝；她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虽然我没有……我妻子相貌一般，而我呢，你也看到了。我还有个女儿安妮，她想学希腊语。”

“天啊，”她说，“对女人而言，你知道……”

“是呀，可她说，‘凭什么托马斯·莫尔的女儿就该智慧过人？’她掌握了很多精彩的词语。而且出口就是。”

“你最喜欢的是她。”

“她外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还有我妻子的妹妹，可这不是……对安妮来说，这不是最好的安排。我原本可以把她送到别的什么人的府上，可那样的话……嗯，她的希腊语……而且我也就不能经常见到她了。”好久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对沃尔西之外，他似乎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这么多。他说，“你父亲应该为你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我会请红衣主教跟他谈谈。”红衣主教会很乐意的，他心里想。

“可我需要一位新丈夫。好让他们不再骂我。红衣主教能帮人找丈夫吗？”

“红衣主教无所不能。你想要什么样的丈夫呢？”

她沉吟片刻。“他得愿意照顾我的孩子。能对抗我的家人。能好好地活着。”她的双手指尖相触。

“你还应该要求他年轻英俊。不是请求，不是寻找。”

“是吗？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妹妹所受的教育跟你可不同，他想。“在约克宫的化装舞会上，还记得吗……你扮演的是美貌女神，还是善良女神？”

“哦……”她笑了，“那——应该是——七年前吧？我记不清了。我参加的化装舞会太多了。”

“当然，你仍然既美貌又善良。”

“我以前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些。成天化妆打扮。不过我记得安妮。她当时扮演的是坚韧女神。”

他说，“她的这一美德可能会经受考验。”

坎佩吉奥红衣主教从罗马带着阻拦的指令来到了这里。阻拦和推迟。要竭尽全力，但避免做出评判。

“安妮总是在写信，或者在自己的小本里写着什么。她总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看到我父亲，她就朝他竖起一只手掌，不敢出声说话……而一看到我，她就拿手掐我。就像……”她用左手的手指比划了一个掐的动作。“就像这样。”她的右手指抚摸着自己的喉咙，然后停在锁骨之上那搏动的小凹窝处。“在这儿，”她说，“有时候都青紫了。她想让我变得难看。”

“我会跟红衣主教反映的，”他说。

“拜托你一定，”她等待着。

他得走了。他还有事情要做。

“我只想跟博林家一刀两断，”她说，“还有霍华德家。如果国王肯承认我的儿子，事情会不一样，可鉴于目前的现状，我再也不想参加什么化装舞会呀，宴会呀，或打扮成美德什么的。他们根本就没有美德。全部是做秀。既然他们不想了解我，我也不想了解他们。我宁愿做乞丐。”

“其实……事情不至于到那种地步，凯里夫人。”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想要一个让他们感到不安的丈夫。我想嫁给一个让他们害怕的男人。”

她蓝色的眼睛突然一亮。计上心头。她把一只手指停留在她十分羡慕的灰色丝绒上，柔声说，“不是请求，不是寻找。”

让托马斯·霍华德做舅舅？让托马斯·博林做父亲？跟国王到头来成为连襟？

“他们会杀了你的，”他说。

他觉得不应该就此多说： 只是陈述事实。

她笑了起来，然后咬了咬嘴唇。“当然。他们当然会的。我在想些什么呀？不管怎么说，我很感激你，为你已经做出的事情。为今天上午的短暂的安宁……因为当他们在为你的事大喊大叫时，就不会为我的事大喊大叫。有朝一日，”她说，“安妮会希望跟你谈谈。她会派人去请你，而你会受宠若惊。她会派给你一件小差事，也可能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因此，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可以听听我的建议。转过身去，走另一条路吧。”

她吻了吻自己的食指尖，然后用指尖碰了碰他的嘴唇。

红衣主教当天晚上不需要他，所以他回到奥斯丁弗莱的家中。他打算与博林家的所有人都保持距离。对一个曾经做过两任国王的情妇的女人，也许有些男人会着迷，但他不是那种人。他想到了那位安妮妹妹，不明白她何以会关注起他；也许她得到了某些信息，通过托马斯·莫尔所谓的“你们的福音派兄弟会”，不过这还是令人费解： 博林一家似乎不像是常常会考虑自己灵魂的人。诺福克舅舅有神父来为他代劳。他讨厌各种思想，从来都不读书。乔治弟弟感兴趣的是女人、打猎、服装、珠宝以及网球。而托马斯·博林爵士，那位风度翩翩的外交家，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

他很想把发生的事情跟谁说一说。可是他无人可说，于是告诉了雷夫。“我看是您想象出来的，”雷夫表情严肃地说。乍一听说那颗心里的首字母的故事，他睁大了浅色的眼睛，不过丝毫都没有笑。他只是对求婚之事难以置信。“她肯定有别的意图。”

他耸了耸肩；很难看出是什么意图。“诺福克公爵会像恶狼似的扑向我们，”雷夫说，“他会冲过来，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他摇了摇头。

“但掐人呢，这是什么意图？”

“自我保护。很显然，”雷夫说。

“没准会引发问题。”

“现在谁也不会注意玛丽。”接着他又略带责备地说，“除了您之外。”

由于教皇的使节已经到达伦敦，安妮·博林的准王后宫只好解散。国王不想让事情搅在一起；坎佩吉奥红衣主教来到这里，是为了解决他对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的疑虑，他会强调，不管他对安妮小姐怀着怎样的感情，都完全是两码事。她被送往赫弗，她姐姐也陪同前往。有消息传回伦敦，说玛丽已经怀孕。雷夫说，“恕我冒昧，先生，您确定当时只是靠在墙上吗？”已故丈夫的家人说不可能是他的孩子，而国王也说与他无关。看到人们毫不迟疑地认为国王是在撒谎，真是可悲。安妮是怎么想的呢？在被送离宫廷的这段日子里，她会有时间消气的。“玛丽会被掐得全身青紫的，”雷夫说。

全城的人都跟他津津乐道，不知道他对此是否很有兴趣。这让他感到悲哀，感到怀疑，让他对博林家的人感到不解。对自己与玛丽之间的事情，他现在有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想起来他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他当时觉得受宠若惊，真的动了心，如果他答应了她，那么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再次当上父亲，可那个孩子却丝毫不像克伦威尔家的人，而是酷似都铎家族。作为一种计策，你还真得佩服。玛丽看上去也许像个玩偶，可她并不蠢。当她露出绿色的长袜沿着走廊跑来时，她还具有捕获猎物的敏锐的目光。对博林家的人而言，别人都是供他们利用的，用完了就弃置一边。别人的感受，或者声誉、姓氏都一文不值。

想到克伦威尔家也有姓氏，或者有需要保护的声誉，他不禁笑了。

事情虽然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却不了了之。也许是玛丽弄错了，还可能是有人蓄意编造；天知道，那家人是自作自受。也许她的确怀了孕，但孩子没保住。风波渐渐平息，没有定论。没有孩子。就像红衣主教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童话里所说的，自然本身很怪异，女人都是蛇，想出现就出现，想消失就消失。

凯瑟琳王后有个孩子就消失了。嫁给亨利的头一年里，她流产了，但医生们说，她怀的是双胞胎，红衣主教自己也记得在宫里看到她穿着宽松的衣裙，脸上泛着神秘的笑容。然后她闭门待产；过了一段时间，当她重新露面时，穿的是束腰的裙子，肚子平平的，没有孩子。

这肯定是都铎家族的特色。

没过多久，他听说安妮成了她姐姐的儿子亨利·凯里的监护人。他心里想，不知道她是打算毒死他，还是吃掉他。

1529年新年： 史蒂芬·加迪纳在罗马，代表国王向克雷芒教皇发出某种威胁；威胁的具体内容没有透漏给红衣主教。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克雷芒教皇也容易惊慌失措，所以，史蒂芬先生的一番添油加醋让他一病不起，也就不足为怪。人们说他可能活不长了，而红衣主教的人则在欧洲四处打探消息，清点人数，他们的钱袋开心地叮叮作响。如果沃尔西成了教皇，国王的问题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对可能升职之事，他偶尔也咕哝几句；红衣主教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它五月的花环，爱它婉转的鸟鸣。在噩梦中，他看到了那些身材粗短、杀人如麻的意大利人，看到了绞索如林，尸横遍野。“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托马斯。你可以站在我身边，如果那些红衣主教想行刺我，你就可以飞快出手。”

他想象着自己的主人身上插满匕首的情景，就像圣塞巴斯蒂安身上插满了箭一样。“教皇为什么一定得住在罗马呢？什么地方这样写着？”

红衣主教的脸上慢慢浮上了笑容。“把圣座搬回来。怎么就不行呢？”他喜欢大胆的计划。“不能把它搬到伦敦吧，我想？如果我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把教廷设在朗伯斯宫……不过老渥兰可真是能活，他总是碍我的事……”

“大人可以搬到您自己的教区呀。”

“约克太远了。你看，我能不能把教廷设在温彻斯特？那是我们英国的古都，而且离国王更近。”

那会成为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政体呀。国王与教皇——同时也是他的大法官——共进晚餐……国王是不是得给他递餐巾，得先招待他？

克雷芒身体康复的消息传来时，红衣主教没有说，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只是说，托马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得让使节法庭开庭了，再也不能耽搁了。他说，“去帮我把一个叫安东尼·博恩斯的人找来。”

他抱着双臂站在那儿，等待着进一步的明确指令。

“去怀特岛看看。把威廉·托马斯爵士也给我带来，我想你可以在卡马森找到他——他年纪大了，所以，交待你的人动作慢一点。”

“我雇的人没有动作慢的。”接着，他又点点头。“不过您的意思我明白。要保住证人的性命。”

关乎国王大事的庭审时间越来越近。国王准备表明，凯瑟琳王后在嫁给他时已经不是处女之身，因为她早已跟他哥哥亚瑟圆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正在召集侍候过他们的所有随从，不管是在他们于贝纳德城堡度过的新婚之夜，还是在宫廷于当年十一月迁往的温莎城堡，直至后来他们被派去受封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勒得洛。沃尔西说，“托马斯，亚瑟如果还活着，年纪就该跟你差不多。”那些随从，那些证人，在年龄上起码大了一代人。而且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准确地说，是二十八年。他们能记得那么清楚吗？

根本就不该走到这一步——不该这样有伤体面地公之于众。坎佩吉奥红衣主教恳求过凯瑟琳，请她遵从国王的意愿，承认自己的婚姻无效，然后去修道院隐居。当然可以，她和颜悦色地说，她愿意去当修女： 只要国王愿意去当僧侣。

与此同时，她还提出了使节法庭不应该审理这个案件的原因。首先，罗马方面尚未决定。其次，她说自己是个陌生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家；几十年来，她一直非常了解英国政策的各种变化，可她对此有意忽略。她说，法官们对她有偏见；她显然有理由这么认为。坎佩吉奥把自己的手按在胸口上，向她保证说，哪怕是有性命的危险，他也会做出公正的判断。凯瑟琳觉得他跟他的使节同行关系过于密切；在她看来，任何人只要是跟沃尔西相处过一定的时间，就不再有公正可言。

谁在为凯瑟琳当顾问呢？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你知道那家伙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吗？”红衣主教说，“他一身的皮包骨。我讨厌你那位瘦骨嶙峋的教士。这让我们其他的人显得很难看。显得……满身是肉。”

当国王和王后被传唤到贝克法亚斯的两位红衣主教面前时，沃尔西穿着质地上好的红色法袍，显出的正是一副满身是肉、颇有气派的样子。大家都以为凯瑟琳会派来一位代理人，可是她却亲自到场。全体主教都悉数出席。国王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便用饱满洪亮、发出回声的嗓音回答，那声音从他佩戴着珠宝的宽阔的胸脯里传出来。如果可能的话，他，克伦威尔，会建议偶尔插个手势，或者嘟哝几句，或者低个头承认法庭的权威。在他看来，多数的谦恭都是做作；但做作可以赢得人心。

大厅里挤满了人。他和雷夫远远地站在一边观看。后来，在王后陈述——有人发现少数人哭了——完毕，他们出了大厅，来到阳光下。雷夫说，“如果我们站得近一点的话，也许就能看到国王是否敢正视她的眼睛。”

“是呀。大家需要知道的其实就是这一点。”

“很抱歉要这么说，可是我相信凯瑟琳。”

“嘘。不要相信任何人。”

有什么东西挡住了阳光。是史蒂芬·加迪纳，阴沉着脸，紧蹙着眉，那副尊容并没有因为罗马之行而有任何改善。

“史蒂芬先生！”他说，“回家之旅怎么样？两手空空地回来，总是很郁闷的，对吧？我一直都为你感到难过。我想你已经尽力了，虽然没什么收获。”

加迪纳的脸阴沉得更厉害了。“如果本法庭不能满足国王的愿望，你的主人就会完蛋了。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为你感到难过了。”

“你才不会呢。”

“我才不会，”加迪纳承认道，接着往前走去。

王后没有再露面，避开了诉讼程序中令人难以启齿的那一段。她的律师替她进行了辩护；她曾经告诉过她的告解神父，在与亚瑟共度的夜晚，他从来没有动过她的身体，她已经允许神父将她的告解开封，将她的话公之于众。她已经向最高法庭——也就是上帝的法庭——倾诉；难道她会撒谎，让自己的灵魂下地狱吗？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都记忆犹新。亚瑟去世之后，她被介绍给未来的新郎——起码是老国王，或者是年轻的亨利王子——时，都是以处女的身份。他们原本可以找个医生来，给她检查一下。她也许会害怕，也许会哭泣；但是她会服从。也许时至今日，她反而宁愿当时曾经那样；宁愿他们找来了一位有着一双冰冷的手的陌生人。不过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求她证明自己所说的话；也许当时的人们没有这么不顾羞耻。教皇特许她嫁给亨利，对于她是/或者不是处女这两种情形，都能说得过去。文件的西班牙语文本与英语文本并不一样，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关注那些条条款款，研究那些白纸黑字，而不是在法庭上为一片薄膜和床单上的几点血迹而争执不休。

如果他是王后的顾问，哪怕她大吵大闹，他也会要她出庭。因为如果当着她的面，那些证人还会说出他们在她背后说的那些话吗？那些人老态龙钟，满头白发，人人都清楚地记着一肚子的往事，她会无颜面对他们；但是他会让她礼貌地问候他们，并且说过去了这么多年，她简直完全认不出他们；然后问他们是不是有了孙儿孙女，夏天的高温是不是可以缓解他们上了年纪后身体的酸痛？更加无地自容的会是他们： 在王后真诚目光的久久注视之下，他们难道不会犹豫，不会畏缩吗？

由于凯瑟琳不在，庭审便成了一场低级的娱乐活动。什鲁斯伯里伯爵出庭了，他曾经在博斯沃思与老国王交战过。他回忆起自己早年的新婚之夜，他当时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跟亚瑟王子一样；以前从来没有过女人，他说，但还是对他的新娘尽了丈夫的本分。在亚瑟的新婚之夜，他和牛津伯爵一起将王子送往凯瑟琳的房间。是的，多塞特侯爵说，我当时也在场；凯瑟琳躺在床上，盖着被单，王子上了床，睡到了她的身边。“谁也不愿发誓说陪着他们上了床，”雷夫小声说道，“不过我感到纳闷，他们怎么没有找到这种人。”

法庭必须以他们第二天早晨说的话作为证据。王子从婚房出来时，说自己很渴，要安东尼·威洛比爵士要了一杯麦芽酒。“我昨晚在西班牙，”他说。这是一个小孩子被叫醒之后所开的粗俗的玩笑；在这三十年里，那孩子只是一具尸体。那么年轻就死去，孤零零地走进黑暗，该有多么寂寞啊！在他位于伍斯特大教堂的墓穴里，莫里斯·圣约翰没有陪着他： 还有克罗默先生，威廉·伍德尔，以及所有听到他说“先生们，有妻子真是一件快活事儿”的人，都没有去陪他。

当他们听完这一切，然后来到外面时，他感到出奇的冷。他把一只手伸到脸上，摸了摸自己的颧骨。雷夫说，“如果新郎早晨出来时说，‘白天好，先生们。什么也没干！’，那肯定是一位可怜的新郎。他在吹牛，对吧？仅此而已。他们已经忘了十五岁是什么样子。”

就在开庭的同时，弗朗索瓦国王在意大利吃了一场败仗。克雷芒教皇准备跟皇帝——也就是凯瑟琳王后的外甥——签订新的条约。此刻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说道，“这一天真是不值。如果我们想让欧洲笑话我们，他们现在可有充分的理由了。”

他转头看看雷夫，很显然，他具体的难题就是，他无法想象任何人——哪怕是一位迫不及待的十五岁的孩子——希望与凯瑟琳亲热。那无异于跟一尊塑像交欢。当然，雷夫不曾听红衣主教说起王后以前是多么迷人。“哦，我保留自己的意见。法庭也会这样的。他们只能如此。”他说，“雷夫，你对这些事情了解得这么多。我都记不起自己十五岁的时候了。”

“是吗？您到达法国的时候，不就是十五岁左右吗？”

“没错，肯定是的。”沃尔西说过，“托马斯，亚瑟如果还活着，年纪就该跟你差不多。”他想起在多佛的一个女人，背靠着墙；想起她那纤小的、几乎一捏就碎的骨头，还有那张年轻而忧郁、苍白的面孔。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一阵迷惘；万一红衣主教的玩笑并非玩笑，万一地球上到处都有他的孩子，而他从来没有善待过他们呢？唯一可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 照顾好你的孩子。“雷夫，”他说，“你知道吗，我还没有立过遗嘱？我说过要立的，但一直没有动手。我想我该回家起草一份了。”

“为什么？”雷夫显得很不解，“为什么是现在呢？红衣主教会需要您的。”

“回家吧。”他握住雷夫的胳膊。在他的左侧，有一只手摸了摸他的手： 用没有了血肉的手指。有个鬼魂在一旁走着： 是亚瑟，坚定而苍白。他心里想，亨利国王，是你把他拉了出来；现在你再把他送回去吧。

1529年7月： 伦敦的托马斯·克伦威尔，绅士。身体健康，记忆健全。留予其子格利高里六百六十六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以及羽毛褥垫床，长枕，黄色土耳其绸缎被，弗兰德斯工艺组合床，雕花衣柜，碗橱，银器，镀银器物及十二枚银汤匙。还有农场的租契，由执行人代为保管，直至他完全成年，在他成年之日还将得到两百英镑价值的黄金。留予执行人的数目，用以照顾他的女儿安妮和他的小女儿格蕾丝以及支付两人的嫁妆。赠予他的外甥女爱丽丝·威利费德的嫁妆；礼服、外套和马甲赠予他的几个外甥；各种家常用品、部分银器以及执行人认为她应该拥有的其他东西留给茉茜。赠给他已故妻子的妹妹乔安及其丈夫约翰·威廉逊的遗产，还有给她的女儿小乔安的嫁妆。留给仆人的钱。四十英镑平均分给四十个穷人家的女儿，在她们出嫁时给予。二十英镑用于修路。十英镑用于给伦敦监狱里的贫困囚犯提供食物。

他的遗体葬于他去世时所在的教区，或者根据执行人的意见下葬。

剩余的遗产用于为他父母做弥撒。

他的灵魂交给上帝。他的书籍留给雷夫·赛德勒。

当夏天的病疫卷土重来时，他对茉茜和乔安说，我们是不是该把孩子们送走？

朝哪个方向送呢，乔安说： 不是为了反驳他，而是想知道答案。

茉茜说，有谁能跑得过它吗？她们自我安慰地认为，这种病既然去年要了那么多人的性命，今年就不会那么凶猛了；他觉得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他还觉得，她们似乎赋予了这种非人性的病疫以某种人性的——或者起码是兽性的——智力： 狼下山来到羊圈，但不是在人们带着狗等待着它的夜晚。除非她们认为病疫不仅仅具有兽性或人性——认为是上帝藏在幕后——是上帝在玩起了老把戏。当沃尔西听到从意大利传来的坏消息，说克雷芒已经与皇帝签订了新的条约时，不禁垂下了头，说，“我的主人真是变化无常。”他指的不是国王。

七月的最后一天，坎佩吉奥红衣主教宣布使节法庭休庭。他说，这简直是以他人痛苦为乐的罗马假日。有消息说，国王的老朋友萨福克公爵在沃尔西面前拍了桌子，并当面威胁了他。他们都知道再也不会开庭。他们都知道红衣主教失败了。

那天晚上，与沃尔西在一起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相信红衣主教将会倒台。如果他倒了，他想，我也就一起倒了。他的名声很糟糕。红衣主教的玩笑似乎已经被具体化： 仿佛他是从一条条血河中走来，身后留下的都是碎玻璃和火光，以及无数的孤儿寡母。人们说： 克伦威尔呀，那是个坏蛋。红衣主教不愿谈及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也不愿谈及使节法庭庭审的经过。他说，“听说汗热病又爆发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会死吗？我病过四次。在……大概是……我想是1518年……哦，你会感到好笑的，但事情就是那样——当我熬过来后，模样都跟费希尔主教差不多了。简直是骨瘦如柴。上帝挑中了我，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大人骨瘦如柴？”他说，想露出一丝笑容。“真希望您当时请人画了像。”

就在罗马假日开始之前，费希尔主教在法庭上说，没有任何力量——不管是人力还是神力——能够解除国王和王后的婚姻。如果他想给费希尔上一课的话，那就是教他不要信口说大话。他了解法律能够做些什么，其实跟费希尔所想的不一样。

在此之前，在今天之前的每一天，在今晚之前的每一个晚上，如果你对沃尔西说有些事情不可能，他都只会一笑置之。今天晚上，他说——当他终于能被引入这个话题时——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被打败了，我也被打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有没有传染病，我想我可能要死了。

“我得回家了，”他说，“但您能祝福我吗？”

他跪在他的面前。沃尔西抬起手，但接着，像是忘了要干什么似的，让手悬在半空。他说，“托马斯，我还没有准备好去见上帝。”

他微笑着抬起头。“可能上帝也没有准备好要见您。”

“希望我死的时候你能在我身边。”

“但那会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日子。”

他摇摇头。“如果你今天看到萨福克冲我发脾气的样子就知道了。他，还有诺福克，托马斯·博林，托马斯·达西大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刻，期待着我的庭审的失败，而且我听说他们在编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篇文章，他们在编出各种罪状，说我如何削减贵族的势力等等——他们在编一本书，书名叫——他们会用什么书名呢？——《二十年的欺辱》？他们在酝酿一场落井下石，像酿酒一般把他们想象出来的所受的轻慢全都扔进一口大缸里，还要说成是我亲口告诉他们的实话……”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饰有都铎玫瑰的图案。

“大人您的厨房里是不会有这种大缸的，”他说。他站起身，望着红衣主教，而看到的只是更多有待去做的事情。

茉茜说，“丽兹·维基斯如果还活着，肯定不想她的女儿们在乡下被送来送去。特别是安妮，就我所知，她见不到你就会哭的。”

“安妮？”他很惊讶。“安妮会哭？”

“你是怎么想的？”茉茜有些没好气地问，“以为你的孩子们不爱你吗？”

他交给她去决定。女儿们呆在家里。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茉茜在她们的房门外挂出了汗热病的标志。她说，怎么会成这样的呢？我们洗呀，刷呀，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我想整个伦敦城都找不出哪一家比我们家更干净。我们也祈祷了。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孩子像安妮那样祈祷。她祈祷的样子就像是准备上战场似的。

最先病倒的是安妮。茉茜和乔安大声呼唤她，摇晃着她，不让她睡着，因为她们说，一旦睡着就会死去。但疾病的力量比她们的更大，她躺在枕头上，精疲力竭，艰难地呼吸着，越来越深地陷入漆黑的寂静之中，只有她的手还在动，手指时而握紧，时而放松。他把那只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想让它安静下来，可它却像迫不及待地想要打仗的战士的手。

后来，她苏醒过来，要找她妈妈。她要那本写有她名字的练习本。黎明时分，烧退了，乔安如释重负地哭了起来，茉茜让她回去睡觉。安妮吃力地坐起身，清醒地望着他，笑了，叫了他一声。他们端来一盆放有玫瑰花瓣的水，帮她洗了脸；她试着伸出手指，把花瓣按进水中，于是每一片花瓣都变成了一艘运水的船，变成了一只杯子，一只芬芳的酒杯。

但太阳出来后，她又发烧起来。他不愿意那一幕重新来过，不愿意让她握拳、挥动、颤抖；他把她交到上帝的手中，请求上帝对他仁慈。他跟她说话，但她没有显出听见的迹象。他自己并不害怕传染。既然红衣主教能四次战胜病魔，我就肯定我没有危险，就算我死了，我也立好了遗嘱。他坐在一旁陪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胸口在起伏，看着她反抗但是失败。她死的时候他不在场——格蕾丝已经病了，他在送她上床。所以他正好离开了房间，当她们把他喊进来时，她严肃的小脸已经松弛下来，显得很安详。她看上去淡然而温和；她的手已经很沉，沉得他无法承受。

他走出房间；他说，“她已经开始学希腊语了。”当然，茉茜说： 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是得了你真传的女儿。她靠在他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她说，“她既聪明又乖巧，而且你知道，她有一种独特的美。”

他心里想的却是： 她在学希腊语： 也许现在已经学会了。

格蕾丝死在他的怀里；她没吃什么苦，走得跟出生时一样自然。他把她轻轻地放回到潮湿的床单上： 这个完美得令人无法置信的孩子，她的手指舒展着，像细嫩的白色树叶。我从来都不了解她，他心里想；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拥有她。想到某个平常的晚上，他的某种行为，他和丽兹不经思索地做过的某件事情，居然给了她生命，他一直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原来打算如果是男孩就叫亨利，是女孩就叫凯瑟琳，丽兹还说，这也是对你姐姐凯特表示敬意。但是一看到她躺在襁褓里，那么漂亮，那么十全十美，他就给她取了另一个名字，丽兹也表示同意。我们无法得到恩典。我们不配得到恩典。

他问神父，他的大女儿下葬时，能否带上那个练习本，练习本上写有她的名字： 安妮·克伦威尔。神父说，这种事情他闻所未闻。他太疲惫，太愤怒，因而懒得反驳。

他的女儿们现在置身于炼狱，那是一个烧着慢火、竖着尖冰的国度。在《福音书》里，哪儿提到过炼狱呢？

廷德尔说，要保持信心、希望和爱，甚至三者兼有；但三者中最重要的是爱。

托马斯·莫尔认为这是蓄意的错译。他坚持要用“仁慈”。翻译中出了一个错，他就会把你关起来。如果你的希腊语说得不一样，他会要了你的命。

他有一次想到，不知道死去的人是否需要翻译；也许在一瞬间，在离开人世的一刹那，他们已经了解了需要了解的一切。

廷德尔说，“爱永不止息。”

转眼到了十月。像往常一样，沃尔西主持国王枢密院的会议。但米迦勒节刚刚开始，就有人在法庭上提出了反对红衣主教的动议。这一起诉获得成功。他被控动用职权。尤其是被控在国王的领土上坚持领土外管辖权——也就是说，运用他作为教皇使节的权力。他们意在表明： 他是另一位国王。他简直是——一直都是——比国王还要威风。如果这是一种罪的话，他也就因此而有罪。

于是，这个王国的两大贵族，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现在大摇大摆地进了约克宫。萨福克的金色胡子又短又硬，看上去像一头寻找块菌的猪；他还记得，一个红脸膛的人让红衣主教大人病倒了。诺福克面有惧色，胡乱翻动着红衣主教的物品，显然以为会找到一些小蜡像，也许是他自己的蜡像，也许上面还会扎满长针。红衣主教是因为与魔鬼签了约才能成就非凡；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克伦威尔，送走了他们。可他们再次返回。他们返回时带来了进一步的、更高级别的授权令和更重要的签名，还带来了案卷司长。他们从红衣主教这里拿走了国玺。

诺福克转头看着他，朝他飞快地、探究似的一笑。他不明白这是何意。

“过来见我，”公爵说。

“为什么，大人？”

诺福克闭上了嘴巴。他从不解释。

“什么时候？”

“不用急，”诺福克说，“等你学会讲规矩之后再来。”

这一天是1529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