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竹林七贤”最初之得名，据说是由于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结伴“集于竹林之下”。而关于“竹林之游”的时间和地点，素来存在极大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七贤真正联袂作“竹林之游”从未存在过，不过是后人附会上的一种名士形象。而“竹林七贤”也是先有“七贤”，“竹林”则是后人刻意所加。陈寅恪先生就持此种观点，认为“竹林”是取自佛教名词“Velu”之译语，意为释迦牟尼说法处，在东晋中叶后才被加于“七贤”之上，也就是说，东晋时才有“竹林七贤”的称谓。

七贤“同游竹林”是否存在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东晋陶渊明在《群辅录》称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这也是传统史书中的记载。实际上，嘉平年间高平陵事变发生已久，阮籍、山涛等人均已经出仕司马氏，七贤作为一个名士群体而言，已经瓦解分裂。此时，执掌朝政大权的司马氏正为代魏自立做准备，大肆铲除异己，身为曹魏女婿又坚决不肯出仕的嵇康早就成为司马氏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如此险恶而微妙的政治环境下，七贤断然不可能再携手，来一次悠然自得、肆意酣畅的“竹林之游”，因而七贤“同游竹林”如果真的存在，也应该发生在高平陵事变之前。

七贤共同的“竹林之游”应当开始于王戎成年之时。根据他的生平记载，他大约十五岁时跟随父亲王浑出游，得与阮籍相识，随后即加入了嵇康、山涛等人玄谈的行列。照此推算，“竹林之游”开始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在王戎与阮籍相识后，而地点也并非在传统所认为的山阳，当在洛阳附近。由于不久即发生了高平陵事变，因而七贤结伴“同游竹林”即使真的存在过，时间也并不长久。因刘伶及阮籍诗文均有提及首阳山（邙山），本书选定首阳山竹林为七贤结伴游览之所。

“竹林七贤”本身就是一个深邃而有意味的话题。这七人个性迥异，人格有上有下，学术成就有高有低，然而他们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名士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这个著名的名士群体能够闪耀千古，成为一种文化的特征符号，自有其出类拔萃之处，但魏晋时代的黑暗背景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衬托作用。“竹林七贤”是精彩的，唯独只有存在于魏晋那样一个时代下，才能成为当时新鲜觉醒的人格精神的代表。他们的才华、思想，抑或痛苦、彷徨，都只能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放眼中国历史，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朝代，能够容纳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有着鲜明特点的人。“竹林七贤”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瞬间，正因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瞬间成了永恒。鉴于此点，本书在《引子》及《外一章》对魏晋的时代背景作了详细介绍，对故事及人物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两篇。

需要强调的是，《竹林七贤》没有采取一个主角贯穿全篇的写法，而是以魏晋交接之际为大背景，以故事作引线，记录描述了这一特殊时期的诸多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大致类似于一幅连环画。

魏晋士人多习惯以字相称，因人物众多，为避免混淆，本书作了简化处理，多称以名字，请喜爱原汁原味古风的读者谅解。

另外，本系列丛书是历史悬疑小说，历史是大前提，所以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背景及风貌。也请勿以现代人的观点来衡量历史人物，因为人具有社会性，始终不能超越于时代。

本书是一本历史之书，一本人物之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是一本心灵之书，一本求索之书。愿读者能够喜欢它，品味它。

《竹林七贤》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交子》《开元悬疑录》《江东二乔》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支持，从第一本《鱼玄机》到这一系列的即将终结，一路携手，同舟共济，如此长久的合作，也算是出版业较为罕见的例子。

吴蔚

2016年4月30日于北京